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文学改革是这一场伟大的农民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太平天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历代农民革命所无法企及的成就。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上留下了一批优秀的篇章，而且在文学理论上，也作了可贵的倡导。他们提倡文学与革命斗争紧密配合，抨击封建主义的旧文学；反对“专以八股六韵，徒事清谈，抛离实事”的文风，要求作家为革命而创作，到现实生活中去“仰视俯察”，反映革命的现实；反对“浮文巧言”，主张民主的写实的新文学，反对古典的僵死的形式，主张通俗明了的活泼的形式。它的出现，标志着人民自己的文学已经诞生，同时，也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蓬勃发展做了先导。因此，我们研究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下面，试从几方面进行论述：
一、破除妖书邪说，创造新文学
太平天国的新文学，是在与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及其思想文化作剧烈的斗争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首先是破除妖书邪说，删除诗书，让人民群众的思想从封建“道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洪秀全认为，“孔丘所遗传之书”，“甚多差谬，”因而应该清除。太平军“目我书为妖书……非付之一炬，即用以薰蚊烧茶。”太平天国以坚决的行动扫除这些封建文化，显示了革命的力量。对此，反动派痛恨谩骂，为他们奉为“圣经”“圣像”的书籍、塑像被毁而痛哭流涕。他们哀叹道：“逆贼踞城后……梵宇琳宫，见皆焚毁；经典书籍，弃等秽污。”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也说，“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这些封建卫道士们是多么悲恸欲绝!然而，人民却为打碎了精神枷锁而拍手称快。他们对于封建的“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如隔世。”可见，沉睡中的人民已被革命的风暴唤醒了。甚至连被压迫被蹂躏最深的妇女，有些也成了坚强的革命者。
太平天国的另一项措施是禁诗书。他们认为封建礼教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孔孟之书在作怪。因此，在建立天朝后的一八五三年，就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删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但世间有书不奏旨，不盖玺而传读者，定然问罪也。”凡“出示以读孔孟书及诸子百家者，皆立斩。”这样严厉的规定，表明了他们革命的坚决性。
诚然，从历史地批判继承文学遗产的角度来看，孔孟的某些思想言论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有其一定的意义的。太平天国在当时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事实上，后来他们已认识到这方面的缺点，并予以改正。这一点下面还要论及。)是布片面性的。但是，作为一次急风暴雨式的历史变革，出观这种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太平天国在禁“妖书”上的坚决行动，又并非象曾国藩诬蔑的那样：“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对好的古代诗文，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也还是持一分为二的态度的。洪秀全就曾经发出过关于删改和继承典籍的《改定诗韵诏》命令，他说：“咨尔使臣，万样更新，诗韵一部，足启文明，今特诏左右史，将朕发出诗韵一部，遵朕所改，将其中一切鬼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只留真话、正话，抄得好好缴进，候联批阅，刊刻颁行。”诏书中所说的“诗韵”，即是《诗经》。在洪秀全看来，《诗经》也是有其精华所在的，只要把“其中一切鬼话、妖话、邪话”删掉，留下“真话、正话”，就“足启文明”了。这在思想文化的斗争上虽然显得有些简单化，但是，它显然包含有比较合理的因素。太平天国政权在天京设立了“删书衙”，天王亲自主持删改。删改的典籍涉及面很广，“凡前代一切文契书籍不合天情者，概从删除。”张汝南在《金陵省难纪略》中就有具体的记载。这一工作的实施，不但配合了当时政治上的反封建斗争，而且推动了文学上反复古，提倡运用通俗语言的革命，为后来的文学形式革命打下了基础。洪秀全一分为二地对待古代典籍的态度，得到了天国政权中各领袖的赞扬和支持。首先响应洪秀全删书号召而且给予充分肯定的是干王洪仁玕，他在《钦定士阶条例》中说道：“孔孟之书不必废，其中有合于天情道理亦多，既蒙真圣主御笔钦定，皆属开卷有益者，士果备而习焉，则焕乎有文，斐然成章。”洪仁玕对删书这样加以阐明，号召人们颂读古籍中的精华，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洪秀全一面主持删改诗书，一面把古籍中的“真话、正话”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他曾不遗余力地抨击过的孔子言论，如果对革命有益处的，也同样运用。比如在《原道醒世训》中，就引用了《礼记·礼运第九》里孔子的话：“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以及“大同”等思想。洪秀全引用孔子的这些言论，就是因为它与“太平一统乐如何”等革命思想有相通之处，所以利用它来作革命的宣传鼓动，以激起人们的革命热情。
