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5月，太平军开始西征，经过一年的奋斗，攻取了长江中下游大片地区，控制了沿江许多战略要地，战果硕累，威震两湖三江。
但是，战局迅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太平军自1854年5月1日湘潭之战为湘军所败后，八个月中，连吃败仗，节节后退，被迫退守九江，战斗力大受挫伤，水军力量几乎遭到致命的打击，已经取得的西征成果，逐一丢失。为此，曾国藩得意地狂呼：“长江之险，我已扼其上游，金陵......所需米、石、油、煤等物，来路半已断绝。”（注1）并扬言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注2）。
西征战局的恶化，不仅使西征目标变得难以实现，而且严重地威胁着太平天国的安全。奕宁在湘军东下的同时，命令各地清军“择扼要之区，截贼往来之路，与曾国藩声势联络，上下夹击”（注3）。按照这一部署，清廷从广东调来的红单大船，对天京江面的太平军发动了攻击，并一度窜泊采石矶；江南大营统帅向荣，派兵进犯芜湖、太平、江宁镇等地，又催促“红单船进攻东西梁山，节节扼剿而上”，为“收复金陵”造成“一大转机”；（注4）安徽战场上，和春、福济加紧围攻庐州、舒城，妄图攻夺庐州南下；奕宁并估计湘军指日可抵安庆，太平军将因无力抵抗而从陆路退入皖北，因而饬令河南巡抚英桂调兵赴。“正阳、六安等处，相机剿办”（注5）。驻防临淮的袁甲三，则主动请命，要求从西南入六安，从东南进关山、乌衣一带，以配合湘军东下。反动派指望通过此举，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在这关系太平天国存亡的严重关头，翼王石达开受任西征指挥，奔赴湖口前线。打退湘军的进攻，阻止湘军水师东下，粉碎清王朝南北合击、上下夹攻天京的反革命计划，这是石达开所面临的紧迫而艰巨的任务。
石达开为完成这一使命，立即决定在湖口、九江组织会战，并把湘军水师作为打击的重点。
毛泽东同志说：“指挥员的正确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注6）我们现在难于找到石达开进行必要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进行联贯思索的记录，但可以肯定，他在战前已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侦察和思索的过程。
石达开坚信湘军可以打败。因为湘军尽管长驱直下，但它不无弱点。这一点，曾国藩也心中有数。他知道，湘军以抢掠为业，胜仗打得越多，“私藏脏货”也就越多，“饱者”便有“思颺之意“。而且，“屡胜之余，志骄气溢，暗伏挫败之机”。湘军的巢穴在湖南，“去湘日远，转输尤难，一有缺乏，则军士溃散，前功尽弃”。太平军虽然打了一系列败仗，兵力受到损失，但“逃者尚多”，特别是沿途“乱民尤多”，“设官军稍有挫衄，则四面皆贼”，（注7）湘军将掉入太平军和广大人民的天罗地网之中。双方力量实质性的估比就是如此，它说明石达开会战的决心，不是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
立刻遏制湘军东进，这自然是太平军将士的共同希望。不过，石达开决定在湖口、九江进行会战，并非由于这种感情的支配，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
湖口滨临大江，地当险要，置少量兵力于两岸，即可坚守内湖；如能诱敌入湖，敌即成为瓮中之鳖，地形于太平军作战极为有利。
尤为重要的是，湖口、九江两地，自1853年6月、9月为太平军攻占之后，一直在太平军的统治之下。一年多来，湖口一带军民，“立军师旅帅”（注8）等官，“记籍编册”，开始组织新的社会生活。地主阶级害怕太平军“将丁吾之丁，而田吾之田”（注9），虽然“并力团练”，拼死反抗，但均为太平军所镇压。（注10）这表明，湖口、九江作为会战地点，具有很好的群众条件和社会基础。
