水营在战争中的表现，集中体现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前期。时间虽不长，但对战争全局的影响甚大。
自武汉建营之日起，即为太平军开创了水上优势的局面，保证了进军南京的战略方针胜利实现。敌人供认： “贼仗船多惊我，所向无前，乘风急驶，飘忽靡常，一日行数十里，处处使我猝不及防，所欲城池，不战即得……我无船只，不能追剿，是比年贼之蹂躏沿江，几无御之之法，皆船多为害也。”西征初期太平军利用清军在皖、赣、鄂、湘沿江省份缺乏强大水师的弱点，连占安庆、桐城、庐州、田家镇、汉口、汉阳、湘潭等战略要地，敌人惊呼： “千舸百艘，游奕往来， 长江千里，任其横行”，牢牢控制了长江江面的制水权。
太平军水上优势的形成，对全军在速度、声势和机动等方面产生了极大好处。速度是作战的要诀。 《孙子兵法》上所谓“兵贵胜，不贵久”，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就是强调速度问题。太平军因建立了水营，所以自武汉东下到兵临南京，千里之遥，只用了二十八天时间，创造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空前的进军速度。声势是战争中力量的表现。 “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就是指胜利者指挥军队作战，象决堤之水般冲向对方，显示出无限的声威。太平军利用船多人众的优势沿江作战，所向披靡，敌军望风奔溃，这和得益于声势是有极大关系的。机动就能审察形势，灵活自裕，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水军船队飘忽无常，使太平军在水网地带作战如虎添翼。敌人深为惧怕，千方百计企图攻破太平军水营。自武汉东下时，清朝政府个就有人提出“宜用火攻”；咸丰帝也多次勒令向荣“乘风纵火，烧毁贼船，或募水摸，凿沉贼船”；曾国藩自办团练之日起即化大力设厂造船，训练水师。在湘军水师末练成前，甚至不服从召命，拒不出战；及至军成出师，又把摧毁太平军水营作为重要战略目标。在湘军对太平军作战的初期，表现出水战为主、陆战为辅的特点，全力争夺水上优势。一八五七年，曾国藩丁父优时，还调称自己历年历办，“以水师为一大端”，足见反革命方面十分重视水军在沿江作战个所处的重要地位。水上优势对敌我双方战略全局上的得失是具有严重影响。
必须指出，太平军水上优势既非经激烈战斗、摧毁清军水上作战能力而形成，也非因训练水军、加强装备后巩固，而是在请军缺乏江防水师情况下，依靠征集大量民船后轻易取得。这就使太平军的水上优势具有明显的脆弱性。敌军缺船问题一旦解决，所募水勇稍加训练，即可对太平军水营造成威胁；太平军失船过多，无法补充，就可使水营逐步衰弱。如果主客两方面因素同时作用，太平军水上优势即将丧失。不幸，太平军水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失去其控制江面的能力。这在西征中表现最为典型。
一八五四年二月，湘军出师，与太平军甫经接触，即在湘阴西湖口对太平军水营小战获胜。紧接着，在一八五四年四月至一八五五年初。连续与太平军四次大战。结果，太平军累计损失船只不下万艘。大量战船被焚，无法得到补充，太平军水营逐渐衰弱、敌我双方的水上优势渐趋逆转，西征军处于被动、失利的紧张状态。
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原因，一是湘军的反革命凶狠性，二是太平军自身在战略战术上的弱点。
