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起义为何在浔州府爆发，似乎是一个陈旧的问题，因为大多数研究太平天国史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早期史的专家，基本上都会对天平天国运动早期领袖们在浔州府的活动进行一番探讨，从浔州府境内人多地少、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老百姓遭受“百种千租”甚至“百种二千租”的地租剥削上挖掘拜上帝教之所以能够赢得当地老百姓的崇拜、进而爆发起义的经济根源。并从道光末年广西境内天地会党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中探究当时广西面临的深刻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由此建构了太平天国起义在浔州府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笔者通过系统梳理太平天国早期领袖们在浔州府展开传教活动的思想历程，道光末年整个广西社会人地关系的矛盾情况，以及团营最终选择在桂平金田的原因，深感太平天国起义在浔州府的爆发，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迄今为止，众多太平天国史专家对太平天国起义在浔州府爆发的历史必然性所做论述较多，而对偶然性方面的探讨不足，目力所及，仅有李微《金田起义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一文对金田成为起义地点及金田起义胜利的偶然性进行了简要分析，特别是关于冯云山在桂平结识张永秀成为到金田紫荆山地区传教的转折点的论述非常具有说服力，但是其关于冯云山与客家人的关系、来土斗争等偶然性因素的分析却失之牵强。有鉴于此，笔者试作简要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浔州府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初始传播地的偶然性
（一）洪秀全在贵县赐谷村传教成功的偶然性
洪秀全和冯云山最初的计划是在广东北部和西北部进行传教，1844年4月从家乡出发，先到广州，然后游历了顺德、南海、番禺、增城、从化、清远、英德、函江、阳山、连山等地，一路上劝人信奉皇上帝，但是信者寥寥，效果甚微。根据钟文典先生的研究，认为洪秀全、冯云山初次传教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语言不通，洪秀全、冯云山为珠江三角洲的客家人，讲白话，到南江八排瑶区传教，因为语言障碍，基本上没有效果；二是来去匆匆，进行蜻蜓点水式的游历布道，根本不能深入人心；三是广东作为英国殖民者最先入侵的地区，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尽，人们对洋鬼子、洋教同样仇恨，洪秀全、冯云山传播具有洋教特征的拜上帝教，无疑难以得到人们的认同，甚至招致“从番”的骂名。
广东传教失败的经历固然使洪秀全、冯云山感到沮丧，但他们并未彻底丧失信心，而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决定到广西碰碰运气。广西如此之大，那么到何处去开展传教活动呢，洪秀全想到了移居浔州府贵县赐谷村的表兄王盛均，于是他和冯云山结伴而行，直奔王盛均家。王盛均居住的赐谷村包括上、下两个自然屯，上赐谷定居者当地的土著壮人，包括熊、莫、刘三姓；下赐谷全是在嘉庆、道光年间才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包括庞、曾、王三姓，其中王姓就是指王盛均一家，定居时间不过三五十年，属于年轻的移民。
这次探亲之旅，为洪秀全在广西贵县的传教活动开启了一扇窗口。因为系远道而来，洪秀全、冯云山在王盛均家居住了3个多月，他们白天在室内抄写文书，晚上走到村民中宣传拜上帝教，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赐谷村一带皈依皇上帝、接受洗礼者超过百人，坚定了洪秀全、冯云山将浔州府作为传教基地的信心。从洪秀全、冯云山在贵县的传教实践看，在王盛均家寄宿的几个月，无疑是浔州府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初始传播地的关键。因为如果没有王盛均一家移居贵县赐谷村，也就不存在洪秀全、冯云山专门前往该地，并奠定在广西传教的基础。而洪秀全的表兄一家移居贵县赐谷村，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随机选择的行为，因此浔州府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的初始传播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二）浔州府的客家移民因缘际会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最早的信众
