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事起后，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应运而生，并快速发展壮大，成为清政府可以依靠的唯一军队，曾国藩也就成为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物。于是各种各样的目光也盯在了曾国藩身上，不少人视其为即将诞生的新主。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曾国藩率领湘军攻克南京。按咸丰帝遗言，“克复金陵者王”。可当曾国藩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慈禧却仅仅给其一个一等毅勇候，并未封王。朝廷还下诏令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诏命一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视其为十二道金牌，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并约集30余名高级将领于深夜请见曾国藩。曾则写下“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一联作答。双方虽都未点破，但曾的对联却把四人的打算消弭于无形。
当时，曾国藩拥兵30万人，占据中国半壁河山，他已成为满清入关以来汉族官僚中持权最大的官员，超越了清初的吴三桂，足以功高震主。看了这段历史，不禁要问，这位手握重兵的曾大帅如果顺应了“民意”，振臂一声高呼，不是就有机会黄袍加身了吗？难道曾国藩真的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想法吗？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的部将就有劝进之说，早有多人对曾国藩进行了“策反”。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石达开却以韩信之例劝曾独立，曾默然不应。劝进最力的有郭嵩焘、李元度。李元度借贺功为其撰联“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此立即撕掉，并斥责了他。彭玉麟直接写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这句话吓得曾国藩直冒冷汗，把信纸吞到肚子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胡林翼借曾国藩寿诞进联曰：“用霹雳手段，兴菩萨心肠”；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此时，一向以霸才自居的王闿运也来到安庆，第二次向曾国藩行其“纵横术”。为曾国藩指出两条路：一是拥兵入觐北京，申明垂帘违背祖制，请行顾命；二是干脆在东南义举，为万民做主。同时告诫以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前车之鉴，劝曾国藩做曹操。对这些劝进，曾则平静若水浑作不知。
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对他说，“你是两江总督，加上闽浙总督左宗棠，四川总督骆秉章，江苏总督李鸿章三个现任总督，还有五个现任巡抚全是湘军嫡系。大哥手里握着20万湘军精兵，再遣李秀成收纳 10万太平军降兵，这样30万之师，即可攻破京师，恢复汉家江山，大哥将成为一代帝王。”曾国藩回答道：“共患难时大家可以是朋友；同富贵往往成了仇敌。就说那个左宗棠，他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之下；如今同我平起平坐，他肯对我俯首称臣？再说李鸿章，我若平稳安泰他就是我的学生；我若不顺，他定会反戈一击。还有那个李秀成，他投降了，就是一只丧家犬，谁还听他的？再说，朝廷防我之心令人枕席难安。”这一番话叫曾国荃无话可说。
最后一个劝曾国藩称帝的还是王闿运。那是在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并自剪羽翼，裁撤湘军一年以后。王闿运此时已成了名满天下的学者，再次以讨论学问为由劝曾国藩做曹操，曾则平静故作不知。王闿运终知其帝王之术再无实现机会，只得悻悻而归。
曾国藩深知清政府对于洋人的欺凌，吏治的腐败，民生的凋敝，都软弱无能。但对汉官的防控却老谋深算，有的是办法。一是当时湘军兵力在江南数省虽占优势，但清廷的官文据长江上游，富明阿、冯子才分守扬州、镇江，僧格林沁屯兵粤皖，这表明清政府对湘军早有防备。二是浙江的左宗棠、江西的沈葆桢因劝进不成，已与曾国藩离心离德，被清政府拉了过去，许以高官厚禄，地位与曾国藩不相上下，成为湘军背后的两把利剑。三是曾氏对成功没有必胜的把握。湘军号称30万人，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5万人，其中李鸿章虽由曾国藩一手扶植，但到了关键时刻，不一定会像曾国荃、彭玉麟、鲍超那样对其死心塌地，甚至很有可能站到清廷一边。四是曾的幕客赵烈文预料“清命不过五十年，想要南北朝也不可得”。曾国藩也相信这点。第五是经过多年战争，打下太平天国后，大发战争财的湘军各级将领都急着还乡享乐，湘军上上下下渴望过上一种稳定的生活，战斗力大为消弱，军纪腐败甚至超过当年绿营，靠这支名声早已败坏的军队争夺天下，天下人谁会跟从，这也是曾国藩顾忌的地方。第六也是最关键的，根深蒂固的儒家忠君思想使得曾国藩不想当皇帝，不敢当皇帝，不敢拿全家族的命运做赌注，铁了心只想做一名大清朝的忠臣。
面对朝廷的不信任，熟读四书五经的曾国藩内心早有急流勇退的意念。功高招忌，狡兔死、走狗烹，道理人人知道，但真正能把握的人有几个？伍子胥、韩信等历史上太多的权臣，加上清初年间的年羹尧、隆科多等都因不懂得功成身退而身败名裂。“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一段话。”他要向朝廷明其志，独善其身，要做诸葛亮似的忠臣。
