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11月底至1856年3月，仅四个月时间，石达开大军横扫整个赣西，克复了瑞州，临江，袁州，吉安府的大部份州县。翼王避实蹈虚，挺进清军薄弱的内线开辟基地，以战养战，壮大实力，大大提高了运动战略的层次。这是石达开主持西征军务时的又一军事创举，把西征的战略胜利引向了发展与经营基地的新阶段。应当指出，江西群众与天地会热情支持太平军，而且与太平军联合战斗，是石达开迅速占据赣西的重要成功因素。因此，石达开采取边开辟，边建设的经略方针，每克一城迅即派遣监军，摧毁清朝政权机构，普遍设立各级乡官，建立太平天国的基层政权。西征军支持乡官，打击封建恶霸势力，施行仁政，减轻人民负担，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石达开注重和睦军民关系，拟定了十条章程，广泛公布，谕令遵行。
西征军将士不杀民，不扰民，纪律严重，攻克吉安后“不戮一人，有掳民间一草一木者，立斩以徇”，甚至地主文人邹树荣也赋诗颂扬：“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有人别有用心地说：“村野之民，有盛赞贼之义气，其故在得贼之小惠，遂以为德，而不以为仇。”为此，曾国藩哀叹说：“所患江西民风柔弱，见各属并陷，遂靡然以为天倾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迫胁以从，而甘心蓄发猪贼，希图充当军，师，旅帅，以讹索其乡人，掳掠郡县村镇，以各肥其私囊。是以每战动盈数万人，我军为之震骇。”左宗棠也叹息说“江西事恐不可为，以民心全变，大势去矣。”曾国藩之流不寒而栗，预感到“民心全变”，清朝日渐孤立，江西局势正在发生巨变。
1856年1月10日，曾国藩恃为机动主力的周凤山军进抵临江府境，并在次日会同水师刘于淳，贺虎臣等进犯樟树镇。周凤山派陆师进攻镇西南岸西征军5座营垒，刘于淳等攻镇东北岸西征军。西征军出动三四千人反击，鏖战数时，将敌击退。东北岸守军开始高垒坚拒，后因湘军潜至营后火攻，仓皇弃垒溃走，樟树镇失守。1月16日，周凤山会同刘于淳等乘胜进犯新淦，守城西征军仅千余，不敌，于次日清晨撤走。
曾国藩令周凤山回驻樟树镇，与水师相互依护，进可犯临江，退可保南昌，2月4日，周凤山遣湘军800人回驻樟树。石达开闻知敌军人数单薄，决定重兵奔袭，乘农历除夕与元旦，派右十承宣张某带水陆将士四五千人，由临江东渡，于次日突攻樟树，攻陷敌营，缴获全部锅帐，毙敌200余人。
周凤山惊悉败报，即率全军折回樟树。2月8日，在瓦山与乘胜直上新淦的西征军遭遇。西征军分六路攻敌，在西边沿河长堤上布置两路，在堤内大树林中布置四路。但湘军抢先占据东边山岭，以高击下，激战一时后，西征军不支，退回临江。
曾国藩急召彭玉麟统领内湖水师，带20余船于2月9日上驶樟树镇。12日，临江西征军自上游下放破旧大船战船，小划随后出击。彭玉麟督勇抵抗，小胜。14日，湘军水师再度进攻临江河口，焚毁守军3座坚墙，1座望楼。
曾国藩得意忘形，又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他向咸丰帝打出包票，疏称：“贼匪两次东渡，均被我军击败，水师扼泊樟树，叠获胜仗，东岸(指赣江以东南昌府，抚州府，建昌府等--引者)当可保无虞。日内浮桥造成，陆师西渡，即当激励将士迅克临江。”事实上，这是曾国藩头脑昏胀：周凤山一支孤军，彭玉麟一部水师，竟然要抵挡石达开的雄师，保全西岸，还要西渡反攻临江，不啻痴人说梦！很快他就得到报应。
