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研究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积累了众多影响至今的成果，也存在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与本文考察相关的上帝教即是其中之一。关于上帝教的性质，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其争论焦点是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以及中国传统宗教的关系。其实，历史上的上帝教同样饱受这一问题的困扰。早在初创阶段，上帝教即由于其所带有的基督教色彩被清方人士扣上了“从番”的污名。对此，洪秀全的应对策略是“从古”——宣称上帝信仰其实古已有之，中国只是在秦汉以后才差入了“鬼路”。洪通过重构历史，因循传统，来消解“从番”所带来的异质感，但是，这种混杂了中国传统宗教元素的 “特殊的基督教”并不为绝大多数西方人所首肯。
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对太平军礼拜日的梳理，审视上帝教在实践层面的意涵，并呈现太平天国基于实践逻辑所制定的“从古”策略在消解中西之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局限性。在太平天国的“十诫”——“十天条”中，每七日礼拜、颂赞上帝位列第四条，作为一个给定的时间，礼拜日被赋予了怎样的宗教性的和非宗教性的意涵？对太平军将士的信仰和行为具有怎样的约束力？以及在调和“从番”与“从古”两种倾向的过程中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何种影响？这些是本文考察的要点所在。
一、礼拜日，还是安息日
1860年6月太平军占领苏州后，吸引了众多传教士的来访。9月22日（星期六），洪秀全的启蒙老师罗孝全（I. J. Robert）在苏州谒见李秀成，事后罗孝全回忆道：“ 那天是太平军遵守的礼拜日，他们用的是犹太人的而不是基督徒的礼拜日，所以对安息会弟兄来说倒很合适。”罗孝全这段话说明太平军误读基督教，混淆了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区别，于是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传教士对上帝教及其礼拜日的看法。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初起之时，西方传教士就对这场运动背后的信仰十分关注，但他们大多缺少直接接触上帝教的机会，因而关于上帝教的知识基本局限于文本上。1859-1860年，随着太平军向沿海地区的推进，西方人与太平天国的接触密切起来，传教士们获得了更多了解上帝教的机会。但是从各种传教士的亲历见闻中可以发现，他们当中很多人都与罗孝全一样，将太平天国的礼拜日等同于犹太教的安息日。
以美国传教士花兰芷（J. L. Holmes）为例，他早在罗孝全之前的6月23日即已来到苏州，恰巧那天是星期六，花兰芷后来给布道杂志《委任》（Commission）的信中写道：“我们当夜留在城里，并在该城度过了第二天，这一天是安息日，也是他们的安息日。”两个月后的8月10日，花兰芷牧师有机会在天京章王府亲历了一场上帝教的礼拜仪式，他讲道：“礼拜是在他们安息日的起始时间，即星期五的午夜进行的”。可见，传教士将太平天国的礼拜日与犹太教的安息日等而视之乃是因为二者在时间上的一致。后来干王洪仁玕在与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说，太平天国守的是安息日，时间定在每周六。
事实上，根据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历法的研究，上帝教的礼拜日在理论上并非设在星期六，而是星期日。概言之，从太平天国的天历编制看，天历中的礼拜日在星宿上与夏历保持一致，且与阳历的星期日对应。但吊诡的是，天历在日常使用过程中却比夏历和阳历早了一天。这一结果不仅让西方人疑窦丛生，也让太平天国方面难堪。以洪仁玕的基督教素养，应当能够分辨其中的不同，但为了维护天王的权威与天历的圆满，他只能选择对既定事实的承认。需要补充的是，太平天国对礼拜日的诠释加深了西方人的误解，因为在《天条书》中，其关于“礼拜日”的解释是：“皇上帝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第七日完工，名安息日。故世人享皇上帝之福，每七日要格外虔敬礼拜，赞颂皇上帝之恩德。”这是一种典型的、旧约式的表述，表明上帝教的礼拜日在教义层面与犹太教的安息日是一致的，均指向上帝创世的神迹，而非基督教意义上的基督的复活。尽管如此，瑞典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仍然指出，“秀全似乎并不充分明白安息日之要义，只以其为上帝六日创造天地，七日休息，乃奉为礼拜及感谢上帝之日而已。”可见上帝教礼拜日仍与犹太教安息日存在一定差异。
