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单纯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和主张，他们的战斗足迹踏遍大江南北18个省，猛烈地冲击了清王朝封建统治，英勇地抗击了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我们回首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反思坚持18年武装斗争的农民政权失败的原因，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没有形成一个长期团结稳固的领导核心
太平天国在农民政权建设上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在政权建设方面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首当其冲的是，太平天国没有一个始终保持团结、长期稳固的领导核心，故难以保证农民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金田起义前后，曾形成了一个领导核心，包括有创建拜上帝会的洪秀全，有在紫荆山区卓有成效地组织会众的冯云山，有极负才干的烧炭工人杨秀清和萧朝贵，有倾全家财物支持起义的富绅韦昌辉，还有文武双全的石达开等人组成。在这个是朝气蓬勃、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带领下，农民军在金田起事，从广西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不久，领导核心力量由于冯云山、萧朝贵的牺牲而有所减弱，更糟糕的是核心内部出现裂痕，开始争权夺利。东王杨秀清“一朝之大，是首一人”，发号施令，飞扬跋扈；北王韦昌辉对军师“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暗地里广结党羽，伺机而动；天王洪秀全虽“僻处深宫”，但决不容忍杨秀清肆意扩大个人权势，“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其万岁”，凌驾于自己的头上。经过“天京事变”的自相残杀，那个极具战斗力、极负威信和号召力的领导核心被破坏了。虽然洪秀全曾努力重建新的领导核心，但“天京事变”后，他心存疑异，失去了精诚团结的心理基础，加上促使石达开率部出走，丧失了重建领导核心的机会。《李秀成自述》在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说，“翼王与主不和，君臣而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受皇权主义思想影响颇深的洪秀全，早在《太平天日》里就宣布了“朕乃真命天子”，太平天国后期他想要建立的是独裁专制的洪氏一统天下，因此，到1864年天京被攻破前，太平天国也没有再能恢复初期那种团结稳固的领导核心。这正是太平天国后期未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政策没能始终保持与广大群众的利益一致
“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古往今来一切有为政治家的共识。广大群众是否拥护其政策，农民领袖是否有威信及它们的所作所为是否被广大百姓认可，这是农民政权能否长期巩固的重要因素。太平天国从起义到建国，实行了严格军纪，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是深受人民拥护的。从平均主义角度出发，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允诺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无疑也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然而由于该方案的空想成分无法在现实中实施，令农民大失所望。在城市管理方面，天京城曾一度实行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居民的财物一概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定额供给；居民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女馆，夫妻不得同居；废除商业等。这些政策引起民众反对，不得不在1855年初，又开始允许天京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营工商业，天京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原来的状态，以后还长期改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
宣布实施“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后，表明太平天国承认地主占有土地，这就等于允许地主收租，在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些文告公开宣布，“佃农照常输租”，“粮从租办，理所当然”，“租户仍将该还钱米缴还原主，不得抗欠”。还设立了收租局，帮助地主收租完粮，当农民爆发抗租斗争捣毁收租局时，太平天国当局则站在地主阶级一边进行镇压，经济政策与农民利益大相径庭，背道而驰。并且，有意识地让地主富人充当乡官，让他们与旧时代的胥吏、地保之类共同组成各级基层政权。农民政权本是农民阶级反抗地主阶级的产物，由于政策上向地主阶级的倾斜，它无法做到始终坚持农民政权的阶级性，不能再完全代表农民的利益。
起义之初，农民领袖同广大群众是打成一片，他们“布衣蓝褛”、“敝衣草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进入六朝古都南京城以后，农民领袖们贪图安逸、追求奢侈生活的腐败风气迅速蔓延，政治腐败也随之而来,卖官鬻爵、结党营私愈演愈烈。农民领袖在生活上腐化程度与以往的农民起义领袖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领袖之间的关系逐渐疏远，也严重脱离了广大群众，瓦解了广大士兵的斗志。封建特权思想唤散了人民群众的向心力，封建化的农民领袖与农民群众之间出现了鸿沟。
三、农民政权没有被先进文化所武装
太平天国是利用宗教发动起义的，凡参加太平军的群众无论原来有何种信奉，都必须改以“独崇上帝”，不得再“拜邪神”。当宗教被作为外衣来掩盖某种政治目的时，它不仅要欺骗斗争对手，也要欺骗自己营垒内的信徒，历史上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政治斗争的政治家，在公开自己的目的后，一般都会放弃曾借助的宗教外衣。而洪秀全的悲剧在于他被自己编造的神话所欺骗，披在身上的宗教外衣也一直在迷惑着自己的眼睛。
太平天国将宗教迷信广泛地渗透到了农民军战斗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每日吃饭时教我念习经语”，夜间巡逻口令有时也指定成 “或曰赞美上帝，或曰魂得升天”，“贼人每日念经三次，早晚二遍，上灯时烧茶一遍”，“临阵时他们上供烧符”，这些都属跪求天父看顾的仪式。太平天国规定违犯了宗教纪律，轻者责打，重者处死，它不仅保障了太平军约束信仰、规范道德的目的，增强了将士的宗教热情和对上帝的虔诚，还产生了神秘性和神圣感，因此，宗教成为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
然而，宗教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每日念经三次”，临阵前的祈祷等，明显会构成误战机的因素。众所周知，每仗的胜败其实并不取决于是否祈祷，那么，一但战败了，宗教的神圣性便不攻自破，神秘性被打破，怀疑、失望的情绪就接踵而至。军事斗争实践证明，“天父看顾”的宗教荒诞神话最终被无情的现实击得粉碎。在曾国藩重兵围困天京的危机时刻，太平天国的精神领袖洪秀全对皇上帝的信赖程度，竟然达到了近乎愚蠢的地步，当李秀成提出“让城别走”方针，洪秀全仍一味坚持靠皇上帝保佑，满嘴“天话”：“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王，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能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
从农民政权的整个兴衰历程看，西方宗教被洪秀全借用作为发动起义的思想武器，对组织队伍发挥了一定作用，也成全了天王洪秀全宗教领袖的地位，但基督教的教义并不是科学的先进文化，农民政权的思想被改造后的拜上帝教理论体系“武装”以后，无异于被精神鸦片麻痹了自己的大脑，被虚幻的绳索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所以说，宗教迷信是导致太平天国农民政权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四、农民政权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
太平天国建立了比中国历史任何一次农民起义所建立的政权都要完备、生存的年头都要长，但仍没摆脱失败的结局，从根本上说，这个农民政权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太平天国政权的阶级基础是农民，农民阶级具有两重性，既有反封建的平等和平均思想，又因作为分散的小私有者，其“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太平天国政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经济生活方案，不可能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同时，又因为《天朝田亩制度》在现实中无法实现，使解决农民土地的计划只能落空。太平天国不能建立起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注定了它没有出路，只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农民政权无法满足农民的愿望，也就得不到农民的支持。政权的存在和巩固必然失去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