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在它整个过程中，上帝教始终是其主要的意识形态，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与失败都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深入研究这个过程对于我们理解太平天国以及相应文化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
上帝教教义源于西方基督教，它发端于洪秀全的一个异梦与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劝世良言》。洪秀全出生于广东花县，与绝大多数的中国读书人一样，从小就盼望着将来走登科入仕、光宗耀祖的道路。然而历年多次应考均名落孙山，这使他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由于不堪忍受一次次剧烈打击，他最终病倒，在梦魇中产生了许多奇异的幻觉：他梦中上到高天，见到了一位端坐宝位上的老人，交给他一柄宝剑，嘱他杀妖，并赐他一块象征帝王权力的玺印。旁有一位中年人他称为“长兄”，助他杀妖。病愈后他读到了《劝世良言》，突然产生了强烈感觉，与其梦境相比附。他认为梦中的老人原来就是上帝，而中年人则是天兄耶酥。由于当时“妖魔作怪，迷惑世人，”因此上帝赐他宝剑，命其诛妖，制造了自己上天受命，下凡诛妖救世的神话。这种说法得到了好友冯云山、堂弟洪仁玕等的热烈支持，上帝教由是创立，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开始走向了对外传教的道路。他们从广东起步，但却无人信服，洪、冯等人于是西行到了邻省的广西，历经艰辛，但却收获寥寥。洪秀全于是返回广东，冯云山却继续西行一直深入了广西大瑶山南端的紫荆山区。他在这里荜路蓝缕，惨淡经营，凭着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山区传教，终于发展起了两千多名信徒，建立了“上帝会”。在冯云山传教的过程中，他始终遥奉洪秀全为教主，并宣传他的异梦。于是当洪秀全在广东由于徘徊苦闷、生活无着而再次返回广西时，却意外惊喜地看到了冯云山工作的巨大成就，并众望所归地被拥戴成了上帝会的领袖。上帝教信徒日众，上帝会势力也不断壮大，并涌现出了一大批骨干分子如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太平天国革命进入了起义阶段。1851年1月，太平天国凭籍着上帝教顺利发动，终于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上帝教由拜上帝而走向了反清道路，与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清朝后期政治腐败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官府对民众掠夺压迫，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繁重的地租和各种无偿劳役，使得农民“暖不号寒，丰不啼饥，而可以卒岁者，十室之中无二三焉。”[1]各地“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2] 使得全国土地的百分之四十到八十集中于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的少数人手中，而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九十的多数人则没有土地。[3]官府穷凶极恶，民众求生不得，各种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吏役四出，昼夜追比，”时常“鞭朴满堂，血肉狼藉”，[4]使得人们一代复一代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衙门一点珠，民间一片血”。“六月新催租，十月新租急，两造谷穰穰，终岁无一粒。”[5]地主和高利贷者的贪欲如同无底之壑，农民“虽衣具尽而质田器，田器尽而卖黄犊，物用皆尽而鬻子女，亦必如其欲而后已，伤心惨目有如是耶！”[6]人们的痛苦生活造成了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各地起义风起云涌，有清一朝接连不断。就在这种情况下，上帝教宣传世上只有独一真神上帝耶和华，除此之外再无别神。这个上帝有着无限权能，面对这种“世道乖离，人心浇薄”的社会，他已经大发“义怒”，亲自赐给了洪秀全一块金玺和一把宝剑，派遣他下凡救世，“斩邪留正”，做太平天国的真命天子以扫除各种偶像，斩灭阎罗妖。现世人们的许多苦难正是各种妖魔作祟的结果，因此洪秀全等将各类鬼神，清朝官吏、兵将以及反对太平天国起义者皆呼为妖，认为只有杀尽妖魔，才能让人们无灾无难，建立起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新世界。社会的黑暗腐败，已将无数人们推到了死亡边缘，因而这些朴素的教义立时拨动了千百万处于困顿无望，始终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们的心弦，也激发了他们投身革命的热情。太平天国成功地把当时一股股反抗清政府腐朽统治的潮流聚集起来，从而掀起了冲天巨浪。
