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对于《资政新篇》评价是褒贬不一，有论者认为因为它没有如《**田亩制度》般提到土地、圣库等公有问题而贬低它的历史意义,如有论者虽然肯定了它的内容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是进步的，但也认为它没能付诸于实践产生实际的效果。我认为《资政新篇》的第一个伟大恰在于它不但与清廷格格不入，而且在天国落落寡合，“非兕非虎，行彼旷野”，颜回称赞孔子说“不容然后见君子”，好就好在“不容”，能开风气之先；第二个伟大在“不用”，并非故意不用，也非空洞无用，高山流水，阳春白雪，别个实践不了，自己实践不好，但是对人们心理和社会风气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容低估的，读读《庄子》我们就会知道：“无用之用”大矣哉！
一八五八年六月洪仁玕离开香港，一八五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辗转到达天京。强烈的革命激情促使洪仁玕辗转回到了风雨飘摇但又热火朝天的天国都城天京，此时正是太平天国用人之际。洪秀全经受了韦昌辉叛乱和石达开出走的事件后，倒也是力图振兴，他不仅自任军师，还选拔陈玉成、李秀成及其堂弟李世贤等一批年轻将领出来辅政。但是，人心涣散的局面并没有得到彻底改善。太平天国极需重振朝纲。洪仁玕的到来，洪秀全“格外欢喜”：洪仁玕实际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
为了响应洪秀全的用人投机，平息舆论，洪氏兄弟你唱我和合演双簧，以文字建功，撰成弟作兄批的《资政新编》。洪秀全需要《资政新编》证明他用洪仁矸不为了用人唯亲，而是用人唯贤。
资政新编》虽以国家政令的形式发表，但洪秀全醉翁之意主要还不是在乎它是否适用，也不真心要把它作为治国章程付诸实施，关键在于炫才邀誉，制造舆论为干王执政铺路，好强大洪氏家族的势力。这是这篇文章产生的主要目的。同时，他采纳《资政新篇》的建议，也有希望有利于加强农民政权，有助于推翻清皇朝的革命战争的考虑。就洪秀全方面来说，动机很不单纯。
主要将领们对二洪的主要动机明若观火，都不买这个帐。李秀成打心眼里看不上《资政新篇》，诸王不以为意。李秀成的态度，正是代表了太平天国人物对《资政新篇》的态度。
《资政新篇》是洪仁玕向天王洪秀全陈述的一项治国主张，作为洪仁矸，他是真心希望自己能为天国出谋划策，贡献治国方略的。当然也是对“殊我主恩加叠叠”的响应。洪仁玕在最短的时间内，颁布了《资政新篇》以及《立法制谕》等书，进呈天王，主张全面革新，接受西方文明，走资本主义的道路。想是这么想，能不能实行、什么时候能实行、具体如何实行，洪仁矸自己也是心里没底的，洪秀全当然更没底了，所以他给洪秀全提供的主要还只是一种治国思路。这是洪仁矸的西学心得和治国思路。清廷和太平天国谁都不具备实际操作的前提和能力。洪仁矸能言之未必能行之。有论者评价说《资政新篇》只是洪仁玕“以广圣闻”的奏章，是完全没有实行的条件和可能的空谈，它不过是洪秀全为一时需要而产生的一纸空文。虽然过甚其辞，毕竟也不是空穴来风。
关威认为《资政新篇》的提出是洪仁玕受天王知遇之恩，并为了向众人表现自己的见识和才能而提出的,它其实只反映了洪仁玕本人求学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并不代表太平天国其他领袖的思想，也不代表太平天国农民阶级的思想，所以不能把它作为太平天国后期的纲领。
洪仁玕这部《资政新篇》并不是以军师地位议定了制度，有如从前军师杨秀清等议定朝帽制度请旨施行那样，而只是一卷「资圣治」、「广圣闻」、供洪秀全采择的方案。洪秀全并不打算、至少是暂时还不打算实行它，甚至还有点害怕就去实行它，太平天国对待《资政新篇》的态度很明确，并没有把它列在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内。
如批「准卖新闻篇或暗柜」条说：「钦定此策杀绝妖魔然后行未迟」。批「兴各省新闻官」条说：「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后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如批「勿杀」条说：「爷今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又在下一条「议大罪宜死者」条批说：「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
这些批示，都明显地表现出这种考虑。先把它冷藏起来，买椟还珠而已。它被洪秀全用作了敲门砖和遮羞布。
1959年4月洪仁矸来京 ，不到半年即向洪秀全提出企图使天国兴盛的《资政新篇》。南京给了他发表的机会，思想的形成则主要在去南京之前。洪仁玕平生所涉猎的翻译书和报刊，是他的革新思想形成的来源之一；另外，他在港、沪所见所闻，又是他的建设蓝图的借鉴之一。洪仁玕在香港期间，广泛地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洪仁玕本身思想是站在中国农民阶级的立场，决心要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新国家。从这一点出发，他对香港的新事物并不是全部模仿，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侧重。在香港所见所闻的资本主义新事物，经过仁玕本身思想的折射的融会，因而形成了这一现代化的蓝图。长期脱离农民战争主战场，是广东和香港的生活而不是南京的生活作了洪仁矸创作《资政新篇》的思想基础。
