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最终导致太平天国的倾覆。关于太平天国这场内乱的原因，史家多有研究，有人持腐败说，有人持农民领袖变质说，等等。本文拟从太平天国早期中枢权力结构失衡这一角度去重新探求太平天国这场内讧的祸源，以求专家指教。 一 太平天国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领袖们，都是权势欲非常强烈的一批下层人物。封建社会旧有的权力格局中因无法谋求一席之地，他们便试图重构一种新的权力秩序，以期实现他们的权力，尤其是专制权力的梦想。在与旧的权力结构相斗争的同时，太平天国首义诸王组成的“新”的权力结构也处于不断重组。 权力是人在对资源占有的基础上而产生的对他人行为的影响、控制力。在人的内心深 处，总有一种本能——寻求最强有力的地位以确保影响和控制他人。诚如英国思想家霍布 斯所说：“全体人类存在一个基本倾向，即对权力的无休无止的渴望，只有死亡才能使其终止”。①凭借权力，尤其是不受制衡的绝对权力，人们可以做想做的任何事，反对想反对的任何人，并“占有、使用和享受他们想获得并能获得的一切”②。因此，人们之间存在着永久的生存斗争，亦即霍布斯的名言“每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为了遏止这种权力欲导致的战争和冲突，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建立权力均衡，以此达到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平衡。平衡的权力结构，是制止冲突的的最有效途径。 天京事变就是首义诸王组成的权力结构不断变化导致严重失衡引起的蓄势已久的权力冲突极度尖锐化的结果，也是中枢权力持续再分配的结果。 太平天国首义诸王的权力结构从准备起义到天京事变的爆发经历一个不断互动的过程。这种权力结构的层面关系随着力量对比的关系消长而不断变动，权力斗争形式多样，错综复杂，而且迭经起落，经历了平衡——失衡——再平衡——严重失衡的动态过程。 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倡导者和太平天国“国教”——拜上帝教的“教主”，洪秀全具有至高无上的“教权”，高居权力的顶端。冯云山作为拜上帝教的创始人之一和太平天国革命摇篮——紫荆山根据地的开创者，与洪秀全构成了太平天国兴起初期的权力格局：洪作为精神领袖，从事理论著作的撰述，为太平天国的发端谋求意识形态的支撑和旗帜，以上帝之子的化身潜居在广大信徒的心头；冯作为洪的助手，主持拜上帝教的常规教务，从事宣传工作和组织动员工作。这种二人为核心的权力结构是平衡的，二人的关系是和谐的。洪冯二人作为同一山村走出来的老乡兼朋友，这种合理的分工使他们二人能够协力同心，风雨同舟，为天国的兴起作了大量开创性工作，其时杨秀清、萧朝贵还只是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助手。对于洪秀全这位不轻易抛头露面的教主，他们只能顶礼膜拜，更谈不上挑战，就是对于冯云山这位基地的创建人，作为他们加入拜上帝教的引路人，杨、萧亦格外尊从和忠勤。是时，杨、萧二人尚没能跻身权力核心，洪、冯对各基地实行一元化控制，拜上帝教中枢权力集中统一，没有出现权力斗争的矛盾基因。当洪秀全赴紫荆山基地后，冯云山早经宣传教化，教众悉知教主驾临，更加欢腾雀跃，传教事业因此蓬勃兴盛，逾出紫荆山区，而及于两广若干基地，为日后筹划起义奠基了厚实的力量基础。 拜上帝教的迅速传播，引起清政府和地主绅士的警惕不安，由团练首领王作新出面挑衅，于1848年初逮捕了冯云山。官府亦支持团练，将冯云山囚禁于桂平监狱。冯云山入狱，日常教务失去主持，中枢权力出现真空。洪秀全很少过问教务，此时更不能公开露面，免得重蹈冯云山覆辙。这样，拜上帝教的教权和世俗权力都出现了真空。在团练、官府的交相施压下，紫荆山的拜上帝会众人心慌乱，处于存亡聚散的危急关头。杨秀清、萧朝贵二位山民首领相继施行降僮巫术，分别诡称天父、天兄附身，代为传言。此举颇具收拾人心之效，使混乱和危机局面得到初步稳定，亦为杨、萧进入拜上帝教早期核心领导层提供有利的机遇。他们藉此控制紫荆山区信徒，显示强劲的实力基础，迫使洪、冯承认其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尊祟身份，并参与中枢决策和领导事务。