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从兵（作者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历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专治太平天国史、中国铁路史、中国近代经济史，著有《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太平天国文书制度再研究》《上海小刀会起义与太平天国关系重考》等。）
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由天王、东王、西王、南王、北王、翼王组成。名义上，天王是上帝教的教主，是太平天国的君主。东西南北翼五王是天王可以称“胞”的领导成员，东西南北四王为军师，相当于太平天国的政府首脑。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据有代天父、天兄传言的权力；南王冯云山为上帝会的创立者，早期是与洪秀全并称的上帝会领导，后来地位仅次于东王、西王；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是最后进入领导集团的，东王可节制西南北翼四王。
因此，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天东西南北翼—天东西南北—天东西南—天东西—天东—天”的纵向层级。随着南王、北王相继去世，这个纵向层级顿变为“天东北翼—天东北—天东—天”，使东王的权力失去了制衡，代天父传言的东王日益骄横起来，他与其他领导成员特别是天王洪秀全的矛盾日趋尖锐，最终导致1856年9月2日凌晨天京事变的爆发。
上篇
洪、冯、杨、萧构成上帝会最早的领导集团，为了制衡杨、萧，洪将韦、石引入。洪秀全东乡称天王，保留最高地位，但杨、萧却超越冯，确定了太平天国前期高层的基本权力格局，“五军主将制”的建立，就是这种权力格局形成的标志。随后的“四大军师制”和封五王诏进一步理顺了领导集团成员相互间的关系。永安分封不久，冯、萧相继战死，稳定的权力结构失去平衡，再无人可以制衡杨秀清。
有事聚商 得计便行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四次科考失败大受刺激的洪秀全，受基督教小册子《劝世良言》启发，结合自己曾做过的“升天异梦”，创立主张黜邪崇正、斩邪留正、敬拜真神皇上帝、反对偶像崇拜的上帝教。因在家乡广东花县一带传教效果不甚理想，他与最早入教的冯云山一起赴广西贵县等地宣扬教义，吸引了部分乡民信众。1844—1847年间，洪返回花县著书，充实上帝教的理论，冯则深入贫苦烧炭工聚居的桂平紫荆山开辟根据地，组织上帝会，奉洪为教主，建章立制。冯的最初努力，奠定了洪、冯二人在上帝会的领导地位。
1847年，洪秀全到紫荆山区与冯云山相会。随后两人带领上帝会会众展开捣毁神坛庙宇的斗争，引起了地方乡绅的忌恨和不满，冯云山先后两次遭到地方官府的拘捕。第二次被捕后，他在狱中患病甚重。1848年3月，洪秀全返广州设法营救。冯是紫荆山上帝会的直接创建者，在会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身陷牢狱，自然引起会众们极大的愤慨和不安。洪走后，会众以“科炭”（每卖出百斤炭就抽出部分炭钱存起来）集资，向官吏和差役行贿，救出冯云山。冯赶回广东，谋与洪秀全会晤，两人几经辗转，直到1849年2月之后，才在家乡花县再聚首。
正是在此期间，由于冯、洪脱离紫荆山上帝会会众，会众中一度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1848年6月，以耕山烧炭为业的杨秀清借用民间“降僮”的方式，伪托天父下凡传言，态度严厉而肃穆，揭发上帝会的“叛道者”，劝人为善。同年10月，“自耕而食，自蚕而衣”的萧朝贵步杨秀清后尘，也以同样的方式，伪托天兄耶稣下凡。他们借此安定了众心，稳住了局势。
