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纪事》引起的学术争鸣
当年，驻宁波的英国领事夏福礼写了一封信，向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报告宁波 太平军的情况。1862 年 6 月 17 日的《泰晤士报》公开发表了这封信。马克思看了以后， 发表题为《中国纪事》的述评，认为“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 inper-sona〔化身〕”，并且“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5 年出版，第 548 页。】
太平天国研究历来有肯定和否定两派。1998 年，持否定态度的学者援引《中国纪事》指出 ：“有的史家还以马克思的赞扬作为肯定太平天国的根据。对现代学术来说，某一先哲的语录本来不是判断学术是非的根据，何况马克思学派对太平天国的否定，最早和最彻底的就是来自马克思本人”；[ 袁伟时 ：《目标与灵魂的拷问》，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转引自袁伟时《缠斗 ：方生与未死》，北京 ：线装书局 2013 年，第 31 页。] 后来又补充说 ：“马克思开始对太平天国是有所肯定的，但是后来，当他了解更多情况后，他把太平天国形容为中国魔鬼的表现，是一种很腐朽很反动的一种势力。”[ 袁伟时“”《缠斗：方生与未死》，北京：线装书局 2013 年，第 31 页。]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撰文反驳说：“现在，有人借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把太平天国说成‘一团漆黑’、‘一场动乱’，并与‘邪教集团’混为一谈。我们应当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不能光凭马克思根据夏福礼歪曲太平天国的不实之词作出的论断就全面否定太平天国，这有悖于马克思一贯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们认为“马克思身在与中国远隔千山万水的西欧，对太平天国的了解大都源于西方报道和外交官、传教士的言论，其中不实的报道自然也影响了他对太平天国的印象。而《中国记事》一文正好写于西方主流媒体大肆宣扬反太平天国言论的大背景下，夏福礼之流的言论不仅仅‘蒙蔽欧洲的舆论’，也‘蒙蔽’了马克思的睿智。”【曹志君 、袁 蓉：《再论〈马克思论太平天国〉》。】
马克思涉及评论太平天国运动的文章大约有 7 篇，其中 6 篇写于 1853-1858 年，都对太平天国持正面肯定的态度，唯独第 7 篇即《中国纪事》的态度似乎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已有学者对这种现象作了分析。例如，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是一种“阶段论”，而每个阶段的评价“都是有道理的、正确的。当运动处于萌芽或初期尚有革命性的时候，他就热情地赞扬它、肯定它 ；而当它蜕化变质以致彻底失败，他又正确地指出其原因和必然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实事求是，也真正符合认识论的基本原则。”【屈超耘 ：《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何以前后不同》；京报网 ? 理论周刊 ?2013-02-25 09:47，文章来源 ：北京日报。】还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持一种“视角论”，即“马克思的确是在不同的视角上评价太平天国的，并且形成了不同的结论。如果把太平天国指代为一场反对列强侵略与封建压迫的‘农民起义’，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抱有深切的同情；如果把太平天国指代为一场‘大规模武力战争’，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英国，甚至是欧洲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存在着先扬后抑的变化 ； 如果把太平天国指代为一次‘小农社会理想’的试验， 马克思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则是始终如一的否定。”【李颖 ：《再论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南宁 ：《广西社会科学》2013 年第 9 期。】
凡此种种争鸣，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只有在多元性的声音中，理性的同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尤尔根?哈贝马斯）。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以“魔鬼的化身”喻指太平军，是引发这场学术争鸣的直接起因。于是，否定太平天国的学者似乎底气更足，而肯定太平天国的学者只能忙着用“蒙蔽论”或“阶段论”“视角论”之类的说辞去辩解。然而，马克思说太平军是“魔鬼的化身”，又自有白纸黑字为证，所以“肯定派”陷入了相当被动的困境。全盘否定太平天国革命的社会思潮借势高涨。在笔者看来，这场争鸣还是要返回去研读《中国纪事》的文本，弄清楚马克思评论太平天国的理论预设，以求正本清源。
二、马克思的“中国观”
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以“魔鬼的化身”喻指太平军，和他的“中国观”的一种理论预设有关，这种理论预设出自西方思想界的“中国历史停滞不前论”。
1820 年代，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 ：“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 ；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中国“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年出版，第 117 页。】黑格尔还认为在中国“停滞的社会”中，只有一种不断发生的变化，就是周期性发生的改朝换代，故而中国历史“在这一切不息的变化中，还没有任何的进展。”【 [德]黑格尔 ：《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年出版，第 109 页。】这不仅是黑格尔的看法，而