中外论者认为，浔州府的客家移民皈依拜上帝教是洪秀全、冯云山传教成功的重要原因。钟文典先生在《客家与太平天国革命》一文中已有申论。夏春涛认为，洪秀全、冯云山借助以地域和宗族关系所组成的客家网络，才得以发展自己的信徒，并最终组建起拜上帝会。瑞典传教士韩山文通过询问洪仁玕，在其所著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一书中也指出，桂东南客家移民社会之所以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是因为洪秀全、冯云山借助了客家族缘关系这个有利条件，成功地组织并发展了拜上帝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客家乡亲的支持，洪秀全、冯云山在浔州府的传教实践就不能取得成功。但是，为什么拜上帝教最先是在浔州府的客家移民身上成功发展信众呢？如果是在广西别的客家移居聚居区，是否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这一问题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按理说，洪秀全、冯云山作为客家人，只要是在客家人中传播拜上帝教，因为具有语言、情感等优势，就容易获得成功。但是他们在广东传教失败的经验表明，单纯只有同属客家人的这一优势，不一定能够将一个外来的洋教成功植入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的人们的脑海中，让他们抛弃固有的信仰，而去独尊外来的“皇上帝”。
就广西而言，清代客家移民的分布地域非常广泛，浔州府仅为移居地之一。从洪秀全、冯云山在浔州府传教到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在客家人中发展的信众主要集中在浔州府境内，其他地方的客家人皈依拜上帝教并参加起义的人数并不多。并不是说别的地方没有传教者，比如广东高州府信宜县境内就有许多客家人信奉了拜上帝教，但是在大多数客家移民分布区，响应者却较少。这说明客家人并不是天生的拜上帝教信众，尽管太平天国早期的领袖们基本上都是客家人。
那么，为什么浔州府的客家移民能够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最早的信众呢？笔者认为，这是亲情和乡情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洪秀全、冯云山在贵县赐谷村传教的成功，首先归功于表兄王盛均一家的支持。下赐谷作为来自广东客家移民聚居的自然村，在构建村落共同体的过程中，各姓客家移民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命运共同体，因为他们来到一个新的地方后，难免在租佃、水利、牧场、坟山或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纠葛，从而面临着土著居民的排斥和土著乡绅的压迫，为了共同应对生存压力，有必要加强团结、抱团应对。而这种客家移民的村落共同体，为洪秀全借助亲情、乡情渗透传教提供了便利条件。钟文典先生也认为，洪秀全、冯云山是客家人，到广西有表亲的支持，在客家人中活动，表亲、乡亲都是“自家人”，语言、感情、思想和生活习惯都比较融洽。不仅如此，冯云山后来在桂平县紫荆山区的传教活动，也是通过东家的亲戚关系和客家人的乡情关系不断取得成功。如果只有同是客家人的乡情关系，而没有各种基于亲戚关系的链接，有时连传教的立足之地都难以找到，更不用说赢得当地人的信任，并进而动员他们入教了。
因此，如果单从客家移民容易成为拜上帝教的信众而言，其他地方也具有类似浔州府的条件，但却没有形成像浔州府那样大批客家人入教并参加太平天国起义的情况，这充分说明，浔州府最终成为起始传播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
（三）冯云山选择在桂平大宣二里传教具有历史偶然性
冯云山与洪秀全在贵县赐谷村寄宿传教近四个月后，鉴于王盛均家庭贫困，难以供养，于是决定离开。而洪秀全为了营救王盛均的儿子王为正被挽留下来，冯云山则来到桂平，先借住在南门客家人张老水家里，寻找传教的机会。张老水的侄子张永秀与冯云山甚为相得，经张永秀的介绍，冯云山来到“山多人野”的大宣二里，先住在马路屯张家（与桂平南门张家是族亲）开设的路店里，开始了在桂平境内的传教活动，并奠定了太平天国革命的根基。可以说，冯云山在桂平南门张姓人家的偶然借宿，成为了拜上帝教在浔州府发展壮大的转机。
大宣二里的人文、自然环境，为来自广东花县的客家人冯云山传播拜上帝教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一是此地自乾隆以后来自广东、福建等地的客家移民众多，奠定了传教的群众基础。龙启瑞在总结太平天国起义的根源时特别谈到了来自广东客家移民的作用，他说：“（桂林）外郡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桀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以蛊惑愚民，用是党滋益多。州县官欲绝以法，则恐生他变；欲据实上陈，则规避处分，而畏于时忌。逮酿成大患，则破败决裂，不可复始。”二是背山面河，既有广阔的山区腹地，又有较为肥沃的山前平原，“山多”易于藏奸，王朝的统治力量较为薄弱，而且民风剽悍，富于反抗精神。我们发现，在异地他乡的桂平县大宣里，冯云山之所以能够站稳脚跟传教，首先得益于当地客家移民的支持，比如在客家乡亲的介绍下，冯云山一方面在古林社客家人曾槐英家做工，一方面在客家人中“传布真道”，取得了显著成效，发展了不少信徒。特别是下古林茶调屯的客家农民曾天养，不仅自己和全家人皈依拜上帝教，而且还动员乡亲们同拜上帝，最终以一己之力发动了400多人参加拜上帝教。随后，冯云山又通过桂平南门张家、马路屯张家的关系，进入紫荆山传教，在高坑冲张家（与上述张家是族亲）住了一年。第二年又来到大冲曾家任塾师，同样是得到了原先古林社东主曾槐英的举荐，大冲曾家的东主曾玉珍，成为冯云山在紫荆山宣传拜上帝教、组织拜上帝会，直到发动团营和金田起义的重要支持者。不仅如此，紫荆山曾家与茶地赵家、鹏隘山杨家都有亲戚关系，这种关系为拜上帝教在紫荆山地区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道光二十七年（1847），散布在紫荆山和鹏隘山各个村屯的拜上帝教信徒，已经超过2000人，约占山内人口的一半。
