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月11日，是太平天国田起义165周年纪念日，市委、市政府主持举办纪念会，邀请全国各地50多位太平天国史专家学者齐聚一堂，以纪念这场伟大的农民运动，对金田起义和太平天国史进行深入研究，为金田起义红色旅游景区的建设出谋献策。会议收到了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在此摘登部分篇章以飨读者，同时对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谢意！
论文一、金田起义时间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党校副校长 夏春涛
太平天国文献涉及起义时间的文字甚少，具体表述也不一致。史学界在此问题上的观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金田起义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但关于具体日期，意见也不相同，主要有庚戌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说、庚戌年十月初一（1850年11月4日）说；二是认为金田起义并不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而是由一系列活动和斗争串联而成的一个过程，但这并不妨碍后人确定某一天作为纪念金田起义的日子。
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是最流行的一种说法，其主要依据是洪仁玕被俘后在南昌府亲书供词中的一段描述：“又细推其在金田起义之始……此时天王在花州胡豫光（胡以晃，编者注）家驻跸，乃大会各队，齐到花州，迎接圣驾，合到金田，恭祝万寿起义，正号太平天国元年，封立幼主。”“万寿”指洪秀全生日，即庚戌年十二月初十，因而这一天也是金田起义爆发的日子。另据《天情道理书》称“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是说十月初一在金田大团营，然后十二月初十起义。
庚戌年十月初一说，是基于对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的质疑而提出的，其主要依据同为《天情道理书》：“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耳聪目明，心灵性敏，掌理天国军务，……即金田起义之始”，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金田团营就是金田起义，时间在十月初一。
以上两种说法是否能够成立呢？
先谈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此说注意到了几种记载关于金田起义时间的不同说法，试图将它们连贯、统一起来，但所作的解释并不圆满。金田团营的本意是指各路人马齐聚金田。事实上在音讯阻隔、意外情况频发的情况下，即便事先有约定，各地会众也难以做到在十月某日同时举兵，遑论“不约同日起义”。同理，十月初一齐聚金田也不可能做到：各路人马接信有先后，到金田的路程有远近，在集结之初和赶赴金田途中所遇情况不一，不可能恰好在同一天集结金田——实际情况是，十月初一当天，花洲、陆川、博白的人马还没有赶到金田。
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还以《天父诗》第349首作为重要佐证：“凡间最好是何日？今年夫主生诞日。天父天兄开基日，人得见太平天日。”认为“天父天兄开基日”即太平天国起义日，也就是庚戌年洪秀全生日这一天，与洪仁玕所说完全一致。也正因为如此，凡在金田参加庆祝洪秀全生日的人，后来都加“功勋加一等”。十二月初十说的价值在于指出了这一天的特殊意义，但在理解上似有偏差。在笔者看来，其特殊意义主要体现为洪秀全以这一天作为起义立国的象征性日子，或者说是庆祝起义胜利的日子。再就事实而论，倘若以十二月初十作为起义日，那么，在此之前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十一月二十四日进袭思旺墟之战，二十九日击败围剿金田村的三路清军、阵斩副将伊克坦布之战，是否属于金田起义的范畴呢？
再谈庚戌年十月初一说。此说的价值在于注意到起义在十二月初十之前已揭开序幕，但起义日期是十月初一的说法也遭到质疑。持庚戌年十二月初十说的学者指出，如果这一天是宣布起义的日子，《天情道理书》应写作“及至金田起义，时维十月初一日”，而不会作“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该书两次出现“金田起义”一词，可见“起义”有别于“团营”。另有学者指出，《天情道理书》“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天父大显权能，使东王忽然复开金口”，是说在金田团营期间的十月初一这一天，东王复开金口，而不是说金田团营或起义的日期是十月初一；“及至金田团营，时维十月初一日”与“即金田起义之始”各有所指，不能连读从而断定十月初一是起义日。
更为关键的是，如前所述，各路人马既没有做到“不约同日起义”，也没有能够在十月初一这一天齐聚金田。持庚戌年十月初一说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细节，后来又作补充解释，强调十月初一是洪秀全等事先确定的具体起义日期，但由于多种原因，决策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很大差距，各地信徒未能如期在这一天集结金田。问题是，既然起义计划已经落空，那我们是否有必要仍以这一天作为金田起义日？在考察起义时间时，究竟是以实际情形为依据，还是以业已流产了的日期为依据？
