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日常的礼拜日
午夜的礼拜在一天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时间，剩下的礼拜日时间太平军将士是如何度过的呢？英国海军中校吴士礼（Garnet Joseh Wolseley）在《1860年对华战争记事》中表达过疑惑：
我未能发现他们是如何守安息日的，因为他们毫不禁止进行任何类似公共礼拜的活动。他们中的一位热诚的拥戴者告诉我，我会在这一天的某个时刻听到鸣炮，那时全体居民都要跪下礼拜上帝。在那里度过的星期六这一天，我一直关注着这个信号，但并没有听到，也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有什么人做祈祷，虽然我整天都在城里漫游。
吴士礼的失望不无道理，与基督教相比，上帝教的礼拜日在集体祈祷、公众布道等方面是有缺失的。尽管如此，从留存下来的史料碎片中还是可以捕捉到一些礼拜日的日常痕迹。
太平军在礼拜日的特定时间点上配置了一些制度，如物资领取、礼拜钱、体恤、刑罚等。1856年4月5日，年仅12岁的江苏仪征人刘贵曾被掳入镇江总制沙意菁局中充任牌尾。后来刘回忆道：“阅七日名礼拜期，三更即起诵经，买辨（办）衙致米、盐、食品，嗣后以为常。”也就是说，每逢礼拜日，太平军士兵会去买办衙领取米、盐、食品等生活用品。
至于礼拜钱制度，太平天国规定，散卒每人一礼拜期给钱约五十文，头目百文，由头目开单至圣库领取。以上内容出自《贼情汇纂》，系编者张德坚根据三位逃难衿民和两名太平军俘虏得到的信息，这两名俘虏也都曾在天京总圣库当过差。
所谓“体恤制度”，是指太平天国印书《行军总要》中发布的“体惜号令”，其中规定在“扎定营盘之时，必须谕令拯危官员，将所有能人，每逢礼拜之期，务要查实伤愈者几名，伤未愈者几名，一一报明，令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并令医生格外小心医治。这一制度早在太平军起事初期就已实行，1851年8月15日，天王曾颁布诏旨：“据奏说多病伤，护持紧，兄弟姊妹一个不保齐，辱及天父天兄也。”正是出于这种带有家庭情结的上帝教信仰，太平军中才会有“体惜号令”的条规，其时间定在礼拜日无疑有助于强化礼拜日在上帝教信徒心目中的重要性。
上述围绕礼拜日所设计的制度，将礼拜日这一具有宗教内涵的时间融入到了太平军官兵的日常生活中，从而赋予了礼拜日以“礼拜”之外的意义。事实上，太平军无论军事、民事，甚至连刑罚也往往以礼拜期为尺度，“如枷示，必以礼拜为断，或过三次礼拜，五次礼拜，始行释放。”“凡传令讲道理，如有各官有无故不到者枷七个礼拜，责打一千，再犯斩首不留。”《贼情汇纂》有道：“贼中有喜庆事必礼拜，又以寻常礼拜日为喜庆事”。
礼拜日的制度化对一般太平军将士兼具约束和福利的双重意义，那么对于王一级的领袖又是怎样的呢？1860年8月8日，花兰芷牧师访问天京，在章王林绍章府中落脚。接待花兰芷牧师的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先生，此人与花兰芷无拘无束地谈论了许多基督教问题，给花兰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但是，这种印象很快就被章王府中不合基督教规范的礼拜仪式所抹去。8月10日，星期五，这天夜里，花牧师目睹了章王府的礼拜仪式。仪式于章王府中的一个大厅中进行，章王本人也亲自参加。仪式开始于众人的赞美诗吟诵，接着一名官员手捧一篇写好的祈祷文（即礼拜奏章）朗诵并焚化，最后众人再次唱歌，礼拜仪式到此结束，众人散去。章王在离开前问花兰芷是否明白刚才仪式的意义，花兰芷回答说这是自己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礼拜仪式，并表示西方人的礼拜仪式完全按照《圣经》的记载来实施，任何不符合《圣经》的做法都是错误的。章王显然明白花兰芷的话外音，于是对花牧师说，西方人的启示是一千八百年前的，而天王曾经升天见过天父，并带来了新的启示，因此太平天国采用了一种新的礼拜方式。花兰芷则表示，他只接受与《圣经》相符的启示，如若不然，则所谓新启示就不是真理。这次围绕午夜礼拜仪式的论辩，表明章王所代表的王一级高级首领对上帝教及其礼拜日具有高出普通太平军士兵的理解，而非仅仅将其作为一种圣俗结合的行为规范机械地予以执行。
天亮后，花兰芷随章王前往天王府，参加例行的礼拜日朝觐——这是除礼拜仪式之外，所有身在天京的各王及官员、将领必须额外参加的仪式活动。途中，他们与多个王侯的队伍相遇，仪仗、鼓乐、彩旗、护卫，相互陈杂，场面十分热闹。穿过上书“天堂路通”四个大字的天朝牌坊，跨过五龙桥，朝觐队伍来到天王府的大门——真神荣光门前。门上绘以双龙双凤，门扇糊以黄缎，饰以金瓯兽环，奢华无比。二门是真神圣天门，穿过二门就进入内廷了。在真神荣光门前，有引赞官传呼各官进府，但是只有王一级的高级首领才有资格穿过真神圣天门进入内廷，经过门后的殿前广场，抵近天王的金龙殿。正式的朝觐仪式通常安排在正午，之后的仪式程序大致如下：