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打击了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但是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群众在主观上不可能萌发出资本主义近代化意识。《资政新篇》中的先进思想主张与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没有任何渊源，既非农民斗争实践的产物，也缺乏实践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并非太平天国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游离于农民斗争之外的东西。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鲜有知音，更无法形成共识。由于《资政新篇》没有把发展资本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制度联系起来，没有同太平天国当时的现实斗争联系起来，只字未提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因此得不到太平天国广大将士的拥护。因而只能是时代潮流附加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农**动身上不协调的附属品。如果国民缺乏近代心理基础，那么再完善的政治制度，再先进的工艺技术，也会在传统人的手中变为“逾淮之枳”。救国必先救人，救人必先启蒙。总之，资政新篇并不是太平天国第二个政治纲领，只是给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提供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一部《资政新篇》不是天国的骄傲，它在天国是落落寡合的。宣传《资政新篇》的革命意义时，不能无视它发表的背景和动机、产生的反响、实施的程度和获得的效果。他主张效仿西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太平天国的新世界。可惜纲领未能付诸实施。此时，洪仁玕的治国思想已经和洪秀全他们具有天壤之别。在洪仁玕到来之前，太平天国的统治是典型的传统帝王式统治。以法治而言，太平天国除了设计出一种乌托邦以外，在法治上并无任何先进之处。它以一种军事机器的形式存在，谈不上实现天国的理想，连最基本的《**田亩制度》也没有实现。 洪秀全采纳资政新篇并不意味着他已放弃或改变自己以往的主张。在洪秀全的思想里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体现农民要求的革命主张。考虑到当时太平天国的形势对改革的阻力很大，他曾对一位传教士说过他的困难，天王的“脚站在尘世上，而头却伸到天堂里，其他诸王对他的权威并不在意”。《资政新篇》颁行后，太平天国既定的经济政策并未发生变化。《资政新篇》所体现的发展方向—资本主义道路，最终会和农民政权的性质发生矛盾，从而改变太平天国的性质。企图不改革天国内部旧的政治而实现资本主义化，最终改变不了幼稚梦幻灭的事实。
对于这个本身具有内在矛盾—为了加强农民政权，却又会改变农民政权的性质的纲领，这是关系于太平天国前途何处去的至重至大的问题，天王洪秀全如何对待、如何处理这个重大的问题呢？
即使太平天国取得了胜利，但要真正实现所确定的目标，也是很困难的。还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等。”但这些不足作为农民阶级领袖是不可能克服的，主要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不能改变生产关系，而且其思维结构也难以接纳这种质变性的社会改革。以李秀成为代表的农民将领们因阅历与文化水平的局限，无法理解洪仁玕的政治抱负，不能有效配合他的改革措施。至于天王洪秀全个人对待资政新篇的态度怎样呢？他虽然比他们看得高看得远，但是，农民阶级的意识感情并无二致。多年的游历、漂泊，让他获得迥异于普通中国人的洞察力，但几年宦海浮沉却让这一切重新丧失。
在太平天国的人物中，洪仁玕的见识、学识都有过人之处，《资政新篇》的历史意义再怎么评价，也是不过分的。但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且到了最后，甚至毫无愧色地推行起自己曾激烈反对的“恶政”来。归根结底，洪仁玕身上所透出的两面性，其根源在于他的“家天下”思想。他原本主张变法、主张改革，是认为“事权不一”，中央权威不受尊重，而实际上所谓“中央”，无非是洪氏而已。因此当大将们滥封官职时他严厉抨击，但洪秀全和他本人更疯狂的滥封，却被他熟视无睹。说到底，他反对的哪里是“滥封”，仅仅是“非洪氏的滥封”而已。
他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和思想建设，实现全国上下思想的统一，但这个统一说到底，是统一到“洪氏江山”上来，因此当洪秀全成功地令他信服，实行洪的一套神权戏法，较诸变法改革可以“多快好省”地达到目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自我否定，成为洪秀全最忠实的吹鼓手，至死不渝，而原本强烈的革新冲动，也畸变为把秀才改为“莠士”、把举人改为“约士”之类的文字游戏癖了。洪仁玕既有公忠体国的一面，也有为洪秀全培植私人、排斥异己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建议洪秀全“弱本强末”，广封王爵以削弱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人的兵权。洪仁玕到来后，建议洪秀全对部下实行文明夺权，“宜潜消其党，勿露其形，或如唐太宗之责尉迟恭以汉高故事，或如汉文之责吴不会而赐杖以愧之，亦保全之一道也”。 洪仁玕的一片好心翻为了洪秀全对待部下的一片恶意，客观上洪仁玕的献策无疑是鼓励了洪秀全巧取豪夺的揽权行为，进一步恶化了最高领袖和主要将领的关系。纸上谈兵的结果，未能加强中央，反而搞乱了地方，加快了太平天国的自杀，所以献策者洪仁玕不能以自己出于好心而开脱自己的责任。。干王没有实际的军权，自己不能领兵，他只是靠着洪秀全在那帮着他发号施令，他好多命令都出不了南京城，到外面就没用了。罗尔纲先生把二破江南大营和太平军开拓苏浙的功劳算在洪仁玕头上，其实有失公允。那些功劳均是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所为，洪仁玕不晓兵略，即使有能力也没有实权指挥大局，他能做的只是提供些参考意见供主要将领考虑。一方面是社会条件不允许；另一方面，无论是李秀成，还是洪秀全，还是洪仁玕自己，都不具备实施《资政新编》的领导素质。
