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协理朝政
林绍璋封王不久，一位英国海军的下级军官呤利(A．F．Lindley)到了南京，在忠王李秀成的王府里见到了他，呤利对林绍璋的印象是：
章王是内政长官，他和干王均未执掌兵权，虽然他们经常前往战场，在各占领区布置行政事务。章王在太平天国中是被认为学识渊博、才艺见长的人，因此被封为章王的称号。他的谦逊无伪，彬彬有礼，造诣精深，都使他为众人所亲。
至于林绍璋的仪表，呤利的印象是：“章王年约三十五岁左右，中等身材，貌带审慎，几乎是沉思的神色”。[13]这样的人品与风华，无疑是一位辅佐朝政的理想人物。
但是，林绍璋奉命回京协理朝政之际，正是太平天国的内政外交形势十分严峻之时。“天京内讧”以后，人心动荡，元气大伤。敌人乘机反扑。太平军丧师失地，各路战局险象环生。因此，受命在朝中办事的林绍璋和洪仁玕等，每逢军情危急之际，也还得率军亲赴前线作战。1861年(咸丰十一年)春，曾国藩率湘军直逼安庆。4月，安庆被围，天京上游备受威胁。洪秀全命林绍璋率军西上增援，与驻扎桐城、庐江的各路友军配合，声援屯军安庆集贤关的英王陈玉成军，共解安庆之围。结果一再为敌人所败。林绍璋以“军事无定，粮草罄尽，官兵惶恐，欲移营鱼塘岗”就食，待机击贼，玉成闻讯，焦急万分，于5月13日致书林绍璋提出质询说：
殿下身居王位，如何酌议军机，反复无定?将官不能用命，且而殿下之兵，一战未开，即行自退，如误大事，是殿下一人所误也。兄与殿下同为王爵，谊切同胞，闻有移营之举，岂不着急?即殿下欲移营于鱼塘岗，亦该先行文前来与兄酌议再移，为何轻举妄动，自惑军心?[14]
林绍璋自4月奉命率军从天京援救安庆，历时半年，无论是独自引军出击，还是联军作战，多遭败北，劳而无功。9月安庆陷敌之后，即奉召回天京复命了。
1862年(同治元年)，湘军曾国荃、彭玉麟率水陆军围攻天京，5月30日，曾国荃军进踞离城不及四里的雨花台，天京形势万分危急。天王命忠王李秀成救天京，10月中旬，李秀成率十三王统军十万自苏州回师天京，与敌人在城外激战40余日，仍无法打破敌人的围困。12月1日，林绍璋奉命与对王洪春元、纳王郜永宽等率师从天京下关渡江，至九、洑洲择险设伏，待机以断敌军的后路。8日，从九洑洲突出浦口，进攻敌江南提督李世忠的大营，经八日激战，斩敌副将汪德喜、总兵程自有和知县胡学诗等多人。而后由洪春元等率师西进，连克安徽含山、巢县、和州等地，林绍璋则率师回守天京。
1863年(同治二年)，由于天京外围战事吃紧，林绍璋又多次离开天京，率军转战在各个战场上。先是，3月下旬，他与怀王周春元联军自皖南宁国经句容攻镇江，拟北渡长江以牵制围攻天京之敌。清广西提督冯子材部拼死抗拒，北渡长江计划无法实现。4月下旬，林绍璋、周春元与侍王李世贤合军，从宁国向镇江的西南挺进；另由护王陈坤书率军从常州进攻镇江东南，战又不利。7月初，林绍璋和李世贤、陈坤书联军与清军战于江阴；10月，战于无锡，皆为敌人所阻，无法取胜。12月下旬至次年1月，林绍璋率军出常州，与陈坤书联军围攻奔牛镇，却先胜后败，颇有损失。[15]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林绍璋参与天京破围战，备极辛劳，由于整个战局逆转，是以胜少败多，个中责任，实非林绍璋所能担负了。
至于朝政运转，亦极不正常。“天京内讧”以后，革命队伍内部互相猜忌，国家大权独揽于洪秀全及其兄长洪仁发、洪仁达手中，外臣除善于阿谀奉迎的蒙得恩外，皆不被重用。林绍璋受封章王以后，虽与洪仁玕、蒙得恩同理朝政，但有关国家的军政大事，实际的决策与指导执行者主要是干王洪仁玕、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举凡对朝内、军中或向四民、敌人发布公告，林绍璋除在极少数文告以“九门御林忠敬陛卫军章王”的名义，和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蒙得恩、李世贤、杨辅清共同署名外，许多重要文告都没有他的名字。[16]由此观之，林绍璋受命“协理朝政”，只是一个忠实的奉命执行者，而不是重要的决策者。
频繁的军事征战和在政治上的不受重用，使“学识渊博，才艺见长”的林绍璋无缘在“协理朝政”中发挥他的才华。这是他的不幸，也是太平天国的损失。
四、办理外交
