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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田起义研究》第七期:太平天国的青少年培养

时间: 2019-12-24   来源:《金田起义研究》   作者:骆凤仪
  • 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发生于清朝后期规模巨大的农民运动,不仅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而且在宗教、文化、教育等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在这期间涌现了许多如英王陈玉成(1837-1862)、首王范汝增(1840-1867)、中二殿下李荣发(1846- 不详)等的英雄少年们,他们都是从儿童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在军中锻炼出来。那么探讨太平天国的青少年培养就很有意义了。

    本文所议的太平天国青少年,是指太平天国的未成年人。谢炳《金陵癸甲纪事略》说 :凡男子十六岁至五十岁为之牌面,余为牌尾。太平天国将未成人及老人称为“牌尾”,称成年及青壮年为牌面。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分田办法中规定“凡男妇, 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受田多瑜十五岁以下一半。如十六岁以尚分尚尚田一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尚尚田五分 ;又如十六岁以尚分下下田三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下下田一亩五分。”也就是说,在太平天国, 年满 16 岁为成年人,不满 16 岁的则是未成年人,即本文所探讨的对象。

    一、宗教宣传

    太平天国以宗教立国,太平天国的青少年培训是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进行的。政教合一,政治上表现为宗教机构牢牢控制着国家机构,教主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宗教教条就是国家法律。拜上帝教教义就是太平天国青少年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

    (一)宗教宣传的形式

    太平天国不分男女老幼,都要接受宗教教育,其仪式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有明确规定 :“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 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 也就是说,25 家的儿童都到礼拜堂,由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每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旅帅、卒长轮流到所属的礼拜堂讲解圣书,教化民众。太平天国规定,每日早晚,从天王宫殿、各王府、各官衙、馆署到城外乡村,均须举行礼拜祈祷活动。“如过三礼拜不能熟记者,斩首不留”。可见“讲道理”是太平天国宗教宣传的最主要形式。

    (二)宗教宣传的教材

    在太平天国现存有名目可考的 58 部书籍中,其中宣传教育类书籍就有 23 部,几占一半的比例。其内容涉及太平天国所尊奉的拜上帝教教义、典制及太平天国所倡导的社会伦理、纲常、道德等。如《天父上帝言题皇诏》是劝人们真心对天王洪秀全,方得升天享福的道理 ;《天条书》是宣传拜上帝教的宗教仪式和戒条的书 ;《三字经》告诫青少年“小孩子,拜上帝,莫放肆”⑴;《幼学诗》开篇就是敬上帝,要儿童“天恩虔答谢,永远得光荣”;《御制千字诏》向青少年灌输“上帝创造了物”;《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必读的《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更是集中宣传拜上帝教教义。在太平天国即使是幼天王洪天贵福的启蒙教育也是如此。洪天贵福 6 岁开始正式接受启蒙教育,作为继承人,洪秀全第一时间灌输的是自己手创的宗教学说。根据洪天贵福的自述,他在宫中, 除了读过上面提到的宗教书籍以外,还读了《十全大吉诗》《醒世文》《太平救世诰》等等。太平天国对这些青少年蒙学教材大量印制,并不断重版,可谓“汗牛充栋, 人人习见”。1853 年 4 月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时,太平军赠给他十二种印书中就包括《三字经》《幼学诗》。这些读本在采用了中国传统蒙学教材形式的基础上,着眼在向青少年灌输反对清朝、崇拜上帝、“敬耶稣”、“顺内亲”等思想。

    太平天国大量印制宗教宣传的书籍,初步形成了太平天国自己是图书系统,英国人艾约瑟就回忆说,他当年在苏州就见过太平天国出版的包括宗教、政治、蒙学教程等个方面的书籍 50 多种。太平天国还曾一度实行免费向民间发放书籍的措施,据清人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记载,太平军定都天京后,曾用小船装满太平天国自己印制的书籍,从长江漂流到下游,让民众传阅。太平天国的宗教宣传虽然形式单一,但持续时间长,存在范围广,而且贯穿于其他的教育形式之中。它主观上借助了上帝的名义,向青少年宣传理论和政策,鼓舞反清斗志,引导少年儿童对天王等领导人物绝对崇拜和服从,客观上也起到了普及文化知识、提高青少年的读写能力、加强男女平等思想传播和强化的作用。

