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和1949年后台湾学者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辛亥革命及其后一个时期的革命党人大都推崇太平天国争取民族解放的勇气与成就，总体来说对太平天国评价很高，国民政府更就禁止污蔑太平天国一事下达过专桉。
1949年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长期以太平天国影射中共，台湾基本上没有从事太平天国历史专门研究的学者。台湾学者对太平天国历史的评价，以国学学者胡适和近代史学者郭廷以为代表：胡适认为，「太平天国之乱」，使中国几十年来不曾恢复元气，是应该谴责的[41]；而郭廷以的情况则较複杂，他早年受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早期元老大都以太平天国后继者自居的大环境影响，称太平天国为「太平天国革命或变乱」，将「革命」一词置于「变乱」之前，到台湾之后观点出现重大改变，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慾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白骨，满地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以富庶着称的长江下游各省，受祸尤烈，几于无地不焚，无户不掳，死亡殆尽。倖存者亦均面无人色，呻吟垂毙。真是中国历史上的浩劫惨剧。」（《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
总而言之，台湾方面对太平天国褒贬互现，贬多于褒，其中就以女权方面形式上的伸张、形式上对清廷的不服从、民族利益为本、为理想而奋战的精神、禁菸酒毒赌的评价最高；对男女馆严防、神权统治、封建制度、内讧残暴、破坏民间信仰与儒家文化的评价最差；经济改革、兵民合一的国防制度评价为持平中立。
国民党高层评价
孙中山：「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即位于南京。朱明不数年．奄有汉家故土，传世数百年而皇祀忽衰：洪朝不十馀年，及身而亡。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元璋）非洪（秀全），是盖依成败论豪杰也。」[42] 孙中山：「本会以异族潜乱，天地惨黩，民不聊生，负澄清天下之任，使朱明之绪不绝，太平之师不熸，则犹汉家天下，政由已出，张弛自易。」[43] 孙中山：「五十年前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专制，此等革命不算成功。」[44] 孙中山：「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45] 蒋中正：「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而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纪唸焉。」[46] 蒋中正：「太平天国之战争，为十九世纪东方第一之大战。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47]白崇禧：「吾国自晋而后，异族代兴赤县，神州迭遭蹂躏，满清崛起东北，入主中华二百馀载，其间热血之士，慨华冑之胥溺、抱恢复之壮图，随时随地以发难者不绝记载，而促其亡，以启后人之思，莫若太平天国。按洪、杨诸子起自田间，揭竿举义，纵横十馀省，历时十馀年，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开科举，建国规模，亦巳粗备。虽胜败靡常，兴亡飙忽，然民族思想之磅礡，奇材异能之荟萃、革命建设之伟大，新制善政之措施，炳炳麟麟，至今犹有生意。」[48]
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学者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国后，承认并认同洪秀全的先进阶级领导下农民起义，推翻满清的运动，因而受到中共官方重视，在1951年太平天国建立百週年，人民日报由胡绳执笔的题为《纪念太平天国革命百週年》的社论，另外并认同其提倡四大公平的革命运动。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其中一个浮凋就是以金田起义为题材的。
在中国大陆，太平天国一度成为一门显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资深的历史学者大多数都曾涉足这一领域，整理挖掘的文献资料和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总数上亿字，参与太平天国历史调查、研究、讨论的人群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的农民、市民。总的来说，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中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代表了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学者对太平天国的主流评价，其基本观点包括：
太平天国揭开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并且提出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如准备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学校，办报纸，兴士民公会，创行人民推举乡官，罢免行政人员的民主政治，打倒封建社会的偶像孔子，颁行天曆，提倡「文以纪实」、「一目瞭然」的文体等，要把中国建立成一个与欧美国家「并雄」的新国家。 太平天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具体形势，顺应农民的愿望，採取「着佃交粮」政策，和向农民颁发田凭的措施，收到了「耕者有其田」的效果，使江南地区自耕农普遍增加，使农村生产关係发生了若干变动。自耕农的增加，是活跃商品经济的有利因素。而地主阶级经过革命的打击，不少人「视田业为畏途」，把部分资金投入工商业，成为民族资本的一个来源。太平天国革命沉重地冲击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近代工业的出现。