综上，尽管上帝教裔出于基督教，但它对基督教的吸收极其有限。当太平天国将这种“有限的宗教信仰”转化为行动时，就会出现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使上帝教礼拜日在内涵与实践层面与西方的犹太教、基督教发生了歧义，并且由于时间上的重合使传教士产生了“礼拜日”即“安息日”的错觉。但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方面似乎对此并不在意，他们更关心上帝教信仰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如何通过礼拜日这一神圣的时间去规范太平军官兵的精神和生活。
二、作为仪式的礼拜日
上帝教的礼拜仪式在星期五午夜举行，而在当日昼间，各地方会以不同的方式宣示：次日为礼拜日，各宜敬虔。接下来，各个太平军馆署要着手为晚上的礼拜准备祭品。太平军在城市中，则打馆居住；于乡野间，则筑营垒以为据。但凡打馆、筑营之处，往往宽敞开阔。接下来，他们即根据实际条件布置天父堂（也称作天厅，礼拜堂等），以做礼拜用。三更交子时，馆署头目集合众人礼拜，一齐颂念赞美诗，其内容如下：“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醒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念完，众人下跪，由首领或掌书先生带头默念礼拜奏章。礼拜奏章通常由馆中先生事先拟好，奏章中列有馆中所有人之姓名。在太平天国的上帝教实践中，奏章是一种实用且便利的祈祷形式，“凡事必写表申天”。《天条书》收录了各种不同的奏章范本，举凡生日、满月、嫁娶、作灶、做屋、堆石、动土以及丧事等，皆可参照。现存的史料中，保存比较完整的有青浦守将张有才等所拟的奏章，其内容如下：
“信真道仝众小子一起跪在地下，祈祷天父上主皇上帝老亲爷爷，情因恭承天命，现下镇守青浦，今礼拜之期，小子张有才仝众兄弟等人，理宜虔俱香茶，敬奉天父上主皇上帝酹（酹即酬）谢天恩。恳求天父上主皇上帝祝福众小子，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一当拾，拾当百，百战百胜，杀进妖魔，早归一统，早安圣心，共乐太平之春，永享荣花（华）之福！父皇所有祈求，天父上主皇上帝保佑阁（各）队、阁（各）衙，【佑】个个平安，人人吉庆，扶持众小子有勇有谋，有胆有量，早将小丑扫尽，早日升平一统，扶助我真主江山永远万万年。又恳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个个心诚所愿！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 月 日 礼拜奏”
这篇奏章的主题是祈祷战争胜利，并兼顾了一些日常性的祈福，其中“恳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个个心诚所愿”句为各种奏章范本所通用的祈愿收尾句式。
奏章阅毕即焚化，一般礼拜仪式至此就结束了。但是，由于礼拜日的重要性，以及人群集聚的场合便利，太平军有时还会追加一些活动，如洗礼仪式、讲道理仪式等。那么，身处其中的太平军士兵是如何体验和实践礼拜仪式的呢？限于史料，且看两个因被掳而加入太平军的人的回忆。
一个是名叫周邦福的商人。1854年1月14日（星期六），四更鼓甫过，周邦福所在的庐州城被太平军攻破。次日正午，周邦福及四个伙计被一队太平军掳走。太平军头领名为陈享荣，广西人，官居“翼殿右参护听使”。定更时分，一名太平军士兵向周邦福等人讲解基本的上帝教教义和太平军的作息制度，重点为如何礼拜敬天父。一周后的1月20日（星期五），周邦福迎来了他在太平军中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礼拜日。入夜，馆中照例委派一名牌尾烧敬茶，以备礼拜时用。本来该日预定由周邦福的蒯姓伙计烧茶，但二更过一刻，馆中士兵寻蒯某而不得，原来蒯某业已逃走。不过这个小插曲并未影响礼拜仪式的进行。三更交子一过，馆主陈享荣命人将油灯点上，厅堂外鸣钲数十下，馆中所有人齐到前厅参加礼拜。厅堂正中桌案上摆着三盅茶，一对灯，以及其他供品。陈享荣等首领端坐厅头，众人则分立两旁，一齐诵念赞美诗。念毕，则众人跪下，默诵“悔罪奏章”。之后众人即起身各散，礼拜结束。