正因为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不听从劝进，不去冒险当皇帝，毅然选择急流勇退。他进南京之后，立即办了三件事：一是建贡院提拔江南人士；二是建造南京旗兵营房，请八旗兵南来驻防；三是裁撤数万湘军。曾国藩在奏折中对他个人去留也只字不提。他深知，此时无论进退，都会产生各方猜忌。曾国藩自削兵权、自去利权，以释清廷之疑，终于换回朝廷的信任，也换得了曾家后代的平安。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 12日），曾国藩无疾而终。看曾国藩的遗嘱：“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慎独、守身，是这个儒家弟子的核心思维。梁启超先生说：“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这句话一语中的。
他个人是个传统的儒家封建官吏，忠君是其根本思想，他不可能谋反。即使曾国藩有过做皇帝的念头，也是偷偷地一闪而已；绝对不敢高声语；绝对不会向楚霸王那样慷慨激昂向天下放言；也绝不会向赵匡胤那样亲自导演一场黄袍加身的蹩脚戏。
曾国藩从一个艰苦立学的农家子弟到京城高官，其被提拔之快，在满清历代都不多见，这显然与皇家的特殊重用密不可分。因此他对满清皇朝，心存感激。
湘军的这支部队，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满人的朝廷就对它又用又疑。湘军不过是几股势力较大的地方军的一支，而且他还不能完全控制湘军。满清政府致力于平衡，几股力量相互牵制，谁也造不了反。左宗棠的楚军，还有李文忠的淮军都已经在清廷扶持下成了气候，已经对湘军形成很大牵制。一旦举事未必有多大胜算。在它打下南京后，对它的防范就更加加强了。大清王朝最得力的部队——蒙古亲王增格林沁在打下南京后由北方迅速南下，他的目标就是盯住南京城。
长毛战争历时十余年，糜烂东南膏腴富庶之地，主要靠清廷东挪西借砸锅卖铁地支应钱粮（主要依靠山西的借款和广东的烟税）。一旦造反，江南之地千疮百孔肯定无法支援，失去朝廷财力的大力支援，战争一天都打不下去。
曾国藩老病之身，日暮途远，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已足以使他神疲意沮，计不复生，天不假年，何堪负重任远。凭他和曾老九的实力，没有洋人和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配合，他甚至不具有独自攻灭太平军的能力，他谋反实力恐怕不比太平天国强，洪秀全是前车之鉴，淮军他可能就对付不了。湘军自己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各路骄兵悍将都成了坐府开衙的一方诸侯，今天可以为荣华富贵拥戴他做皇帝，明天就可以在收买利诱下背叛他。恐怕真心拥戴他一程的只有曾九帅和彭玉麟及杨载福。
他年老体疲，朝不保夕，家里有曾国荃难对付，国内有同僚难和合，国外有列强虎视，下面人民暗潮汹涌。曾国藩争皇帝能保证自己功成身全么？能保证江山是汉人的么，会不会再来个五胡乱华？会不会出个五代十国？能保证江山姓曾么，姓曾了怎样，能保证他弟弟曾国荃不和自己同室操戈么？ 即使曾国藩黄袍加身，恐怕也会演赵匡胤和赵光义的故事。其弟曾国荃倔强狠毒，野心勃勃，胜过赵光义多倍。他能带头劝进，把黄袍加在曾国藩身上，也会随时夺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天下打下来了，说不定落骂名的是曾国藩，得实惠的是曾国荃。曹操的篡汉不是成了刘备、孙权篡汉的挡箭牌么？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今天可为皇帝镇压太平天国，明天可能为皇帝镇压你；明天可能帮助你曾国藩称帝，后天也可能帮别人称帝，还可能自己称帝；太平天国有曾国藩挺身而出做天敌，曾国藩就没有自己的天敌等着在防不胜防时挺身而出？
要保残身，不能冒日暮途远之险；要保民，不能再冒千万生灵涂炭之险；要保国，不能冒启列强启衅之端；要保家，不能冒同室操戈之险；要保名，不能冒同僚相争之险。他杀了那么多人，心里已经有许多愧悔，他“何必以多杀为悔”的理论是对付叛乱者的，当然也因为自己太不想做这种叛乱的事；中国古人讲究数世而后仁，厚泽深仁江山才会久长，曾国藩根本不相信刚从田间发达的自家具备了图王称霸的基因。他致力于有事业、有成就、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当了天子怎样，怎么对付列强的虎视眈眈；怎么对付下层的风起云涌；这样的乱世浊世，争当皇帝会有好果子吃么？这时候当皇帝只会冒杀身破家、祸国殃民之险。并不是一个封建皇帝代替另一个皇帝，历史就会有相当的改观。曾国藩是不会像袁世凯一样骛虚名而处实祸的。
作为一种经过几千年发展变化的主流思想，儒学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加上本身固有的弊端，儒学也与衰朽的封建末世一样，身心疲惫、满目疮痍地苦苦挣扎不休已。"中国圣贤"一道而同风"的礼、三纲、忠孝、尊主，虽被曾国藩视为神圣，其实不但不足以应对现实危机，适足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绝大障碍；曾国藩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恰是新的时代需要彻底颠覆的。他杀人最理直气壮的理由，恰恰随着旧制度的覆灭遭到了最彻底的否定。
曾国藩生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他所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只服务于旧制度、旧时代，不可能自动地整体转向，再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
不加分析地颂扬曾国藩、垄统地颂扬传统文化，望他作皇帝、行洋务，完成救中国的大任，无异于痴人说梦，抱石打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