太平天国删改诗书，有些做法上是错误的。但总的来说，它在文学改革上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是太平天国文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后来倡导的文学为革命斗争服务，文学内容和形式上的革命奠定了基础。这一点，我们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二、文学艺术应符合“新天新地之大观”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不管是那个党派，那个政权，他们都把自己的文学主张当作一种特殊的统治工具加以利用，使它为自己的政治利益服务。太平天国革命也不例外，他们就象利用宗教“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一样，在当时强调了文学为革命的政治服务。
太平天国提出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的原因的。当时，“摇摇欲坠的中国封建统治者为了苟延残喘，在思想上更加依赖于腐朽的封建文化----孔孟之道，特别是程朱理学，作为扼杀人民反抗的精神支柱。”“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就使得革命文学必须配合政治斗争，完成反帝反封的革命事业。这是原因之一。其次，太平天国正处于“开国之际”，“万样更新”，需要文学为政治进行大力宣传，对人们晓谕天国革命的性质和目的，阐明政治主张，粉碎反动派无耻的诽谤和诬蔑。所以天国政权的领导者肯定：“一应奏章文谕，尤属政治所关。”他们认识到：“文艺虽微，实关品学，一宇一句之末，要必绝乎邪说淫词，而确切于天教真理，以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认为，诗可以“起发意志，”而论说可以“严辩是非得失，”任何淫词邪说对革命都是有害的，必须杜绝。革命的文艺只能反映革命现实，歌颂革命带来的新面貌，为革命斗争服务，彻底摧垮封建政治。这些观点和主张，是针对封建文人为了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专为鱼肉人民的剥削者歌功颂德的浮夸文风，而从革命的实际需要提出来的。
太平天国革命“合天情”，“符真道”，已经打出了“新天新地”，涌现出许多新人新事。天国的文学是革命的武器，就应该而且必须“阐发乎新天新地之大观”，表现和反映革命中涌观出来的新人新事。这一新的理论一提出，很快就在政府内部和他们领导下的地区的民众中有着巨大影响，并得到实践。例如在洪秀全的诗歌《打服阎罗妖诗》里，人民无敌的力量就得到描绘：
阎罗妖鬼都难飞，打得服服畏天威。
天父天兄手段高，阎妖低头钻地龟。天国将士的集体力量表现出的伟大气魄，被天王描绘成一幅壮丽的图画。阎罗妖被打成“钻地龟”，标志着新的世界就要出现。这样描写革命战争的前景，有力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
在太平天国领导下的地区，人民对天国领袖的赞颂和爱戴，也常常从歌谣中表达出来。例如《翼王派兵到我家》写道：
翼王派兵到我家，问声粮米差不差。
缺粮给谷并银两，牵来牛□（下+矢）(en)又有耙。
财主佬□乱似麻，穷老心里正开花，
自耕自耘自得吃，大家齐唱太平歌。
在另一首反映革命新政策给人民带来了新生活的歌谣里，又这样唱道：
洪杨到，百姓笑， 白发公公放鞭炮，
三岁孩童扶马鞍，乡里大哥吹角号。
这些民歌，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领袖们的威信，而且为天国革命理想作了很好的宣传，使群众听了歌谣就了解太平天国革命的政治意义。它们有力地配合了政治和军事的斗争，这就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理论的实践。但是，文学具有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和审美作用。就它的教育作用而言，文学与政治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义不容辞地要为政治服务，特别是由一个政权推翻另一个政权的激烈斗争时期，它更须如此。同时，文学还有其认识和审美作用。文学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和表现真、善、美，事实上，它的教育作用也是通过形象来进行的。