于是，杨、萧乘机扩充权力，俨然凌驾于客居异乡的洪、冯二人之上。这样权力结构出现二元化的层次，这种互相矛盾与妥协的两大权力层面共同控制中枢。结果洪冯传教，杨萧代言，隐藏着分裂的危机。杨萧二人还直接越过洪冯，插手世俗事务，谋求世俗权力，力图控制各基地首领。洪冯面对这种既定格局而无可奈何。为了谋求权力平衡，承认杨萧扩权事宜，洪认萧妻为妹，许诺起义后封二人为军师，掌理朝政。针对这种权力失衡局面，洪冯二人还于1848年冬编写了《太平夭国》。该书着重叙述洪冯二人从1837到1847年的艰苦创业历程，大肆渲染了1837年洪秀全上天受命的情节；编造了一个充满强烈宗教和政治性质的神话故事，其主要情节是宣称洪是上帝的次子，为代天父上帝下凡救世的真命天子。目的在以宗教神话巩固洪秀全在教众心目中的“教主”地位，消除杨、萧二人的影响，以期抗衡杨、萧二人的挑战。杨、萧虽然认可和宣传这一神话，但却不时以天父、天兄名义“下凡”，口述“圣旨”，指挥一切，甚至教诲和驱策洪、冯，干预各基地事务，扩展其强势地位，逼勒洪、冯就范和受杨、萧宰制。这样，中枢权力结构蕴含矛盾和危机的基因，权力出现失衡局面。 为了反制杨萧的权力扩展，在金田起义前夕杨秀清病重之际，洪秀全将出身“富厚之家”、并“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的金田地主韦昌辉纳入领导层，提携韦昌辉与萧朝贵共同主持军务，使韦跻身中枢权力机构，以谋求对杨萧的权力制约。杨秀清不甘心，在病愈后，主持军务，杨萧的权力地位得以恢复。金田起义后，拥有部众的石达开、胡以晃、秦日纲等人一致拥戴洪秀全为宗教和政治领袖，洪乘机加强自己的地位。1851年3月，洪秀全在东乡正式登极称天王，并建立五军主将制，确立了以洪为颁袖，杨为首辅，萧、冯、韦、石四人辅佐的军事领导体制。韦、石的上升构成某种平衡层面，限制了杨、萧的权力进一步扩张，巩固了洪、冯的地位。1851年9月，攻克永安后，杨、萧、冯、韦皆被擢为军师，治国理军。杨、萧虽实现多年的夙愿，但孰料韦、冯二人也被晋升为军师，成为牵制杨萧的主力。洪秀全此举旨在维持均衡、稳定的权力格局。 但杨、萧都不愿接受这样的权力结构，他们频频向天王施加压力，要求封王，与洪秀全 拉近地位差距。洪秀全面对二人的联手进攻，只得让步，“姑以凡间歪例”，分封诸王，并明确宣布，东王节制诸王。自此，杨秀清总理朝政，“站在陛下”，拥有实权。同时借天父、天兄名义与萧朝贵控制了宗教权力。洪秀全日渐被驾空，成为象征性的领袖。 通过永安封王建制，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体制中以洪、杨为领袖，萧、冯、韦、石为辅佐的宗教与世俗的权力结构基本固定，两大层面大体均衡和妥协，这种领导架构是一种二元制的群体结构，其特点是洪杨共同集权，杨秀清一线指挥，其他四王参与军政。在这种权力结构中，洪秀全高高在上，享有至高的宗教权威；杨秀清为世俗权力中心，萧朝贵具有天兄代言人和洪秀全妹夫的双重身份，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杨秀清，更在很大程度上牵制洪秀全，具有平衡器的功能；冯云山因为与上帝没有直接关系而退居杨萧之后，但他资重有谋，德高望重，又是杨、萧参加革命的引路人，具有较强的道德权威，他的威望和影响是杨、萧难以匹敌的。作为洪秀全的得力盟友，制约着杨、萧，韦昌辉、石达开文武兼备，也是一支制衡杨、萧的力量。而且，广大军民更在宗教和政治上拥戴天王，“扶主打江山”，杨、萧亦以此号召人心、推动农民战争的发展。 太平天国通过永安封王建制，中枢权力层 面通过制度规定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稳定状态。但这种平衡是脆弱的、暂时的。洪一杨一萧一冯的四边关系是相当微妙的。一旦这个四边关系有变，这种平衡状态就会被打破。加之这种平衡状态又是一个半“独裁式”体制形态，极易向完全独裁式转化。 冯云山在全州牺牲，使永安建制后太平天国中枢权力结构的平衡状态被打破。领导层的权力均衡局面被破坏，权力天平向杨萧倾斜。萧朝贵在长沙殒命，使得洪一杨一萧一冯的四边关系完全解体。这对洪、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杨失去“传言”的帮手，洪失去制杨的工具。洪杨直接形成对立的权力两极。 冯云山、萧朝贵的相继牺牲，使中枢权力出现大块真空，这本应由韦昌辉、石达开填补，但杨秀清直接掌管了萧、冯的权力。中枢领导名为洪、杨掌管，实由杨秀清独揽一切。