笔者之所以认为冯云山选择在桂平大宣二里传教具有历史偶然性，正是考虑到他通过桂平南门张老水的偶然关系才来到大宣二里，并进一步通过张家和曾家的关系深入紫荆山区，无不体现了历史的因缘际会和巧合。
二、太平天国在浔州府起义并非人口压力下的必然产物
自从罗尔纲先生发表了《太平天国革命前的人口压迫问题》以来，史学界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浔州府境内的人口压力、人地矛盾是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和起义爆发的主要原因。比如著名人口史家何炳棣先生认为，19世纪中期的人口压力是促成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最基本原因之一。葛全胜、王维强也认为，清中叶南中国的人口压力与气候变化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起着特别的激发作用。刘磊指出，清中叶以后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与同时期出现的人口危机密不可分。高永君认为19世纪中期的人口剧增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化过程，激化了社会的固有矛盾，导致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的频繁发生。但是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得宽广一些，就会发现，道光末年，就广西而言，并不只是浔州府境内才存在较大的人口压力和人地矛盾，其他府州特别是桂东的平乐府、郁林直隶州等地，都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地矛盾和土客斗争，但是却没有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的策源地。贺县自乾隆以来，随着广东等省移民的大量迁入，人地矛盾渐趋突出，最终导致了土客斗争。据光绪《贺县志》卷7《物产》载：“我朝自乾隆以来，东省潮、嘉氓庶挈妻抱子，寄托我疆，布满原野，田我田，宅我宅，利赖我利。而我土著者安于游惰，且幸离乡轻家之人相为资藉，恬不自怪。夫境内土田只有此数，养彼一人，我则失一人之养，我弃人取，安保人不争财而日聚，我将转徙而渐散也，曩年土客之衅端实肇此。”在郁林州，因为人口滋繁，土地资源日益紧张，甚至各家族葬人的坟地都难以寻觅，导致坟地争端频发，占县衙处理案件的30%~40%。故郁林州知州王达材说：“余莅任伊始，查近年案牍，讼坟地事十居三四。细询其故，则生齿日繁，各家族葬地已满。又咸丰后竞言风水，受地师惑，每讯坟茔案，皆言前人开垦，或用价买置，或先人手葬，历年久远，兼遭兵燹，契据无存，遂有藉田管山、毗界冒葬，甚至造契投税。虽原主有碑墓凿凿，捏控占争，期于必得。曾出示严拿地师，弗克禁止。思绝此弊，惟仰将所管内照实量明尺丈，经地邻中保，封立界堆，自书一契，禀明升科，庶确据可凭，免滋讼累，都人士其敬听之。”
就全国范围而言，广西浔州府更不是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当时中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集中在江南地区的苏南、浙北，甚至山东、山西、河南、福建一些府州的人口密度也远远大于广西浔州府。姜涛先生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认为，广西的人口压力并不比别的省份重，广西的赋税负担较轻而且相对稳定，并指出广西的人均负担大大低于广东，还有逐渐减轻的趋势。
葛剑雄先生在对中国人口与社会治乱的关系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后认为，人口压力虽然不可避免要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自然环境，但并不是人多了就一定会穷，一定要乱，一定得破坏自然环境。在同样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不同的经济模式或生产方式完全可以供养数量不同的人口，过不同水平的生活。中国历来的人口稠密区一般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也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相反，人口稀少地区倒基本是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水平不高的地区。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社会动乱虽然不一定产生在人口最稀疏的地方，但却从来没有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爆发。