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忠王李秀成被俘后，在囚笼中写下数万字供词。围绕其供词中的内容，学术界在1949年后就李秀成伪降还是变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甚至一度从单纯的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并且至今未有定论，成为太平天国史研究中最大的一桩悬案。笔者几年前曾就此问题写过一篇短文，但由于受到篇幅限制，未能展开论述。兹不揣浅陋，再度就此略陈管见。
李秀成是广西藤县大黎乡人，家境贫寒，儿时随舅父读过3年书，10岁开始种山帮工，以烧炭为业。1851年9月，西王萧朝贵率部路过大黎，时年29岁的李秀成应征入伍，随后参加了攻打永安的战斗，隶属石达开部。在此后的戎马生涯中，李秀成因战功显赫而不断升迁，从士兵直至跻身统帅层，37岁时被封为忠王，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一员威震四方的名将，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英王陈玉成。
1864年初春，湘军正式合围天京，封锁了所有粮道，并在城外开挖多处隧道，试图穴地攻城。李秀成指挥太平军以构筑月城和横挖暗壕的方法相拒，战况异常惨烈。6月1日，洪秀全病逝，终年51岁。7月19日午后，湘军攻破天京。李秀成火速赶到天朝宫殿护驾。他改骑一匹劣马，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于当夜率千余名将士打扮成清军，借着夜色的掩护，护卫幼天王从太平门缺口处突围。李秀成舍死领头冲锋，在冲到城外后与大队人马走散。天明时分，人困马乏的忠王潜抵城郊方山一破庙中暂避，结果因随身所带财物而暴露身份，于23日被两个乡民缚送清营。
为了泄恨，曾国荃随即下令对李秀成施以酷刑，用刀锥割其臀股，一时血流如注。李秀成“殊不动”，泰然自若。3天后，清军制成一个大木笼，将李秀成囚禁其中。8月7日傍晚，李秀成被曾国藩处死，时年42岁。在临刑前，李秀成毫无戚容，谈笑自若，并写有10句绝命词，“叙其尽忠之意”。
李秀成从被俘到被杀，前后仅有16天。在此期间，他曾历时9天，在囚笼中亲笔写下数万字供词，虽然文理欠通，但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亡始末。与在此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的是，李秀成在供词中明显流露出乞降求抚之意。他对曾国藩和清王朝大加谀颂，谓“久悉中堂（指曾国藩，引者按）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瑶”，“久知中堂有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表示“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莫及”，自叹“一身［生］屈错，未遇明良”；并将天京沦陷喻作“我主无谋，清朝有福”，认为“曾家亦有厚福，而辅清朝得此城而威扬天下，实中堂之谋，九帅（指曾国荃，引者按）之才谋算，将相用命而成全功也”；声称“今天国已亡，实大清皇上之福德，万幸之至”云云。他还提出“收齐章程”，自愿以“罪将”之身，出面代为招降太平军余部，从而“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酎旧日有罪愚民”，“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
李秀成此举的动机和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一历史之谜引起史家的极大关注。以此为焦点，围绕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根据其供词来评价李秀成，首先必然会涉及这份文献的真伪问题。当年曾国藩在处死李秀成后，随即与幕僚赵烈文对忠王亲供反复审核、删改甚至部分撕毁，并加以分段。不久，曾国藩以“各处索阅逆供者多”为由，将处理过的忠王亲供在安庆刊刻，印成《李秀成供》一册，分送军机处备查和各地方大吏阅读，计27818字，即世传“九如堂本”。至于李秀成亲供手迹，曾国藩却讳莫如深，一直秘不示人，从而留下许多悬念。
1944年，广西通志馆秘书吕集义在湘乡曾国藩故宅获见这一秘本，便据九如堂本与之对勘，补抄被曾国藩删除的5 600余字（仍脱漏大约2 880字），并摄影16页。罗尔纲从1931年起开始注释李秀成供词，此时便改以吕氏补抄本和照片四帧作为底本作注。1951年，罗氏《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一书由开明书店出版，很快一版再版，轰动一时。1956年，年子敏、束世澄撰文提出质疑，认为从内容来考察，李秀成不应向曾国藩乞降；笔迹上经法医鉴定，《自传原稿》与《李秀成谕李昭寿书》的笔迹相异，据此断言李秀成“自述”系曾国藩伪造，并非出自李秀成亲笔。学术界就此展开了争论。罗尔纲根据“书家八法”理论，将上述两件文书中的笔迹逐一拆开来比较，阐明了笔迹鉴定的有效性与限制性，判定这两件手迹表面相异但实际相同，进而断言李秀成“自述”确系真迹。1957年，根据吕集义当年拍摄的所有原稿照片，罗尔纲再次调整版本，由中华书局推出《笺证》一书的增订本。1962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将秘藏的李秀成笔供原稿交台北世界书局影印出版，题签《李秀成亲供手迹》。《手迹》的篇幅比当年的安庆刻本多出9 000余字，并且清晰地保留着曾国藩等人用朱笔、墨笔进行删改的痕迹。《手迹》的公布进一步印证了罗尔纲的结论，同时也宣告世传的20余种忠王供词版本从此作废。罗尔纲便第三次调整底本，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一书。此时，仍有学者对李秀成供词手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推断台北影印出版的手稿并不是李秀成的真迹，而是曾国藩在删改忠王真迹后找人誊录的抄件。罗先生从其笔迹、内容等方面详作考证，指出这份文献虽不完整，有被曾国藩撕毁、删改和伪饰的地方，但确系出自李秀成手笔。这一结论最终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近20年来，随着太平天国史研究日趋冷落，有关李秀成评价问题的讨论逐渐归于沉寂，但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看法并没有取得一致。那么，究竟应当如何评价李秀成被俘后的“变节”问题呢？
（文章转载自“ 叙拉古之惑”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