且在 19 世纪西方的“中国观”中居于主导地位。它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不断改朝换代，循环往复，而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 19 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才会发生剧变，从而向近代社会演变。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 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年出版，第 255 页。】曾有学者评论说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是否就有资格算得上文明人，还有一点（最多也就是那么一点）踟蹰难断的话，他们却毫不犹豫地认为中国是野蛮人，并认定中国将像其他‘未发达国家’一样，按照近代西方的形象加以改造。”【 [美]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 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 2002 年出版，第 57-58 页。】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有时也称中国为“半文明”或“文明” 国家。例如，称中国为“最后一个闭关自守的、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文明”国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第 456 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西方的冲击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剧变，使之“必定欧洲化”。例如，马克思指出 ：1840 年“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 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111--112 页。】他还指出这剧变的趋势，说“稍后，我们看到，中国这个一千多年来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现在怎样被英国人、被机器翻转过来，卷入文明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348 页。】后来， 恩格斯评论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时说 ：“不管这次战争的直接后果如何，有一点是不可免的 ：古老中国整个传统的制度将完全崩溃。”“在陆地和海上打了败仗的中国人必定欧洲化，开放他们的港口以进行全面通商，建筑铁路和工厂，从而把那种可以养活亿万之众的旧制度完全摧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286 页。】
马克思的“中国观”将前近代中国社会定义为“停滞的社会”，认为它除了发生周期性的改朝换代的变化之外，几千年来几乎没有进步 ；故而它只有等待外力的推动，才会发生真正的变革，所有这些都和黑格尔以及西方普遍流行的“中国观”并无歧义。曾有编者指出：“在当时，由于受到材料来源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中国的论述中也有个别不确切甚至与事实不符的提法。”【《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3 版，“说明”。】实际上，之所以出现此类问题，其原因还与上述的“中国观”有关，它由一种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时代局限性所致。任何伟大的思想家的思想都避免不了历史的局限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马克思的“中国观”具有不同于黑格尔之类的“中国观”之处。举例来说，马克思的“中国观”是以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主导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从未来学的宏观视野评论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指出历史中的资产阶级在完成“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52 页。】“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第 150 页。】而这个“新世界”正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未来的共产主义世界。
马克思的“中国观”蕴涵正义的的政治伦理观。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他的立场始终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 谴责西方资产阶级对东方的侵略扩张“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 卷第150 页。】马克思在关于两次鸦片战争的文章中，谴责英国政府发动的是“极端不义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卷第 177 页。】，谴责侵略者残暴的侵华罪行和严重危害， 并且关怀和同情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马克思的“中国观”支持中国的革命运动。他曾经预言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将使非西方国家“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2 页，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3 年出版。】所以，他在 1850 年撰文说：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 8 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即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国势必经由人民革命，而转型为“自由， 平等，博爱”的“中华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265 页。】他将这种转型寄希望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1853 年 3 月太平军攻占南京以后，让马克思似乎看到了“中华共和国”的曙光，所以他颇有信心地说说 ：“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 10 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第 107 页。】
