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7年3月26日，原本有希望成为一名职业传教士的洪秀全，因在洗礼现场索要工资，被“洋先生”——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延期转正”，怏怏回了原籍，在家里呆了几个月后，因冯云山家属不断上门寻人，加上仍想到广西再碰碰运气，遂于7月21日从广州动身西行，一路坎坷，被劫匪抢走宝剑、路费后，在好心人资助下走了整整一个月，8月20日抵达贵县赐谷村，也就是上次入广西时落脚的表哥王盛均家，在这里意外得知，冯云山不仅就在广西，而且在不远的紫荆山区建立了一个人数多达数千、影响力遍及周边数州县的“拜上帝会”——最让他高兴的，是这个会不光拜上帝，也拜一个叫“洪先生”的超人，而这个“洪先生”似乎就是他洪秀全。 8月25日，洪秀全由表侄王维正带路，动身前往紫荆寻访冯云山，两天后在武宣东乡与冯云山碰面。他们见面谈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自此后，洪秀全的志向，已经从做传教士、做教主，变成了做教主兼帝王，他的身份也从上帝的信徒兼仆人，悄悄变成上帝和耶稣的近亲、乃至血亲。 问题是，从1847年8月洪、冯相见，到1850年11月上帝会在平南县花洲山人村打响“迎主之战”，杀死第一名朝廷命官、正九品的署巡检张镛，从而公开和清廷“一边一国”，期间长达3年零3个月的时间，身为“革命领导人”的洪秀全，究竟做了些什么？ 按照洪仁玕金田起义后在香港对西洋人的说辞，和他后来抵达太平天国秉政编纂的种种“革命回忆录”，洪秀全在这3年多时间里可谓日理万机，忙得不得了：他为了弘扬上帝的精神，打破偶像崇拜，在桂平、贵县、象州、平南等地到处砸庙宇、毁神像；他为了争取当地英雄好汉的归附不遗余力，不但效仿古人礼贤下士，还发挥本人医学特长，帮助当地人抵御了1849-1850年的特大瘟疫袭扰，树立了上帝教的公信力；他还在1850年夏天广西客家人和本地人间爆发“来土争斗”前以“明慧的眼光”、“早见及此”，为上帝会制订了以放弃偶像崇拜、改信上帝教、接受“十天条”约束为条件，欢迎、庇护战败的客家人这一重要方略，从而在起义前夕获得了大量生力军——一言以蔽之，“没有洪教主就没有新天国”。 然而仔细阅读保存下来的资料，就会发现这些“洪仁玕口径”破绽百出，水分十足。 按照洪仁玕的说法，1847年8月27日，也就是洪、冯见面当天，洪秀全就由王维正捧着砚台陪同，砸了武宣东乡的“九妖庙”，并在墙上题诗传教。然而《太平天日》上记载此诗全文，为“朕在高天作天王，尔等在地为妖怪；迷惑上帝子女心，腆然敢受人崇拜。上帝差朕降凡间，妖魔诡计今何在？朕统天军不容情，尔等妖魔须走快”，且不说“朕”、“天王”这样的词句题在公共场合，形同自寻死路，洪秀全是先进庙、后见的冯云山，而他的“立国大志”，则应是在会晤冯之后才“彻底坚定”下来的，这会儿自己还不明白这“革命大道理”，又怎能“教育广大人民”？ 洪、冯见面后，在紫荆山内外捣毁诸多庙宇、神像确有其事，把他们告到衙门、并带领团练捉拿冯云山的桂平秀才王大作、王作新兄弟，就在呈文中说他们“业经两载，迷惑乡民……胆敢将左右两水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但在呈文中提到的“主犯”是冯云山，“从犯”是曾亚孙、卢六，“窝匪”即包庇犯是当地士绅曾玉珍一家，惟独只字未提“首犯”洪秀全。更有甚者，根据现有清方文书、战报，直到金田起义爆发后，清方才知有洪秀全这号人物，而确知洪秀全是这股“教匪”的“首逆”，已是1852年太平天国进入永安州城很久后的事，直到太平军进了南京大半年，清方才总算弄清，洪秀全是真有这么个人还是捏名伪托，是仍然活着，还是早已死了，像谣传中所言那样，被人刻了个木偶顶缸。很显然，倘洪秀全如洪仁玕所渲染的，在这段“革命准备期”十分活跃，到处留名、公然活动，这种情况是绝不会出现的，就算清吏颟顸不熟悉情况，王氏兄弟就是紫荆山中的客家大族，住在离洪、冯最初落脚的大冲村不远的石人村，洪秀全哪怕稍有积极表现，也不至于连“黑名单”都上不去。 “给人看病”的说法似乎不无影子，不甚靠谱的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说他治好韦昌辉妻子的病，从而赢得后者一家信任，而民国时简又文先生访问洪氏后人，也证实洪氏一族颇多通晓医理者。但在这三年多时间里，洪秀全深居简出，真正接触到的人很少，只限于自家亲戚洪、王、赖姓，以及少数上帝会核心首领，一般首领且只知道有个“二兄”、“三星兄”，普通会众更“只知有洪先生而已”，他的医术怕也惠及有限，更不可能帮助几万会众抵御瘟疫侵袭。 