还有，湖口九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湖口为江湖重镇，九江为七省通衢，三江门户，都是湘军必争之地。太平军1854年12月17日在姑塘打败清江西水师，缴获战船四十艘，尽泊湖口，在安徽仿造的战船三十只，亦准备竣工之后，西上参战。太平军这支水军力量虽不强大，但对于湘军的东下，仍不失为一种威胁。曾国藩害怕它“吞踞湖口，梗塞于鞋山姑塘之间，内窥江西，外拒我军”。因为这种局面的存在，湘军水师即使入皖，势必陷入上下夹击的挨打地位，而太平军却可进入江西内地，攻夺省城，截断江西对湘军的粮饷接济，使湘军与江西“咫尺隔绝，不能相通”（注11）。这种客观情况，决定着湘军非在湖口，九江一战不可。
然而，太平军连战受挫，失地千里，水军已没有力量作正面的战斗，而敌军威势正盛，水师战斗力极强，石达开在具体部署会战时，就不能不十分谨慎。他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在战术上作了相应的变化，采取避敌锋芒，固点坚守，以守为攻，迫敌就范的打法，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优劣对比，选择有利的战机狠揍敌人，以达到会战的目的。
坚守九江、湖口，这是会战的前提。但太平军在这两地，原来都未厚集兵力，坚筑工事，要守住这两个据点，争取时间布防便成了当务之急。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石达开从湖口调战船百余艘至九江，在沿江两岸增设营垒，以陆军护卫水军，加强九江江面的防御力量，挫败了湘军水师前锋。不过，如让湘军水陆相护沿江而下，其势仍不可挡。石达开深察此情，故又命罗大纲等从安庆率太平军数万，并汇集从田家镇撤退之军，进入黄梅，分兵广济，拟如湘军全数下攻九江，便乘虚攻击靳、黄，并相机进取武汉，使湘军有后顾之忧；又在鄂、皖交界处，摆出阻止湘军入皖的态势，以黄梅为中心进行布防。石达开的布置，虚中有实，果然迫使湘军陆师北攻。12月9日，塔齐步率师渡江至田家镇，随即进兵广济。太平军且战且走，由广济而双城驿，而黄梅。在黄梅，太平军不守城，而守险，不守一隅，而分据数处，目的在牵制敌人兵力，延缓其进军的速度。12月23日，湘军占领黄梅之后，太平军兵分为二，一部分由秦日纲统率退入宿松、太湖，大部分兵力由罗大纲指挥在1855年1月1日撤抵小池口，然后渡江分驻九江、湖口。太平军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赢得了差不多一整月的时间。
对此，反动派不无后悔地承认：“自田家镇、半壁山水陆大胜后，九江府城原可契机克服，因北岸广济、黄梅贼势尚炽，塔齐布、罗泽南诸军尽锐攻剿，始克两城，贼以其暇严密布置，比塔齐布等回军渡江，则九江已屹然坚城，难以攻下矣。（注12）在此期间，湖口军民亦从容备战，“于口内扎大木簰一座，小木簰一座。东岸县外，厚筑土城，多安炮位。西岸立木城二座，高与城等，炮眼三层，周围密排。营外木桩竹签广布十余丈......掘壕四重，内安地雷，上用大木横斜搭架，钉铁蒺藜其上”（注13），而且在石隙中穿铁锁江，使石钟山遂成坚壁。
曾国藩明知上当，有苦难言，但又必须“剿灭”九江、湖口地太平军方敢东下。因此，虽面对铁壁，却不能不碰，遂令其水师进攻湖口，陆师渡江进围九江。
太平军虽诱使敌人按自己的战斗意图行动，把战争的主动权操在手里，但敌军威势仍盛，还需要避其锋芒，挫其锐气。所以，石达开采用以守为攻的打法。一方面据险坚守，避战骄敌；另一方面，捕捉战机，给敌奇袭。在湖口，湘军水师“百计攻之，终不能冲入簰内”（注14），而太平军常乘黑夜有风，“用小船百余号，或二三只一联，或五只一联，堆积柴草，实以硝药，灌以膏油，分十余起纵火下放”；或“以陆师千余，火箭火球，大呼惊营”，使湘军“士多死伤”（注15），“彻夜戒严，不敢安枕”（注16）。在九江、太平军乘罗泽南军半渡之机，突然袭击，打伤罗泽南，打死其“各营骁将”三十余人，使他的不敢立营，夜间风雪交加，只好露立在“风寒泥淖之中”（注17）。此后，湘军虽数次进攻九江，甚至请求奕宁从湖北调胡林翼、王国才部配合“会剿”，均由于太平军作战勇敢，工事坚固，不能入城，而且“兵勇伤亡甚多”（注18）。
湘军久攻无效，曾国藩决计改变作战方案。1855年1月22日，除留塔其布一部继续围攻九江外，命罗泽南、胡林翼等部悉数增援湖口，妄图水陆配合，攻占湖口。主帅的焦躁，必然导致部署的妄动，这正是太平军所等待的。