当时在上帝会内部，伪托“有神附体”传言的，并非只有杨秀清、萧朝贵两人，对于多人的“传言”，上帝会的兄弟们都做了记录，但只有杨、萧的传言得到洪的认可。洪秀全认定两人的传言“一部分是由上帝而来”，而其他人的传言是“为魔鬼附身而说的”。作为上帝会公认的领袖，他的判定授予了杨秀清、萧朝贵分别代表天父、天兄发号施令的权力。从此，天父、天兄被杨、萧引到凡间，附在他们身上，成了可以根据其需要，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至高权威，而洪秀全反居次要地位。上帝会的实际领导权，逐渐由洪、冯向杨、萧转移了。
在权力转移之初，杨、萧的“传言”还是极力维护洪、冯权威的，如杨代天父传言说：“众小尔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萧代天兄传言说：“众小弟，要一心向紧秀全，扶起秀全也。”甚至洪问天兄“太平时军师是谁乎”时，萧代天兄答：“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俱是军师也。”冯云山作为军师，此时尚放在第一位。在杨、萧早期的多次传言中，如领导集体多人同时出场，列名顺序依然是洪、冯在前，杨、萧在后。
洪、冯会合后，1849年5月，二人返回广西，一方面继续加强上帝教的传教工作，领导上帝会众与地方乡绅地主的斗争，使上帝会在各州县迅速发展，建立起桂平、贵县、平南、陆川和广东信宜等五大斗争基地；另一方面，他们也在考虑如何面对领导权力转移的问题，感觉到需要加强对上帝会的集体领导，以消弭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影响。
为此，洪、冯引进在上帝会中较有威望的韦昌辉和石达开、秦日纲等人加入领导层，并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和石达开各依齿序，结成异姓兄弟，同尊皇上帝为父亲，耶稣基督为长兄，而洪秀全为二兄，冯云山行三，杨秀清行四，萧朝贵行五，韦昌辉行六，石达开行七。并约定“有事聚商于一堂，得计便行”。这样就将宗教权力和世俗权力结合起来，也是对杨、萧的有效制衡。在代天父、天兄传言时，杨、萧凌驾于洪、冯之上，但在世俗权力中，洪、冯在杨、萧之上，洪、冯的领导地位得以继续维持。
杨萧联手 后来居上
随着上帝会势力的持续发展，他们与各地团绅地主势力的冲突与斗争日趋激烈。而到1850年金田起义前夕，上帝会领导集团的内部关系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洪秀全虽然人在广西，而且深感“妖魔十分作怪”，但除了恳求“天父天兄大作主张”，大小事务悉听“天父天兄”主裁外，自己并无多大作为，只是说“有天父天兄在，小弟不敢大胆也”。他也意识到，所谓的天父天兄主裁，实际就是杨、萧二人主政，故他有“天下万郭都靠秀清、朝贵二人，岂有不做得事”的说法。虽然杨、萧以“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相慰，但上帝会的权力仍在继续向杨、萧倾斜。
杨秀清一度利用“耳孔出脓，眼内流水”的毛病装聋作哑，宣扬自己受天父差遣下凡代世人赎病，以试探上帝会弟妹心肠。他居于幕后，不想理事，而由萧朝贵出面，代天兄传言，发号施令，指挥一切。这是杨、萧在金田团营前夜联合掌权、执行领导的特殊方法。这些情况表明，此时上帝会领导集团的权力结构并不稳定。
团营是指各地的上帝会会众遵照动员命令，从四面八方向桂平金田村集中，它是誓师起义的第一步。杨秀清“病愈”登场，坐镇金田，主持团营，掌理军务，而韦昌辉家则是谋划和指挥团营、起义的大本营。至1850年12月底止，除广东信宜一支队伍没有到达外，其他各路人马都已完成团营任务，并且按照上帝会大本营的要求编立营伍，驻扎待命。各地会众聚集到一起，最为迫切的是加强对会众的管理，团营之后各方面的管理制度是由洪秀全、冯云山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冯为此做了大量文书工作。
上帝会众金田团营引起了地方统治者的恐慌，他们决定集中兵力进攻金田，洪秀全、杨秀清迅速动员会众万人，分兵数路，埋伏在金田外围各地，于1851年元旦取得了金田蔡村江之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上帝会男女。为了加强对队伍的约束，洪秀全颁布了五大纪律诏：“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协力，不得临阵退缩。”