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林绍璋虽说建树不多，但在外交方面，他却有比较突出的表现。
太平天国起义于鸦片战争以后，怎样和外国人打交道成了起义者面临的问题。当时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外国人，主要是传教士和政府官员。因此宗教信仰和中外之间的利益关系，就成了最敏感、最突出的外交课题。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发动起义。当太平军打到南京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时候，这支打着“上帝”旗号的新兴势力，引起了许多欧美传教士的兴趣，他们幻想通过这些“叛乱的基督教徒”，使中国“大开海禁以便传教及通商”。[17]为此，欧美各国的传教士纷纷渡海东来，访问太平天国占领的苏州和南京等地，拜访太平天国的官员，希望实现他们的要求。林绍璋就接待过这样的来访者，并且同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争辩。
1860年8月8日(咸丰十年六月二十二日)，美国南方浸信会的何默斯牧师(J．L．Hohmes)偕同赫威尔牧师(J．B．Hartwell)以及柯罗福(Crawfrol)一行三人到天京访问，拜会了林绍璋，受到了真诚的欢迎。不久，林绍璋还邀请何默斯住进章王府。在相互讨论基督教教义和仪式的时候，林绍璋表示，因为得到福音书的时间较晚，所以对它的“知识必然是有限的，不完善的”。但他要“外国兄弟”相信：“我们会逐步改进，决心扫除偶像崇拜，让福音书传扬于天下”。何默斯对此并无异议，但他认为：天王的教理和“圣经”的真道有矛盾，太平天国应该“遵照圣经的规定做礼拜”。面对这种要求，林绍璋直截了当地给以答复，他说：拜上帝教对“圣经”的某些规定虽有不同，难以被你们所理解。但是，“这样修改仍然是适当的”，不应只有一种模式，“正如中国人的衣服和西洋人不一样，我们是从一旁扣纽子的”。[18]当然，无论是欧美的基督教，还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都是一种宗教。但是，在太平天国的领导者看来，只有把外来的宗教进行某些改造，才能更加适合中国人的观感，易于被中国的群众所理解和接受。这种独立的宗教观，实际是对外国传教士“宗教同化”论的抵制。
通过两次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势力深入长江各地，为了尽快把和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付诸实施，英、美侵略者的军政官员不断访问天京，幻想得到太平天国的认可。当时，洪仁玕因为实行改革，触犯了权贵宠臣的既得利益，横遭排斥和责难。1862年，又因受到美国传教士罗孝全(L.l.Roberts)的造谣中伤，被洪秀全免去处理外交事务的权力，交由林绍璋负责。
先是，1861年初，英、法等国的船舰终于开进长江，经过天京并欲在天京登陆。为此，赞王蒙得恩和林绍璋于3月1日联合照会英国水师提督何伯(Hope)，指出：如英人欲在天京登岸进入城内，应由天海关派人引导，不许为所欲为。同一天，英国仙岛号(Centaur)舰长雅龄(Aplin)也奉何伯之命，照会太平天国，提出：英国已经取得清政府的许可，在长江通商，他奉命率舰停泊南京行使职权。英国商船通过南京，太平军应予承认，不加干涉。英国舰只悬挂英国旗帜，遵守太平军法令。凡英船在南京停泊，均通知太平天国当局。英人登岸进城，必先取得许可，并通知太平天国关务监督。太平军进攻九江、汉口、镇江时，勿侵及英人生命财产；停泊在各该处之英国船只，除保护英人外，对太平军之行动不加干涉。英人在岸上犯法，送交英方处理，华人在英国船上犯法，交还中国处理，等等。提交照会时，雅龄和英国参赞巴夏礼(H．M．Parkes)进入天京，由林绍璋直接和他们谈判，结果，对上述的各项要求，太平天国都同意了。[19]这种承诺，当然是不妥的，因为它实际是承认了英国享有内地通商、领事裁判和英国兵船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河等特权。