他严密控制了洪秀全，排斥和压制韦、右，独断专行，俨然成为天国的僭主。 为了制约杨秀清，洪秀全先后封天官正丞相、春官正丞相秦日纲和胡以晃为王。但秦、胡二人位卑势弱，且受杨秀清打压，先后因战事失利遭致惩贬，故而一直未能进入权力核心，终使洪秀全改变中枢权力结构，谋求新的平衡计划归于失败。 中枢权力分配的严重失衡，致使杨秀清随着权位日重，不断出现滥施权力，乃至玩弄权术，打压和损害天王及首义诸王的行为。他动辄以天父下凡迫人受命，攻下武昌后杨就用天父下凡形式作出“专意金陵”的裁决，否定了洪秀全北图中原的战略意向。 定都天京后，洪杨组成的权力结构严重失衡。洪秀全名义上是太平天国的“教主”，是众望的“太平天国大道君王”，但这种教权同样被杨秀清蚕食，洪秀全的宗教权威不断受到折损。洪秀全与杨秀清的关系日益变得微妙复杂。就神权而言，洪是拜上帝教的缔造者，享有仅次于天父皇上帝与天兄耶稣的最高宗教地位是“亲承帝命”的“真命主”。但是杨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身份；他不仅是“禾乃师赎病主”，而且是“圣神风”（皇上帝意志的教化者）和“圣灵”（皇上帝的降托者）。因此，杨成为天朝上下军民共同敬仰的“真神”；其宗教地位随着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拜上帝教被定为“国教”而强化，日益凌驾于洪秀全之上。就世俗王权而言，洪是统治天下万国的天王，自封“万岁”。杨是“辅佐天主，主宰天下”的正军师。东王，初封“九千岁”。洪是国家元首，“临朝而不理政”；杨是政府首脑，“总操万权之职”。洪杨关系是君臣关系，太平天国的重大政策号令、由东王领头奏启天王；洪“御照”“旨准”后才颁布施行。但这种君臣关系不是绝对的。杨朝见洪可以“立而不跪”，称弟不称臣。当杨代天父传言时，或“肩舆直至洪秀全官内”，或把洪召至东王府，要洪恭恭敬敬地跪听其口传“天父圣旨”，因此，杨可假借天父名义，掌握太平天国的最高指挥权和决策权。洪杨“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在天京的洪、杨王府，“东西对峙相抗衡，不辨谁君又谁臣”。但这种势也随着太平天国的迅速发展以及杨秀清世俗权力的日渐强劲而被打破。就人伦而言：洪杨皆是“上帝爱子”，是同一老妈所生的“一脉亲”。洪自称兄，杨自称弟，天王称东王为“清胞”；东王称天王为“兄”。由于杨是天父在人世间的化身，“尔东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天父就是东王，洪对父命须俯首听从。因此，洪杨之间既是兄弟的长幼关系，又是父子的尊卑关系。随着定都天京后杨秀清日见“威风张扬”，他与洪的这种人伦关系就逐渐偏向父子的尊卑关系。在起事之初，洪杨这种不君不臣，既是兄弟、又是父子，上下、尊卑、长幼失序的微妙复杂关系还有某种牵制关系，具有一定平衡作用。但在定都天京后，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他与洪秀全的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日渐紧张，他利用教权、王权、人伦的三种关系强化自己地位，欲打破他与洪之间的原有平衡关系，想独自坐大，故萌生“自称天王意”，欲取代天王，由僭主而成真圣主。他不仅要拥有人间的实权，而且还想获得名义上的至尊——“万岁”。 洪秀全早就自命天子，视“天王”宝座，“万岁”称号为禁脔，绝不容许他人染指。杨秀清虽然拥有军政实权，但洪秀全却拥有“教主”、“天王”的权位。洪的这种无上的权位与杨的无边的权力构成某种平衡，形成彼此制约的关系。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教主和君主往往是一人身兼。中国也没有欧洲那种教权和政权分离乃至教权控制王权的传统，中国也不存在类似欧洲基督教那样的宗教。因此，洪秀全的教权和杨秀清的政 权制衡是一种现实妥协。对双方而言，都是一种不得已和暂时的让步。这种平衡是极其脆弱的。教权的权威必须基于现实的王权之上；世俗的政权也得披上教权的外衣才能长久，获得天下民众的支持。所以，太平天国中枢权力的二元分离和制衡是适应不了中国这种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的传统的国度的。中国自古以来盛行的是追求不受限制的绝对集权——君主专制。