1851年1月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正值洪秀全38岁生日，上帝会众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誓师起义了。洪秀全将编立起来的上帝会会众队伍称为太平军，以“太平”命名所要建立的国家，把国家的领导中心称“太平天朝”，自称“太平王”。金田起义意味着与清朝政府你死我活的政治对抗，也意味着更大规模武装斗争的开始。起义之后，太平军移营大黄江口，西出武宣县，洪、冯亲身督战，三里圩大战告捷，群情欢呼。3月23日（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平王在武宣东乡正式“登极”，改称天王，封立幼主，并更号“太平天国”。
为了适应战事的需要，洪秀全又建立“五军主将制”，以杨秀清为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这一新制度实际上提高了杨秀清和萧朝贵在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他们正式超过冯云山。所以，杨秀清对洪秀全改称天王亦表赞同，承认要维护天王的权威，他对全体太平军将士代天父传言说：“众小尔们要一心扶主，不得大胆。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旨，是天命。”
洪秀全登极和“五军主将制”，确立了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基本的权力结构。
永安分封 一枝独“秀”
洪秀全东乡登极后，太平军北击象州，回师紫荆、金田，分前、后两军驻扎。洪秀全以紫荆山茶地为中心，在冯云山、石达开的协助下，分兵于猪仔峡、双髻山、花雷村和大坪村等地设防固守，严防武宣、象州西北两路，是为后军。杨秀清以莫村为总部，在萧朝贵、韦昌辉、胡以晃等的协助下，于新圩、盘龙、安众、金田等地扎营，控制着思盘江与鹏化水之间的几十里平川，是为前军。
在清军猛攻之下，猪仔峡、双髻山易手，紫荆山后路屏障洞开，1851年8月15日，天王洪秀全在桂平茶地发布移营诏令，并强调“此是前时行营坐营铺排如是，今宜听东王将令”。这一诏令，明确了太平军的编组情况和指挥关系，也表明：太平军领导核心的权力重心，已进一步从洪秀全向杨秀清倾斜。很快，杨秀清即公开以“军师”名义对外发布文告了。
洪秀全当时设四大军师：左辅正军师杨秀清，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前导副军师冯云山，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四大军师排除了石达开，某种程度上也是权力结构的一种变化。
接着，因风门坳失守，太平军缺盐少粮、病伤增加的问题日趋严重，不得不东进平南。他们沿路挖断山梁，择险设伏，并在鹏化分军两路：左路军由洪秀全、杨秀清亲自统率，从鹏化、罗简至花洲，翻越枫木界，进入大同里；右路军由精锐战士4000余人组成，在萧朝贵、冯云山的统率下，从鹏化直入惠政里，一举占领思旺圩。右路军从思旺调出3000余人，与清军在官村展开决战，萧、冯临阵指挥，取得大捷后，改道东出，速趋大旺圩，与洪、杨会合，准备新的进军。
官村大捷以后，太平军摆脱了长期遭受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集中大旺圩，重作部署，分水陆两路向桂林南面的永安州进军。以茶地移营时韦昌辉统率的右军调归前军，在萧朝贵的统一指挥下，与石达开、秦日纲、罗大纲等率领的精壮战士约4000人，组成机动能战的陆路军。以冯云山统率的后军与中军联合，率战士3000余人，保护老弱妇孺、全军辎重，从大同江而下，是为水路军。洪秀全、杨秀清、冯云山与胡以晃均由水路前进。
不难看出，进军途中多次分兵或分路时，领导集团注意到了领导成员的不同组合，从而实现既能相互制衡，又使各个高层精诚团结、共同对敌的目标。
