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研究素来是太平天国史研察的热点。历史总是喜欢和人开玩笑，石达开后的石达开研究，竟在短短的一个多世纪里，绕着革命和反革命的圆圈，走了一个大循环。他在本世纪初从敌对阶级的诬蔑、诽谤声中脱身出来，为资产阶级民主派奉为慷慨扬鞭入剑门的英雄豪杰，转而又被贬值是害了天国又害己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模式；六十年代后，他脸面涂的时代政治油彩更见浓厚，竟然为所谓的影射史学搬用，而论定为反动路线头子、叛徒；石达开风风雨雨的每个时期，都受到后来者“古为今用”，被引为颇有价值法则的正宗模式，由此，人们对他的认知度，超过太平天国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角色。直到今天．当中国以坚定的步伐走向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时代，石达开研究“拨乱反正”，他作为一代人杰，又以学木界热衷的课题方兴未艾。
石达开独特的个人行为，最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罕有的文化现象。它在本世纪的中国社会引儿注目，更加提高了它的社会价值观。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英雄的佼佼者，后期领导集团成员的陈玉成、李秀成和洪仁干在先后被俘时，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是太平天国的上上人物，有如陈玉成在答敌所“举贼悍将以绳之，则曰：旨非将才，惟冯云山、石达开差可耳” (《清代野记》)；李秀成谈及“逆首才能及各伪王优劣，皆云中中，而独服石王，言其谋略甚深”． (《能隐居士日记》卷二十)他是首义集团中最年轻而又颇具权威的领袖之一．冯肖和杨韦早逝，天王进京后又是深居简出；神龙见首不见尾，大小臣工、满朝军民只能自那些记述“福音”，充满拜上帝会术语、 “天话”的诏书中，寻得天王的行为和思想。石达开就不同了。他的末路滇沛，每从曲折之中见悲凉，而又在直道之上含奇险。时代结他塑造了可歌可泣的身世。在血雨腥风的近代中国，石达开自是一个具有复合文化心理的悲剧英雄：年方十八岁就背乡离井，二十岁就成了贵县客家领袖，带同家族乡人二千人赴金田团营。在北上行军途中．开始是无所作为，但在肖期贵战死后，他率领殿左军充任开路先锋，沿途势如破竹，斩将蹇旗，为此荣誉“石敢当”的绰号．在建部天京后，经年累月转战于长江中上游的广阔地带，多次出奇兵以少胜多击溃对手，这些英武的行为，在仍以冷兵器为主体的近代中国农民起义者中，带来很大的心理移位和角色崇拜．石达开形象传奇化了，他在太平天国军中树立了能战能谋文武全才的最佳模式．
因为长期出征，在安微、江西“上马治军，下马安民”的政治生涯，使他接触到社会各阶层，以至在民间留下了不少可采的传说。在他死后十几年，江淮地区百姓还盛赞他的“威仪器量”(《江表忠赂》)；辛亥革命时期的留学生还称誊他是“绝代英雄” (《近世中国秘史》)；众多有太平天国色彩点缀的小说，诸如《洪秀全演义》(黄世仲)， 《侠女恩仇记》 (陆士锷)和《红羊豪侠》 (张恂子)等，无不将石达开视为主要角色描绘和加工，对石达开的叫捧和宣传，是一种农耕社会人们怀念太平天国所产生的心理均衡，但很重要的，是他确有不少有异于常人之处。
1856年初冬，石达开回京．不以家仇而以国事为重，处理了内讧遗留问题，由此受合朝文武拥戴；他满心要重振朝政，却又受洪氏家族挟制，并“有谋害达开之意” (《石达开自述》)．此时此刻，他并未重蹈内讧模式，自相残杀，而按照《春秋》 “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旧义，奉行合则留不合则分的出奔路线，这在当时确为保命保国的最佳方案。但他在安庆半年，也是难以调度全军，而与天王关系透明化，使他只有南下江西，远走浙闽。此中情情切切，正是断关河路绝，带有中世纪传统文化悲凉的氛围，颇能引起农耕社会后来者怆然而涕下。在他孤军自危道入川披围困于大渡河险境时，又甘愿为救旧部而冒斧钺舍身救人，其言行“仁爱忠义”，很符合传统文化鼓吹的伦理规范。这些行为在古中国千百年里是罕见望，但它仍是儒家倡导成仁取义的一种实践，以致凭惜艺术形像思维的再现，创造出动人心弦的作品，即使它有悖于历史真实，只要社会有这种需要，民间欢迎、传播，它就能生存，发扬．光大。忠君爱民，壮志未酬，唯悲剧能使人长相思，这大概就是石达开能被后来人选中，作为教育世代的爱国志士典范的原因罢。
