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武昌后，太平军为了更好联络长江两岸，将原来的浮桥拆毁，改建新桥，于1853年1月16日竣工。“自对岸晴川阁至汉阳门江岸，以巨缆缚大木，上覆板障，人马往来，履如坦途。”第二天，洪秀全等由这座新桥进入武昌，太平军纵横江面，“罗大纲，石达开往来为游兵”。看来，罗大纲实为水师统帅，负责江防；石达开指挥陆师，策应两岸。
至1月26日，太平军克城已近半月，向荣看到太平军的消极防御态势，不禁胆气稍作，乘着太平军营盘“火药燃发”，发动了失城后的第一次攻势。
这天，“冰雪更大”，清军向太平军防线滥施炮击。申刻，和春部放火箭射入阴骘阁太平军营内，引起火药燃烧。和春见太平军营盘燃着，“催令兵丁”，直犯太平军阵地。双方枪炮互施，清军攻势受到阻滞。“时朔风凛凛，火势猛烈”，太平军不禁慌乱，无心恋战。向荣令各营“齐出队伍，乘势攻扑”。清军呐喊，冲进太平军营盘。太平军“抵受不住”，立即后撤。李瑞，秦定三，马龙乘胜“攻打第二座贼营，开放枪炮，抛掷火罐”，又将太平军“了蓬燃烧”。太平军见头座营盘“被焚败走，亦立脚不住，纷纷弃营乱窜”，清军又攻入这座营盘。向荣下令继续追击，直抵新南门外，遇到太平军纵深兵力的坚强抵抗，攻势受阻。“时已天晚，又因路滑难行”，清军“只得撤队回营”。
洪杨见向荣重兵逼近新南门，立即大力充实这一地段的防御力量。翼王石达开任前敌指挥，率众出大东门，与清兵苦战。他命令将士“在长春观以外，筑有长墙深濠”，内有兵营五六座；“新南门外沿城一带，俱筑有土城”，扎有兵营4座，均与城上太平军相应，“大炮极多，防备甚紧。”看来，太平军以长春观与新南门外的土城为犄角，前沿筑墙濠以为路障与屏蔽，切断清军进攻线，营盘轧在墙后。城上守军安置多门大炮，俯射清军，封锁前沿交通线，支援城外部队，形成立体火力网。武昌东南的坚固防御纵深，使向荣棘手无措。
1月29日，“雨雪稍止”。卯刻，向荣传谕各营准备出队进犯，发现新南门以及双峰山，长春观一带太平军，“往来行走，并持执器械，扛抬大炮，络绎不绝”，也在紧张备战。向荣判断，太平军欲攻清营，决定抢先发动攻势。他“即刻传派广东兵勇，四川，福建官兵，提标三勇，分作三队，从洪山进攻长春观，小龟山一带贼营”。此路由四川提督苏布通阿，总兵马龙，玉山，郭仁布指挥。另一路由总兵和春，秦定三，李瑞指挥，“派湖南，贵州，广西官兵，攻打新南门各贼营”。这两路是主攻方向，兵力当在1.5万人。中路由“副将瞿腾龙，督率都司张国梁等，分督楚兵，捷勇，潮勇，攻打长虹桥贼营”，实施牵制性进攻，兵力七八千人。
石达开动作更加迅猛，立时下令出击，太平军“分路蜂拥而出”，战斗打响。“从辰至巳”，双方展开炮战，“彼此相持”。而后，太平军撤回防线，依恃工事，准备阻滞敌人。向荣以为有机可乘，急令三路兵勇按原计划展开进攻。清军“齐开枪炮，抛掷火罐”，在火力掩护下，逼近太平军防线。太平军早作准备，“于土城内开放枪炮打出，抵死抗拒”。城头上的太平军，“亦用连环大炮轰出，炮子密如骤雨”，立体火力网发挥了强大威力。“广东署守备萨国亮，。。。。。。抢上龟山”，被太平军炮击毙命，清军东路渐至不支。太平军以逸待劳，“枪炮愈紧”。向荣自知，“难以攻扑，战至申刻，下令撤队回营”。此役，清军伤亡16名。太平军将士隐蔽在墙濠后狙击清军，没有什么伤亡。
1月30日，向荣移营卓刀泉，“左右临湖，为东路要隘，易于据守”。而且，扎营后，“既可分兵他处，亦可兼顾后路粮道。”看来，向荣在29日进犯受挫之后，不敢再言进攻了。他只想“据守”而已。直到2月8日，清军才发动攻势。这位狡诈的悍将，看到清军无力突破太平军的城外防线，收复武昌更是幻想，又担心太平军反攻，切断清军补给线，遂回踞卓刀泉旧垒，城外恢复到1月初的军事态势。
太平军虽获小胜，但战术上被动保守，基本持消极防御攻势。因为洪杨此时已经决定撤离武昌，图谋新的战略运动，并为此抓紧准备，石达开的任务只是守住防线，掩护撤离的准备工作，无意发动大规模进攻。
陈徽言记载：“二十七日(2月4日)，我兵进攻，大获胜仗，歼贼千余，斩伪官八，杀伤者尤众。贼于是震恐，遂有窜志。”证之《向荣奏搞》《方略》及其他史志，皆付阙如，使人颇生疑窦。这时，有力量进攻，“歼贼千余”者，惟向荣。故而郭廷以据以写道：“(2月4日)，提督向荣攻武昌洪山，获胜。”查向荣此时奏稿并未遗佚。在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1853年2月7日)的奏报中，他根本没有提到三天之前的这场歼灭千余的空前大胜。可见，陈徽言所记的战事并非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