一八五山年四月底至五月初的湘潭靖港战役，是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第一个关键性战役。虽然曾国藩对这一战役的战略重点认识不足，错误地把攻击点选在进攻靖港上，但他的着眼处则是企图消灭太平军水营船队。为此，他亲统湘军水师五营，表现出极大的冒险性和疯狂性。同年七、八月间的岳州城陵玑战役，曾国藩认为太平军舟船“累万盈千，非舟师莫能制其死命”，决定以水师为主、陆营配合、水陆并进的作战方针。同年十月间的武汉战役，他又定三路并举之策，以罗泽南等陆营攻东岸花园太平军营地；魁玉、杨昌嗣等陆营攻两岸虾貘矶太平军大营；水师从大江中路冲击，三路中以水面一路为主力；同年底至五五年初田家镇战役时，曾因藩在陆营攻六半壁山后，即发起三路进攻，旨在摧毁田家镇太平军水上防御体系。曾国藩的这些作战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并非全部正确，也非每战必胜；但因为他能抓住决定战略全局的水军，认清水上优势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所以能在不利中争取有利，从失中求得。靖港之战，湘军水师大败，他察知水勇不可恃，立即重加整顿，个及三月蔚然成军；城陵矶一战，湘军水师损失惨重，他坚持从陆战中弥补水战损失。这些都表明曾国藩确是一个具有战略眼光，善于体察战争中得失关系的凶恶的反革命战略家。
对比之下，太平军西征战场上的领兵主帅就显得略逊一筹了。从战略欠考察，太平军没有把力争水上优势作为全局性问题考虑，未能将消灭湘军水师作为主要战役目标，以致在重创湘军水师后，不能利用战机、积极扩张战果，反而使敌获得喘息之机，重振水军．造成太平军大患；从战术上考察，太平军由于缺乏熟练指挥水陆联合作战的方面大将，作战中水陆协调、有机配合均呈呆滞刻板，甚至出现水陆脱节的现象，以致造成水战全胜而无补于挽回陆战失败；水战失利而导致全局皆输的局面。
湘潭靖港战役是太平军上述弱点暴露的开端。战役开始前，太平军水陆主力均集结靖港；湘潭虽行二千众艘船只，但多系小划、民船。这在布局上已经主次倒置，缺乏战略眼光。因为湘潭得失是关系西征太平军西路军争夺湖南，南下两广的战略全局。西路军主帅石样贞又不考虑湘潭、靖港间的协调作战，使战役一开始就形成互不关联各自为战的格局，将一个战役整体处理成两个截然分离的战斗。结果，水营虽在靖港大败曾国藩亲统的湘军水师土营，敌军一日内“战舰失去三分之一，炮械失去四分之一”．但战略要地湘潭却告失守。靖港水营大胜成了孤立于战役全局的不起决定作用的一着；而湘潭被敌攻占，则迫使西路军收缩兵力于湘、鄂交界之处，进军湖广的战略计划化为泡影。两相比较，得不偿失。当四月二十八日，靖港太平军大败湘军水师时，湘潭战斗正在进行，石样贞既未及时分军增援湘潭，又不乘胜追击曾国藩所统残师，坐失歼灭已严重削弱战斗力的湘军水师。战机丧失，贻误大局，更是有失无得了。
湘潭靖港之战在得失关系上的教训，太平军未能吸取。岳州城陵矶战役重蹈覆辙。这一战役大小十四次战斗(据曾国藩奏稿统计)，呈现出胜负交叉、错纵复杂的情况。从全局看，第一阶段岳州争夺战太平军水营胜少败多，但并未丧失战斗力。不料水营在小败之后，却撤出南津港，这就牵动岳州因无水面支援而无法坚守。七月二十五日，曾天养决定退出岳州，专守城陵矶。岳州一失，城陵矶成为无依托的孤城。战略上已处劣势。第二阶段城陵矶保卫战水营大胜，打死湘军水师诸汝航、夏銮和广东水师陈辉龙、沙慎邦；湘军水师二营被击溃，广东水师一营被全歼。曾国藩“伤心陨涕”，痛不欲生。但太平军陆营却胜少败多。八月十一日曾天养在战斗中牺牲。水营大胜元补于主帅阵亡所造成的损失，城陵矶随即失守。