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乾隆中期起,经历了康乾盛世的清王朝开始出现衰微之势。太平天国起义前夕,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土地高度集中,全国40%到80%的土地集中到10%到30%的少数人手中,沉重的地租和赋税早已使农民不堪重负。人口的增长也加剧了危机。据清代学者洪亮吉计算,在生产力不高的情况下,人均需有4亩农田方能维持基本生活。据统计,18世纪中叶,全国人口1.8亿，人均土地4.25亩。至19世纪上半叶,因人口增加,人均田亩数仅为1.86亩,出现人口与田亩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直接导致米价腾贵的社会不安定现象,民生愈发艰难。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生产力发展停滞,动摇了清政府统治的物质基础。更为严重的是,清王朝政权日趋腐朽没落,吏治败坏,部队素质低下、军纪涣散。鸦片战争的失败,加剧了清王朝固有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加之道光末年天灾人祸不断,百姓无路可走,不得不铤而走险,全国各地反清起义风起云涌。据《东华录》记载,仅道光朝的最后10年,汉、壮、回、苗、瑶等各族人民起义就达110起。
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广西的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由于其境内多丘陵、山地,多岩溶地貌,土地贫瘠,经济落后。
清初,几经战火的广西地区人口锐减,到乾嘉时期,大量外省劳力入境垦荒,导致人口剧增。至太平天国起义前,广西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1亩,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广西水利长期失修,灾荒频发,地方政府却不予体恤,既无力救助,又不敢上报朝廷,造成饥民载道,饿殍遍野,幸存者往往沦为游民。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裁撤遣散的兵勇流入广西,以劫掠为生,盗风日炽。随着广东、福建客家人流入广西,19世纪初天地会也传入广西。
到19世纪中期,在广西形成三股较强的武装力量,分别是湖南、广西边境的雷再浩、李沅发军,西江流域的艇军，南宁、太平地区的张嘉祥、颜品瑶军。另一方面,由于广东、湖南、福建等外省居民涌入,与土著居民在经济、政治利益和风俗习惯上产生矛盾,常常因夺耕夺佃发生冲突,械斗不断。来、土豪族为了各自利益,利用并人为制造矛盾,官府又蓄意偏袒,致使来土之争愈演愈烈。
1848年至1852年间出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坐镇广东,对广西危机坐视不问，反将广东游民与天地会会众赶入广西。广西巡抚郑祖琛向其求援,徐广缙坐观成败,事事掣肘。广西提督闵正凤以儒将自居,不问军事,致使广西绿营怯弱畏葸,“一闻贼至,官避民逃。”由于地方贫瘠,缺钱少粮,无力雇募兵勇。为粉饰太平,郑祖琛又不敢据实向朝廷奏报,而仅靠本省财力、兵力根本无法对付天地会起义,只有敷衍放任,使得广西成为天地会和太平天国起义蓬勃发展的地域。
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家乡创立拜上帝教,并打掉村塾中的孔子牌位后,遭到家乡父老的反对和习惯势力的围攻,失去了村塾的教席,于是决定离开家乡,前往广西传教。
由于在贵县赐谷村的传教工作没有起色,洪秀全不久即回广东。留在广西的冯云山选择紫荆山区作为宣传拜上帝教的基地。这里群山环抱,道路崎岖,形势险要;耕地狭小,人烟稀少,村落孤闭,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农民终日劳作,文化落后,思想淳朴,迷信思想严重;地处武宣、平南、象州边界,统治力量相对薄弱。
冯云山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发展了3000教众,为太平天国起义培育了一批坚定的骨干力量。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终于在广西酝酿和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