洪秀全向来主张“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王独操威柄”，“生杀由天子”。他要求天朝上下，“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伊周堪作式，秉正辅朝纲”。对于杨秀清目无天王，“有时事过方奏，或竟不奏者”，或公开忤逆天王，“凡天贼许可东贼必不可；天贼欲杀，东贼必不杀，以示权由己出也”，或当众凌辱天王，“每诈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甚至数其罪而杖责之”，这严重损害了洪秀全的威望，伤了他的自尊心。对此，洪秀全早就怀恨在心。他曾写诗发泄对杨的怨恨：“这个又冲，那个又冲，尔王那得安乐在宫中？这个不然，那个不然，尔主那得安乐在高天？这个又赦，那个又赦，尔主那得安乐管天下？这个又饶，那个又饶，尔主那得安乐坐天朝？”洪秀全早就想改变有位无权，“徒存其名”的状况，他想做一个有权有位的“教主”、“君主”。杨秀清虽然据有天朝的实权，但名不正则言不顺，不甘心“洪家天下杨家将”，想改变有权无位的状况，想当“实际的元首”，实现“杨家天下杨家将”。不受限制的权力对他的诱惑太大，他不甘心权、位分离，希望位、权合一；不想自己的权力受到洪的制约。因此1856年8月间，他“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至东王府，逼封万岁。洪秀全“心畏其逼”，无可奈何地许诺：“东王既是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是万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万岁”尊号是封建帝王享有尊至贵的绝对权威，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和标志。杨秀清“觊觎万岁”大位，引起洪秀全大惧。他一面于天王府外筑土城，密布枪炮，恐杨来暗算”。一则“立召其心腹盟弟北王韦昌辉回兵勤王，一则以保护其自己生命，次则以诛灭谋篡位者”。于是，一场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内讧——天京事变就拉开了序幕。 二 天京事变的发生在于太平天国早期中枢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失去制衡的权力，就会被人们滥用。“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正是对权力的强烈追求，权力的 绝对诱惑使天朝的诸王们不惜诉诸屠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以权力约束权力，才可能建立起均衡的权力结构，才可能防止因争夺权力引起的内乱和冲突。 天京事变前的太平天国中枢权力结构的动态均衡维系着太平天国，推动了太平天国事业的顺利发展，太平天国中枢权力结构的失衡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决策和良性发展；太平天国中枢权力的严重失衡最后导致了天京事变这场内乱的发生，并最终导致太平天国政权的覆没。但太平天国早期中枢权力的动态均衡是一种小范围内囿于现实和实力的一种有限的权力分配的结果，所以这种权力结构的平衡是脆弱的、暂时的，必然会根据权力结构组成的各方的实力变化而重组，最后导向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 只有在国家与社会间，在国家内部，精心地建立一套制度化的分权与制衡，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持久、稳定、有序的权力均衡，才不会导向内乱。这种制度化的分权与制衡只有现代民主制度才能提供，这是天京事变给后人的最大历史启示。从这个角度来说，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权力平衡。他们走向权力屠杀，是他们的历史宿命，诚如以往的任何农民领袖和每位封建统治者，这是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所以说，天京事变是农民领袖们解决权力分配的最后的方式和必然结果。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