因而，它不仅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而且还要有精湛的艺术来表现生活和艺术美。文学还要有其本身的发展规律性，如果简单地提倡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势必束缚住文学的手脚，忽视人民大众对文学的广泛需要。我们今天的文学，主要任务是改变社会面貌，创造出完美的艺术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对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健康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它不再是简单地为急风暴雨式的政治革命作宣传工具。所以，简单地提倡文学为政治服务就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了。
二、“文以记实”，“言贵从心”
中国文学的封建“文统”，发展到清代桐城派提倡复古主义，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使
文学失去了具有生命力的真实性。改良主义者龚自珍曾经和魏源一起，反对脱离实际的“古文经学”，倡导“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由此而试图在文学上进行变革。但是，由于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文学的束缚，因而，他们的努力还是很有限的。而太平天国作为一个革命的阶级，敢于冲破一切罗网，因此，他们的主张就切实得多了。文学必须写实，就是这种进步主张之一。
洪仁玕在《戒浮文巧言谕》中说：“照得文以纪实，浮文所在必删；言贵从心，巧言由来当禁。恭维天父天兄大开天恩，亲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作主，施行正道，存真去伪，一洗颓风”。又说：“只须实写，勿着一字浮文”。这样理直气壮地提倡“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强调写实，要求作家抒发真情实感，反对写空洞无物的“浮文”。认为这样的作品对革命才有利益，才是好作品，对文学的健康发展才有作用。他们极力制止“抑扬其词”，“参差其说”的“舞文弄笔”的作风。洪仁玕在这篇文论中明确规定：“不得用‘龙德’、‘龙颜’及‘百灵’、‘承运’、‘社稷’、‘宗庙’等妖魔字样，至祝寿浮词，如‘鹤算’、‘龟年’、‘岳降’、‘嵩生’及‘三生有幸’字样”。他认为，这些文字不是对皇帝的谀颂之词，就是剥削阶级常用之语，是“尤属不伦，且涉妄诞”的腐朽词句。对于这些陈词滥调的来历，洪仁玕等人还作了考究，指出“推原其故，盖由文墨之士，或少年气盛，喜骋雄谈；或新进恃才，欲夸学富”。他们认为这些腐朽的词语“不惟无益于事，而且有害于事也”。因此，都予以彻底的废除。
太平天国在提倡写实文学，反对浮文巧言的同时，还反对写“稍有刺激，挑唆反间，故令人惊奇危惧”的文章，反对写“吟花咏柳”的作品。洪仁玕曾经说过：“花柳轻浮句，偏私浅嫩肠。熏陶成僻行，习惯变庸常。学业精于择，勉哉性理章。”所以，他说：“盖读书不在日摹书卷……仰视俯察之间，定有活泼天机来往胸中，非古箧中所有者。诚以书中所载之理，亦不外乎宇宙间所著现者，岂天地外复有所谓精理名言乎哉?本军师得此固纵之性，每多此等笔墨，以洗从前花柳陋习……”洪仁玕所抨击的“吟花咏柳”的作品，对洗刷当时的文风“故习”，把人们引到现实主义创作的道路上来，是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就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要求而言，他对那种空言无补的文风进行抨击，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文学创作者只有到现实生活中去“仰视俯察”，了解社会，在自然界和现实社会中陶冶、体验生活，才会获得“古箧中”所没有的东西，胸中才会“有活泼天机来往”，如此才会“心有灵犀”，写出“精理名言”。洪仁玕在这里阐述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不仅其见解在当时是有独到之处，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太平天国所提倡的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实叙其事，反对抑扬其词，参差其说的主张，继承了前人文学理论的精华，发展成革命文学的新的理论。它的出现，标志着白话文这个适合人民要求的新文学正式登上中国文坛。它和“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的主张，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它首先冲击了封建文学，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锋。
太平天国在内容上倡导的文学改革，及时地推动了当时文学创作实践的深入发展。以洪秀全的诗文创作来看，他的后期作品大都反映了革命的现实，实践了“文以纪实”的理论。请看他的《诛妖歌》：
真神能造山河海，任那妖魔一面来；
天罗地网重围住，尔们兵将把心开。
日夜巡逻严预备，运筹设策夜衔枚；