二
上帝教在太平天国的发动和它初期的胜利进军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首先，上帝教宣传独一真神，这在以往的中国是不曾有过的。中国是一个多神国家，各路神灵庞杂多端，适应于传统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各路神灵亦充满了功利和现实性品格，大多只为解决民生和实际困厄，保佑人们消灾免祸，治病祛邪，人丁兴旺，五谷丰登。由是天地、社稷、山川、日月、风雨、雷电等皆被人们目为神灵，加之祖先崇拜和宗法制度的影响，更使得神灵千奇百怪，互不相属，民间信仰更是如此。人们斗争时也常常各拜神灵，自以为是，互争短长且相互械斗，从而彼此难以合作，因此一般都组织散漫，难成气候。而上帝教天神的独一性和全能性却使得太平天国开始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在斗争中高度统一，共同树立反清大志，并以“取天下”为最终目标。而其宣传的上帝为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亦比以往的农民起义先进，因为它提出了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女，大家同“蒙天父生养”，“共成一家，兄弟姐妹，皆是同胞，”因此应该“有衣同衣，有食同食；凡有灾病，必要延医调治，提理汤药；若有孤子孤女以及年岁衰迈者，更宜小心看待，与其盥浴身体，洗换衣服，斯不失休戚与共、疴痒相关之意”，[7] 由此而充满了人情味，使得长期生活困顿无着中的人们感受到了极大温暖，从而使太平天国获得了广大贫苦人民的热烈支持。而此种观点在以后的对外交往中，又打破了传统一家一户的封闭性，同意中国对外开放，并欢迎与国外贸易交往，结束了长期闭关自守的局面，这里太平天国远远走在了清政府的前面。在上帝子女间应“衣食与共”观念的基础上，太平天国更发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推衍出人无私财，田产均耕的社会经济理想，表达了太平天国对农民现实土地要求的关切，这都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期斗争能够得到人民支持从而在短期内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同清政府作战的过程中，上帝教也使人们深信了其斗争的正义与合理性，并相信他们的最终胜利。在上帝教传播初期，东王杨秀清等便作过许多令人惊叹之事，连李秀成都钦服“不知天意如何化做此人”。[8] “天父”“天兄下凡”的事促使了人们更加坚信上帝权能的无所不至。因此在战斗中，每逢巨大艰难来临时，人们都相信他们“放胆诛妖”地与清政府进行生死博斗时，上帝会对他们时时“看顾”，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儿女。因而人们不怕艰难，勇往直前，正如干王洪仁玕所说，“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妖魔鬼。” [9] 正表明了上帝教初期在天国所具有的巨大凝聚人心的力量。
三
太平天国在起义初期成功地中国化了基督教，但这种中国化却恰如一把双刃剑，在取得成功的同时却又为它埋下了许多巨大隐患。
从总体来说，基督教从各方面都是世界上形态最完备、层次较高的宗教之一，但太平天国将它引到了中国，却并不关心它的深切含义，便立竿见影地加以运用，表明了国人注重实用的鲜明特点。可也正因为不求甚解，太平天国既没有注意到吸收别人之长为我所用，又将它迎合了中国传统中许多落后甚至腐朽的观念，从而制约了其发展的后劲；并在以后的对外关系中又给自己招致了许多麻烦。
与世界绝大多数的民族都有着强烈的宗教感相比，中国是一个宗教观念相对薄弱的国家，在中国盛行的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儒释道思想，它以“忠孝”为核心，注重纲常名教，礼义廉耻，要求人们安贫守分，忠君孝亲。但上帝教宣传独一真神“皇上帝”，并且将它推向全国，所到之处按照基督教观念反对一切偶像崇拜，反对人们祭拜祖宗，拆毁损坏寺观庙宇，焚烧儒家经史典籍，这种激烈的行为立时引起了上上下下人们的普遍反感，将许多人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更为严重的是，洪秀全一进天京便习惯性地又搬回了传统封建的皇权主义老套，不断树立自己权威，严分各级上下尊卑，有些甚至比封建皇权还走得更远。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更是以极大的热情营造自己的天上小家庭，发布天父天兄天王的诏书神话，结果使得人心更加冷淡，上帝教教义也几近瓦解。洪秀全等人并不了解，中国人对于宗教一般都是信而不虔，“临时抱佛脚”的，但是绝大多数西方人对于宗教却都有着极为虔诚的信仰。与马克思的说法不一样，很多西方人不认为生活应以物质为中心，而如他们上千年来所接受的宣传：生活应以耶酥为中心。