在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前，江苏和浙江两省是中国人口最稠密的省份，而以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是全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要是仅仅根据人口数量或人口密度来衡量的话，江浙两省特别是苏南、浙北应该是全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方，比爆发太平天国起义的广西，兴起义和团的山东和直隶（北京、河北）不知要高多少倍！可是事实恰恰相反，苏南、浙北始终是全国最富裕也最安定的地方，不用说与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爆发毫无直接关系，就是在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稍具规模的农民起义或社会暴乱。葛先生由此断定，中国历史上的治乱与人口数量没有直接的关系，更不是与人口的数量和密度成正比或反比。
由此可见，浔州府并不是道光末年广西以及全国人口压力最大、人地矛盾最突出、阶级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因此，从人地关系和人口压力的角度看，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在浔州府具有历史的偶然性。
三、选择在金田团营起义是偶然中的必然
（一）选择金田作为团营地点的偶然性
从拜上帝教的核心传播地看，包括贵县的龙山、桂平的白沙和紫荆山、平南的鹏化等地。就交通的便利而言，桂平白沙濒临浔江，水路交通最为便利，与贵县会众的联系也较为方便，而且桂平白沙的客家移民不少，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重要将领的人物包括秦日纲、陈承瑢、林凤祥等，从理论上看是较为理想的团营地点。但是白沙的团练势力较大，道光三十年（1850）九月，就发生了白沙团练武装与秦日纲率领的拜上帝教会众进行大械斗的事件，很显然，大规模人马要在此聚集，很容易暴露目标，从而遭到疯狂围剿。贵县龙山也是拜上帝教信徒集中分布之地，龙山位于贵县西北群山环抱之中，毗邻桂平、武宣，在群山之中，有一个东西宽80里、南北长40余里的龙山盘地，分为上、中、下三里，居民多壮族，而从外地迁来的客家移民也不少，包括从事农业的客家人和在大、小平天山矿区采矿的客家人，其中龙山那帮、那良等村的石达开族人，是在乾隆年间从广东归善县、和平县移居广西的客家人。在清王朝统治者眼中，龙山流寓杂处，素为盗贼渊薮。拜上帝教传入贵县龙山后，许多客家人皈依了拜上帝教，石达开就是其中一位。1850年初，贵县爆发了因为女人问题引发的土客大械斗，根据《太平天国起义记》的记载：“其时有客家富人温姓者纳一女子为妾，此女已与一本地人订婚，遂起争执。温姓与女子父母协商，予以重金，因此不愿退让与本地人。……客家人与本地人未几发生械斗于贵县境内，复有许多村乡加入战团，战事起于八月二十八日，其始客家人占胜利……但本地人越战越强，经验越富，又以其人数多数倍，卒将客家人击败，焚其屋宇，以致许多人无家可归。”石达开率领拜上帝会众参与了这次大械斗，甚至贵县赐谷的王玉绣和桂平的萧朝贵、韦昌辉也带领会众前来支援，表明这次械斗的规模甚大，龙山也因此成为清王朝重点防范的地域。因此，就龙山尖锐的斗争环境和交通较为不便的情形而言，不适宜作为团营的地点。随着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团营动员令的发布，石达开于七月在龙山奇石招集徒众千余人，取道六乌山口，先到桂平白沙驻扎，最后到达金田。由上可知，桂平白沙和贵县龙山既是拜上帝教的重要传播地，也是拜上帝会与地主团练矛盾斗争较为尖锐的地区，大规模械斗的爆发，表明桂平白沙和贵县龙山两地已经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注意，不适宜作为团营起义的地点。正如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说：“自道光廿七、八年之上下，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拜上帝人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起事之时，团练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
桂平紫荆山、鹏隘山与平南的鹏化山区连成一片，是拜上帝教的又一个重要传播地，不仅是冯云山深耕的教区，也是太平天国早期领袖杨秀清、萧朝贵的家乡，可以说是拜上帝教最为核心的传播地，具有最为坚定的一批信众，无疑具有作为团营地点、发动起义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钟文典先生将紫荆山称为拜上帝会的指挥中心，各路会众聆听教诲、接受机宜的神圣之区，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山区固然有王朝统治力量较为薄弱、适宜发动组织当地群众反抗的优势，也存在交通不便利、不利于外地会众前来聚集的劣势。因此，太平天国的开国领袖们经过权衡各个教区的利弊，最终选定了金田作为团营的地点。
