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太平天国可能是评价最为纷歧、是非变幻最多的一段历史。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太平军是“粤匪”、“发逆”；在清末革命党看来，太平天国是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运动。民国以后，太平天国民族革命史观得以确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太平天国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也得到普遍承认。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初以降，在清末民初被革命党目为“汉奸”的曾国藩，又开始受到人们的追捧。研究者据此认为，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对太平天国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变过程。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历史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国民党对于洪、杨与曾、胡的态度，其实是颇为微妙而暧昧的，其中还纠结着国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至于国民党有意淡化它的民族革命传统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渊源关系，则已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所谓“学术流变，与时消息”，国民党太平天国史观之嬗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不乏深入发掘研究的价值，通过对它赖以生成的历史语境加以解构，可望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认识。
一、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想象
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经清末革命党人的大力阐扬，并经由三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而得以深入人心。谈到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自然要牵涉到三民主义的渊源问题，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首先来自朱元璋，其次才是洪秀全。但从清末革命思潮的肇始过程来看，显然主要还是受到太平天国的直接影响。 宫崎寅藏曾经问过孙中山这样一个问题：“先生中国革命思想胚胎于何时？”孙回答说：“革命思想之成熟，固予长大后事。然革命之最初动机，则予在幼年时代与乡关宿老谈话时已起。宿老者谁？太平天国军中残败之老英雄是也。”据宫崎寅藏说，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已自命为“洪秀全第二”。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同学的陈少白后来也回忆说，孙中山在该校读书时，即有“洪秀全”的绰号。黄兴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也与之大体相似。1912年，黄兴曾对人谈到：“我革命的动机，是在少时阅读太平天国杂史而起。”像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家，其所处的时代既与太平天国相去不远，其生长的地域又皆为太平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因此不难理解，他们民族革命思想的最初来源当然就是太平天国。虽然同盟会誓词中“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取自于朱元璋的《谕中原檄》，但其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却是以太平天国革命为依托的。 大约在1903年前后，革命党人开始大肆宣传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传统。是年，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倡言：“夫汉人失国二百六十年于兹矣，图恢复之举不只一次，最彰彰在人耳目者莫如洪秀全之事。”明确指出太平天国革命性质为汉人的复国运动。1906年，章太炎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纪念会上发表祝辞，为《民报》创刊周年昭告“皇祖轩辕、烈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圣帝”。值得注意的是，在章氏列出的这一中国历史谱系中，排除了所有的异族政权，而太平天国被列入其中，无非也意在强调它是一场汉族的复国运动。同年出版的《民报》第五号，在卷首同时刊载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三人像，题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肖像”，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及其与朱、洪二人一脉相承的关系。 