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纪即军队纪律。确切地说，它是军队为保障自身安全和战斗力发挥、实现各项军事使命及维护所有正常事务进行，而制定的要求其成员必须遵守的规定。太平天国开辟北方战场前，已公布实施若干纪律，如起义爆发之初，洪秀全颁行的五大纪律；永安建制期间，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军纪内容，制定了《太平条规》；以后又公布过涉及军纪的天主诏旨等。除此之外，还有作为拜上帝会基本教义和守则的《十款天条》。太平天国是军政教合一的政权，对其军民而言，教义教规既是信仰，也是法律，又是军纪。所以，《十款天条》理所当然地成为太平天国所有人员最高权威的戒律。
上述正规的文字化军纪，构成太平天国北方战场的纪律依据，正如陈思伯在《复生录》中提到的“贼书有赞美词、十大天条、太平条规、诏书、暨军令二十条约。”太平军的军纪内容可主要分为：军队的宗教纪律、军事纪律（包括行军纪律、扎营纪律、部队生活纪律、作战纪律等）和群众纪律。本文拟就太平天国在北方战场的宗教军纪做些评述，不当之处，敬请大家指正。
一
以拜上帝教武装起来的农民军存在着独特的行为方式和虔诚的宗教理念。表现出极强的排它性，这是太平军于以往其它农民起义军相比更突出的一个特征。
北伐军出征后严格遵守了各项宗教纪律，无论在北方战场遇到多么艰难困苦的条件、吸纳了多少非拜上帝教农民入伍，它都始终坚守信仰和坚持传播教义并进行各项宗教仪式活动。
凡参加太平军的群众无论原来信奉何种神道，都必须改以“独崇上帝”，不得再“拜邪神”。这说明北伐的目的不仅在军事上要战胜清军，政治上驱逐胡虏，在宗教上则要摧毁一切庙宇与僧道，以真上帝代之。太平军北上沿途见庙宇既烧，见神像既毁。在河南巩县，“南大寺、石窟寺、神堤大王庙概遭毁烧。”在河北任县，“城关庙宇俱毁于火。”据主帅之一李开芳说：“至沿路遇庙就拆，亦是遵洪秀泉（全）的军令。”北伐期间，太平军坚持了讲道理的程式，贯彻执行了全军学习天条的军规。同长江流域作战的军队一样，“凡兄弟惧要熟读赞美天条，如过三个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后改为“不能诵者听之”。目前研究发现，太平军不仅将颁行的宗教书籍和有关教育的文本携带到了北方，还配备了专门人员从事宗教的学习和宣传工作。据《沈兆澐等奏报祥符县知县何怀珍奋勇杀敌片》载，“在所擒之贼黄荣身上搜获……伪三字经一本，伪书二本。”在河南收缴的太平天国“伪三字经,均用癸好年字戳。”1955年3月，在山西临汾县北刘村农民李登恋家，发现太平天国北伐军路经山西平阳府时,刻印的《幼学诗》封面刻板。以上确凿证据可以说明太平天国北方战场存在军队进行宗教学习和宣传的事实。
而且太平天国还将宗教军纪教育渗透到部队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饭前的祈祷和诵念。刘大参军后对北伐军的宗教活动的广泛性感触颇深，被俘后在供词里交待，“每日吃饭时教我念习经语。”夜间巡逻口令有时也指定成“赞美上帝，或曰魂得升天。”诵经祈祷贯穿终日主要活动，“贼人每日念经三次，早晚二遍，上灯时烧茶一遍，或十人，或廿人，一齐念，念完跪在席棚内，叩头后即各归营去。”违犯了宗教军纪，轻者责打，重者处死。北伐太平军在军事斗争中，也严格坚持进行宗教仪式活动。每逢作战，总要先祈祷，后出兵。金有在《口述》中说，“临阵时他们上供烧符”。这些都体现了要求作战前举行跪求天父看顾的仪式，通过宗教仪式将心理暗示固定为一种军事斗争手段。太平天国将“恪守天令”、“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作为军纪之首，从北伐战略制定到每仗出战无不贯穿浓厚的宗教色彩。“初贼之北犯也，就善卜者占之，”甚至“凡贼将发地雷，必先用猪羊祭之”，后期危难时刻，更是离不开宗教迷信。“贼在城内每日扶乩卜凶吉。”
二
军纪主要是起保障和规范的作用，但各类军纪的作用侧重不同。当时宗教纪律不仅在于保障太平军约束信仰、规范道德的目的，及其增强将士的宗教热情和对上帝的虔诚，还在于它产生的神秘性和神圣感能为部队纪律增添严肃性和威慑力。所以，宗教军纪是保证太平天国整个军纪的重要思想基础。然而，象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宗教军纪的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独崇上帝，不拜邪神”和沿路遇庙就拆的军规如果执行越坚决彻底，北方群众接受太平军的可能性就越小，原因在于军规内容与北方民间宗教信仰及风俗习惯的对立。其次，要求所有成员接受拜上帝教的理念，致使北方新兵在感情上增加了离心力，体现拜上帝教外在形象的服饰等与北方大部分士兵的观念意识也存在一定的对立。对宗教理念的不理解还生成出抵触心理，从而使宗教军纪的真正本皆在实践中难以达到预期目的，或者是大打折扣。
再次，宗教军纪中形式主义的规定，如“每日念经三次”、和临阵前的祈祷等，有时会构成误战机的因素。如在怀庆攻城战中由于太平军在引爆攻城的地雷前，由于总要“祭之”，请上帝看顾，“故城中闻炮声，早已预为备之。”众所周知，每仗的胜败其实并不取决于是否祈祷。那么，一但战败了，宗教的神圣性便不攻自破，原有的对天父虔诚和信赖感将伴随着一次次的失败而日益消磨殆尽。神秘性一但被打破，怀疑、失望的情绪就接踵而至。军事实践证明“天父看顾”的宗教荒诞神话最终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有一典型实例作了证明，在连镇被围困时期，“冬月，忽有中营笨拙火〔伙〕夫李姓，素不识字，自言耶稣附体，令其保护林逆出围。林逆深信，为之设军师府，供给甚丰。初言机宜、无不奇中。并另选数百人，听其指挥，每日教演'龙门'等阵法，似亦可观。常立高台，宣林逆跪听讲解道理，林逆莫不惟命是听。月余后，末见立功，反几次损兵不少，林逆恨其僭妄相欺，将正副军师一并斩讫。”
总之，宗教军纪的作用弊大于利，消积作用超过了积极作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太平天国军纪教育与拜上帝教发生密切联系后，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受利，但也使它始终带有“非人性”的蒙昧落后的成分。并且随着条件的变化，由此而产生的弊端越往后越显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