首先面向天王宝座下跪，并向天兄祈祷；然后转过身来下跪，向天父祈祷；接着再一次面向天王宝座下跪，并向他祈祷；最后以站着唱赞美诗结束。殿外的庭院中摆有桌子，上面放着烤猪、一只山羊身子和其他一些食物。在天王宝座前，即介于王座和通向王座的通道尽头之间的中庭，有一个烧着火的石炉。仪式结束后，众人等了一些时候，但天王仍没有出来。他始终没有露面。
天王并未亲临朝觐仪式的现场，可见在他看来，这一活动的重要性远不及午夜的礼拜仪式。未能见到天王的花兰芷不无失望，但更令他失望的是上帝教，他在报告中这样写道：“此次前往南京，原想借此得到良好的印象，……可是回来时，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教义尽管是粗糙的错误的，我曾期望它总会包含一些基督教的原理，但很遗憾，我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基督教的原理在内，只是徒具基督教的虚名，并且加以滥用”。
通过花兰芷的案例可以看出，礼拜日是西方人观察上帝教时大多都会特别关注的宗教元素，也是他们一直以来评判上帝教与基督教关系的重要凭据。在《中国丛报》1851年7月的报道中有提到，当时在广东一带广泛流传着广西叛乱与外国人以及基督教有关的传言，其主要依据就是叛军“不敬拜任何中国本土的神灵”，并且“遵守第七天休息的做法”。十年后，慕维廉牧师（William Muirhead）在太平天国诸王的近距离接触中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不论在家里还是在战场上，宗教活动总是同样受到诸王的重视。他们每个人都要遵照规定，同他们周围最卑贱的平民百姓一起参加礼拜仪式，其中包括一日三餐的谢恩祷告和星期五晚上的齐声欢唱荣光赞歌。而此次欢唱赞歌正是他们的安息日的开始”。慕维廉说，太平天国的诸位王爷都断言自己是基督徒，并且当慕维廉指出基督教与上帝教在观点和实践上有差别时，诸王都会解释道：“我们信仰基督教比他们要早得多，还说他们的风俗习惯之所以如此，是根据各地情况的需要，至少要根据他们首领的命令的需要。”很显然，诸王的说辞脱胎于天王的“从古”策略，但慕维廉拒绝接受，而是认为这种因袭传统的方式阻碍了中国人“领悟基督教实质的机会”。于是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定下结论，太平天国所引进的不过是一种假冒的基督教，且流于极端肤浅。
很显然，礼拜日是太平天国向西方展示自己的重要窗口，但展示效果大多差强人意，继而给太平天国带来了巨大的外部压力。有趣的是，慕维廉也曾就礼拜仪式中的中国传统宗教元素向洪仁玕提出过质疑，而洪仁玕此次的答复较之前面对艾约瑟时显得更加直白一些：“这类仪式是为填补因打倒偶像崇拜而形成的空隙所必需的。……如果没有这些仪式，平民百姓将不知道敬拜些什么，或者如何敬拜。”由此可见，上帝教在应对中西之别时采用的是一种实用的、“从古”的本土化策略，在太平天国运动初期较为有效的消解了中西之间的异质感。
四、结语
以上本文分别从内涵、仪式和日常等方面考察了太平军的礼拜日。可以看到，上帝教的礼拜日形似基督教的主日礼拜，实则近乎犹太教的安息日，这让访问太平天国的西方传教士颇为困惑。但对太平天国来说，基督教也罢，犹太教也罢，并不妨碍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以及推进太平天国运动的展开。礼拜日仪式中的“亦耶亦道”，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这一点。无疑，礼拜日仪式源自基督教，但供桌上的物品、焚化奏章等显然受到民间道教的影响，符合普通民众传统的拜神习惯。这种灵活的礼拜日的运用，还体现在其他“日常”的礼拜日活动上。普通太平军士兵从礼拜日的“日常”中获得的大多是较低层次的宗教体验和行为规训，王一级的高级首领则较为深刻地理解了礼拜日及其背后的“从古”策略，并且毫不掩饰地向西方传教士展示这种本土化的观点和实践。礼拜日被赋予了特定的政治、社会意义，超越了单纯的宗教意涵，而成为一个惩恶劝善的特殊日子，兼具圣俗的符号。
礼拜日，是上帝教调和“从番”与“从古”的产物。从上帝教曾被广泛接受的历史事实来看，借助诉诸传统的调和策略，以及附加一些生活层面的实利，让太平军士兵和普通民众接受一种外来的信仰，履行一套陌生的仪式，也许并不困难。但是，无论“从古”，还是“从番”，都会带来一些难以厘清的问题，在“诸教并立、诸神并存”的中国宗教传统下，继承基督教一神论的上帝教无疑是中国社会中的异类，恰如曾国藩在著名的《讨粤匪檄》中指出的，太平天国所到之处，焚学宫、毁圣牌、“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另一方面，一如前文所述，洪秀全拒绝认同基督教的权威使得上帝教在西方传教士眼里成为“异端”，传教士对太平天国也由一开始寄予厚望转而变为失望。当太平天国运动处于上升之时，这种双重的“异端”身份似乎并未构成其席卷各地的障碍，而当太平天国运动式微之时，来自清方和列强的夹击最终导致太平天国走向末路。
本文原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