由上可知，金田并不是拜上帝教的核心传播区和会众聚居区，而是紫荆山核心区的边缘地带，本身并不是天然的团营地点。在桂平白沙、贵县龙山等地相继失去作为团营地点的条件后，金田便幸运地成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地。因为作为辐射周边六七个州县、上万会众聚集之地，不仅要考虑其与核心区的关系，还要考虑交通的便利、补给的难易以及军事上的进退等问题。因此，金田在当时的态势下成为团营地点既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二）金田作为团营地点的必然性
从拜上帝教传播地的空间分布来看，金田位于较为居中的地理位置，适宜作为各地会众团营的中心地。比如金田北面紧密毗邻紫荆山和武宣、象州等地的教区，向东可通平南、藤县教区，向西与桂平白沙、贵县龙山与赐谷等地的教区密切沟通，向南可与广西陆川、广东信宜的信众联系，而且水、陆路交通便利，有利于各地会众的迅速集结。
此外，金田周围的地理环境也很优越，北面依托紫荆山，南面和东面是金田平原，距离浔江不远，战略地位较为重要，后退可据紫荆山乃至大瑶山而守，前进可凭借浔江水路的便利条件迅速展开，而且金田平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便于就近筹措粮草。
此外，金田是韦昌辉的家乡，而韦家在当地具有一定的势力和经济地位，也是团营选择在金田的一个重要考虑。韦昌辉是祖籍广东南海的客家人，其先祖在明末清初迁居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富有家财，是一个读过书的乡村知识分子，常出入衙门办事。但是因为没有功名，为地方乡绅所轻视。适逢冯云山到大宣二里传教，于是全家皈依拜上帝教，并以家财支援拜上帝会，为太平天国成功发动起义贡献甚大。因此，太平天国选择在金田团营起义，是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相结合的产物。
四、结 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浔州府之所以成为道咸之际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地，具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具体表现在浔州府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初始传播地的偶然性、从人地关系和人口压力的角度看浔州府并不具有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历史必然性、选择在金田团营起义是偶然中的必然三方面。特别是浔州府成为拜上帝教在广西的初始传播地，其偶然性非常明显，因为如果没有洪秀全的表兄王盛均一家移居贵县赐谷村，就不会有洪秀全、冯云山借探亲寄宿之机在贵县传教成功的可能；虽然洪秀全、冯云山的客家人身份有利于他们在客家移民聚居区开展传教活动，但是如果没有客家乡情与亲情的有机结合，赐谷村的客家移民也不必然是拜上帝教的信徒；冯云山后来到桂平大宣二里传教，并使紫荆山地区成为拜上帝教的核心区，也具有历史偶然性，因为如果没有冯云山在桂平南门张老水家的偶然寄宿，他就可能不会来到大宣二里，并进一步通过张家和曾家的关系深入紫荆山区，后来事情的发展，无不体现了历史的因缘际会和巧合。
前人论及，道光末年浔州府境内的人口压力和人地矛盾是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和太平天国起义在此爆发的主要原因。然而历史事实证明，道光末年浔州府境内存在人口压力和人地矛盾固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却不是导致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一方面，人口压力、人地矛盾与起义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因为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社会动乱从来没有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爆发过；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拜上帝教在浔州府的落地传播和迅速发展，并从早先的宗教信仰发展到追求立国的政治目的，太平天国起义也不会在浔州府爆发。
金田本身并不是天然的团营地点，因为它并不是拜上帝教的核心传播区和会众聚居区，而是紫荆山核心区的边缘地带，因此太平天国早期的领袖们将金田选择为团营地点，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或然性。当然，金田成为团营地点也具有必然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其他传播区有的处于尖锐的斗争环境中，若行团营之举，容易暴露目标，招致残酷镇压而失败；二是有的传播区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不利于各地会众的集结；三是金田作为团营地点的优势，包括地理位置较为适中、水陆交通较为便利、物产丰富便于补给、军事上易于攻守进退，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会众基础。
总之，太平天国起义在浔州府的爆发，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