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月，洪秀全在金田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这场斗争一扫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局面，使神州大地出现一派生机，腐朽的清王朝岌岌可危，给正在开始沉沦的中华带来了希望之光。可是时隔十年，形势逆转，1861年11月北京发生了由叶赫那拉氏攫取最高统治权的祺祥政变。从此，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携手合流，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局面开始形成。以往论者总是把这一局面的出现看作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果，(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177页；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89页。)殊不知造成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真正动因却是太平天国运动本身。怎样来认识这一形似矛盾实则必然的历史现象呢？本文仅就19世纪中期（五、六十年代）形成这一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外交、经济诸因素作一初步探讨。
政治上：汉族军阀集团的崛起
祺祥政变后的那拉氏政权在政治上有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主动地、大幅度地调整满汉地主阶级集团之间的矛盾，大力起用汉族地主阶级中坚分子，并委以重任。在此以前，清政府中央政权中的要员如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上是满汉平分，实际上汉员徒具虚名，实权全操在满员手中。以鸦片战争时期为例，除中央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当然是满员外，沿海重要各省如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督、抚共7人，其中满蒙大员就有琦善、托浑布、伊里布、乌尔恭额、怡良等5人，汉员仅林则徐、邓廷桢2人，且常受满族同行的排挤与打击。祺祥政变后仅18天，即11月20日，那拉氏就下令委任原先仅挂空衔不掌地方实权的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清史稿》四，第772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不久，那拉氏又加封曾国藩太子少保衔，任协办大学士，并大力起用他所保荐的亲属、门生、部属为封疆大员。据统计，仅一年有余，被保荐起用的有：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李续宜为安徽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刘长佑为广西巡抚，严树森为河南巡抚，江忠源为贵州巡抚，等等。清王朝满族统治集团肯如此重用汉族地主阶级分子，这在清朝的政治史上真可谓是绝无仅有的事！
那么，祺祥政变后清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用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重大的变化呢？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那拉氏主观上在施政政策上的某种调整，以稳固她的统治地位，而就其实质来看，却是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的客观反映。
清王朝在入关前，军事上靠的是八旗兵。入关后又建绿营兵，依仗重心渐由八旗转向绿营。嘉庆以下，清政府政治腐败，军备废驰，八旗与绿营的战斗力大大减弱。在镇压太平军起义的过程中，这些兵丁将帅一遇太平军即望风披靡，纷纷溃败，不堪一击。
正是在清政府旧的军事机器八旗、绿营日趋瓦解之际，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军、淮军先后崛起，并终于形成汉族军阀集团势力。
曾国藩深知八旗、绿营已经腐败，要想训练有战斗力的军队，决不能沿袭旧制，必须“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曾文正公书札》卷二，第6页。)他以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骨干，利用宗族、同乡、师生等封建关系，层层严密组织。所有士卒多半让营官直接在家乡招募。凡入伍者均按曾氏规定的统一标准，从严选择，以“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曾文正公书札》卷二，第12页。)且均取具保结，以便于控制，利用。1854年春湘军建成。全军拥有陆、水兵勇各5000人，连同夫役人等总计17000人，后不断扩充。这是一支用封建宗法关系组建起来的近代军阀军队，一扫八旗、绿营“将不知兵”的松散状态与腐败习气，加上士兵素质朴实，训练严格，其战斗力大大超过八旗、绿营。因此，出战以后，尽管多次遭到太平军的沉重打击，几次溃败，却始终不散，终于成为太平军强悍的对手和凶恶的敌人。
李鸿章筹建的淮军实为湘军派生。淮军建成后一直配合湘军同太平军作战。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湘军逐一遣散，李鸿章的淮军遂成为最大的汉族军阀集团实力派。
