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老辣的曾国藩正是利用李秀成在被俘后产生的心理变化，抓住其性格中的弱点，使事态沿着自己的思路发展。
曾国藩将民人缚送李秀成吹嘘成湘军“生缚名王归夜半”，颇为洋洋自得。1864年7月26日，他在安庆上奏清廷说，“李秀成、洪仁达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28日下午，曾国藩赶到南京，几小时后便亲自审讯李秀成。曾国藩毕竟老谋深算，他并没有像曾国荃那样对李秀成动刑，而是展开攻心战，但随即便萌生将李秀成就地处决的念头。在次日写给其子曾纪泽的信中，曾国藩相告：“伪忠王曾亲讯一次，拟即在此杀之。”当然，他也清楚有一件事不可忽视，所以在同一天的日记里又特意写上“取伪忠王详供”这一条附记。
曾国藩的攻心策略果然奏效，李秀成自愿书写供词。李秀成是从7月30日开始动笔的。他在供词中写有这样一段话：“今自愿所呈此书，实见中堂之恩情厚义，中承［丞］（指曾国荃，引者按）恩容，佩服良谋，我深足愿。所作之书供，定由列位师爷手过，恐有违犯字样，是烦劳清心改除可也。”文中的“师爷”指奉命会鞫李秀成的曾国藩随从庞际云、李鸿裔等人。从李秀成说曾国藩“有仁爱”“有德化之心”等语判断，曾国藩肯定对李秀成表露过安抚之意。至于曾国藩究竟对李秀成有过什么暗示或许诺，令李秀成感到前者对他有“恩情厚义”，现已无从知晓。以李秀成的阅历，他绝不可能天真到对曾国藩深信不疑的地步，但他显然对后者抱有幻想。他在供词中自叹“一身［生］屈错，未遇明良”，这可能掺杂着他当时的一些真实心态。他虽然不是怕死之辈，但因为哀莫大于心死，对太平天国已彻底感到绝望，对曾国藩抱有幻想，所以难免会流露出一些反常、复杂的心态和意识，萌发一丝求生的念头。至于李秀成求生的动机究竟是什么，这只有他本人清楚。更确切地说，或许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李秀成明知自己活下去的希望极为渺茫，同时，他并不知道曾国藩在看了他的供词后会作出何种反应。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对未来有什么具体打算。他之所以流露出求生的欲望，更多是抱着一种侥幸心理，带有浓厚的听天由命的色彩。
李秀成是在一种恍若隔世百感交集的状态下，被困在囚笼中，在死亡威胁下，冒着酷暑，以大约每天六七千字的进度写下这份供词的。这与在正常状态下的写作有着天壤之别。当写到三万七八千字时，李秀成用完了纸，写坏了笔，便提出再给一本纸簿和一支好笔，同时表示“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宽限，我亦赶写”。可见李秀成尽管心存侥幸，但已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忠王在供词中有“我今临终之候”一语；在写出“收齐章程”后，又自云“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既抱定必死的信念，同时又对曾国藩表示感戴，这真切地折射出忠王当时反常、复杂的心态。尽管他对昔日不共戴天之敌的谀颂之词多少有些言不由衷，所提的“招齐章程”多少带有保全旧部性命和避免生灵涂炭的意图，但就具体事实而论，这的确是李秀成晚节的一个污点。
可怜李秀成终究还是被曾国藩算计了。8月3日晚，曾国藩对赵烈文表示，打算不等朝廷降旨，便将李秀成从速“正法”。赵烈文回答说：“生擒已十余日，众目共睹，且经中堂录供，当无人复疑。而此贼甚狡，不宜使入都。”两人不谋而合。
8月6日夜，曾国藩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与李秀成照面。据赵烈文讲，李秀成“有乞恩之意”，曾国藩“答以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
第二天，即8月7日，仍在赶写供词的李秀成写下了“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昨夜深惠厚情”等语。结果墨迹未干，曾国藩就派李鸿裔向李秀成摊牌，表示“国法难逭，不能开脱”，并于当天傍晚将李秀成处死。
清廷吩咐将李秀成押解来京的谕旨是8月1日发出的。而曾国藩却先斩后奏，捏称部将萧孚泗“生擒”李秀成后，乡民为了替他报仇，竟将亲兵王三清捉杀，投尸水中；又说李秀成被关进囚笼后，松王陈德凤被押到营中，一见李秀成便长跪请安。曾国藩表示：“臣闻此二端，恶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即决计就地正法。”他还辩解说，上谕被驿站误投到安庆，耽搁4日之久，等转到南京时，李秀成已被处死。
曾国藩之所以擅杀李秀成，与他心存忧虑有很大关系。他早就认为李秀成“狡诈百端”，对他在供词中奉承自己的话并不当真。曾国藩心里清楚，一旦献俘到京城，他们兄弟二人欺瞒朝廷的一些事情，诸如李秀成被俘和曾国荃洗劫天京中饱私囊的真相，统统都会曝光，难免会落个欺君之罪。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他都不能留下李秀成这个活口。