因而当我们许多人认为西方仅是出于利益关系而进攻天平天国时，其实我们不能忽视宗教信仰在不同国家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含义。中国历史上对宗教从来都不曾认真过，它只是教化的一种工具，自古便依附于皇权并为皇权服务，也始终为皇权所支配。处理矛盾的主动权操于皇权之手，每当朝廷感到宗教过于膨胀或者庞杂，都会下令精简、限制，甚至使用暴力镇压。宗教对皇权从未构成过任何威胁，人们对此亦非常宽容，各种宗教和平共处，很少会发生争执，更未为此而发生过战争。而宗教在西方则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教会在西方举足轻重，人们把宗教认作真理，因而不能在这里游戏。历史上为了宗教西方杀人盈野、血流成河决不仅是一两次。而洪秀全等却对于基督教的观念过于随心所欲，按照中国式的方法随意理解，例如他们既尊奉上帝为唯一真神，但又中国式的称耶酥为天父长子，洪秀全是天父次子并下凡来做天下万国之独一真主。另外，上帝还有杨秀清、冯云山、石达开等一串儿子，甚至还有“天妈”“天嫂”的说法。洪还将自己儿子过继给耶酥，让他“兼祧两宗”。种种做法都严重地破坏了基督教义，几乎无异于亵渎神圣，从感情上自然会引起西方强烈不满甚至愤怒。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西方国家进攻太平天国是为了他们更多的在华利益，但宗教上的巨大分歧，使他们之间相互疏远，最终反目成仇、兵戈相见，这点也是我们不应该忽略的。
四
罗尔纲先生在《太平天国史》中指出，太平天国只是利用上帝教作为发动起义和反清斗争的工具，但是“如果把太平天国起义特别强调宗教方面，甚至论为宗教革命，那却是大错特错的”。[10] 言下之意，宗教在太平天国并不重要。但实际上，意识形态或宗教的作用在历史上远比今日人们所认识的要复杂的多。中国人信仰是多方面的，它既有宗教因素，又有哲学因素，同时统治者、学者与民间，其信仰既相联系，又相脱节，并不是简单一律的。整个中国是以儒释道文化为大背景，其中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但在强烈认同儒家文化的前提下，统治者更相信敬天法祖，君权神授，并时常举行规模盛大的祭拜天地与祭祖仪式，便有着极强的宗教色彩；而知识分子则往往更侧重哲学，他们常以儒道互补来安身立命，“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其重人事而略鬼神，也是中国一大特色；而对于最广大的民间来说，由于绝大部分处于生活底层，宗教则就是他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因为艰辛的生活惟有在宗教中才能寻得盼望。于是神神鬼鬼，盲目轻信的程度相当严重，加之又很少受到教育，所以民间信仰多神林立，庞杂多端，五花八门，人们各取所需，无论观音、孔子，关公、灶王，都十分相信。但这种信又都有着实用和功利色彩，属于“信而不虔”：为了祈求升官、发财、进学、生子、福运、免灾等等，太平天国的人们也不可能摆脱这些影响。因此以知识分子不信神或现代社会破除迷信来断定百余年前的太平天国同样不信神是错误的，宗教自始至终都是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洪秀全后期全部生活的中心。忽视了这点就不能全面地理解太平天国。并且由于人们的行为常常是受其思想观念和认识水平来决定的，因此上帝教之优缺点也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兴衰成败。
如前所述，上帝教源头来自于西方基督教，但它显然不是基督教，而是深深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它只是借用了基督教的某些教理和仪式，而在具体的内容方面，有许多却几乎与基督教南辕北辙。从基督教来讲，上帝教吸收了它“上帝”、耶和华、耶酥、独一真神、天堂、天国、反对崇拜偶像以及人人都是上帝的子女等概念，并对这些进行了发挥。在具体的内容上，洪秀全几乎完全根据自己的方式和需要对它进行了中国化的理解和改造，例如将基督教中看不见的天堂从天上搬到了地下；将西方无形的、纯灵的、思辩的上帝作了中国能够理解的有形的、具体的甚至娶妻生子的上帝，西方的上帝是纯灵的，人们不可能见到他，而洪秀全的上帝则有形有貌，他甚至还曾上过高天亲眼见过他；西方的上帝仁慈和关爱整个人类，讲究宽恕甚至要求“爱我们的敌人”，而上帝教的上帝则是一个威严的、好发义怒的、要求人们斩妖除魔的上帝。这种上帝观的差异明显表现着中西文化观的差异，尤其西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这种说法，对于长期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洪、杨等人，更是不能理解的奥义。所以虽然对西方的上帝有所比附，但他们毕竟是中国人的思维，根据传统的孝道与尊卑观念，对于父子竟然同一，耶酥与生他的天父同为上帝的观点，他们不但感到疑惑，甚至感到不可理喻，而作为一般的百姓则可能更是如此。因此在引进基督教时，他们便自然地对它进行了一些改造，这样既便于教徒、也便于自己能够理解。于是在上帝教中即有了上帝托梦、天父下凡、天妈天嫂以及洪秀全在天上还有个人小家庭等一系列中国人所熟悉的神话。