马克思的“中国观”认为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与中国的“冲击与回应”不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运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马克思回答说 ：“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9 卷，第 114 页。】从此以后，中国和西方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
凡此种种，又可以说明不能简单地将马克思和黑格尔之类的“中国观”等量齐观。当时中国和西方的差异， 既是“东与西”，更是“古与今”之间的差异。用西方人的眼光看，太平天国仿佛是一个荒诞不经的“大怪物”，存在许多不合常理和难以理喻的现象。马克思也用“魔鬼的化身”喻指后期的太平天国，但是告诉西方世界不要一味地嘲笑它，因为这是“中国历史停滞不前”的产物。
前近代中国社会是“停滞的社会”，曾经是包括马克思在内的西方“中国观”的主导概念，这是受“西方 历史经验的理论和概念”所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早 就对此有所回应。例如，毛泽东在 1930 年代即已指出：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 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北京 ：外文出版社，1968 年出版，第 589 页。】这是对前近代中国社会是“停滞的社会”一说的间接批评。中国历史发展既和世界各国历史发展具有共同的趋向，又有自身的特殊性。一些西方学者“从 1970 年开始一直到现在，越来越认为中国在西方冲击以前已经经过了许多很重要的变迁。”美国学者柯文指出所谓中国社会是“停滞的社会”的说法源自“西方中心主义”，它肯定是错误的。他认为中国历史研究需要适合中国历史经验的新概念与新模型，或者根据中国历史经验修正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和概念与模型，并且提出新的概念和模式，即“中国中心观”。[ 周武、李德英、戴东阳：《中国中心观的由来及其发展——柯文教授访谈录》， 上海 ：《史林》2002 年第 4 期。] 我们不能孤立地、片面地争论马克思以“魔鬼的化身”喻指太平天国的问题， 它和以“活的化石”“木乃伊”喻指前近代中国之间具有逻辑联系，这是西方曾经有过的普遍的时代局限性的反映。在此，马克思以“魔鬼的化身”喻指的太平天国，成了论证那时的中国是“活的化石”“木乃伊”的新的论据。反过来说，被喻指为“魔鬼的化身”的太平天国，又正是这种“停滞社会”的产物。时至今日，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历史经验修正源于西方历史经验的理论和概念。倘若不是如此，而是依然孤立地、片面地以“魔鬼的化身”喻指太平天国，那就意味着依然认为前近代中国是“活的化石”“木乃伊”。假设的确如此，那么我们的学术视野就会依然胶着在近代西方的“中国观”上。
三、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
马克思以“魔鬼的化身”喻指太平天国，还和夏福礼有关。马克思发表《中国纪事》评论太平天国，所依据的资料全部来自夏福礼的那封信，但是彼此的评判却有原则上的区别。
太平天国革命受过西方基督教的影响，西方基督教世界曾经对它怀抱热切期望。那时他们对太平天国的主流报道不仅洋溢着惊喜之情，而且不乏溢美之词。然而，太平天国学习西方基督教创立“天教”，其目的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西方式的基督教国家，而是想把世界变成它的“天教”一统的世界。[ 张英明 ：《太平天国天教与西方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商榷》，南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 这就遭到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坚决反对，他们和太平天国的“蜜月”宣告结束。西方在华传教士、外交官纷纷失望。他们认为清王朝至少没有要求西方世界皈依它的什么宗教，况且它还承认西方人以武力胁迫建立起来的“条约制度”。经过利害得失的权衡，他们决定与其赞成太平天国推翻清王朝，不如支持清王朝战胜太平天国。于是，随着“惊喜之情”变成“失望之怨”，他们对太平天国的主流报道由“正面报道” 变成了“负面报道”，并以此影响他们国家所谓对华“中立”政策的调整。
夏福礼的报道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他在信中写道：“宁波落入革命太平军之手已经三个月了。这里同这些强盗们统辖的任何地方一样，破坏是唯一的结果。此外他们就没有别的目的了。在他们看来，使自己拥有无限的胡作非为的权力确实同杀人一样重要。太平军的这种观点，同传说太平军将‘解放中国’，‘复兴中国’，‘拯救人民’和‘推行基督教’的英国传教士们的幻想实在不相符合。10 年来他们的喧嚣一时的毫无意义的活动， 把什么都破坏了，而什么都没有建设起来。”[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546 页。] 西方国家也从中得不到什么，因此英国政府继续保持对华“中立”的政策也就毫无意义了。
马克思注意到西方在华人士对太平天国的这些报道，他曾经希望太平天国能够为“自由，平等，博爱” 而战，现在失望之情跃然纸上。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说：“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545 页。] 近代欧洲发生的革命，不仅摧毁了封建主义制度，而且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马克思曾经希望太平天国是趋向为创建“中华共和国”而战的“强大的革命”。然而，现在他发现和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太平天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却没有一点建设“中华共和国”的苗头。
从宏观视野看，马克思对中国在西方影响下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预言，终将得到历史的验证。然而，如果说它在中国会很快到来，就显得过于乐观了，因为中国那时连资产阶级都没有。资产阶级革命条件的形成， 还有待于中国自身历史的发展演变。现在马克思发现自己以前乐观的预言出了问题。他虽然有所失望，但还是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修正自己原来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预测。他和以往一样依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但是指出它只是一场改朝换代的“中国革命”，即中国式的王朝革命。然后他解释说 ：“这种现象本身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东西，因为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545 页。] 此外，他还认为太平天国是一场反满的民族革命，所以在《中国纪事》中反问道 ：“中国是被异族王朝统治着。既然已过了三百年，为什么不来一个运动推翻这个王朝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545 页。] 据此而论，不是太平天国不具有推翻清王朝的历史正义性和进步性，而是它未能也难以完成这种历史使命。