因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被认定为民族革命，故清末革命党人多利用太平天国来进行反满宣传。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辛亥元老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据作者晚年回忆，此书是1902年在日本横滨由孙中山提议撰写的。孙中山谓“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建议他“搜罗遗闻，撰著成书……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次年成书后，孙中山又亲自为之作序。简又文对此书评价甚高，称“以科学方法及历史眼光叙述太平史者，先生实开其端”云云。其实此书只可当作反满宣传读物来看，书中的许多内容都经不起考究，哪里谈得上什么“科学方法”和“历史眼光”？姑举一例。据《清史稿?洪秀全传》记载，咸丰三年（1853）洪秀全攻入金陵后，“称明代后嗣，首谒明太祖陵，举行祀典”。太平天国史研究者对这一记载大都不肯轻信，但却不清楚其史源出自何处。今查《太平天国战史》亦有同样的记载：
时天王已据金陵……建号太平天国，称明代世嗣。首谒明太祖陵墓，举行大祀典仪式。其祝词曰：“不肖孙子洪秀全，得光复我大明先帝南部疆土，登极南京，规模一遵洪武初年祖制。”……立洪武木主，每月率百官将士一祭。
很明显，这就是《清史稿》上述记载的来历。这个故事一看即知不可靠，洪秀全一向不赞成天地会反清复明的主张，岂有自称明代世嗣、拜谒明太祖陵的道理？不过，这一故事并非完全出自刘成禺的杜撰，早在咸丰三年天地会伪托洪秀全所作《奉天承运皇帝诏》中，已有“朕太祖高皇帝以布衣取天下，削平祸乱，统一寰区……朕以天潢嫡派，为中外所推，招集忠良后裔，起事粤西……兹以二月朔日抵南京应天府，祗谒祖陵”的说法。因清末革命党人将朱元璋、洪秀全视为其民族革命的两大先驱，自然很乐于相信洪秀全拜谒明太祖陵的故事，刘成禺遂据此敷衍成文。 黄世仲（小配）《洪秀全演义》也是革命党人利用太平天国进行反满宣传的一个成功个案。此书创作于1906年，旨在以小说鼓吹反满革命，作者自称其书“皆洪氏一朝之实录，即以传汉族之光荣”。章炳麟为之作序，且对其宣传革命的功效抱有很高期待。果不出章氏所料，此书“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阿英也说：“书中竭力宣扬民族思想，并有章太炎的叙文，与史实尽多不符，在当时却是很重要的政治宣传读物。”关于此书的社会影响，不妨举两个例子。如《翼王石达开布告天下檄》在清末民初被广为传诵，其中“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两句，尤为脍炙人口。罗尔纲指出，“此檄见于清朝末年反清党人黄世仲著的《洪秀全演义》，大约就是黄世仲伪造来鼓吹反清革命的”。指责黄世仲“伪造”此檄未必恰当，《洪秀全演义》本是文学作品，自然是允许虚构的，而后人竟信以为真，可见此书影响之大。又如《太平天国诗文钞》录有一篇洪秀全《祭明太祖陵寝文》，后王焕镳据以收入《明孝陵志》，今人尚有信以为真者。今考此文亦出于《洪秀全演义》，当为黄世仲所杜撰。由上两例，足以看出此书对于反满宣传的效果如何。 更有甚者，则是为了宣传反满思想而有意伪造太平天国文献，罗尔纲在这方面做过很多辨伪工作。如南社诗人高旭（天梅）伪撰石达开诗作20首，并刊行《石达开遗诗》一书，一时广为流布。另一位南社成员胡怀琛亦托名太平天国黄公俊作诗多首，后来胡本人承认黄公俊其人其诗皆系他一手捏造，目的就是为了鼓吹反满革命。这些革命宣传的效果，直至很多年后还能看出端倪。1929年，有人撰文指出，从石达开诗中可以看到两种主义，一是太平天国绝对的坚持民族主义，二是太平天国绝对的表现英雄主义。半个多世纪以后，简又文仍然坚定地宣称：“翼王石达开为最彻底之民族革命者。”石达开的民族主义之所以给他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自然应该归功于《石达开遗诗》以及《翼王石达开布告天下檄》的宣传作用。 经过清末革命党人的竭力鼓吹，辛亥革命后，人们对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逐渐形成了共识。在后来很长一个时期里，这种认识一直代表着国民党人的主流观点。下面这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在国民党执政后的1928年，罗邕、沈祖基将其所辑《太平天国诗文钞》送请国府要人作序题词，蒋介石、于右任、白崇禧三序及于右任、李济深题诗均对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蒋介石序说：“往者洪杨诸先民，崛起东南，以抗满清，虽志业未究，遽尔败亡，而其民族思想之发皇，轰轰烈烈，在历史上足以留一重大之纪念焉。”于右任序谓此书可“拟之‘铁函井底《心史》’”，也旨在强调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从这些作序题诗者的身份及其倾向不难看出，当时国民党内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具有高度的共识。 