    二、教育和科举考试

    太平天国领导人为了凝聚人心,培养革命意识,提高队伍的战斗力,通过切实有效的教育对青少年进行卓有成效的教育培训,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合适的人才。

    (一)文化书籍的取舍

    太平天国在起义之初,就实行了激烈的反儒反孔政策,把儒家经典斥为“妖书”“邪说”。明文规定 :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属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洪天贵福在自述中提到 :老天王总不准宫内人看古书,且叫古书为妖书。这种对传统封建文化伦理、经书全面进行否定是出于战争需要,为其政治服务。定都天京后,这种全盘否定的作法有所纠正,成立“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等古籍中与太平天国教义不一致的内容。王世铎记载太平军把四书五经中有关鬼神、祭祀、吉礼等迷信内容删省。传统文化书籍是否符合拜上帝教教义是太平天国衡量取舍的唯一标准,从这些我们可以想象,太平天国的青少年几乎只能学习政府颁印的书籍,阅读范围、学习的知识面会相对狭隘。

    (二)多样化的教育场所

    太平天国的“礼拜堂”作为集中人们“讲道理”的地方是太平天国青少年最重要的教育场所,这个在本文的上一个部分已经提及,这里不再进行讨论。此外,设置“义学”“育才馆”“育才学校”等临时性青少年教育机构,教授青少年关于宗教、政治、文化等知识。太平天国为了战争需要,在天京分设男馆、女馆、牌尾馆, 将太平天国将领的子女和义子女送入“育才馆”教养, 对青少年实施一种普遍性与平等性的教育。“伪育才官前伪封育婴官,有正副,将真贼之子侄辈,并掳得各省孩童,名为娃崽,令其自行送入此馆,令通文理者教习读该逆所撰妖书。”⑵因此,育才馆是除了“礼拜堂” 以外最重要的学堂。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在《资政新篇》提及修建学馆并鼓励私人出钱资助教育。1861 年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向洪仁玕提出的七条政纲中,四条涉及教育,其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⑶两条更是指出要建立专业规范的学校。虽在当下没有实行的可能,但反映出太平天国领导人对新式学校的重视,这一点较当时的清政府无疑是进步的。

    (三)多层次的教师队伍

    根据《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基层的礼拜堂是太平天国青少年的学馆,那么两司马作为社会的教士和官吏,同时也是基层的儿童教师,此外师帅、旅帅、卒长也会担任讲师,轮流为天国内的青少年讲授拜上帝教教义、国家政策等。在育才馆延请老师专门教育青少年, 任职的老师“伪封育婴官,有正副”。还有,根据《枭林小史》记载,太平军在上海等地设有供平民子弟入学 的“义学”。“义学”聘请识字的文化人作老师,分班教学。还有一种是太平天国各级官员推行的“带徒弟”,在各级官员的言传身教下,青少年学习武艺、宗教教义。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妇女中甚多热心与受人欢迎的宗教教师与宣教者。”⑷据张德坚记载 :太平天国内,在妇女中挑选通文化、懂上帝教义的优秀人才当老师。以上的各种组成了太平天国青少年的教师队伍。