太平天国运动不是推动中国基督教化的运动，西方基督教世界失望了，转向否定这场中国革命。太平天国革命本身不是趋向创建“中华共和国”的近代民主革命， 马克思失望了。尽管如此，他也只是对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作出修正，认为它是中国的王朝革命和反满的民族革命，而未曾“最早和最彻底否定”太平天国。
四、太平军的“恐惧”战术与“魔鬼的化身”
从夏福礼的来信看，太平军是个劣迹斑斑的“大怪物”。他在信中列举太平军的劣迹主要有 ：太平军“靠战利品生活”[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 第546 页。]；“有的地痞无赖和流氓都自愿地归附太平军，军纪只要求在执行任务时服从命令”；[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547 页。]“太平军在拿下一个城市的头三天，趁那里的居民来不及及时逃走，可以得到任意强奸妇女的 carte blanche〔行动自由〕。三天以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强迫离开城市。”[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547 页。] 当然，他的报道也表扬了太平军，说“不错，太平军同外国人正式交往时，比清朝的官吏要好些，他们做事比较直爽，态度坚决认真，但他们的优点仅限于此。”[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546 页。] 我们可以认为夏福礼在来信中说的大都是“负面的报道”，然而如果要说它是“不实的报道”，就应当有所举证。
太平天国后期加速走向自己的反面，其理想破灭、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纪败坏、民心丧失。民众不仅对他们深感失望，而且甚至出现“民以我为仇”的危局。我们对此不必也不应隐讳不说，更不能为之遮掩粉饰。历史研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1862 年 7 月， 驻守浙江的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针对在太平军控制区域内出现数以万计的民众（“土匪”）反抗太平军的危局，在一封密信中说 ：“自吾思之，皆因众兄弟（太平军）杀人放火，势逼使然，非尽关百姓之无良。”他告诫收信的部下说 ：“从今以后，宜加意爱民，使民不以我为仇。倘时势不佳，尚有藏身退步，否则，兵一失机，我与尔等皆死无藏身之地。”还说“我兵心散，不肯力战， 势甚可危。”[ 王崇武、黎世清编译《太平天国史料译丛》第 1 辑，上海：神州国光社 1954 年出版，第 31--32 页。] 据此可佐证夏福礼的“负面的报道”，并非全是“不实的报道”，否则太平天国何以败亡？
夏福礼在信中，还详细地描述了太平军的“恐惧” 战术，说“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他们的成功完全是由于这种妙计的效用”。其中“主要的吓人方法， 是太平军穿着五色相杂的丑角服装。这种服装只能引起欧洲人的大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一种奇效。因此， 这种丑角服装在作战的时候给予叛乱者们的好处，是线膛炮也比不上的。此外，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一双凶狠的眼睛，他们发出惨叫，装出凶恶发狂的样子——这就足以把规矩的、温顺的、拘谨的中国老百姓吓死。在探子散布了惊惶消息之后，便出现了故意从乡下赶出来的难民，他们也夸大就要到来的军队的人数、实力和凶猛。当城里起火，城市守军在这种可怕的场面下出动的时候，远远就看到一些吓人的五色相杂的怪物，吓得他们魂不附体。到了适当的时机，成千成万的太平军就拿着大刀、长矛和猎枪，狂叫着向吓得半死的敌军冲去，只要不遇到抵抗就一路上扫荡个干干净净”。[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547 页。] 夏福礼在信中描述太平军的“恐惧”战术之后，做出比喻说““太平军实质上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nothingness）的大怪物。”[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547 页。]
恩格斯说 ：“对于起来反抗的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反抗者民族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 卷，第 232 页。] 夏福礼以“大怪物”指称采用“恐惧” 战术的太平军，其标准是西方人“公认的正规作战规则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和近代西方相比，在中国“所刚刚达到的文明程度”中，太平军换上五颜六色的丑角服饰，来装神弄鬼吓唬敌人，其效果“是线膛炮也比不上的”，但是在西方人看来这种“大怪物”只能引起他们的大笑。
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大段引用夏福礼信中有关太平军“恐惧”战术报道的原文，然后也说“显然， 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 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第 547 页。]《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对这段原话的译文是 ：“显然，太平军给人的印象就是中国人想象中的那个凶神恶煞下凡。而这种凶神恶煞只是在中国才可能有。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第 116-117 页。] 据此而论，马克思以“魔鬼的化身”或“凶神恶煞”比喻太平军，喻指的是他们为了吓唬敌人，而装扮“大怪物”留“给人的印象”。和夏福礼仅仅渲染太平军战术之“恐惧”不同， 马克思指出了它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即“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而希望人们不要一味地嘲笑他们，这就顾及到了根据中国“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 太平军的这种作为。