石达开的社会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后人在不同时空的加工利再加用，“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他们按照自己的需要拔高或贬低某个历史人物。辛亥革命的流产，中华民族仍然处在危亡境地，传统文化心理素质的中国人，习惯借古人行为发泄情感，石达开的伪托持久炙人口，直到今天仍为人信以为真。由小说笔记野史杜撰的石达开故事风靡舞台，这种光怪陆离、五彩缤纷的文化现象和产生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他的历史定位和影响。他作为后世人们在不同十空所塑造的弹性人物，却改变了本来面目。人们通常把艺术型的石达开形象替代石达开的真实历史活动，在这里，假作真来真作假是无所谓的。我们需要的是在界定历史石达开和艺术石达开后，对这种由石达开产生的文化现象作出价值判断，即石达开研究的价值观，并从中窥视农耕社会近代农民的多元心态结构和复杂的价值法则。
石达的伦理观是近代社会的完人模式，他明伦识理周所具备的典型性，蕴含了农耕社会的传统道德和情感。
在太平天国，石达开以才德见识．深获洪秀全特别是杨秀清的器重。1853年定都天京后，凡属上游危急事，均由他挂帅出征，而经他努力也多是化险为夷。石达开虽然年轻，但颇具城府。当时，杨秀清的农民心态，用要求严格，以威慑人，抬高自己的权威；洪秀全、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容都挨过痛骂，被杖击屁股。石达开与杨秀清相处，既无天王那样满肚怨恨，敢怒而不敢言，也不似韦昌辉口称“肚肠细”，阿谀奉迎，敢笑而不敢言； 他虽有尊重，也有愤懑，却更有应付自如、能屈能伸的二重复合性格。他是包括洪秀全在内的领导集团圈子里，唯一未受到杨秀清责骂和杖击的。
石达开自有慎独的处世之道的。他年纪虽轻，却能够始终保持事上以礼，与同僚无有争夺，这种器度大量，在当时的领导集团层中是罕见的。
太平天国是轻视知识份子的。在农民起义层中，早先参加的农村知识份子(半文盲和失意未有功名的知识份子)在农民圈里是受人尊敬的知识阶层；而在知识圈里，又是凭资格经历，甚至因自己源自农村，是农民起义成员而排挤压制其他知识阶层。石达开的翼王地位，使他能排除这种劣根性，在安庆”张伪榜，假仁义，要结民心”(李滨《中兴别记》)。远征途中，每到一地就“安民招贤”(同治《綦江县志》卷五)。他的骨干肖寿璜，李岚谷，周竹歧和朱衣点，陶成汤等，皆是在湖北，江西先后参加的失意知识份子，后来多有自成一军统率万人的。
农耕社会奉行完人的英雄模式，必须具备事君以忠，与友讲义，忠义具备，乃仁爱至，由此为传统社会所认同。石达开忠义俱全，他在农耕社会，且是带有近代革命家爱国救民色彩，足以具备一代完人模式。石达开所作所为，处处伸展忠义的合力。他事君尽忠，忠于天国事业，君臣大义第一：(一) 明知天王翦除杨韦，在破江南大营后，“狡兔死，走狗烹”，排除异姓，树立洪氏统治，但仍忠于天王。(二) 天王疑忌，也只是出走安庆，为天京屏藩，盖有上游之安全，天国可保无虞也。(三)离安全西下江西，原拟在内线作战，但强敌压逼、杨辅清等不合作，始才孤军入湘，血战宝庆． (四)在远征期间，所部均冠太平天国旗号，凡授爵系从天京出，自所署官爵亦仅原系通军主将翼王。至于临时增设官职，因时空制宜，加床迭铺，并无影响天国制度．