自三民主义提出之日起，太平天国革命就被认为是其民族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民国以后，这一观点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如李大钊评价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的地位时，便称“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1930年出版的杜冰坡《中华民族革命史》，上起1851年金田起义，下至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后约八十年，纯以民族革命为主眼”，其基本结论是：“中国之种族革命，洪杨革命种其因，辛亥革命收其果。”将辛亥革命与太平天国视为一脉相承的关系。1943年，萧一山为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所作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太平军为我国近代民族革命之壮澜，行动思想，均有源流可寻，事之不成，盖由时代使然……然一线相承之民族主义，一瞥所见之民权、民生主义，均足以启后圣而开新运，为国民革命之先河。”照他这个说法，则不仅是民族主义，就连民权、民生主义，都可以从太平天国找到其思想渊源。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简又文还在撰文重申这一观点：“朱明之覆元复国，太平天国之讨满兴汉，与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之打倒满清而建立民国，是六百年来我国一脉相承之民族革命运动。其间虽有成有败，而革命的意义与性质之重要则同一。”这种表述与孙中山在同盟会时期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是完全吻合的。 不过，就在清末革命党人大肆鼓吹提倡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说的同时，持异议者也不乏其人。1903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论私德》，对当时盛行的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论就颇有几分不以为然：“吾见世之论者以革命热之太盛，乃至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为有为而发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标旗帜有合于民族主义也，而相与颂扬之，究竟洪秀全果为民族主义而动否，虽论者亦不敢为作保证人也。”值得注意的是，持这种论调者并不限于维新派，就连蔡元培这样的革命派也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亦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此时的蔡元培虽已倾向于革命，但他与那些职业革命家毕竟有所不同，在主张反满排满的同时仍保持着一份难得的理性，故对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说亦不肯苟同。民国以后，在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说几乎已成定论的情况下，仍有少数学者对此提出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便是钱穆。钱穆《国史大纲》指出，太平天国起事之初，虽以种族观念相号召，但“似乎只可谓利用此种民间心理，而非纯由此发动”。后因《国史大纲》出版审查遇阻，他在回应审查意见时，又对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论给予明确否定：“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钱穆的这种见解，代表着历史学家的一种纯学术判断，在30年代能够有如此认识，亦属难能可贵。 那么，自清末以来主张太平天国民族革命论者，究竟是基于什么理由来判定这场革命的性质呢？仔细考究起来，除去革命党人伪造的太平天国文献以及出自文学作品中的某些诗文之外，真正靠得住的，其实只有起事之初以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名义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后人往往将这篇檄文与朱元璋《谕中原檄》相提并论，视为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象征。如萧公权谓此文“以较朱元璋之谕中原，词气激扬，殆无逊色，吾人如谓朱檄为中华民族革命之第一声，此足为其铿谹之嗣响”。萧一山亦称此檄文“重在排满，未多倡教，用语颇类明太祖之讨元檄文，可见太平起义，仍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与天地会之反清革命如出一辙也”。但无论对此文有多么高的估价，它毕竟只是“揭举出种族革命的旗号”（钱穆语）而已，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能够说明的问题十分有限，单凭这篇檄文去断定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性质，结论未免太过牵强。