1月23日，湘军陆师进抵盛山，当即全力进攻梅家洲，想占领该地，以护其水师冲入湖口。梅家洲与东岸县城，同为湖口咽喉，石达开早已坚设工事，湘军虽连日进攻，均以失败而归。湘军水师以为有陆师为依护，便无所顾忌，急欲入口将泊于鄱阳湖中的太平军战船焚毁一尽，以泄连日“不得安枕”的愤恨。在陆师刚到当天，立即发动攻击，凭借炮火的优势，烧毁了太平军置于口内的簰楼，因而洋洋得意。石达开有意示弱诱敌，“连夜将大船凿沉江心，实以砂石，仅西岸留一隘口，拦以蔑缆”（注19）。27日，湘军水陆相约疯狂进攻，水师攻入隘口，烧毁了太平军的一些船只。29日，湘军水师复入隘内，将太平军留泊在口内的船只烧尽。其头目肖捷三、段莹器、孙国昌等得意忘形，想乘势“肃清鄱湖以内”，便率长龙、舢板一百二十余号，追至姑塘以上。湘军水师，自钻圈套，湖口军民马上扎紧隘口，不让其再窜入长江。是夜三更，太平军派出小划三、四十只，冲入湘军水师老营，陆军在两岸紧密配合，施放火箭、喷筒。湘军水师的轻便战舟均被困锁在内湖，老营的快蟹等笨重大船，“如鸟去翼，如虫去足”，“运掉不灵”，“实觉无以自立”（注20），大战船九艘，小战船数只，杂色坐舰三十余号，为太平军烧毁。这一突然袭击，使湘军水师惊恐莫名，未被烧毁的船只，争相逃命，狼狈回九江大营。
湖口大捷后，太平军立即开始反攻，石达开指挥部队进攻在湖口的湘军陆师，又派兵渡江西上，扎营九江对岸。曾国藩害怕其水师大营受太平军两岸炮火的打击，匆忙将湖口的陆师调回。2月11日，罗泽南等赶回九江，驻营于官牌夹。当晚三更，九江和小池口两地太平军，乘小划数十只，驶入湘军船隙之中，火箭喷筒，百支齐放。湘军经湖口打击，已成惊弓之鸟，当其右营一船着火之后，各哨慌乱，纷纷挂帆上驶，曾国藩虽严禁黑夜开船，但令不能止，众船溃散。太平军乘敌乱猛烈攻击，使湘军粮台座船多被烧毁，辎重丧失。曾国藩的座船也被太平军的小划包围，他的管驾刘盛槐、李子成等被太平军打死，这个反革命头子当时正在另一艘船上，见座船已失，便投水想一死了事，为左右救起，才侥幸免死。
这一仗，湘军被打得“弃船而逃”，“人人恤愕”（注21），“军实荡然”，“势难骤振”（注22），它的水师优势基本上被打垮，太平军圆满地实现了会战目的。
湖口、九江战后，曾国藩“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注23）。这是因为曾国藩清楚地预感到，他地水师被打垮后，长江上下，又将是太平军的天下，湘军将因此“无以自立”（注24）。这种痛心绝望的情绪，并非曾国藩所独有。有个名叫陈微言的反动分子，1853年曾随江忠源在南昌与太平军进行过顽抗，此次又目睹了曾国藩的失败，在重至南昌，触目旧迹时，伤感不已，流着眼泪写了这样一首诗：
昔年仗剑豫章游，满眼旌旗压怒流，
大将偶来成砥柱，孤城危处见神谋。
我今独抱西州痛，公在应无南顾忧，
章水匡山难久眺，漫天风雨暗层楼。（注25）
陈微言极力吹捧江忠源，相形之下，对曾国藩不无嘲讽。不过诗意的真谛并不在此，而在抒发作者内心的苦楚和对封建统治的忧虑，担心战事发展，江西不保，整个封建大厦，将为太平天国起义的“漫天风雨”所摧毁。
战争的实践，正朝着曾国藩、陈微言所担心的方向发展。这充分地显示出太平军湖口、九江大捷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石达开在大捷之后，挥军西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1855年2月17日轻取武穴，驻守武穴的清湖北总督杨弼闻风而逃，一口气逃至德安。太平军又乘胜追击，占汉阳，克兴国、崇阳、通城等地，进围武昌。当时武昌空虚：清湖北巡抚陶恩培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立即向奕宁呼救。奕宁反复思计，觉得“惟曾国藩、塔齐布之兵可以就近赴援”，遂命令他们“分拨官兵......折回返剿，以保鄂省，且免九江官兵腹背受敌”（注26）。他恐曾国藩对此掉以轻心，接着又先后发出三道内容大致相同的训令。尽管奕宁一再催令，可曾国藩除将原调湖北兵勇胡林翼、王国才部派回外，他的湘军一直留在江西不动。