    (四)改革传统的科举考试

    太平天国有自己的科举路线和取士标准,考试“不论门第出身”,试题“不本四书、五经”,而取自颁行诏 书,以阐述太平真主救世的道理。“至策论、赋诗,亦多即近事为题”,重在务实,不取空谈。《贼情汇纂》对 此就狂吠说:“其敢废圣籍,虚构妖言,竟以为儒林之式,取士之资,欲上掩乎孔、孟,则斯文之一厄,再见于秦 火馀烬者也”。很明显,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是为太平 天国革命事业服务的。被录取的士子,在朝内、军中任 职,为推进革命事业贡献了力量。同时,太平天国一改 传统科举制度的封建性,不论出身,不论本地流寓,一 律准考试,甚至举行女试。这样的科举考试颠覆了传统 青少年的学习内容,科举之路,使寒门学子也有机会入仕录取。后来,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 年)颁行 的《钦定士阶条例》分为考试程序和考试规章,系统的 规范了太平天国的科举考试。《钦定士阶条例》中讲道 : “ 夫士居四民之首,才德兼备者为尚,德有余而才不足者次之……德也者,行真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幼儿学之 则因德以裕才,壮而行之则因才以见德。德本也,才末 也。”⑸太平天国科举考试重视德育、量才录用,把“男 女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等思想贯穿其中,打破传统,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影响。

    太平天国儿童教育由于缺乏和平的生活环境和足够的人力物力,系统的文化知识教育不可能实现,但是由于太平天国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教育政策,因而太平天国内的青少年教育取得了较大的成效。张德坚描述太平天国的儿童“皆不畏死,临阵勇敢直前,似无不一以当十”,“贼之移换人心,果操何术至此也”。一大批经过教育培养的青少年,不仅成了太平天国传播革命文化的先锋,而且不少还成长为年轻的优秀将领。

    三、军事训练

    太平天国运动,从金田“团营”起义之日起,参加革命的群众,多举家相从,所以太平军自始就有少年儿童,并且越到后期,在太平军的比重越高,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越大。如前十三军前营前前一东两司马吉添顺统下 25 人里面就编入 5 个童子,有十一岁的朱贵儿, 十三岁的汪毛儿,十四岁的万如意、郑杏花,十五岁的陈小四。张德坚也说,太平军的官兵“视童子为至宝”,太平军中“不独有童子兵,并有童子官矣”⑹。陈玉成在安徽就曾组建过一支被称为“小儿队五旗营”,是一支战斗力极强的精兵,“它一出动,往往能转败为胜”⑺。

    1853 年 4 月 19 日,太平军强攻桂林,在长达一个月的攻坚战斗中,太平天国的妇女儿童都投入了战斗,关于这场战斗,《独秀峰题壁诗》记载 :“火光烛照满城红,附郭闾阎一矩空。疑阵纵横参妇女,战声远近杂儿童。”⑻这是太平天国妇女儿童参战的记录。

    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非常重视对接班人的培养。定都天京后,挑“十三四岁者为孩子兵,以教习武艺”⑼。《金陵杂记》也记载招纳的儿童年龄在十一二至十七岁之间。⑽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军事纪律、军事武艺训练,对鼓舞士气,促进其身体发育,增强体质,掌握杀敌本领和提高部队战斗能力具有深远的意义。关于太平军中青少年的军事教育情况,1853 年,于昌遂在扬州看到他们刻苦训练时,写了一首童子兵操练的诗,“儿今充童子兵,头缠红巾,手执竹枪,朝夕跳叫,喉燥无声,炮声轰轰”。⑾太平军在青少年中开展军事教育是“天晴则操练士兵,下雨则习读天书”。

    (一)军事纪律教育

    太平天国大量刊发纪律及规矩的书籍,如《天条书》、

    《太平条规》以及《行军总要》等。教育军中少年爱护群众,严肃军纪,不得损害群众利益。太平军要求士兵牢记背诵《十款天条》即 :第一,崇拜皇上帝 ;第二,不好拜邪神 ;第三,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 ;第四,七日礼拜, 颂赞皇上帝恩德 ;第五,孝顺父母 ;第六,不好杀人害人 ;第七,不好奸邪淫乱 ;第八,不好偷窃劫抢 ;第九, 不好讲谎话;第十,不好起贪心。前四条属于宗教信仰, 后六条是平时当作军民的生活守则,战时则为军事纪律。