于是，尽管早就动了杀气，但曾国藩仍然不露声色，抓住李秀成在绝望中的复杂心理，如愿以偿地获取了其供状。事后，他又玩起文字游戏，凡是吹捧自己的话一字不删，对自己不利的段落则加以删改甚至撕毁。在曾国藩看来，能让李秀成这样的敌手如此心悦诚服地归顺自己，这是足以夸耀于世的资本。曾国藩既欺骗了李秀成，又蒙骗了朝廷，更折腾苦了后世的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做得很不地道，却将自己粉饰成正人君子。不过，他也许没有料到，事情的真相在百年后依旧会大白于天下。这正应验了那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就在一手将李秀成送上黄泉路的时候，曾国藩仍然惺惺作态。他下令将李秀成斩首，其首级传示各省，尸身则用棺材装殓掩埋。但在次日写给清廷的奏折中，他却说已将李秀成就地“凌迟处死”。
同在8月8日，定下心来的曾国荃从城外大营入城，择定房屋，饮酒作乐。次日下午，清廷赏赐曾氏兄弟的消息已经传到南京。11日，谕旨正式颁到：曾国藩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加太子太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荃封一等威毅伯，加太子少保，赏双眼花翎。曾国藩顿时乐不可支。赵烈文打趣说：“此后当称中堂，抑称侯爷？”曾国藩笑曰：“君勿称猴子可矣。”自从与太平军开战以来，曾国藩曾经屡遭惨败，先后在靖港投水自尽，在九江险被生擒，在祁门预写遗嘱以防不测。但他还是笑到了最后。
三
从对洪秀全、对太平天国一片愚忠，发展到被俘后在绝望心理的驱策下，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有所不忠，李秀成在生命尽头表现的起伏十分令人感喟。忠王不“忠”的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太平天国后期人心离散，士气低落，气数已尽，纵然有再多天才的将领和忠勇的士卒，也无法使太平天国摆脱败亡的厄运。
在后期兵败被俘的太平天国重要首领中，英王陈玉成、干王洪仁玕视死如归是一种模式，翼王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是另一种模式，但他们都死得十分壮烈，令人肃然起敬。而忠王李秀成的模式显然有悖于传统的“忠心不贰”“气节”观念和今人心中的英雄情结。正因为学者们围绕李秀成“变节”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既是一种政治评判，同时又掺杂着一种道德评判，遂使这场争论大有永无了期之势，使原本扑朔迷离的史实变得更加复杂。在我看来，将李秀成设想成完美无缺的英雄或寡廉鲜耻的叛徒都不免过于简单化。李秀成被俘后所产生的心理变化是合乎逻辑的，本来不难理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值得同情。这就是有血有肉、真实的李秀成，而不是我们刻意美化或丑化的李秀成。李秀成在供词中能够认真检讨太平天国覆灭的原因，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反思，这何尝不需要几分勇气、冷静和思想呢？李秀成对太平天国败亡原因所作的分析，诸如“我主无谋”“自惹而亡”、湘军“将相用命”等等，虽然字面有些刺眼，但总体上仍比较中肯和深刻。至于认为中国日后“要防鬼（指洋人，引者按）反为先”，确乎是过人之见。尽管他写了一些有辱气节的话，给他的晚节留下了污点，但他并没有一味地向曾国藩卑躬屈膝，并且最终慷慨赴死。就此而论，李秀成仍然不失为一个有污点的英雄。
当然，我们讨论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是站在太平天国的角度来评判的。时下全盘否定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声音有增无减，或许有人会质疑道：难道李秀成只有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愚忠到底才算是没有污点吗？这就牵涉到如何评价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问题，已不在本文论述之列了。
本文节选自《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夏春涛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文章转载自“ 叙拉古之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