岳飞五百破十万，何况妖魔灭绝该！由于当时军中无盐，而且士兵病伤很多，转战各地，困难重重。针对这种情况，洪秀全作这首诗歌来激励革命群众的志气，以便迎接新的战斗。
我们再看他的《试草诗》：
神爷试草桥水深，如何吃粥就变心！
不见天兄舍命顶，十字架上血漓淋。
不见先锋与前导，立功天国人所钦。这首诗歌是在天京缺粮，人们有怨言的情况下写作的。洪秀全为了勉励群众艰苦奋斗，对革命前途抱必胜的信心，他号召将士们学习耶苏死节，先锋萧朝贵、前导冯云山为国捐躯的精神，以革命的大业为重，努力去夺取胜利。这就分明与他前期的诗歌多停留在政治概念上抒情不同了，生活气息浓厚得多了。
在民歌中，反映革命现实的作品更是举不胜举。《苗家救星是翼王》就这样唱道：
苗家救星是翼王，枯苗得雨喜若狂。
从今耕种齐落力，为保太平把兵当。
以上所例举的作品，都是以天国革命事业和革命中出现的新人新事作为反映的对象的。这些作品来源于革命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了天国革命斗争的内容，反映了农民们追求理想，向往未来，争取幸福和自由的思想感情。这些作品是充实的，生气勃勃的。它一反桐城派的糜烂文风，也区别于龚自珍的改良主义产物，更没有“吟花咏柳”的东西。它以新的内容闪烁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
三、提倡“明白晓畅”的文学语言
在文学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上，太平天国极力反对复古主义文学，反对僵死的“八股六韵”的文学形式，强调创作朴实明了、通俗易懂的文学。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即使是“本章禀奏，以及文移书启”也一样)只有做到：“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其语句不加藻饰，只取明白晓畅，以便人人易解”，才会符合革命需要。因此明确规定：“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但有虔恭之意，不须古典之言”。他们认为，“娇艳”“虚浮”的词语和“古典之言”，不但不符合政治革命的需要，不“合天情”，而且也不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风。他们的这些文学主张，打破了旧文学的框框，给新文学指出了正确的发展道路。
这种关于文学形式的理论，有效地指导了创作实践。据曾目睹洪秀全批发严禁封建古文布告的张汝南说：“其批示皆以韵句，或四言数句如箴颂，或五言数句如歌谣，或七言数句，长者如古风。惟纯以俗语，不用故实；故实谓之妖话，悉禁之。”他还说太平天国所编写的起义史“叙事如闲书，用‘话说起’及‘话分两头’，‘按下不提’等语”。我们现在虽然已经看不到这种用白话体小说形式写作的“起义史”，但是，从现在仅存的《太平天日》这篇起义史看，他的“叙事如闲书”的评语并不过誉。从李秀成的自述中，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语言接近今天的语言。例如：
天王是广东花县人氏，花县上到广西浔州、桂平、武宣、象州、藤县、陆川、
博白俱星罗数千里。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比之蛇虎咬人。除
灾病惑教人世。是以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数县之人，十家之中，或
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
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
这样简洁明白，通俗易懂的自述，确实很接近今天的语文体。他的自述洋洋数万言；能够不用古典词语，“明白晓畅”地叙述出来，对文体革新来说，确是一个创举。
用白话创作的歌谣，更明了如口语。例如《不怕向荣兵马足》中唱道：
不怕向荣兵马足，天军引他到山麓；
好比红薯进为灶，大大小小一灶熟。几句通俗的语言和红薯进灶的浅显比喻，就形象地反映了反动派的无能和太平军的机智善战。
太平天国提倡用白话体形式来写作，这么快就被应用于实践中，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其因素是多方面的。龚自珍等人的文学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学，封建“文统”已露出了缺口，使天国文学在革命的土壤中生长后有了发展的地盘，这是一。天国领袖身体力行的创作，起到了模范作用，这是二。更重要的是文学发展本身所起的作用。自汉魏六朝的乐府民歌以来，经过宋代白话诗词，元代的白话小曲，明清的白话小说等等白话体文学的曲折发展，在中国文学史上，它也是源远流长的。所以，到了太平天国利用政权对文学提出新的主张，白话文就象万物逢春那样，蓬勃地发展起来。因此，可以说正式让白话文在中国文坛上占据地盘的是太平天国文学革命。它启迪了倡导“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白话文体的伟大转折点，是中国新文化的先声。
太平天国文学革命尽管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但是，它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局限。