1856年冬，他在诛韦后返京时，合朝文武“言其义气，奉为义王。此中之“义”，是太平天国最高道德标准，是被天国军民视为完人的符号，也是小农经济凝聚力的结晶．太平天国诸王封号几都含有传统的伦理因子的。石达开的“义气”，在他参加革命的生涯里，表现得颇为显眼，有如离京出走，沿途张贴布告表白忠贞之心．他发此行谆谕， “遍告众军民，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石达开布告》)，但他并未因此使太平军“大部分都没有看清醒整体的革命前途，而激于一时义愤，大家带了队伍跟随石达开出走．”(罗尔纲《太平天国文史》卷二十二)1857年冬随他南下江西的，并未见有安徽地区守军，如安庆张朝爵、陈得才，桐城梁立泰，无为朱凤魁，彭泽赖冠英，潜山叶芸来等等。这种听其自然似乎还与石达开当时仅是负气，而并未想与天王为难，釜底抽薪．九九归一，其自然根由仍是他讲义气。石达开也是靠伦理道德，团结人指挥人的。在远征途中．将士跋涉千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却仍能聚合在他起下。鱼龙渗淡，风云开合，最为凄凉的当推大渡河了，石达开坚决不降，但当考虑到自身价值，因而在宽赦旧部的先决条件下，毅然投入敌营。此种农民领袖舍身救众，在石达开前后就有陈玉成、李秀成、赖文光和杜文秀等人，可以说是农耕社会舍生取义的最高境界了。如此升华，以至石达开声誉更佳；出自社会给与人的文化心理机制，唯义昭著者才能传世留彰，永垂不朽，这大概也是石达开行为有影响的一大原因吧。
忠义是根本，求忠臣于义士之门。因此染启超．高旭(天梅)辈，乃是从石达开的忠溢于色，而不是从其历史的轨迹，伪托诗文进行形象塑造的．黄小配根据罗本《三国志演义》模式创作的《洪秀全演义》，石达开讲究义气是颇鲜明的。陆士锷1917年推出的《侠女恩仇记》，仅六回两三万字，写了石达开始末．书中石达开大义凛然，不喜女色，亦淡于功利，颇有长者之风．作者对石为人忠义极为同情，在大渡河被围时还不忍其被俘杀，而以“侠女”韩宝英之婿马如龙为替身，让石“率三五个心腹人，逃人印雅山去了”，后来当了和尚。由此衍生的许指严伪作《石达开日记》，虽无史料价值和参照功能，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塑造的石达开，却是农耕社会近代文人心理机制建构的理想英雄模式，也是石达开完人模式的新补充． 《日记》中的石达开以大义定位，具体又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不爱女色，不以女色以误天下大事，也不以此损害朋友之情．大凡英雄美人阳刚阴柔．相得益彰，此乃下层的理念，但纯儒以为不可取，有如楚霸王，吕布都是万人敌，但都囿于儿女之情。而乌江自刎、白门陨命的；唯关羽、岳飞才真英雄．旧史书(台小说平话)所记英主贤相良将，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石达开屡次却姬，且将才女韩宝英收为义女(四姑娘)，而又由韩与夫妇殉难，衬托石的大义。二是石在远征途中．多次渴求隐退，在浙江、四川名山大寺求经说禅，向往道家最高的虚渺境界，以达与世无争、与人无争．这真是时人于红尘消极而塑造的完人模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 《石达开日记》作为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一种文化现象，自有其时代的价值。
石达开的伦理观和经过加工的伦理观，使他的文化紊质完人化了。从传统文化的角色定位，他可以说是被儒家、道教供奉为全民模式的诸葛亮、关羽、岳飞和文天祥等的补充；更因为他作为太平天国领袖人物，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因坚决反对满洲贵族的投降卖国而显得更为高大，也更使后人感到贴近、亲切。如果不是囿于近代中国西学东渐和民初近代教育的崛起，按照传统习俗，他本可以视作神祗树碑立庙，供人们顶礼膜拜的，但作为历史的偶象、艺术的形象，石达开的民众化、生活化所沉淀的伦理道德，始终熏陶着时代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