纵观这一战投的全过程，表面上水营得多失少，实际上所得胜利于全局无补；放弃南律港和退出岳州却是关碍全局的失着。苦留天养在第一阶段中不怕战船伤毁，全力和湘军水师抗争，坚守岳州不撤，那么整个战役必不致出现后来这样严重的局而。只要看太平军水营在第二阶段中大创湘军水师。即可知仍有作战潜力的，如调度得法，决心正确，在第一阶段未始不能打出好成绩来。可惜曾天养计不出此。他见水营一战而败，便轻率撤出岳州，企图利用城陵矶有利地形，设伏诱敌，聚而围歼。实际上，此举无疑投鼠忌器，束缚了太平军陆营的作战力，使自己陷于战略被动，不能不是失策。曾天养是太平军著名骁将，智勇双全，但在这一战役中，对水陆协同和水陆相依的关系考虑不用，以致造成失利败亡的惨痛结局。
一八五四年十月的武昌战役中．由于主帅措置不当，襄河内水营的四千艘船只竟未被投入战斗。及至武昌失陷，这些船只势成坐困。水手们虽奋力突围，但因不懂行船布阵之法，终于被敌全部焚毁。同年年底至翌年春，田家镇战役中，水营又蹈武昌战役之辙。当半壁山陆战时，秦日纲只顾将水营船只投入田镇江面防御，不发挥水面作战机动灵活的特长，以为只要江面设防牢固，田镇即可无虞。其实，半壁山是田镇的天然屏障。 屏障一失，田镇即无藩可恃；水营船只技兵不动，无疑舍长就短，这种战略措置明显缺乏全局眼光。结果．湘军攻占半壁山后，以三路水师猛攻田镇江防，太平军陆军无法援救。虽自“牛肝矶炮台以下直至吴王庙尽锐抗拒，千炮环短．于落如雨”，但未能阻遏敌水师攻击。水面防御体系即遭破坏，水营船队波段水师冲乱、焚毁，水殖大败，回家镇随之失守‘
以上四次水战表明，太平军无论在战略上、战术上对水陆联合作战均处幼稚阶段。主帅对战略全局胸无成竹：布置调度很不得法，对协同作战中水陆军间的相互依存、相互配合往往顾此失彼。得失间的考虑过于呆板，每战之后又不及时总结教训，造成了一误再误的被动态势。
此外，水营本身也暴露了不少弱点。一是作战素养太差。“水战诸法，茫然不解”。遇战全队皆出，一处失利则全队奔波。这与湘军水帅经过训练确有不同；二是水营士兵之间存在矛盾。水营士兵以两湖人为基干，后来各方面船户水手都有加入，成分复杂，地域不一，带来了不少矛盾。这与湘军来源比较单一，讲求乡土情谊、便于统一步调也有所不同。更严重的是太平军领导集团间的矛盾影响到军队内部的团结。一八五四年三月北殿承宣张子明在湘潭激变水营事件，实际上就是杨韦之间矛盾的一种反映，它发生在湘潭靖港战役前夕，对湘谭水营战斗力的影响是可以想象的，这些弱点和矛盾纵横交叉削弱了水营的战斗力。所以，当四次水战，失船万艘之后，太平军水上优势遭到了重大破坏，而反革命湘军也就得以吹嘘“水师名天下”了。
在太平军领导集团中，洞察水营利弊，力图挽回水上优势，比较注意水战特点的当是翼王石达开。他根据敌之所长在于水师的情况，采取整顿太平军水营的措施．大胆改变多用民船、不加训练的弊病。自一八五四年十一月起，在安微修造炮船，操习水战，以大小战船为基于，用民船、小划相配合，组成了一支有作战能力的水军。石达开又根据敌因胜而骄的状况，采取以逸待劳的战略，注意利用地形地物，讲究战术，终于在一八五五年二月湖口战役中，设计将湘军水师萧捷三所部三营锁入波阳湖内，肢解了湘军水师及其船队．挽回了西征军不利局面。湖口之战是太平军反败为胜具有战略意义的一次战役。战役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水战取得的；敌军之败，也败在水师受挫上。从每个战役局部来看，太平军自湘潭靖港战役起到田家镇战役止，连战皆效，完全是失着；湘军则连战连捷，处处惧得。这种得失关系，虽有陆战的功共，但关键在于水而不在于陆。从争夺天京上游的战略全局考虑，敌我双方的战略着眼处，理应紧抓水上优势。