    《太平条规》规定 :“军兵男妇,不得入乡造饭取食、毁坏民房,掳掠财物”;“凡我们兄弟俱要修好炼正,不准吹洋烟、吃黄烟、饮酒、掳掠、淫,犯者斩首不留”等。

    (二)军事体育训练

    太平军在少年儿童中开展的军事体育项目包括 :1、快速跑。快速跑是组成快速灵活、迂回包抄、避实就虚、声东击西、力争主动、“杀回马枪”等一套快速战术的基础。陈玉成的“小儿队五营”在练兵时就要求“飞走过常人”。张德坚也说:“贼中所练,惟飞奔狂跃而矣”,“我兵偶挫,童于率众穷追,驰逐甚急”。可见,太平军的青少年,擅长快速跑。2、刀、矛器械的武术操练。太平天国时期是中国武器史上冷兵器与热兵器过度阶段, 太平天国早期还是以冷兵器和阵法为主,因此太平军中的青少年平时训练要从实战出发,主要是操练刀、矛等器械的斩、劈、刺杀等技术技能,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 使敌人拥有的枪炮优势无用武之力。3、攀登、爬越之术。太平天国发源于广西紫荆山区,初加入的人员中大多是山民,本来就善于攀爬。“平地直走至巅不喘息者,得上赏,贼队善走,登山如猿猱”。⑿太平军训练青少年将士,根据江南多山和丘陵地区的实战需要,大力开展爬山训练,孩子活泼好动,对爬山、攀爬的训练更是不遗余力。1854 年6 月,太平军西征时,陈玉成率五百战士, 利用了绳套,悄悄爬上城墙进行袭击,帮助太平军再次克复武昌城。清方也承认太平军的少年儿童“手足轻便, 往往登陟险如履平地”,“童子攀高入暗,如猫捕鼠,意在必得”。这说明他们平日经过训练掌握了套绳、攀爬的一套过硬本领。4、马术运动。骑兵是太平军的一个重要兵种,骑马也是一项重要的军事技能。1864 年天京失陷,李世贤统率江南的太平军由江西经广东入福建时,“辇后十四、五岁娈童千余人,跨马随之,为之排尾,皆骁勇善战”⒀。话中指出李世贤的卫队中有千余擅长骑术的青少年组成的骑兵队伍。

    (三)教授军事技术

    太平天国的将领也注意到军事技术教育的重要性, 在太平军中编印了如《武略》《真圣主诏明大小兵法旱战法》《兵法四则》《太平军目》等军事理论教材,系统提高士兵的军事理论水平。

    太平军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让青少年在成年人的熏陶下,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他们积极参加军事培训和操练,锻炼了身体,精深了军事技能。

    四、文化艺术

    由于现实情况,太平天国对青少年并没有进行系统的艺术培养,只是通过改造过的,符合宗教标准和政治需要的,青少年又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来感染和熏陶青少年。

    (一)利用传统文化形式

    太平天国文化艺术是中国文化艺术长河的一段,是在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如在戏剧上采用了传统的昆剧、徽剧和皮影戏。苏南和浙江都大演戏剧。浙江武义演剧庆祝天王生日。江苏溧阳“演戏歌唱无虚日”。又连演昆剧“举国若狂”。除演剧外, 还演皮影戏。⒁还有一段话引人关注,“由土匪集中起来的演员在城外演出……他们都正处在壮年时期,蓄着长发。生和旦角当中有许多是娈童。他们惶恐不安。我感到很反感。”⒂话中提及演员中有“娈童”出现,也就是说,太平天国的少年儿童不仅观看了戏剧,还参加演出,担任戏剧中的生角和旦角。又如,太平天国针对当时军民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贫苦人民, 用通俗易懂的歌谣进行宣传教育,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广西金田,起义初期传唱的“租种二亩田,要交十道捐;衣衫不遮身,烟囱不冒烟;清鬼、清鬼,要命、要钱! 穷汉、穷汉,硬拼、死拼!”⒃民间歌谣作为语言媒介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发挥了政治传播功能。这些朗朗上口,朴素易懂的歌谣,激励着太平天国的少年儿童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勇敢的加入革命、走革命路,做革命人。