显然，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淮二军汉族军阀集团是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产物。对清朝满族统治者说来，当着太平天国在直接威胁其政权存在的生死关头，毫无疑问，第一位的目标当然是消灭太平天国。既然八旗、绿营等旧军队无法承担起这一任务，也就只能去依赖湘军、淮军等新军队了，尽管这并不是满洲贵族所愿意看到的政治现象。其实早在那拉氏掌权以前的咸丰时期，掌握当时朝政的肃顺就已无可奈何地看到了满族统治集团的腐败没落，曾慨叹“满族没有一个人中用，国家有大事，非重用汉人不可！”(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406页。)他曾“奏减八旗俸饷”，“主用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胡林翼每有陈奏，多得报可”。(《清史稿》三八，第11701、11760页。)尽管咸丰帝出于种族偏见，始终不敢放手重用，但仍处于不得不用之处境。特别是在1860年太平天国二破江南、江北二大营后，湘军坐大，愈来愈成为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唯一主力，至此，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汉族军阀集团势力终于不可动摇。可见，祺样政变后那拉氏改变对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无非是最终反映这一政治现实罢了。
外交上：列强与封建主义的合流
太平天国运动不仅在政治上造就了一个汉族军阀集团，导致满汉地主阶级的进一步合作；而且在外交上大大地促进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形成列强与封建主义合流的局面。
打自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以后，中国的外交舞台上曾呈现出““双边”（清政府与外国、太平天国与外国）、“三角”（清政府、太平天国、外国列强）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可惜这一关系未能强化太平天国的地位，相反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先看“双边”、“三角”关系中的清政府。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一直交织存在着恐惧与仇恨的排外心理。
清政府仇恨、害怕列强，除了因为洋人拥有“船坚炮利”的军事优势外，更主要的是怕危害其统治地位，说到底怕洋人会象当年满州入主中原那样取而代之。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清政府一度耽心“匪夷勾结”，终日胆颤心惊，1853年5月，当咸丰帝得悉有“夷人火轮船只驶过镇江，经往江宁”(《太平天国》V11，第97页。)的消息后，即谕令钦差大臣向荣“着即密饬上海道吴健彰令其设法晓谕，查得实情，再行承办”。(《太平天国》V11，第97页。)12月11日向荣居然派密使化装混入南京，上正停泊在天京的法舰“贾西义”号求见法舰司令卜拉，公然代表清方要求“能够从法国人那儿取得支持和援助”(《法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纪事》，见《太平天国史译丛》。)，力图用拢络手段加以防范。当然，侵略者也不愿轻易就范，反而乘机进行一番讹诈。这一情况表明，尽管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有矛盾，也有疑惧和仇恨，但他们的阶级利益在镇压革命上是一致的，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这种关系是可以变动的。
清政府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就不同了，它们之间的矛盾，就其性质说来始终是一种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
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往往就是这样：一个是阶级利益，一个是民族利益，当剥削阶级在二者不能兼顾时，它们总是宁愿以牺牲民族利益来确保其反动的阶级私利。
1861年1月13日，颇懂此中奥秘的恭亲王奕?等就向咸丰帝上过一摺，称“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指太平天国、捻军）交乘，心腹之患也，”(《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第17页。)俄英等西方列强系“肘腋之患”“肢体之患也，”当今之计，“灭发捻为先。”(《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第17页。)力主“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妥协）。(《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第17页。)以“顽固”著称的咸丰帝阅后，即谕内阁认为“均系实情”“照原议办理”。(《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一）第10页。)清政府原先对洋人的态度因太平天国对它的威胁而彻底改变了。
现在再来看看“双边”、“三角”关系中的太平天国方面。太平天国前期的军事胜利曾经给它带来过在外交上的一些有利条件，这主要表现在：一，清政府与西方列强正处于相互不满与对立的关系之中；二，一部分西方传教士一度表示同情太平天国，西方列强政府表示执行“中立”政策。假如太平天国领袖们能正确地运用外交手段，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应该说这对太平天国的事业是有利的。但是这些农民英雄们并不憧得外交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手段的道理，不仅没有采取任何主动的外交行动，而且在被动的外交活动中不乏僵硬的应付与傲慢的偏见。