石达开正是从全局着眼，从加强水军作战能力入手，一战而挽回战役失利造成的颓势，争得全局皆活的良好效果，曾国藩在战投数胜后骄横自恃，湘军水师将领受忘乎所以，轻率盲动，终于一战而丧失战略主动权。湘军水师既遭肢解，东进南京的计划暂时已难实现，曾国藩只得率外江水师灰溜榴地退回九江。他瞻前顾后， “如坐针毡……不知回至上游，果尚足以御贼否？”这个反革命分子几乎已经丧失信心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指出过： “战争历史中有在连战皆捷之后吃了一个败仗以至全功尽弃的，有在吃了许多败仗之后打了一个胜仗因而开展新局面的。”太平军和湘军的湖口之战，是中国
近代军事史上。提供上述论断的一个极为典型的战例。它的得失关系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战斗所能计较的。
湖口之战后，太平军水营复振。紧接着又在九江击败曾园藩所统外江水师。曾国藩坐船被俘，逃至南昌，惊呼： “自九江以上—之隆平、武穴、田家镇直至蓟州，处处有贼船”。太平军挥师西进，攻占汉阳、武昌。湖北巡抚胡林翼退屯金口。敌人称；“当是时，长江汉河寇氛充斥．巡抚号令不出三十里。”太平军水上优势趋于顶峰。
但是，这一优势保持不久，因天京变乱和石达开负气出走而发生根本性逆转。东线，由于镇江、两浦相继被敌占领，天京自九茯州以下江面失去控制；西线，由于九江失陷，湘军陷入波阳湖的内江水师冲出湖口，与外江水师会合而湘军水师重振。太平军西战场缺乏纵观全局的方面军统帅，战事屡告失利；水营因失船过多而无法补充，渐趋衰竭。自一八五八年起，两军间的战斗，已从水战为主转变为陆战为主。太平军水营虽多次和湘军水师作战，但战斗力大不如的，几乎每战均以失利告终。敌人对水营己毫无恐惊之心。一八六O年，曾国藩多次向情廷奏称太平军军威在陆而不在水： “长江二千余里，上游安庆、芜湖等处有杨载福、彭玉磷之水师；下游扬州、镇江等处有吴全美、李德麟之水师，臣现又在长沙吴城等处添造师船，为明年驶走淮扬之用。是皖吴宫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金陵发逆之横行，亦在陆而不在水。”到一八六一年下半年，长江江面基本上己被湘军控制，西线太平军己到了“江面实鲜炮舶”的严重困境，水上优势丧失殆尽。
东战场上，李秀成所部虽领有水营，并曾多次在杭、嘉、湖地区水面进行战斗，但水军实力不强，只能起到保卫水道、与各地清军、团练小规模接触的有限作月。至于收编的“枪船”，几乎从归顺之日起就隐伏叛心，后来发展到企图阴谋叛乱的程度，被李秀成及时粉粹。在李秀成军中，还有英人呤俐组织、统带的一支小型船队，留在无锡等地和清军水师战斗，呤俐等人还在—八六三年参加过九伏洲保卫战。战争失利后，他负伤回到了上海，这支船队也随之解体。
上述太平军水营在战争中为消长变化，说明水军对战争全局的得失有着重要影响。当太平军保持强大的水上优势时，水军配合陆军，灵活机动，战场的态势呈现生气勃勃的状况；一旦水上优势逆转，陆营失去水军护持、配合，无力控制江面，陆战的胜利也就受到局限，全局的趋势呈现被动，消极的态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未能正确处理水陆依存的辨证关系，没有大力经营水军．无异自残一臂，在强敌面前吃了大亏。这不能不说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个惨病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