    (二)改造文化艺术内涵

    太平天国的文化艺术改革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基础上,在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予以强烈的冲击,在荡涤文化艺术糟粕的同时,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创新。首先是对戏剧的剧目有所取裁,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内容,选取《连环计》《空城计》《尉迟恭访贤》《太白醉写》等徽剧剧目。太平天国戏剧,选演的是计谋智取的策略,歌颂战士的反抗精神。其次是对宗教音乐的改革。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详细记载了太平天国安息日礼拜的情形 :当时人们在安息日举行两次礼拜,一次在接近正午,一次在傍晚。两次礼拜都以歌唱《三一颂》开始,并以合唱祈求圣歌作为结束。从呤俐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太平天国青少年在参加礼拜时要唱赞美诗。其中《三一颂》是青少年最耳熟能详的一首赞美诗。但是其内容与基督教传统的《三一颂》不同,并且在天京事变后再次修改,只为符合拜上帝教教义。还有“拜上帝教”唱赞美诗时伴奏的不是风琴而是中国传统的民间乐器。呤俐在《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谈到他所听到的赞美诗伴奏问题时写到:“这两次礼拜都以《赞美颂》《三一颂》作为开始……唱《赞美诗》时,有忧郁的角声和高音的箫声一起伴奏”。美国传教士戴勒是第一个来到太平天国的西方传教士,他在太平军将领罗大纲处观摩礼拜仪式时“认为唯一不够庄重之处是在唱赞美诗时使用民间乐器伴奏”。⒄

    宗教音乐、带有政治色彩的歌谣、筛选过的剧目, 这些文化艺术多是从精神层面上对青少年进行熏陶和引导,使他们在政治意识上始终与太平天国保持一致。

    五、结语

    太平天国的青少年培养情况与其他的时期和其他地区相比有着极大的不同,宗教的教条由始至终贯彻在他们的培养过程是太平天国青少年培养的最大特点。青少年天真无邪,易于教化,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根据农民运动的政治需要,将宗教、教育、军事训练、音乐艺术等完美地与政治需要结合起来,起到了教化、凝聚和传播的作用,为太平天国培养了一批忠诚的太平军将士。另外,我们也能看到,受到严酷战争环境的限制以及阶级意识局限性的影响,太平天国对青少年的培养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如对青少年的培养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某些政策实施出现的巨大反差,使青少年的精神世界受到严重摧残,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后期的军营中,军纪的败坏,导致青少年精神支柱崩塌,最终导致其思想扭曲, 性情异于寻常。

    太平天国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构建了这一时期太平天国青少年的精神世界,而其教育上的局限性,又是这批青少年精神世界崩塌的重要推手。太平天国青少年的精神生活仍有很多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编 :《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

    [2]中国史学会编 :《太平天国》(四),上海出版社 1962年版,621 页

    [3]容闳 :《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56 页

    [4][ 英 ] 呤俐:《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王维周译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编 :《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 1961 年,745 页

    [6]中国史学会编 :《太平天国》(三),上海出版社 1962年版,307 页

    [7]《陈玉成》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18 页

    [8]广西师范历史系编 :《金田起义》,广西人民出版社 75 年版,152 页

    [9]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北京图书馆编:《太平天国史料》, 开明书店 50 年版,291 页。

    [10]中国史学会编 :《太平天国》(四),上海出版社 1962年版,623 页

    [11]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二)中国出版集团 1097 页

    [12]朱用孚撰《摩盾余谈》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中华书局 61 年版 102 页

    [13]朱用孚撰《摩盾余谈》见《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一),中华书局 61 年版 101 页

    [14]罗尔纲 :《太平天国史》(二)中国出版集团 1502 页

    [15]考林?帕特里克?马克拉斯著,黄建华译 ;《戏剧与太平天国》见《民主艺术》1987 年 04 期,120 页

    [16]陈棣生 胡文汉撰《太平天国文学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见《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社会》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年,292 页。

    [17]夏春涛 :《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268 页


    (作者为广州市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 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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