从他们的文学理论看，其体系是不完整的。除了删诗书，提倡文学为政治服务和倡导文学内容与形式的革命外，其他方面的理论如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问题几乎没有涉及。从他们的创作上看，有许多作品还很粗糙，有些文告、碑文等文体也还用古文，甚至用骈体文写作。例如《常熟报恩牌坊碑序》“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就是一例。这与他们提倡的浅显易懂的文学理论是自相矛盾的。在许多诗文中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谓“天父上主皇上帝”之类语言，不仅一定程度上束缚。人们的思思，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文学轻快活泼地反映革命斗争生活。此外，文学体裁也是比较单调的，除了诗歌和散文，其它样式还都是空白。从文学语言上看，他们笼统地提出“不须古典之言”的口号，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古典语言对文学创作毫无用处，无须向它学习，也不要古为今用，一概拒之于门外。这种全盘否定古代语言中还很有生命力的东西的观点是错误的。任何时代的文学革新，都不可能而且也不应该完全排除掉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积极有用部分。另外，太平天国文学还有许多避讳字(专列有“敬避字样”)、隐语和不规范的简化字等，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新文学的发展。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太平天国自一八五三年建都南京以后，中外反动派互相勾结，对天国虎视耽耽，时刻伺机扑灭革命政权。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天国政权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斗争上。北伐战争失败不久，天国内部又不幸发生了内讧。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分出大量的精力进行文学革命的建没，就连关系到天国存亡的《天朝田亩制度》这样的政治纲领也无法实施。
二、太平天国文学是刚从封建文学中脱胎出来的新文体，封建古文有其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而天国文学革命正处于草创时期，这就免不了受到封建糟粕的影响，从文学思想到表现形式都给它们留下难于一时清除的余毒。又由于对古典文学的认识不够深刻，使他们在理论上一概否定了“古典文言”。同时，因为天国革命以宗教组织群众，这就使得它的文学也和革命一样，无法脱去宗教的外衣，染上迷信的色彩。
三、由于第一和第二两个原因，以及革命政权的不幸夭折，使天国来不及培养自己的作家队伍。而真正能体验到革命生活的将士们，大多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子弟。有些有文化的反因为军务太重，没有时间创作。这就失去了创造、发展比较精湛的艺术作品的起码条件。
四、白话文从来就不被统治阶级承认是一种文体，在封建文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它只能艰难曲折地偷偷生长在“正宗文学”的脚下。因此，太平天国正式倡导它，仍然属于开创探索时期。
从以上所述的种种原因看，太平天国文学革命出现的局限性就情有可原了。所以，我们今天评论天国的文学革命理论，在指出这些缺陷时还是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应该用现在的水平去要求他们。
就象政治上的渊源关系一样，太平天国文学革命也深深地影响着“五四”文学革命。虽然，我们很难从表面上看到“五四”文学革命把太平天国文学革命当作先导者的文字记载，但是，只要把他们的文学主张放在一起研究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主张上的内在联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的“五四”文学革命，由于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比太平天国文学革命更先进、更富于革命性。但是，从上面各部分的论述中，他们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主张的渊源关系仍然明显可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太平天国开创的文学革命，“五四”文学革命就不会这样深入和彻底。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反封建古文象横扫一切黑暗和浓雾的太阳的话，那么，太平天国文学革命反对“八股六韵”的腐朽文风就象冲破黎明前黑暗的一道强烈的曙光。它为白话体新文学的发展展现了光明的大道。因此，在中国文学史上，我们应该留给太平天国文学革命一席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