因此，考察金田起义的时间和过程，还必须从十月初一上推。
约在庚戌年六月下旬左右，上帝会核心层发出团营号令。各地相继闻风而动。各路人马均成百累千，沿途队伍又续有扩充，且随带军械和火药。以如此阵势集结并长途跋涉，难免会闹出动静，不可能遮人耳目。因此，各路人马在聚集之初以及奔赴金田的途中，几乎都惊动了当地官府和地方团练，甚至发生交战。
事实证明，各路人马“不约同日起义”以及十月初一同时齐聚金田的事情，根本没有发生过。它还告诉我们，团营原本是起义的前奏，但实际情形是两者已合而为一，团营从一开始就是起义——早在抵达金田之前，各路人马便已与清方对峙甚至交战；如果以武装对峙或打响第一枪作为起义的标志，那么，起义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倘若以十月初一作为起义日，那么，在此之前各路人马武装暴动的既成事实是不是起义呢？又该如何定位呢？当然，起义队伍与清方对峙或交战发生在到达金田之前。因此，完整的“金田起义”过程应当是以各地招集人马赶赴金田为序曲，以十二月初十在金田庆贺洪秀全生日和起义胜利为尾声；它是一个时间持续数月、由一系列活动和斗争交织而成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发生在某一天的事。太平天国文献和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清方记载之所以在谈到金田起义时间时说法不一，其原因也就在此。既然承认金田起义的客观过程表现为“一段时间内的活动和斗争”，我们只需客观描述这一客观过程就可以了，似不必刻意定某一天为起义日。
总之，金田起义不是发生在具体某一天的事；也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证明，太平天国曾经明确宣布庚戌年十月初一或十二月初十为起义日。
论文二、略论太平天国人的梦想与追求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谢俊美
太平天国的成败，很大程度取决于太平天国人的梦想和追求。
一、太平天国人织就的梦，是中国亿万苦难民众学习西方、改造中国迈出的第一步
农民起义的原因历朝历代不尽相同，但大多不外因赋重税繁役重、官府压迫所致，但太平天国起义是个例外，它是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带有浓厚的学习西方、解救民族走出苦难的性质。
太平天国政权虽有浓厚的封建性，但也不乏一定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从这层意义上讲，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从传统迈向近代的农民起义，是中国人民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改造中国迈出的第一步。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人提出了民族平等、男女平等、文化教育平等、土地平均分配等斗争口号，明显带上了学习西方的色彩。太平天国人梦想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超越以往的人间“天国”。这是多少世纪以来中国农民憧憬和追求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能否实现，我们姑且不去评论，但这个“天国”蓝图确实是太平天国人的智慧结晶，它对于千千万万深受封建压迫和奴役、缺衣少食、没有耕地、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的苦难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力。这也是太平天国的队伍为何能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斗争热情日益高涨、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原因。
二、拜上帝会虽不是政党，但具有早期政党的功能
太平天国人对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另一个最大贡献和启示，是将拜上帝活动演化为具有政党功能的“拜上帝会”。在拜上帝活动中，上帝教义成为太平天国人的共同精神信仰；而借此活动，商讨天国的一切大小事宜，从人事到生活，从政治到军事，等等。因而使拜上帝成为虽无政党之名而实具政党功能的组织。
在中国历史上，用儒家结义思想一起聚众造反的例子比比皆是，即使在清朝中后期，如嘉庆时的白莲教，散布各地的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等，也率多如此。他们虽称会党，但都不具备近代政党性质，也不具有近代政党的功能。太平天国则不同，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先辈们将西方基督教的布道和宣教活动打造成拜上帝会，使其具有近代政党的功能，成为反清革命斗争的组织，这种政教合一的作法对于建立和维系太平天国政权发挥过巨大的作用。
三、太平天国人的梦想和实践活动留给后人的启示
太平天国人的斗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生在清朝道光末期，结束于同治初期，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它诉发了中国农民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制订和编织了自己对未来中国的改造方案、美好蓝图和梦想，其中包括民主、平等、自由、博爱等后来中国人追求并为之奋斗的内容。它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使清朝统治难以为继。它促进了民族觉醒，开启了日后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民族民主革命新时代。太平天国失败后，不久清王朝也赓续灭亡了。此后中国进入民主共和的新的历史时期。