毋庸置疑，太平天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外交活动中是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原则的。但坚持原则是否就不能有灵活性和必要的妥协了呢？否！不承认策略的灵活性和必要的妥协实质上就是否定了外交手段。如果从实事求是总结历史经验角度看问题，我看就不能对太平天国所执行的外交政策一味唱颂歌。尽管列强最终与清政府合流共同对付太平天国是剥削阶级“阶级统治的国际性”(《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一）第10页。)的又一种必然表现，但太平天国在外交上的某些失误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特别表现在：
第一，愚味又傲慢的“上国”思想。对此仅举一例证明。1853年4月，英国公使文翰访问天京，曾会见了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并与东王杨秀清交换了信件。从英国方面说来，这次造访为的是以向太平天国领袖们解释英政府现时“保守中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第485页。)态度作为晋见礼，借此了解太平天国方面的对英政策。照理这是太平天国争取外界同情、支持的一个机会。可是韦昌辉却从“上国”观念出发来对待这些“番夷”。先是要求来访者（文翰翻译迪乐）“下跪”、“脱帽”，继之“施以毒打”，(《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Ⅴ1，第893页。)在经过一番“声威”以后，“乃命看座”；当听完“吾等绝对保守中立，不助满人之声明”后，接着就是一顿训斥，“尔等如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天父帮助我们，没有谁能与他作对的呵！”(《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Ⅴ1，第903页。)这种口气虽充分表现了农民领袖对胜利的自信，但实在没有一点外交语言的味道。最后北王书面告诉来使：“太平王即真主”，“中国君主即天下之君主，他是上帝次子，全世界人民必须服从及跟随他。”(《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V1，第909页。)在以后的东王致文翰的文书中，也尽是“尔等英人久已拜天，今来谒主，特颁谕抚慰；”“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当亦嘉汝忠义也”；“兹特降谕，准尔英酋带尔人民自由出入，随意进退，无论协助我天兵歼灭妖敌，或照常经营商业，悉听其便。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神之深恩”(《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V1，第904页。)；等等。如此接待来使，难怪让人得出“唯我独尊高于一切”(《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V1，第910页。)的印象了。
第二，缺乏利用矛盾为我所用的策略。外交斗争需要机智，特别需要善于利用矛盾的策略思想。在1853年文翰致太平天国赖检点的照会中，英方虽陈述了五口通商及有关《南京条约》内容，但主要篇幅还是表白“对于贵军与满洲人之争斗，吾人仍愿保守完全中立”，最后才提及“敝国在上海建筑有住宅、礼拜堂、货栈等，且有许多英船常来上海口岸”，“吾等急欲明了若贵军进抵上海，则对于与英侨有关之行动，所抱之精神为何如耳？”(《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V1，第904页。)照理这正是施展外交策略的大好时机，在复照中可以不理睬有关《南京条约》的内容和有关进军上海的具体军事意图，但完全可以许诺保护中立国侨民的生命、财产的意愿，并以此争取对方。但是太平天国领袖们没有这样做，有的只是“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之类的“谕示”。再如1853年12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时，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外交场面：当布尔布隆的随员克里福麟在被一位年轻的太平军首领问及“你是赞成太平军呢？还是赞成咸丰”时，回答了“既不赞成这个，也不赞成那个”。(《英国政府兰皮书中之太平天国史料》，见《太平天国》V1，第908页。)随即遭到了斥责：“既然妖头咸丰如此可敬，受到你们的如此尊重，那么你们是他的朋友，……我们是叛乱者罗。所以你们是我们的敌人罗。”甚至威胁“在这上面，砍掉你们的脑袋”(《法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记事》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二），第25，26页。)等等。显然，这种非此即彼的外交逻辑与简单化的做法只能起到孤立自己的作用。
造成太平天国领袖们在外交上的上述失误，说到底是由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造成的。农民阶级作为小生产方式的代表，它不可避免的具有分散、狭窄与保守的特点。这些阶级特性决定这些农民领袖们尽管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但始终无法使他们能够具有远大的目光和一个观察问题的足够的高度。
既然太平天国不能运用外交手段利用敌人的矛盾，结果只能是西方列强利用清政府同太平天国的矛盾，采用又打又拉的手段使清政府向他们屈服，最后再联合起来镇压太平天国。祺祥政变后，力主对外妥协的奕?等人掌握了外交实权。清政府正式实现勾结外国侵略者“借师助剿”的反革命计划。西方列强与中国封建统治者合二而一了。
经济上：官僚资本主义的发端