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向来是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本文无意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而仅以揭示民族革命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为目的。今天看来，无论是太平天国革命还是元明革命，都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内涵，它们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主要是由后人涂抹上去的。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象始于明中叶以后，在长期面临“北虏”之患的时代背景下，元明鼎革的历史记忆被重新唤起，并且自然而然地被解读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而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氛围，使元明嬗代呈现出愈益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至于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标签，则可以说是清末革命党人一手打造的。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揭橥民族主义的大旗，并将其思想渊源追溯到太平天国及元明革命。但元明革命过于遥远，且除了一篇朱元璋的《谕中原檄》之外，也实在没有什么文章好做，而刚刚过去的太平天国运动则耳目相接，并且所针对的革命对象又同是满清政权，故太平天国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可堪利用的最佳历史资源。太平天国的“民族革命”想象由此而产生，一种新的太平天国史观被成功地塑造出来，并伴随着三民主义的广泛传播而逐渐融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二、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
清末民初一度被打入另册的曾国藩，在30年代以后得到了重新承认，由此引出的一个问题是，此事对国民党传统的太平天国史观究竟造成了什么影响？ 按照某种习惯思维，曾胡与洪杨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肯定一方则必然意味着否定另一方。冯友兰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唐德刚在谈到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关系时也说：“国民党人谈洪杨，始则是之，如孙中山先生和一些早期的革命党人；终则非之，转而崇拜曾、胡。”不过他们两人并未对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研究，这些说法只是凭印象得到的一种感觉。 最早对国民党执政后的太平天国史观进行深入研究的是美国学者芮玛丽，她主要是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如何继承同治中兴遗产的角度去关注这个问题，其基本结论是：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便不再承认自己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而是以同治中兴名臣曾、胡的继承者自居。上世纪80年代，德国学者施泰格(Brunhild Staiger)又专门讨论了抗战前后国民党人太平天国史观的变化情况，认为在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尤其是抗战期间，否定太平天国的意见在国民党内已得到普遍赞同。不过，她所举出的论据却全是时人为曾国藩翻案的言论，以及中共方面对曾进行的针锋相对批判，并没有提供国民党否定太平天国的直接证据。近年方之光、袁蓉发表的《国民党对太平天国评价转变的历史启示》一文（以下简称“方文”），与施泰格的观点基本相同，其结论则更为明确，认为“对洪秀全与太平天国的评价，国民党主流意识经历了从肯定到否定的转变过程”，甚至十分肯定地说：“1930年后，国民党对太平天国的评价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但遗憾的是，方文未能提供相应的史料来支持这一结论，而唯一一条用来证明国民党否定太平天国的论据又是靠不住的（说详下文）。 上述研究成果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试图以国民党为曾国藩翻案的事实来推导出它否定太平天国的结论，这个推理有一个预设前提，即“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的习惯性思维。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直接证据可以说明国民党为曾国藩翻案导致了否定太平天国的结果呢？目前能够找到的只有三条“疑似”证据，首先需要对它们的适用性加以分析。 其一，关于国民党当局禁演话剧《李秀成之死》。 1944年，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时，卷首《出版者的话》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现在大后方的一切反动统治人物却以祖先崇拜的虔诚来供奉曾国藩，把曾国藩的著作大量翻印来作为他们训练干部、麻醉青年的教材，对于太平天国的宣传则加以限制及禁止，譬如关于李秀成的戏剧即被禁演，并因此在四川綦江酿成过可惊的屠杀青年的血案。他们这种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公然的反叛，当然是他们整个地背叛革命三民主义的逻辑结果。”