论文三、落实人民当家做主政制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南京大学教授 方之光
对太平天国为什么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以及它失败的原因，我在11年前与袁蓉合作写了《太平天国败亡一百四十年祭》一文做了初步探讨。文章在引了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关于“太平军一坏于杨秀清专擅跋扈，再坏于韦昌辉的疯狂屠杀，最后坏于洪秀全的任用私人，尤其最后一坏，历时最久，祸国的军令政令迫使太平军逐步削弱，以致消灭”后，又补充了“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首义诸王迅速腐败”、“用上帝教来治理天国”、“无视广大军民温饱”等方面的原因。文章还从太平军攻占天京后领导者腐败变质、洪秀全仍搞专制主义统治，以及用基督教的洋迷信来反对传统迷信等方面，来说明太平天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的阶级政治思想根源。结论是：“要跳出历史周期律，除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农业现代化，还要靠民主和科学。这是太平天国没有跳出历史周期律，留给我们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教训。”现在看来，上述看法基本上还是对的，但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现在我想就这种“其兴也浡也，其亡也忽焉”历史周期律形成的原因做进一步探讨。
黑格尔说：“中国历史从本质上说没有历史，它只是君主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发生。”我认为黑格尔这个判断，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说：“造反是以暴易暴，革命是秩序重建。”中外历史证明：“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严复语）秦末农民起义后，就产生汉文帝这样的明君；隋末农民起义后，就产生了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圣君李世民；明末农民起义后，就出现了一代仁君康熙大帝。由此可见，中国历史没有进步以及革命必然产生暴君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我认为，只有落实人民当家做主的政制，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
专制制度是社会动荡之源，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动乱、起义和革命，都是秦朝建立专制制度惹的祸。“在专制政体下生活的民众之所以钟情于乌托邦，正因为他们看不到政府改变的任何希望”。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多、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罕见的。太平天国要求消灭私有制，建立一个天下为公、没有压迫剥削的人间天国——大同社会。马克思称它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这种乌托邦的幻想正是基于两千多年专制制度埋下的种子和结出的苦果而产生的。要从根本上跳出周期律，告别革命，只有终结专制政治制度，走向民主共和，建立起专制和革命要素无法生长的社会制度，把两者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这一点，太平天国明显没有能够做到。
论文四、探析金田团营和起义决策
南京大学教授 崔之清
1850年春，洪秀全等认为反清起义的主、客观条件基本具备，遂加快起义的准备工作。
就客观形势而言，广西是清朝统治比较薄弱的省区，反清性质的天地会起义席卷全省，吸引了清朝地方军政官员的注意力，牵制了清军主力，因而忽视对拜上帝教起义准备的警惕和防范，为洪秀全等准备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机遇。
而主观方面，拜上帝教势力快速发展。洪秀全等以紫荆-金田为核心基地，并在贵县、武宣、象州、平南、藤县等邻近州县，以及偏远的陆川、博白和广东的信宜建立传教基地，委任了各地首领，教众增至2-3万人，成为广西一支强大的反清力量。而且，教众信奉拜上帝教，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接受洪秀全等统一指挥，遵从总部号令行动。期间，各地乡绅兴办团练，迫害拜上帝教众，引发各地教众自发聚集，组建武装，抗御团练侵害，在双方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中，加速了拜上帝教革命化和军事化进程，促成教众向太平军转型，为发动起义提供了基本武装力量。
洪秀全等在起义时机选择上比较谨慎。当时，洪秀全、冯云山密藏平南花洲山人村，总部事务交由杨秀清、萧朝贵掌理。他们对团练的挑衅力主退让妥协，避免冲突扩大导致官府镇压而贻误起义准备。但是，团练气焰愈加嚣张，侵害不断升级，致使各基地教众奋起自卫，变卖家产，武装抗争，从而推动总部不得不改变对策，因势利导，将起义提上日程。1850年夏，洪秀全等对广西局势作出乐观的预测，他们认为，广西清军防务面临解体，起义时机臻于成熟。