太平天国深远的影响和激动人心的革命精神，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伟大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的作用。太平天国与侵略者和统治者战斗的业绩一直在民间广泛地传播，激励着中国人民向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扫荡了清朝的八旗和绿营，清朝依靠汉族地主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的支援，维持住它的濒临绝境的统治。到太平天国失败后，全国兵权、财权都分握于曾国藩一係的湘军和李鸿章一係的淮军人物的手里，造成晚清中央政府无权、各省总督巡抚专政的局面。由于太平天国打破了清朝的统治机器，爱新觉罗氏的皇权陷于衰落，不可能再建立起坚强的中央政府，从而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权力。所以武昌起义，全国响应，太平天国不仅是直接影响了辛亥革命，而且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太平天国集中地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阻止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迅速变中国为殖民地的企图，使他们懂得，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的，他们决不可能直接统治如此英勇坚强的中国人民，从而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太平天国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十九世纪中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的时候，亚洲各国人民掀起了第一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而太平天国革命，则是这次亚洲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洪峰，它推动了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国大陆的政治理念由「解放下层」转变为「和谐社会」，「精英阶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等过去被推崇的「暴力革命」的评价的口径发生了重大转变，从过去歌颂下层的反抗、到如今指责太平天国造成破坏、义和团愚昧落后、辛亥革命让中国的和平改革夭折，认为它们都妨碍了中国历史的进步之类的言论甚嚣尘上。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夏春涛、史式等一批大陆学者一方面继续主张对以往评太平天国评价中的拔高、美化现象予以揭示、反思，另一方面则反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夏春涛在「批评片面美化太平天国的偏向至今仍隐约可见」的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史研究『内冷外热』则是令人瞩目的另一现象。近年来，一些圈外学者进行客串研究，其论断虽不无启迪，但往往流于偏颇，否定太平天国、替曾国藩翻桉的观点被炒得沸沸扬扬，出现了对前期研究中过『左』之处反弹过分的倾向」（《50年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二十世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认为「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在立论上存在着明显的破绽。论者没有首先就宗教论宗教，对太平天国宗教缺乏应有的研究和瞭解，也没有区分「邪教」一词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含义，而是避重就轻，片面罗列一些史实，採用以点代面的方式进行推论……论者的本意也并不在于探讨太平天国宗教，而是借「邪教」说来全盘否定太平天国」（《太平天国「邪教」说辨正》），而史式则在以《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一文揭露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洪秀全之流的美化的同时，强调不能「因为洪秀全的倒行逆施就否定太平大国方面所有的人，包括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等人在内」，指出「对于太平大国，笼统的肯定既不对，笼统的否定也不对，对于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分别评论，应该肯定的肯定，应该否定的否定」（《《致争论太平天国历史的双方》）。
香港和海外学者的评价
简又文是少数在战乱时期就对太平天国历史进行过深入、广泛学术研究的学者，1949年以后他移居香港，后移居海外，较之台湾和大陆学者而言，立场更为中立。他一方面称讚太平天国政治先进、爱护民众、军纪严明，为民族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一方面又认为「客观上，在吾国全部历史中，若连内乱外患合计，以破坏性及毁灭力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仅亚于现今日本侵略之一役耳，其前盖无匹也」。
其他国家及欧美地区对太平天国历史也有一定研究，但因于语言、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及多为「隔行论史」者，其成果及影响均有限，在欧美学者中，英国学者柯文楠（C．A．Curwen）堪称首屈一指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他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基本看法是，太平天国是一场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牺牲的精神发起的革命运动，然而由于客观上的局限性，其政权制度并没有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