周邦福在太平军中时日甚短，在求得陈享荣的同意后，周于27日返回家中，他关于礼拜日的记述止于外在印象。相比之下，《避寇日记》作者沈梓提到的一名同窗高老春的回忆则有较深的内涵。高于1861年1月18日被太平军俘虏，从此在太平军中生活了八个月左右。10月5日，侥幸脱身的高老春为躲避乱兵避居沈梓家，在沈家，高讲述了礼拜日情形：“ 每月朔、望则烧香烛，合馆子长毛跪念一赞，则曰敬天父。其赞云：‘赞美上帝为天圣父，圣父耶稣为救世人主。人主神圣，封为神灵，神灵三位，为合一真人。真道岂异。世道相同，能救神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接主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息太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无灾罪孽。人主悔感，天子万年。’……念赞后，其先生念一奏章，众长毛跪听，其奏章云:‘小子□□共同众小子一同跪在地，恳求天父上王主皇上帝老亲爷爷，周扶大众小子，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害。今世平安，时时看过，洪荒吾主，时时看过，永不准妖魔逆□。时时看过，永不准妖魔侵害。托救世主天兄天嫂天兵天将，受济攻难。再求天父上主主皇上帝在天圣旨诚行，在地如在天焉。俯遵所求，心诚所验，大吉大昌。’”以上，高老春主要讲述了赞美诗和礼拜奏章，除此之外，他还向沈梓提到赞美诗的一处实用功用，原来，太平军的防敌口令——如见可疑之人，则以口令对质查验，是从赞美诗中抽取的。
综上可见，上帝教的礼拜仪式隐含着不同的信仰元素，具体而言，是西来的基督教与本土的道教元素。
1860年8月11日的《北华捷报》曾刊载了一篇艾约瑟的文字，是他在苏州期间与洪仁玕的谈话纪录。在所提出的第六个问题中，艾约瑟向洪仁玕询问了礼拜仪式中何以使用肉、茶等物作为祭品？这是所有目睹太平军礼拜仪式的传教士的疑惑，因为使用祭品供奉上帝是不合基督教的仪轨的，是对《圣经》的背叛，对基督教真理的误解。洪仁玕对此搪塞道，他和天王知晓这种作法是无用的，之所以仍旧保留不改，乃是“为了适应那些刚刚脱离异教的人的粗鄙观念”。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上帝教的绝对影响无可置疑，《贼情汇纂》中的记载上帝教礼拜仪式不用香烛，即基督教做法。在整个礼拜仪式中，最具基督教特色的是赞美诗。罗孝全曾致信《北华捷报》的编辑，声称太平天国的荣耀颂和赞美诗是1847年洪秀全在广州从他那里学来的。需要补充的是，罗孝全以及美国南部浸信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的其他牧师们所使用的中文赞美诗都是叔未士牧师（J. L.Shuck）翻译的《三一颂》，兹节录一段如下：“赞美真神是圣父爷/赞美耶稣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是圣灵/赞美三位是一圣神”。对比上文所引上帝教赞美诗不难看出，上帝教赞美诗的前四句与浸信会的《三一颂》相似，因此不止罗孝全，赫威尔（J. B. Hartwell）、戴作士（Charles Taylor）等传教士也注意到这一点。不同的是，戴作士牧师并没有像罗孝全那样表现出忧虑，反而认为在这个异教的国度能听到念诵赞美诗的声音，殊为不易。
礼拜仪式的最后环节是焚化奏章，很显然，这源于道教科仪与民间祭祀仪式。在上文所提到的谈话中，艾约瑟也曾向洪仁玕求证过这种做法的含义，洪仁玕的答复是：焚化奏章之举与使用祭品的行为在含义上是相同的，但就他个人而言，他并不赞成这样做，以后也会予以废止。为此，洪仁玕还专门写了一篇新的祈祷文，收录于《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洪宝制》，要求信徒人手一份，诵后无需焚化。杨笃信（Griffith John）、艾约瑟等看到这篇祈祷文后称赞有加，干王也热情地希望他们能够为太平天国再写几篇简单的祈祷文，并承诺自己会积极地将这些祈祷文散发给众人。但是根据前文所引用的张有才礼拜奏章可知，洪仁玕的努力并未收到成效，因而两年过后，礼拜奏章的形式依然如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