太平天国官书记载有金田团营和金田起义两种说法，团营和起义究竟是同一涵义，抑或是不同涵义，学界存在争议，笔者觉得有必要重新求证。
《天兄圣旨》第一次出现团营的记载，是1850年9月10日，萧朝贵在洪山面谕韦正（昌辉）：“这团方，有人不守天条，该杖几百。”第二天（9月11日），萧重申团方时，要遵行天条，否则视情节惩处。9月26日，萧再以天兄名义谕韦正云：“这今各处团方也，有事情。尔要时时灵便，肚里要翻翻转。每事要遵条命。做事切不可过当人家。每事理道总要高张过人……要和顾兄弟……有事尔同尔妹夫商量理酌，切不好畀人看小尔三星兄（指洪秀全——引者）江山。”
笔者认为，萧朝贵所云“团方”，影射“团圆”，即各基地教众“团营”，三个词汇涵义相同。为了确保团营行动隐秘，遂以“团方”替代，至于团圆决策和团营令发布时间，应在9月10日之前。上述三通涉及“团方”的天兄圣旨都是有关整饬团营纪律的内容，证实此时团营行动已经展开。因洪、冯密藏，杨秀清患病，萧朝贵、韦正承担指挥团营之重任，所以萧连续发布天兄圣旨，谕示韦正要配合萧朝贵，正确处理团营事务。
团营决策何时出台？《天兄圣旨》未见记载。但在1850年8月28日，萧朝贵以天兄名义通知平在山的杨秀清、花洲的胡以晃即赴金田议事，当时，洪、萧、冯、韦已经在金田聚集。显然，这是一次高层决策会议，会期应在8月29日-9月1日。会后，9月2日，洪秀全返回花洲密藏。10日，天兄发布整饬“团方”纪律的圣旨。这些事实表明，此次高层会议的核心内容应是团营决策会议，并立即秘密向各基地首领下达，于是，9月上旬团营行动全面展开。因此，总部秘密下达团营令当属史实。《天情道理书》证实，“广东罗镜圩一班兄弟……我们起义之时，伊等亦来遵天父天兄圣旨，回去团营。亦是同拜上帝，共扶真主。”看来，团营令是金田总部召集各基地首领秘密下达的。于是，各基地立即行动，第一步，在本基地团营，主要任务是：迅速结集教众，家产交公，举家在基地集中入营，构筑营地，严密设防，筹集军资粮秣，按照性别、年龄实行军事编制和训练，使教众逐渐适应军营生活。第二步，各基地教众完成集结后，限期开赴金田，实现全部教众团营之后，立即宣布起义。
论文五、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的利用与展望
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刘晨
目前，国内对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的利用较为零星，有待加强这方面档案的建设和研究。
在档案建设方面，要注意散件档案的整合整理出版。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为例，其馆藏咸、同时期函札中，重要者如毛鸿宾、郭嵩焘、刘于浔、刘长佑等，先期出版的仅是其所藏函札极少的一部分；再如“防剿捻逆清册”是研究捻军史的珍贵档案；此外还收藏有大量清朝官方编写的“昭忠录”、“忠义录”及地方史志。近年，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陆续校核、标点馆藏清方文献1200余万字。2013年，纪念太平天国定都天京160周年研讨会上，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与凤凰出版集团达成协议，将陆续出版这批资料，值得期待。同时，要加快大型专题档案的深入发掘。如已出版的关于道、咸、同三朝中，上海一带风云人物吴煦的档案实际只有所藏档案总数的1/5，剩余档案主体部分有待保护和整理。另外，1961年，贵港籍的罗尔纲编写的《吴煦档案目录附年月索引及重要问题目录索引》，未曾出版，笔者认为吴煦档案索引的编纂出版也亟待进行。此外，要加强海峡两岸档案工作方面的合作。对清方档案的利用，可以深化以下课题的研究：1.太平天国专题战史。一些“冷门”战史如西北远征军、太平军余部的战事，很多中小规模战役都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2.人物研究。如对石达开的研究很不系统，清方人物如江忠源、骆秉章需进一步关注。3.太平天国对立面研究。太平天国对立面的研究很不理想，如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央决策和地方政策的演变，包括清中央在战争期间的官吏任免和宣传研究；太平天国时期的士绅；太平天国时期的团练等，都是极新颖且有价值的研究。
论文六、太平天国崛起的奠基者
广东省花都区洪秀全纪念馆宣教部主任 王惠玲
冯云山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主要领导人，是太平天国的开国元勋，为太平天国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冯云山与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1844年，冯云山和他的侄子冯瑞嵩、冯瑞珍，跟随洪秀全进入广西贵县赐谷村落脚，在这里传教，发展了一百多信徒。但因率众写诗痛斥当地的六乌庙，遭到了地主豪绅的反对，传教受挫。此时，冯、洪两人在未来发展方向上产生意见分歧，洪秀全找借口回到广东，冯云山则坚持留在广西。1844年9月，冯云山离开赐谷村到紫荆山区继续宣传发动，成千上万贫苦农民参加拜上帝会，特别是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具备军事领导才能的骨干加入，为后来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爆发，并且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金田团营起义期间，太平天国各种制度的创建，冯云山出力尤多。冯云山还是一个运筹帷幄、指挥淡定、屡经战阵、克敌制胜的军事指挥员。在太平天国的作用和地位可与洪秀全比肩而立，但在永安封王中，冯仅位居第四位，原因有：