这里举出的“对于太平天国的宣传则加以限制及禁止”的例证，是指发生在1939年冬的“綦江惨案”。 据“綦江惨案”的一位当事人回忆，1939年，在綦江的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即战干团）一团组织的忠诚剧团演出阳翰笙创作的历史剧《李秀成之死》，特务密报此事后，教育长桂永清称“此剧内容是宣传共产主义，并说该剧团中有共产党组织”，于是在该团中大肆清查共产党，先后杀害200余人。“綦江惨案”真相当时是由阳翰笙首先向重庆新闻界披露的，阳翰笙晚年在谈到此事经过时，称其起因是忠诚剧团的一些青年与文艺界的某些进步人士有接触，被怀疑与共产党有联系，却未说此事与《李秀成之死》有何牵连。 阳翰笙是著名的左翼剧作家，《李秀成之死》被今天的研究者称为抗战初“最具现实政治寓意的名剧”，具有“浓重的借古讽今政治意图”。因此，“綦江惨案”的起因即便与《李秀成之死》有什么牵连，也是针对其“借古讽今”的问题，或是被认为借历史剧来“宣传共产主义”，与国民党当局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毫无关系。况且无论是在“綦江惨案”发生之前还是发生之后，《李秀成之死》从未被禁演过，根本不存在对太平天国的宣传“加以限制及禁止”的事情。 在抗战时期左翼剧作家创作的多种太平天国历史剧中，确实有一种曾遭到过禁演，这就是陈白尘的《大渡河》。此剧原系作者在抗战前创作的《石达开的末路》，1942年改编为《翼王石达开》，1943年春更名为《大渡河》后在重庆上演，结果被当局强行删削，并遭到禁演。禁演的原因，据陈白尘说，一是因为“1943年春河南正闹灾荒，我这写于1942年的剧本，在第一场中正有着一段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老百姓只好铤而走险的描写。真是我‘预言’得罪！”二是因为该剧中有关杨秀清与韦昌辉关系的描写，被怀疑有影射之嫌。这么看来，《大渡河》被禁演与国民党如何评价太平天国并不相干。 其二，关于叶青攻击毛泽东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 这是方文提供的唯一表明国民党在1930年后否定太平天国的证据：早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起五次“围剿”时期，就将红军污蔑为“粤匪”，国民党宣传部长叶青（任卓宣）在《抗战与文化》半月刊上发表文章，攻击毛泽东主义是“中国的农民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叶青公开投靠国民党已是在40年代，他未曾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仅在1949年短期出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而他撰文攻击“毛泽东主义”既不是在30年代初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起五次“围剿”时期，也不是在他正式加入国民党阵营之后，而是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事情，不管他的政治倾向如何，此时他基本上还是一个文化人身份，不能代表国民党的态度。况且，叶青究竟是否曾将红军污蔑为“粤匪”，是否说过毛泽东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这样的话，也是很有疑问的。 因为“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最初出自叶青笔下，故上面这一说法常为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的学者所引用，但所据出处均为张如心1942年2月19日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反革命的托派‘理论家’——叶青早在专门破坏抗战、破坏文化的《抗战与文化》上极力污蔑毛泽东主义是‘中国农民主义’、‘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毛泽东主义决不是什么农民主义、洪秀全主义，它是廿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策略。”方文的上述说法想必即出于此。叶青当时常在《抗战与文化》上撰文攻击中共确是事实，但笔者却未能查到他说过这样的话。1938年，他在《抗战与文化》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时代》，其中说到：“要在由封建到资本的阶段干社会革命，只能是张献忠主义和洪秀全主义。”1941年，他在《国防周报》上发表《与毛泽东论共产主义》，称中共“一点不像俄国底布尔塞维克，却十分类似中国底李自成、张献忠，只见烧杀抢劫……又有的人说，这简直连巴枯宁主义都配不上，只能说是毛泽东主义。”我怀疑或许是张如心记忆有误，由叶青的上述言论推衍出毛泽东主义是“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再版”这样的说法，以致后人以讹传讹。 其三，关于以中共比附“发匪”的说法。 1931年7月，《铲共半月刊》发表明志《曾文正公练军剿匪格言》一文，开篇就说：“今者赤祸滔天，有比之于发匪者，思仿曾文正公练军剿匪之成法以剿赤匪，其意殊可嘉矣。”此文作者署名“明志”，即中国青年党骨干陈启天的笔名，《铲共半月刊》就是由他和左舜生等人在1930年创办的。由此推断，陈启天所谓中共“有比之于发匪者”，大概就是国家主义派的说法。因为青年党不像国民党那样与太平天国有千丝万缕的瓜葛，故可如此肆言无忌。 中国青年党虽然极端反共，但在30年代中期以前，它与国民党也是水火不相容的。