曾国藩为何对武昌坐视不救呢？难道他不认识武昌的重要吗？不是。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多次谈到，武汉“西制荆襄之命，东固建业之根”，失去武汉，长江将为太平军“封而有之”，清朝将因此对江南失去控制，“章奏无由上达，朝命莫能下逮，不数月吾辈蘧恐搁置化外”（注27）。是曾国藩不了解防守武昌与围攻九江的关系吗？也不是，他对奕宁说：“论行兵常道，则上下皆贼而臣坐困中段，亦决非万全之策。”（注28）那么，为什么不肯从命呢？这原因，曾国藩不能不报告奕宁。他说，湘军如果回援武汉，“陷入内湖之战舟百余，精锐两千，从此断难冲出与外江水师会合，后日难以重振”；陆师“锐气挫损，若使壹意前进，得胜仗数次尚不难振刷精神，再接再厉，若使回军武汉，则兵气之雄心先减，加以远道跋涉，消磨精气，虽认真振厉，亦难作其方新之气”（注29）。很明显，真正的原因是，湘军经湖口、九江之战的沉重打击后，一蹶不振，士气低落，自顾不暇，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太平军攻其无援，于1856年4月3日夺取武昌。
太平军攻夺武昌之后，湘军被困在江西，茕茕孑立。此时，曾国藩考虑的不是“围剿”天京，而是湘军如何逃命。他一反故态，再不讲九江为长江腰膂，宜有重病屯驻之类的漂亮话了，而是急切地要求奕宁批准他水陆会合从湖口突围的计划，说突围如能成功，湘军又可在长江活动，“有助于全局有所转机”，倘不能胜，也可从彭泽而下，以期和下游清军会合。奕宁看透了曾国藩的用心，这一次是曾国藩着急他不急了，因为武昌已失，奕宁更不想轻易放弃对九江这个长江要地的争夺，便不置可否地答复：如“确有把握”，可“照议办理”，但“不可顾此失彼，置九江不问”，而且提醒曾国藩，“下游师船仅止克复芜湖......由彭泽直下，相距尚遥”（注30）。曾国藩本无此把握，现在“皇上”又有言在先，便不敢冒这“顾此失彼”的风险，只好提心吊胆地仍然留在江西。
1855年9月18日，太平军击溃回救武昌的胡林翼部，两湖为之震动，湖北官吏纷纷请调罗译南率军援鄂，曾国藩更感江西战事无望，决然从其所请。幕客刘蓉不明曾国藩的绝望，极力进谏，说：“公所恃者塔罗。今塔将军亡，罗又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曾国藩回答说：“吾计之熟矣，东南大局宜如是，俱困于此无为也。”（注31）熟计安在？曰：逃跑。既然不准全逃，那么能逃一个算一个。
罗泽南部入鄂，江西更形空虚。石达开看准这一时机，亲率大军从湖北通城入赣，克瑞州，取临江，逼近省城。这时南昌清军只有二千，奕宁、曾国藩均慌了手脚，只好忍痛撤除九江之围，并调水师配合，共往樟树“堵剿”。1856年3月24日，太平军攻克樟树，湘军水陆龟缩南昌。太平军乘势发展，“赣水以西，望风瓦解”，八府五十余州县，尽在掌握之中。湘赣通路被隔绝，湘军只好“募死士蜡丸隐语，乞援于楚”，太平军发动群众，严密防查，将这些歹徒通统抓获，“杀而榜诸衢，前后死者百辈，无得脱免”。（注32）曾国藩深感已成釜底游鱼，危在旦夕。为了保命，立即请调罗泽南军回守南昌。可是他的奏报还未送到背景，罗泽南在反扑武昌时受伤已一命呜呼了。突围无力，呼救无应，被困在江西的湘军，除了坐而待毙之外，本已别无它途了，只因石达开此时奉调参加扫除江南大营的战斗，湘军才获得了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
我们知道，1855年的故事，总的说来对太平天国仍是不利的。5月底，北伐最后失败；8月1日，调入长江的清军外海水师，在控制天京江面后占据芜湖；同时，清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亦率军围攻镇江；11月10日，和春所部攻占庐州。总之，清军仍从四面对天京进行包围。为改变这种不利地位，太平天国领导决定扫除清军江南大营。石达开率西征太平军如期赴战，从天京东南佯攻溧水，诱引向荣派主力援救，然后配合秦日纲部和从天京出击的太平军进攻，经过四天激战，在6月20日击破江南大营，解除了它三年来对天京的威胁，把太平天国的军事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