曾有学者认为夏福礼之流的言论“‘蒙蔽’了马克思的睿智”，事实说明不是这么回事。他对夏福礼的报道持分析的态度。又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开始对太平天国是有所肯定的，但是后来，当他了解更多情况后，他把太平天国形容为中国魔鬼的表现，是一种很腐朽很反动的一种势力。”其实不然。马克思的确依据太平军的“恐惧”战术喻指他们是“魔鬼的化身”，但这是一种“给人的印象”。退一步说，假设马克思就是认为太平天国即“魔鬼的化身”，那说的也仅仅是一种“给人的印象”，而不是其实质。至于说这种比喻的含义，即指太平天国“是一种很腐朽很反动的一种势力”，那是这位学者自己的想法。要知道，激起太平天国造反的恰恰是“很腐朽很反动的一种势力”，它就是清王朝统治集团。“清王朝 的腐朽、衰败和昏庸无能的弊政，是引起这一规模宏大、历时长久、举世瞩目的起义的主要原因。”[ 容闳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上海 ：百家出版社2003 年出版，第 108 页 .] 如同前文已说，马克思曾经预言太平天国运动是趋向创建“中华共和国”的民主革命， 如今他在《中国纪事》中修正了这种看法，而将太平天国革命界定为中国的王朝革命和反满的民族革命，这才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性质的重新认识。如此正义的革命，并不是什么“很腐朽很反动的一种势力”的作为。
五、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它的那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尽管如此，它在中国社会变革的前夜，毕竟起到了“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的历史作用，这是一种大势所迫而又代价惨重的历史作用。在一个“停滞腐朽” 的国度里，出现“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即一种恶与恶的对立，比没有任何对立好。有对立才有可能引爆矛盾冲突，从而激活“一潭死水”，使之发生新的变化。历史事实也证实了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只有民众起来“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才能启动社会变革。那些一味地谴责太平天国的论者， 如果要追究历史责任，就理应首先谴责清王朝统治集团， 首先向它追究历史责任。然而，在他们心中的“历史法庭” 上，太平天国完全成了被告，那谁是“无辜的原告”呢？ 谁是这位原告的辩护人呢？要靠民众起来“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才能启动社会变革，那历史将为此付出血流成河的代价，清王朝对此理应承担最主要的历史责任。晚清中国的历史发展何以陷入这等地步？我们理应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予以反思。
在此不妨应用容闳的评论来理解马克思的看法。他说 ：“起义和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奇和偶尔发生的事。中国历史上至少产生过 21 个朝代，而每一朝代都免不了发生起义和革命。但除战国时期外，中国所发生的革命（自从诸侯国被统一成为一个秦始皇统治的中华帝国以后）只意味着政权的更迭交替，而政体和道德准则却不发生变化。因此，自秦统一中国以来至少两千年了，中国的历史与它的文明一样，带有一成不变的难有显著突破的民族性的印记——其个性上缺乏丰富的内涵，本质上缺乏多姿多彩的创造性，几乎都缺少历史的感召和启示。”[ 容闳 ：《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 石霓译注，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第 108 页。] 然而，“这次发生在中国的太平军起义，一开始就带有一种莫测高深的特性，就如同埃及的狮身人面像所呈现出的外观一样，让人看起来有点迷惑不解或捉摸不透。”[ 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第 112 页。]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明显的，太平军起义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代的起义和革命，是因为它的宗教因素来自西方。然而，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不论在天京还是在广西，都没有遗留下基督教的痕迹。同时，它“既没有使中国出现新的政治观念，也没有出现新的政治理论或准则，以作为一个新的政体的基本论据或理论基础。因此，这次起义对整个人类世界来说，在宗教及政治领域，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 都无所收益。但太平军起义造成的唯一的良好结果，是上帝利用太平军起义作为一个动力，毁坏了一个伟大民族的麻木呆滞的状态，唤醒了她需要一个新国家的意识。如后来发生在 1894 年、1895 年、1898 年、1900 年、1901 年和 1904 年至 1905 年事件，则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石霓译注，上海： 百家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第 114 页。] 在容闳看来，太平天国不同于中国历代起义和革命，它受过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唤醒中国“需要有一个新国家的意识”。然而， 需要指出的是 ：这种新意识是资本主义世界潮流而不是“上帝”唤醒的。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于是中国内部开始酝酿一种驱动力，就其发展趋势而言，它要冲破中国自战国以后形成的朝代循环更替的历史周期律。