1930年8月发表的《中国青年党暨国家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仍表明了对国民党绝不妥协的政治立场：“本党同志为国家主义全民政治作战，对于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祸国殃民的新军阀蒋中正，誓死反对，毫无妥协的余地。”因此，青年党人以中共比附“发匪”的说法，自然不能代表国民党对太平天国的评价。 概而言之，从以上三条“疑似”证据中均不能得出国民党在30年代以后否定太平天国的结论：所谓国民党当局对太平天国的宣传“加以限制及禁止”的说法，实属中共的一面之辞；而叶青及国家主义派将中共与洪杨相比附的说法又不能代表国民党的立场，无法据此判断国民党人的太平天国史观。 看来要想准确解读国民党太平天国史观的历史语境，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纠葛，其实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并非有些学者所想象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关系。有证据表明，虽然国民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后有意识地继承了曾、胡的文化立场，虽然曾国藩的价值在30年代以后得到了重新承认，但国民党对太平天国的评价非但没有因此发生“180度大转变”，反而与此同时，以一种更明确的方式表达了对太平天国的肯定态度：1930年，由国民党官方出面为晚清以来饱受攻讦的太平天国进行了正式平反。 1930年7月16日，曾编辑过《太平天国诗文钞》的罗邕致函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敦请政府明令禁止一切污蔑太平天国的言论：
太平天国一朝，迄今尚备受轻蔑，拟请明令禁止，以保民族革命之光荣……先总理出而提倡国民革命，当时同志乃稍稍留心太平史实，或稍加以重视，然民间轻蔑之处依然如故也。降至晚近，各种记载，各地报张，以及编纂县志，遇太平事仍多沿用“粤贼”等轻蔑之称者；而对于清廷诸将，则又满纸曾文正、李文忠。一贬一褒，轻重显然……特呈请钧部拟请转咨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县，凡以前著作轻蔑太平军之处，事属既往，不必改动，以存其真。至嗣后如有记述太平事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等之名称。
罗邕的建议很快就有了结果。7月24日，中央党部宣传部就此事函请内政部、教育部参考酌办，并明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查洪杨事件为狭义之民族革命，自应加以承认，现今各地修志及报张纪载，仍沿旧习，加以轻蔑，殊于本党主义有背。该罗邕所称各节，不无见地，相应据情函达，即希予以考虑。” 8月9日，内政部按照宣传部的意见给各省市政府发函，要求遵照执行。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从《国民政府公报》、《行政院公报》和《内政公报》中均未能查到上述档案，好在罗邕已将这些档案全部作为附录收入《太平天国诗文钞》，其真实性是无可怀疑的。另外，从地方政府公报中也可了解到各地传达执行这项政令的情况。如1930年8月13日，江苏省政府分别向通志编纂委员会及民政厅、教育厅转发了内政部咨文，并请加以落实。同年8月19日，广东省政府专函广东通志馆，明令今后修志时不得再有污蔑太平天国人物的字句。同年9月2日，浙江省民政厅向各县县政府传达上述文件，要求“一体遵照”执行。 虽然孙中山一向自认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但自辛亥革命以来，以官方政令的形式正式为太平天国平反，这还是第一次！尤其不同寻常的是，此次平反发生在国民党已经成为执政党、曾国藩的声誉正在蒸蒸日上的1930年，这就为我们深入认识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对于罗邕提出的明令禁止污蔑太平天国言论的建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的态度十分明确，宣称太平天国的性质“为狭义之民族革命”，轻蔑太平天国的言论“殊于本党主义有背”，这立场是何等的鲜明，哪里有一点否定太平天国的意思？ 从多年后发生的钱穆《国史大纲》出版风波，还能看出国民政府此次为太平天国平反所带来的影响。1939年，钱穆《国史大纲》交付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出版社将书稿送至重庆审查，结果审查未能通过，要求修改后方可出版。关于此事的原委，据钱穆后来回忆说：
读审查处批示，所命改定者，尽属“洪杨之乱”一章。批示需改“洪杨之乱”为“太平天国”。章中多条亦须重加改定。余作答云，孙中山先生以得闻洪杨故事，遂有志革命，此由中山先生亲言之。但中山先生排除满清政府，创建中华民国，始是一项正式的民族革命。至于洪杨起事，尊耶稣为天兄，洪秀全自居为天弟，创建政府称为太平天国，又所至焚毁孔子庙，此断与民族革命不同。前后两事绝不当相提并论。凡本书指示需改定语，可由审查处径加改定。原著作人当保存原稿，俟抗战事定，再公之国人，以待国人之公评。审查处得余函，乃批示可一照原稿印行。然已为此延迟近半年。