至于预见“来土争斗”，制订明智战略，则更无从说起：自1848年9月间，杨秀清、萧朝贵相继假借天父、天兄下凡，成为“通天人物”后，便以洪秀全“亲爹”、“亲哥哥”身份严加管束，攘夺了决策大权，洪秀全自己承认，“天下万郭（国）都靠秀清、朝贵二人”，自己“算是无用”，萧朝贵更讥讽他连“手指甲事”都不敢擅自做主，他能在哪儿住，不能在哪儿住，几时搬家，白天走还是夜里走，都要由杨秀清、萧朝贵决断，《天兄圣旨》中记载，有个叫谢享礼的只犯了“乱言”的小错，洪秀全都不敢擅自处分，要禀告“天兄”发号施令，不仅如此，1850年阴历二月二十八日谢享礼被“天兄”重责一千，“跪石至旦”，三月初四“天兄”还不放心，要再“下凡”一次“复核”。可想而知，远比打一个乱说话分子屁股重大得多的事项，洪秀全能有多少决断权、乃至话语权。 从《天兄圣旨》中记载可知，洪秀全在此期间，除了曾在1848年夏至1849年2月间返回广东，试图通过罗孝全等人关系，营救因和王氏兄弟对簿公堂，而长期羁押在桂平县监狱的冯云山外，其余时间大多在杨、萧支派下，隐姓埋名、藏匿行踪，到处“避吉（避凶的掩饰词）”，先后住过的地方有桂平县金田村、鹏隘山高坑冲，贵县那邦村、旧合村，平南花洲山人村等，甚至金田团营早已开始，大本营早在金田村设立，洪、冯还在平南花洲山人村胡以晄家藏着，结果差点“闹出人命”。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杨、萧专权，洪秀全没有太多“日常工作”可作，没必要“跟随大部队行动”；另一方面，洪秀全此时已经自称上帝次子、耶稣亲弟，并暗中自称“太平主”，隐藏既可进一步让自己神秘化，以提高教主对这个靠宗教凝聚起来的团体的号召力，对自身安全也有好处——尤其当起义前夕，他的众多家属被从花县老家接来团聚，而他本人又在教众中选拔了许多“娘娘”后，这点就更为重要。 当然，频繁更换住址在客观上对起义组织也有帮助。杨、萧借他这个“太平王”的神圣地位，对核心首领封官许愿，用“打江山作功臣”的期权刺激这些人“立志顶天真忠报国”。1850年阴历七月二十九日，萧朝贵想诱捕、清洗象州和他唱反调的李某，就让会众假称“二兄召见”去“调”，这表明“二兄召见”是洪秀全的日常性工作，且颇有效果。但同一则记载却显示，还没等那名会众出发，萧朝贵就改变主意，让会众改以“天兄极欢喜，说有帮手，叫他到来相见”的理由去诱捕，并最终得逞。这表明“二兄召见”重在精神激励，而“天兄欢喜”（“天父”应也一样）则涉及人事安排，而知道“打江山”内情的核心首脑们，显然对后者更重视一些。 洪秀全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整理上帝会的宗教体系。上帝会是冯云山创办，冯在洪秀全去教堂学习前就分手，宗教知识仅限于《劝世良言》，许多规则、仪式都不健全，洪秀全的到来让这一切可以“升级”，如几乎可视作太平天国军纪和“刑法”的《十天条》，《劝世良言》中便无完整记载，成为上帝会核心纲领性纪律，只能是洪秀全的创意。此外，原本洪秀全的“异梦”或冯云山的传教内容，最多把“洪先生”塑造成上帝派遣的先知，这个身份当教主可以，“打江山”就显得档次太低，他从“洪先生”变成“太平王”，变成上帝次子、耶稣胞弟，只能是这一时期由他本人主导的“艺术创作”，而且他的这种“创作”引发许多会内聪明人的起而效尤，其中的能人兼幸运儿杨秀清、萧朝贵最终脱颖而出，在坐实洪“高贵血统”、“神圣出身”同时，也把自己顺便送上了“天父天兄代言人”的地位。 目前所能看到、唯一一本太平天国“官修史书”——《太平天日》，内容都是关于洪秀全早期事迹、“神圣血统”的统一口径，这部书“诏明”于1848年冬，也即洪返回广东原籍的短时间里。很显然，他和留在原籍的洪仁玕进行了商议，因此并未参加金田起义的后者，可以在逃到广州、香港后基本不走样地勾勒出洪氏神话的提纲挈领。当然，这个“统一口径”在整个太平天国时代，是不断演化、越来越“神”的，1848年的版本，只能算个雏形。 此外，准备立国称王的他，也开始偷偷进行些或必要、或不必要的“礼仪演练”，《天兄圣旨》中，萧朝贵假托耶稣，曾两次告诫洪秀全“己分不能逞高，牡丹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更在1850年阴历二月二十三日“穿起黄袍”，为称王作预演，他的贵县赐谷村亲戚们更闻风跑来“劝进”，因为动静太大，引发杨、萧紧张，结果前者被“天兄”告诫保密而不得不收敛，后者被“天兄”踢皮球给正闹眼病的“天父”代言人杨秀清，最后不了了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