第一，扶洪秀全为太平王，是冯云山的最大目标。尽管洪、冯早期在思想上有过分歧，冯云山却始终不以为然，在紫荆山传教自始至终打着洪秀全旗号，以树立洪秀全的权威。看到时机成熟，便推举洪秀全为王，把原先名义上的教主变成真正的农民起义领袖，自己甘居第四位。
第二，势所必然。1848年，当拜上帝会同地主武装激战时，冯云山被捕，且洪秀全已回广东，紫荆山会众群龙无首，形势严峻。在这关键时刻，杨秀清、萧朝贵假托天父、天兄下凡，才扭转了危局，同时也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杨、萧是天父、天兄的代言人，是至高无上的权威。1849年7月，洪、冯回到紫荆山后，也不得不承认杨、萧是替天父、天兄传言的“真者”，否则天父皇上帝的权威就无法树立，而承认杨、萧的“权能”，就必须承认杨、萧的地位，冯退居第四号人物理所当然。
第三，地域和人事的关系。洪、冯都是来自广东，而拜上帝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广西人，广西将领杨秀清、萧朝贵统率会比洪、冯自如得多。
论文七、金田起义的历史定位
福建省漳州市云霄博物馆馆长 汤毓贤
金田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运动的最高峰。它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也有其明显的消极影响。
金田起义反对封建等级，提倡平等思想，鼓舞着千百万农民为推翻封建土地制度而斗争。太平天国颁布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教等领域的、冲击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性文献前所未有，可视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
太平军足迹踏过大半个中国，达到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旧式农民反封建斗争最高峰，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
太平军攻克并定都南京后，领导者在天京贪图享乐，滥用权力，特权思想膨胀，无法制止统治集团内部腐化现象，以及封建等级制思想的保留，内讧也就成为高层封建帝王思想迅速膨胀的产物。可见，太平天国本质还是封建特权皇权主义。
太平天国运动实质上是以拜上帝教教民为主的农民起义。试图用基督教文化替代中华民族传统民俗文化，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没有尽一切可能争取知识分子，不仅无法吸纳深受儒教理学熏陶、善于安邦治国的知识分子，反而将这些重要力量推向对立面。
太平天国革命打击了外国侵略者，阻滞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金田起义首先将斗争矛头指向满清王朝，加剧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崩溃，致使国家积贫积弱，无力抵御外侮，加速了西方殖民势力渗透与清朝灭亡。
太平天国革命是当时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既推动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也震动了欧洲大陆。金田起义60年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再次发动辛亥反清起义，终于推翻满清王朝君子专制统治。孙中山用以指导革命的三民主义，与太平天国农民平均平等思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批判了洪秀全皇权主义，提出民权主义和民主共和国方案，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太平天国思想的实践和扬弃。
论文八、拜上帝会为何能在广西立足
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 王佳静
广西特殊的地理条件与社会状况为拜上帝会在广西传播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条件，加上洪秀全与冯云山的不懈努力与艰辛传教，得到广西老百姓的热情拥护与积极参与，拜上帝会逐渐在广西立足。
洪秀全与同学冯云山离开广东后，选择偏僻寂静的广西贵县赐谷村作为传教基地，参加受洗并加入拜上帝会的民众有一百多。大家为洪先生的口才所折服，这为日后拜上帝会在广西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后，洪秀全返回家乡从事理论著述，1847年又去广州学习基督教义。离开广州后，洪秀全重回广西。在广西期间，洪秀全在传教的同时撰写了一系列理论著述。实践与理论的结合，使拜上帝会在广西日益深入人心，拜上帝会逐渐由宗教活动转为政治活动，其实力在广西越来越强大。“重游广西是洪秀全一生中的另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拜上帝会在广西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在洪秀全、冯云山的艰辛传教之下，广西老百姓参加拜上帝会的热情越来越高，人数也越来越多。不仅汉族民众参与拜上帝会，少数民族百姓也纷纷参与。许多广西女子也加入拜上帝会，拜上帝会在广西日益壮大，最终发展为中国历代农民运动的顶峰——太平天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