这个故事的结局是，由于钱穆坚持己见，审查官最终让步了，后来出版的《国史大纲》，有关太平天国的一节仍题为《洪杨之乱》。但从这件事情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一仍其旧，“洪杨之乱”的说法不能为出版审查者所接受，这与1930年国民政府为太平天国平反时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 种种迹象表明，从30年代初直至整个抗战时期，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仍然坚持其传统的太平天国史观，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太平天国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并没有否认或忌讳的意思。1943年，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说过这样一段话：“自太平天国举义以来九十三年的历史证明：惟有我们国父倡导的国民革命与三民主义为我民族复兴的惟一正确的路线。”这里称太平天国为“举义”，不消说是明确肯定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这句话实际上表达了将国民革命的传统上溯至太平天国的一贯主张。 下面两个例证尤能说明问题。据钱穆说，抗战期间他在后方各地常常见到悬挂于室内的孙中山画像，“注意到画像下附中山先生年历，第一项即为洪杨起事年月，第二项始为中山先生之生年”，这是一个颇堪玩味的细节。此画像下方附有孙中山生平大事年表，将“洪杨起事年月”列在首行，可能相当于年谱的谱前部分，意在表明画像主人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渊源；画像所附年表想必非常简略，但即便是这么简略的年表也要标出太平天国起事年月，可见对孙中山与太平天国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何等看重。无独有偶，在毛思诚编撰的《蒋介石年谱初稿》中，也能看到与此相似的观念表达。此谱始于光绪十三年（1887），在记述蒋介石诞生于是年后，即云：“是年，距太平天国之亡二十三年。”毛思诚是蒋的启蒙老师，此书原名《蒋公介石年谱初稿》，后经蒋本人修订，改题为《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于1937年刊行。在这部经蒋介石亲自修改定稿的年谱中，于蒋生年下特意标明“是年，距太平天国之亡二十三年”，这与钱穆见到的孙中山画像所附年表首先列出“洪杨起事年月”是同样的意思，无非意在强调蒋介石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而已。 对于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的复杂纠葛，陶希圣曾经有过一个解释。1943年初，王德亮《曾国藩之民族思想》一书完稿后，送请陶希圣审阅，陶给他复函说：“弟以为中国国民党于太平天国与曾文正，实两承之，其渊源实微妙而错综，且历史上亦颇有先例。弟稍缓当另函略论之，或可为兄订此稿之一助也。”这段话关系到国民党对于其自身传统的理解和认识，然陶氏仅点到为止，语焉不详。王德亮在该书《后记》中对此有所回应：“洪杨发难于金田，以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族政权相号召；湘军崛起于岳麓，以保卫桑梓安宁，维持中华名教为职志。一则追念远祖丰功，一则不忘先民劳绩，名相反，实相成，而皆有禆于总理所倡导之辛亥革命，是亦殊途而同归也。”很显然，这是在阐释陶氏上面那段话的意思，但作者的发挥有点不着边际，似乎并未明白陶氏之真义。 作为国民党的权威理论家，陶希圣的上述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棘手的问题。依笔者之见，所谓“两承之”者，对于太平天国，继承的是它的民族革命传统；对于曾国藩，继承的是他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以抵御外来文化的立场。在国民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一方面有意识地继承曾、胡的文化立场，主张以传统文化来抵御英美自由主义和苏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仍以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自居，认同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坚持其传统的太平天国史观。 国民党与洪杨、曾胡之间这种“微妙而错综”的关系，似乎很难为人们所理解。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以太平天国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传统”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反革命传统”是截然对立的，故屡屡指责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如陈伯达称“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国从来以至洪秀全、孙中山一切优良的革命的传统，而一切反动派则继承曾国藩、叶德辉的传统”（《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谓“孙中山先生自幼即以太平天国的继承者自许”，而“他的叛徒们以曾国藩的继承者自许”（《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都是针对30年代以后国民党师法曾、胡的政治立场而进行的批判。在今天的研究者看来，为曾国藩翻案必然意味着对太平天国的否定，则是由于对这段历史的隔膜而得出的一个想当然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