太平军以迅猛的进军，仅十日间，即于9月25日攻克永安州，取得了起义以来首次占领城池的大胜利。10月1日，洪秀全在万众欢呼声中坐轿入城。自此，太平天国起义从单纯的游移作战，转入武装斗争与政治建设并举的新阶段。
12月17日，洪秀全以天王名义发布封王诏令，确认军师均可称王爷，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并以“羽翼天朝”为要求，封石达开为翼王。又规定“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刊刻颁行《天父下凡诏书》，“庶使通军熟读记心”，进一步确立了杨秀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崇高地位和权力。
洪秀全驻跸的“天朝”由永安知州衙署经过一番精心装点而成，杨秀清的东王府在“天朝”东侧的原捕厅署内，萧、冯、韦、石也都各有府第。杨秀清在肃奸防谍方面大显权能，萧、韦主要负责城西、城东的战防，冯云山则长于继续创立和完善各种制度，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创制太平天历，以太平天国纪年，兑现了洪秀全“开创新朝”的宏图大愿。
“西、南”崩塌 东王坐大
太平军在永安的占领区毕竟过于狭小，战斗和生活的消耗较大，加上清军封锁持续加强，不久太平军内部就出现了军需匮乏的危机。而清军经过长期的运筹调度，已从桂林、雒容、桂平及广东各地汇集大批二千斤至八千斤的各式大炮，进入永安战场。
1852年4月4日，天王洪秀全向全军发布了破围诏令。第二天，以罗大纲率领的精兵约2000人为破围先锋，全军男女顺利离开永安，途中痛歼清军，继续北上，4月17日午刻，前锋进抵桂林城外。太平军战力上装备上处于劣势，兵员又少于清军，无法对桂林形成全面包围并攻克之，5月19日深夜主动撤离北去，路经全州。太平军本无意进攻全州城，只是计划借助此地的水路交通之便，加速进军两湖。但南王冯云山率领的后路军行至城外白马庙、柳山尾时，城内凤凰山上的守军发炮轰击，冯中弹负伤。洪秀全、杨秀清闻报大怒，立即下令前队众兵将回师，血洗了全州城。
6月5日，太平军从全州水陆并进，船只200余号，满载辎重、老弱妇孺，从湘江顺流而下，行15里至蓑衣渡。清军居高临下，集中炮火向船队轰击。冯云山在战斗中因伤势恶化，医治无效，死于军中。这位足智多谋、忠诚国事的元勋不幸牺牲，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领导集团中，四位军师已失其一，对杨、萧的制衡已有所缺失，导致太平天国前期权力格局的一次重大变化。
蓑衣渡受挫，洪秀全、杨秀清决定改由陆路前进，6月7日，太平军从全州向湖南挺进，6月12日，不战而克道州，随即又攻取江华、永明等地。虽然清军对道州形成“四面合围”之势，但官多怯懦之辈，兵皆“无律之军”，清军并不能对太平军发动像在广西那样频繁、激烈的进攻，太平军得以在道州驻留两月。在此期间，杨秀清力排众议，作出“专意金陵”的决策，得到洪秀全的肯定与支持，进军江南的主张战胜了转战广西的议论。
1852年8月10日夜，太平军撤出道州，经宁远、蓝山等县而克嘉禾县城、桂阳州城和湘南重镇郴州城。为了贯彻杨秀清的道州决策，萧朝贵提出即攻长沙的建议，得到洪、杨的赞赏。于是，调拨精锐2000人，由萧直接指挥，从郴州出发，疾进长沙省城。9月12日，萧朝贵身穿黄袍，亲率牌刀手往长沙各处督战，忽被敌炮打来，正中胸膛，弹子穿身而出，几经抢救无效，死于长沙南门外军营。这位上帝会和太平军的重要领导者，天兄耶稣的代言人，遇战当先、英勇无比，他的牺牲是继冯云山战死之后太平天国又一重大损失。四位军师再失其一，只存其二。
后来向江南进军时，太平军仍以杨秀清、萧朝贵的名义，沿途发布“奉天讨胡”“奉天诛妖”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等檄文，申述民族大义，号召有志者起义，这说明西王的重要地位和象征性意义。西王的牺牲，对东王的权力又失一重制衡，也是太平天国前期领导集团权力格局的第二次重大变化，权力结构的纵向层级从此前的“天东西南北翼—天东西南北—天东西南—天东西—天东—天”转变为“天东北翼—天东北—天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