纵观整个军事形势的变化，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太平军由于取得了湖口、九江大捷，才使西征反败为胜，为控制武昌到天京地千里长江，为夺取安徽、江西、湖北地大片地区创造了条件，不仅有力地屏卫了天京，而且形成了太平天国前期地疆域，开辟了革命基地，促成了西征目标的实现，也由于有了湖口、九江大捷，才能够粉碎清王朝围剿天京的反革命计划，并为扫除清军江南大营提供了可能。清军虽早建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进行包围，但向荣承认，天京“九十六里之城，合围既力有不逮”（注33），进攻亦“势难得手”（注34）。因此，围城三年，终不敢正面作战。奕宁的南北合击、上下夹攻的反革命围剿计划，原指望依靠湘军东下来实现。湖口、九江一战，湘军再也无力东跨一步，清政府的计划成为泡影，而且，湘军被围困在江西，西征太平军因而有余力东调，成为打破江南大营的一个重要方面军。总之，太平军湖口、九江大捷，打乱了反动派的军事部署，挽救了革命危机，使天京得以巩固，太平天国与清王朝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继续。
但是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未能从战略的高度去认识湖口、九江大捷的意义，没有乘胜将湘军歼灭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之中，而是过早地让石达开分兵东援，使湘军死里逃生，日后成为镇压革命、维持清朝反动统治的最凶恶的鹰犬，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注释：
注1、注2《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四，《请饬各路带兵大臣督抚择要防堵片》。
注3《十朝东华录》，咸丰三十二。
注4、注7《十朝东华录》，咸丰四十。
注5《十朝东华录》，咸丰四十二。
注6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3页。
注8《湖口县志》卷五，《武备志》。
注9《曾文正公全集》，书扎卷四，《复骆侖门中丞》。
注10《湖口县志》卷八，《人物志》。
注11《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水师小胜并陈近日剿办情形折》。
注12、注22《十朝东华录》，咸丰四十五。
注13、注1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浔城逆党两次扑营均经击败折》。
注15《湖口县志》卷九，《艺文志》。
注16、注17《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水陆屡胜围逼浔城折》。
注18《十朝东华录》，咸丰四十三。
注19《石钟山志》卷十，《武功》。
注20、注24《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水师三次获胜两次挫败折》。
注21《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五，《致澄、温、子、季四弟书》。
注23《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六，《统筹全局折》。
注25陈微言：《炯斋遗诗》，见《太平天国》第四册，第606页。
注26《十朝东华录》，咸丰四十四。
注27《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与骆侖门中丞》。
注28《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六，《谨陈水陆****折》。
注29《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五，《陆军剿小池口贼并陈近日****折》。
注30《十朝东华录》，咸丰五十。
注31《清史稿》，《曾国藩列传》。
注32《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母弟温甫哀词》。
注33、注34《向荣奏稿》卷三、卷五，见《太平天国》第七册，第160、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