这些与其说是基督教，不如说更像佛教和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但如果人们要把这一切都仅仅看作是太平天国领导人利用上帝而对人们实施的欺诈，恐怕便又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因为事实上，当洪秀全所作异梦得到公认并在实际中产生了强烈效应时，他就已经不能明确地区别现实与梦境了，杨秀清等人的情形也与此类似。用神鬼比附是民间再常见不过的思路，如果不是出于真实的相信，许多事情连他们自己也不能解释清楚。例如李秀成所说杨秀清原是一个烧炭工人，住在平隘山，起初“并不知机，”但“自拜上帝之后，件件可悉，” [11]确实令人惊奇不已；洪仁玕亦说“东王蒙上帝降托，能知过去未来，令人钦服之至。”“每有所言即应验。” [12] 这不但令外人惊讶，就他们自己来说，也未必不感到惊异。太平军兴，短短的两年内就由广西打到了南京，胜利的局势也出乎了他们自己的预料之外，于是“若非天父权能，何能克捷若此哉！”清楚地说明了他们确实感到了上帝的存在和对他们进行的庇佑。这种思想太平军上下皆有，否则就不能理解太平天国早期的巨大成功和他们为了胜利而勇往直前，面对困难百折不挠，视死如归是怎样的一回事了。因为确信上帝的存在以及赋予了他们神圣使命，所以他们才会认为自己的事业完全正当，上符天意，下合民心，由此也对胜利抱有十分坚定的信心。
然而，天京事变造成的自相残杀却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太平天国的上帝信仰。信仰往往源于人们的自觉信服，它必须建立于人们所认为的某种能够可信的基础之上，而天京事变则从根本上打碎了人们的这种美梦。因而事变后除洪秀全等更加虔诚地信仰上帝以希图他仍能保佑自己坐稳江山外，几乎绝少有人再对上帝教感兴趣，李秀成便从过去对上帝教的“一味虔信”而到后来变的十分冷淡，甚至很少再提宗教。这说明了上帝教早已失去了早期那种凝聚人心的力量。太平天国后期没有了宗教的维系便越来越成了一盘散沙，人们莫知所以，再也没有什么强有力的思想观念来维系人心，太平天国由此也只能最终走向崩溃。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的宗教在整个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决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自始至终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点应该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由于整个社会的认识水平和他们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上帝教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因此从根本上也使它始终只能局限在中国固有的传统和文化氛围之中，不可能对他们所反对的封建传统有任何突破，所以在现实中也就不能走出封建传统的怪圈，只得又折回了过去的老路，这正是太平天国的悲剧所在。因此在探讨这段历史时，深入思考其中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从而注重思想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建设，以免重蹈过去覆辙，应该对我们今天各方面工作都有着更大的意义。仅仅简单地以骂倒了之，甚至称其为邪教，而忘记了百余年前中国社会普遍无知的真实状况，以及人们在清政府统治下的痛苦挣扎，和忽视了人们为了生存及实现幸福而去艰苦斗争的正义性和合理性，这样的方法是决不可取的，也不会对我们分析现实问题有任何裨益。
注释：
[1] 章谦《备荒通论》，见《皇朝经世文编》卷39。
[2] 吴挺，《因时论十·田制》，见《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5，
[3] 王瑛：《天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见《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3卷。第1期。
[4] 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
[5] 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1，第4页。
[6] 陶煦：《重租论》。
[7]《天情道理书》，转引自王庆成《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8]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2页。
[9] 洪仁玕《资政新篇》，附录。
[10]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二卷，第663页。
[11]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2页。
[12]《洪仁玕自述》，见《太平天国》第二册，第8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