3月15日，石达开督师数千，船200余只自吉安返抵临江，驻扎永泰，决计打击周凤山。自17日起，西征军由沙湖渡至东岸，进攻横梁。西征军在狗头堤一带分驻有近5000人，一路扎营河桥，一路扎营堤左，两路筑营于河边沙洲，“势甚严整”。周凤山指挥敌军分路相攻，水陆配合，西征军“抵死鏖战”，初战未能获胜，但仍在横梁阻滞湘军。
3月22日，石达开率主力数万渡河，分扎横梁，香溪一带，次日，周凤山见太平军声势浩大，遂与彭玉麟东西两路抵御，双方激战，石达开分兵绕向东路抄敌之后，奋力拼杀，湘军“纷纷溃败”。西征军乘势紧逼，前后夹击，重重围歼，使敌各营间不能相顾，尽毁湘军营盘，歼敌千余人，周凤山亡命南昌。石达开胜利实现作战目标--歼击周凤山主力。
樟树镇，“西临瑞，临，东接抚，建，两岸之关键，省城之咽喉”，是江西的战略要地。西征军樟树镇大捷，使南昌官绅惊恐万状，有诗为证：“警报至江城，皇皇心无主。搬移尽出城，车船纷丝缕。”富豪大贾日夜逃亡，“夺门奔走者，不可禁御，或相践以死。”曾国藩又气又急，奏请将周凤山革职留用。
石达开乘胜大举发展，开拓占领区。3月28日，检点黄天用，军略余子安等击溃清军，攻占抚州府城，令当地绅士充当监军，军帅等各级乡官。曾国藩闻讯，急调湖口李元度一军经饶州“进剿抚州，以保广信”，青山水师退扎吴城镇，青山陆军调赴省城南昌。曾国藩所望挽回败局者“在内惟李元度一军，在外惟罗泽南，刘长佑二军”。但罗泽南远在湖北，刘长佑入赣后被西征军阻于萍乡，“迄无入境”。李元度孤军困于抚州，南昌虽有水师，但无陆师主力防护，形势岌岌可危。3月30日，太平军指挥李红光占领西征军自抚州分军进克建昌府。10日，占领宜黄县，吴天福任监军。同日，吉安西征军分兵南下攻取万安县。之后，将军张三和自建昌出发南取南丰，东取新城，于28日攻占，延至5月2日撤走。4月，西征军攻占铜鼓，赣东腹地渐入太平天国版图。
可是，4月中旬，石达开奉檄援京会战，江西兵力减弱，江西军务先由黄玉昆，后由韦昌辉掌管。西征军在江西基本停止攻势，转入与敌相持阶段。
据上所述，到1856年4月初，西征军在江西共占有8府46县，曾国藩哀叹说：“自鄂渚以南，达于梅岭，贼踪绵亘数百里，众号数十万。”清朝统治区只有北部残缺不全等南昌，饶州，东部的广信和偏安于南隅之赣州，南安等五郡及宁都州，而以江西全省而言，“瑞州，临江为根本，抚州，吉安为膏腴。”西征军“盘踞江西，设官秉政，俨然爵土王侯”。江西战局的急转直下使曾国藩不得不奏调武汉城外的罗泽南回援江西，他疏劝咸丰帝说：
罗泽南在鄂一时尚难得手，臣等伏思，军情有缓急，利害有轻重，两害相形则从其稍轻者。假令武汉功在垂成，亦断不敢顾此失彼，随贼牵缀之计。今既势难遽克，与其顿兵坚城，攻遥遥无期之湖北，又不如移师腹地，就岌岌将殆之江西。武汉两岸三万人，即无罗泽南一军亦足敷防剿，江省西南与湖南，广东接壤，若不迅速殄除，实为三省无穷之患。
曾国藩的呼救成了罗泽南的催命符。20天后，罗泽南为迅速攻破武昌，再回救其主子，而被韦志俊部西征军击伤至死。这样，曾国藩依之为左右的湘军两大悍将塔齐布，罗泽南均先后殒命，所以，江西等处西征军高兴地传着：“破了锣(罗泽南)，倒了塔(塔齐布)，杀了马(指在南昌攻坚战中被西征军斩杀的马济美)，飞了凤(周凤山)，徒留(刘于淳)一个也无用。”的歌谣，反映了湘军将亡兵残的衰微现状。曾国藩困守南昌，处境难堪，文报不通，接济断绝，惶惶不可终日，唯有寄希望于湖南，广东，湖北援军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