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但终其一生，他都不能算真正的基督徒。不过话说回来，洪秀全原本有这样的机会，并且也未必会走上疯狂造反以致流血千里的道路，而其人生的逆转，还要从一位名叫罗孝全的传教士说起。
罗孝全原名Issachar Jacob Roberts，是浸礼会的一名职业牧师。就在洪秀全大病一场的那年（1837年），他从美国田纳西州来到中国并参加了由另一位知名传教士郭士立组织的汉会。就在洪秀全等人自行传教时，罗孝全也得知了洪秀全等人的活动。
1846年，一名已皈依的基督徒在访问洪秀全时劝说他们去广州找罗孝全听布道，但当时洪秀全因为忙于教书而未能成行。次年，罗孝全的助手写信给他们，洪秀全才与洪仁玕一同到了广州，并在罗孝全的指导下学习了由郭士立翻译的《圣经》新旧约全书。
学习一段时间后，洪秀全请求罗孝全为他做正式洗礼，罗孝全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派了两名汉会会员前往洪秀全的老家调查其情况。在准备工作都已完成后，洪秀全准备好了誓词，受洗仪式的日期也已预定。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罗、洪之间却出现了一点小问题并最终导致洪秀全未能受洗。
关于这件事有两个版本的说法：一是洪秀全在受洗前给罗牧师讲述了那个异梦，罗听到洪秀全自称梦中上帝称他为儿子时大为惊骇，认为这根本就是一种玷污上帝的异端思想，完全没有达到基督徒最基本的要求，因而断然拒绝了洪秀全施洗礼的要求；
另一种说法是，有人在洪秀全受洗前设计陷害了他，原因是其他一些为罗孝全服务的中国教徒对洪秀全心存嫉妒，他们害怕洪抢去自己的工作机会而有意给他下套，让洪秀全向罗孝全提出在受洗后获得一份有薪的差使。但洪秀全不知道的是，性格火爆而又极其虔诚的罗孝全最讨厌别人提出这样的经济要求，其结果可想而知。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一些很偶然的因素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洪秀全也最终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洪秀全未能受洗，双方当事人都不曾有片言只语的记载，但不管怎么说，洪秀全就此离开广州并至死也没能当上真正的基督徒。
洪秀全离开时，带回了一本由郭士立翻译的《圣经》。随后他溯西江而上，前去寻找已在紫荆山区传教数年的战友冯云山。令洪秀全感到欣慰的是，冯云山已经在那里打开局面，他们在阔别3年之后，终于又重新聚在一起研究由洪秀全带回来的《圣经》。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习，洪秀全根据自己的理解修正并补充了之前在家中创作的革命“老三篇”：《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这为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但是，不知是洪秀全没看懂还是他有意没看懂，拜上帝会的宗教理论与友邦的基督教义出入颇大，其中又以“天父天兄”论与“三位一位”说的冲突为最大硬伤。
所谓“三位一位”，原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而非分开的三个神，《约翰福音》中很清楚的写着，“天堂有证，三者存在。圣父、福音、圣灵，且三位一体”。但革命伊始，洪秀全即自称在梦中见到天父天兄并自命为“天父幼子”，这种自附神灵以抬高自己的言说无疑是对上帝的大不敬，如果放在中世纪欧洲，如此胡说八道非被当成异端烧死不可。
更可恼的是，在洪秀全的主持下，天父上帝后来又添了几个“儿子”，如东王杨秀清、南王冯云山等，甚至还有个女婿西王萧朝贵。再后来，这些人的儿子们也进入了“上帝的孙儿们”的行列，倘若上帝有知，非气得吐血不可。
不仅如此，洪秀全后来还独创了“爷降节”、“东王升天节”、“哥降节”等，以纪念杨秀清、萧朝贵等开国功勋，至于什么圣诞节之类，反不受重视。
友邦基督徒虽然对太平天国想有亲善，但他们对洪秀全等人的“肆意妄为”也同样感到担忧而反感，如英国公使文翰即指斥太平天国的宗教是“伪造的启示”，虽然其大致以旧约为基础，但“已掺入了迷信及谬误的成分”。
耶稣曾说过，任何罪都可以赦免，唯有亵渎圣灵的罪不可赦免，洪秀全虽然拜在了上帝的门下，但这种“扛着红旗反红旗”异端之举让他们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对于杨秀清、萧朝贵两人动不动“哐当”一声倒地并声称自己是“天父、天兄”下凡的骇人之举，友邦人士更是深恶痛绝。道理很简单，这种中国特色的民间迷信虽说在关键时刻能哄到无知识的下层会众，但其冒充上帝妄传圣言的表演，无疑使上帝成为了一个任意侮弄的工具。
1854年，一些英国人向天京提出质疑并质问“洪秀全自称是耶稣的弟弟”是什么意思时，东王杨秀清反诘他们，“你们这些外国人自以为拜上帝的时间长，但你们可晓得上帝有几高大？腹几大？生何须？须何色？须几长？会题诗否？耶稣长子今年几岁否？耶稣生有几女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