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有的经济形态，它是伴随这一社会形态的形成、发展而逐渐地成长起来的。19世纪中期正是中国开始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以封建性和买办性为其主要特征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也就在这样的土壤上萌发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的孕育也是同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活动紧密相连的。它是以中国封建主义大力寻求资本主义列强的洋枪洋炮为起始的。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60年代初，湘军和淮军逐渐装备洋枪洋炮。淮军头子李鸿章称洋枪洋炮威力无比，“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第10页。)为尽快帮助士兵掌握使用这些新式武器，他还“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三，第16页、第19页。)仅松江一地，李鸿章在半年中就请洋教头训练1200多名清兵学会使用洋枪洋炮。1864年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对湘、淮军使用洋枪洋炮的功效评价极高：“各营得此利器，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大江以南逐次廓清，功效之速，无有过于是也。”(《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二五，第10页。)
既然洋枪洋炮能帮助曾国藩、李鸿章，也就难怪他们在大量向外国购买同时要设法自行生产了。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创办“内军械所”，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武器弹药，用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次年李鸿章在上海设“洋炮局”，雇洋匠制造军火。1864年，天京陷落，“内军械所”迁至南京，次年改名金陵机器制造局，规模扩大，采购外国机器制造火药、大炮。
为了加紧创办兵工厂，1864年李鸿章致书奕?：“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奕?深表赞同，转奏那拉氏，认为要巩固统治，当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筹办夷务始未》（同治朝）卷二五，第1页。)得到朝廷认可。从此，封建官僚大办近代军事企业开始了。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至1867年迁至高昌庙，规模进一步扩大，占田面积达70多亩，拥有工人2000多名，成为清政府规模最大的军事工业部门，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军火工厂。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筹办近代第一个造船厂，制造军用船舰。同年崇厚在天津创办机器厂。其它如西安、兰州、济南、成都等地以及云、湘、粤、吉、晋、浙、台等省也先后陆续办过称为机器局的兵工厂，但一般规模不大。
这些军事工业企业堪称近代中国自己的第一批近代化企业。可惜它并不属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范畴。虽说它还不是典型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就其性质而言却是从属于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范畴的。
这些工业部门具有极大的封建和买办性质。尽管这些军事企业在资本主义属性方面似乎不足，但却是地道的近代大机器生产，拥有大批产业工人。且创办这些企业的封建官僚们在后来创办的民用企业中终究还是让产品转化为商品，所以说我们还是有理由把这些近代军事工业看作为近代官僚资本主义的早期形式。而这种官僚资本主义的出现正是中国开始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经济领域的必然反映。
太平天国运动本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掀起的一场反封建反侵略的伟大斗争，照理，它应该在沉重地打击中外反动派以后，推翻或削弱反动势力，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沉沦。可是历史发展却不然，以祺祥政变为标志，反而形成中外反动势力勾结，加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在中国形成的局面。这究竟是为什么？
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对立统一规律”。“‘两极相逢’……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太平天国打垮了清王朝的立国劲旅八旗和绿营，却造就了新的更为强劲的敌人湘军和淮军；农民战争打击了中外反动派，偏又促成了中外反动势力的合流；历史上最强大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削弱了封建经济，但孕育催生了官僚资本主义。（尽管它只是一种早期形态）归根到底，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关系还不能产生出新的生产关系，不能造就新的阶级力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因此，中国就不可能如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那样来避免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噩运。农民的力量再伟大也挽救不了中国的沉沦，唯一留给我们的只能是不甘屈服的伟大的斗争精神，它终于在以后的前仆后继斗争中鼓舞我们前进并最终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