事实上，“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 美 ] 柯文 ：《在中国发现历史 ：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年出版，第76 页。】明末清初的中国，即已出现探索国家出路的新思想。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到来之前，依据中国历史经验和儒家的公羊学说观察时事，也已经觉察到国家具有时代转换意义的变革势在必行，并且向清王朝发出了如下“盛世危言”：“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清]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 1 辑，乙丙著义第七，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出版。】然而，整个统治集团都在用“天朝尽善尽美”的梦幻应对现实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龚自珍在失望之余，而预言国家变革的力量将从“山中之民”崛起。中国既然不能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由统治集团提供变革的力量，就只有寄希望于“山中之民”。明治维新是日本统治集团受民族危机感的刺激，以民族大义为重，谋求民族自强的社会变革运动， 因此日本没有为之成功而付出血流成河的历史代价。鸦片战争后的一二十年间，由于清王朝压抑和窒息来自内部的改革呼声，中国丧失了一次自上而下推行和平改革的历史性机遇。于是，他们就把自己置于双重的对立面上 ：既与广大民众的现实利益对立，又和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社会变革趋势对立。如此一来，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序幕，就不得不由暴烈的的农民战争揭开。洪秀全、冯云山、洪仁玕等人是连秀才也没有考上的“山中之民”，即使在当今某些“文化精英”看来，他们也是不足齿数之辈。但是，这种看法只能使 19 世纪中叶许多“文化精英”汗颜无地——如果他们在九泉之下还能回顾往事，并且终于想起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话。于是，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清 ]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 10 辑，已亥杂诗， 第二百二十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出版。】的诗句，便显得如此悲凉和豪放。在他看来中国的改革乃是必然之趋势，所以在呼吁清王朝“自改革”无望之后，他期待着暴烈的“劲改革”的降临，并且要为那些不足齿数的“山中之民”祈求“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 [ 清 ] 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 1 辑，尊隐，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出版。】
以太平天国为代表的“山中之民”在寻找国家的出路。与此同时，不是鸦片战争带来的中华民族危机，而是太平天国革命带来的王朝危机，把清政府逼上了“师夷长技”的“梁山”，从而引发出了洋务运动。这场“师夷长技”的运动直接发轫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只是为了挽救王朝危机，而不是直接起步于“制夷”，不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由此可见，和日本统治集团不同， 只有王朝危机才是迫使清政府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就不得不进行“自改革”的真正压力。它显示出清政府不是一个真正谋求中华民族自强的政府，这是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等“自改革”，都未能成功的主要症结。于是，“中国需要一个新国家”终于被历史所验证，这就有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灭。用马克思的说法来看，所有这些变化都肇自于太平天国“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正是在由此起步的历史发展演变的基础上，马克思预言和期盼的为创建“中华共和国”而战的革命终于在东方世界出现。
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中。认为太平天国是中国“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故而将它界定为一场中国的王朝革命和反满的民族革命。现在看来，他的这种界定需要予以补充。近代西方从它曾经陷入的千年低谷冲刺出来，爆发出令人叹为奇观的历史大飞跃。和它比较，中国历史虽然有过自己的辉煌时光，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的确发展缓慢了，缓慢到了资本主义已成世界潮流之际，还没有走出“中世纪”。然而，就中国社会内部而言，发展缓慢不等于没有什么发展，也不等于没有什么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同时，“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 美 ] R.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著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革命的中国的兴起（1949-1965 年），谢亮生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出版，第 15 页。】洪秀全、冯云山和洪仁玕等人是出自岭南的“山中之民”，他们的革命思想固然深受以基督教（新教）为主导的西方新知识的启发，但是其本根来源于中国儒家的“公羊学说” 和古老的“变易”哲学。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前夜，它内生而杂糅，经由返古开新和求异开新的取向寻找国家的出路，不仅是一场反清的王朝革命和反满的民族革命，而且揭开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运动的序幕。[ 张英明 ：《近代中西文化首次对话与中国社会变革》，南昌：《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1 期。] 曾国藩是太平天国的劲敌，他依据中国传统的“历史经验的理论和概念”，从反面评说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 [ 清 ] 李翰章编簒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讨粤匪檄（咸丰甲寅），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出版。】根源于中国内部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降临了。
( 作者张英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退休），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