同年冬，因为太平军攻占宁波，而且以前答应不向上海周围百里进兵的协议即将期满，何伯又命令停泊在天京江面的兵舰狐狸号(Reynard)舰长宾汉(H．M．Bingham)于12月27日照会太平天国，提出四项新的要求：
(1)本年英人在太平军占领区内多次被劫，必须迅速给以满意的赔偿；
(2)凡悬挂英国旗帜的英国船只，准予上下行驶长江，免受检查及其它骚扰；
(3)太平军不开近上海与吴淞100里内的协议，应切实遵守；
(4)汉口、九江周围100里内，太平军亦不得进入；英国领事署所在之银岛(金山)，太平军亦不得扰及。
这次交涉，距前次谈判刚好十个月。事实使林绍璋等逐步认识到，对于侵略者的要求必须严肃对待。经过五天的蹉商，林绍璋和幼赞王蒙时雍、顺王李春发会衔，于1862年元旦(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给宾汉发出了复文，首先指出：今年春季的商谈，太平天国本“优遇宗教同源国”之主旨，对英国“以礼相待，推诚相见”。本此原则，彼此自当各守天教，权衡双方缓急，而不可损人以利己，以示友好之诚意。继而指出：宾汉照会所提四项要求，断难照准，理由是：
关于赔偿问题，来照所谓英人的货银于本年五、六、七三个月内在宿侯(Soo-heu)、浏湖(Leu-Hoo)等处被劫走，查该两地远离天京一千数百里，且事过半年之久，实属无凭可据，无理索赔。倘天国亦如此向英国提出要求，英国又将何以对待?
关于英船悬挂英国旗帜即可“自由航行江上，不受检查及任何骚扰”问题。依照天海关规定，凡“各地商民甚或剃发商人”，贩运食盐及其它货物，只要照章缴税，即可放行无阻。如英国雇用中国木船悬挂英旗，即可自由航行，则“深恐满妖混充贵国商船以逞其毒计”，且因免税而影响我朝兵士之供应。如此要求，“显系只图己利而不问他人之祸福，既非敦睦之道，亦非信实之言”。
关于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吴淞100里内之诺言，复照提出：天兵责在诛妖，为上帝光复全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我国不能仅以英国商务为念，而不攻取该地。”何况太平军不进入上海附近之诺言，仅限于本年(按：指1861年)。
关于太平军不进入九江、汉口两处100里之内，并勿侵扰英国领事驻地之金山问题，复照认为：英人“伪托友好，暗助满妖”，钳制太平军恢复中国之伟业。故此种提议，“实属谬误”。
这次交涉，林绍璋等虽然仍旧摆脱不了同拜上帝，理应优遇“宗教同源”国家的老观念，对外国船舰进入长江，外国商船必须照章纳税等问题，没有妥善得到解决。但是，对于外国许多无理的侵略要求，他们是坚决抵制的，而且明确宣布：如果英国坚持所请，一意孤行，则“我全国官兵，上自诸王，下至兵士，势必愤怒，不准此类协定继续施行”。[20]
总之，林绍璋调回天京辅政的几年间，在军事、内政、外交方面他都直接参与，而且有得有失，综而观之，他是文事胜于武功。
[13](英)呤利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九章，中华书局，1962年。
[14]《英王陈玉成望章王林绍璋仍照前议下旬移营书》，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
[15]参看《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16]如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发布的《劝谕清朝官兵弃暗投明檄》(见《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其它文告则极少见到林绍璋列名。
[17]这是英国牧师米赫斯(W．H．Medhurst)的话，引自《英国政府蓝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Ⅵ)。
[18]《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章。
[19]参看《太平天国史事日志》。
[20]参看《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十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