1860年十月，他的老朋友、革新派人物容闳来到天京，向他提出改革建议，他虽然赞赏却不能采用，当时容闳便感到“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 对于洪仁玕孤立无援，无法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苦衷，容闳还是理解的。他俩的建议无疑是当时中国学习西方的最先进的方案，已经远远超出魏源至60年代初的所有其他中国人的认识和各种方案，这是凝聚着报国热忱和新的时代精神的救国良方。
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不可能自觉地承担起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重担。正是因为《资政新篇》没有付诸实践的基本前提，近代化的改革便不可能顺利起步。
林则徐、魏源《海国图志》睁眼看天下的开风气之先的寂寞衬托的是清王朝的闭目塞听，洪仁矸《资政新篇》名虽政令实则虚文似乎不足为天国扮靓。无论洪秀全别有用心，即或洪秀全蛮认真的，是否就可以认为它是天国领导集体的光辉思想呢？《资政新篇》代表了洪仁矸个人的理论水平和治国意向，它不代表领导集团整体或大部分人的理论水平和政策取向。并非太平天国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游离于农民斗争之外的东西。不是一个异端，也会是一个异数。当然个人意向也反映了一种趋向，微弱地显露出先进革命者的极小部分有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它还不能代表革命水平和革命理论水平，但很好地说明了：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中国，在太平天国里也激起了资本主义近视眼代化趋向的涟漪。
对资政新篇，洪秀全是叶公好龙、买椟还珠的政治投机，并不准备考虑真的实行它；诸王看不上它；反倒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方面获得有识者的认同和赏识，曾府机要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资本主义近代化不知不觉中会成为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
有人说《资政新篇》“代表了近代中国改革的理论高峰与理论成就”，“正因为诞生了这部有着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对后世的启示永远也不会过时的纲领性文件，太平天国在我们眼里才不至于显得过于灰暗而绝望”。
对于我们津津乐道的纲领性文件《**田亩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一直对太平天国关注甚殷，观察长达十余年之久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出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这是很令人费解、使人吃惊的，“代表了近代中国改革的理论高峰与理论成就”“对后世的启示永远也不会过时的纲领性文件”在马克思那里竟是波澜不兴、纤尘不动。或则是我们的“近代中国改革的理论高峰与理论成就”在马克思眼里了无新意，仅以为是西方的“理论常识”；或则是高明的理论无补于落后的实践，正如油还是油，水还是水一样，没有融到一块去。
洪仁矸提出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编》，虽然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还缺乏足以供其滋长的环境和土壤。
《资政新篇》无法实行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要弄清《资政新篇》难以实施的原因，就要从考察当时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民阶级是否可以承担变革生产关系的任务来分析。一般学者认为是战争环境造成的，没有和平建设的条件。但这不是唯一的条件，即使太平天国取得了胜利，但要真正实现所确定的目标，也是很困难的。还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等。”但这些不足作为农民阶级领袖是不可能克服的，正是因为《资政新篇》没有付诸实践的基本前提，近代化的改革便不可能顺利起步。” 主要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不能改变生产关系，而且其思维结构也难以接纳这种质变性的社会改革。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市民阶级尚未成长起来，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缺乏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引导，再加上天国政权腐败失去了有力的领导；加之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和内部严重的宗派斗争，当然使其根本无法实行。
《资政新篇》在当时封闭落后、昏暗的时代里，看到社会发展的方向，难能可贵。王辉认为洪仁玕是比较系统批判中国旧的传统观念的第一人。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近代化纲领，它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为旧式农民战争指出了摆脱封建羁绊、甩开落后思想、继续前进的方向。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它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主张平等的外交等。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符合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具有进步性。
它的主张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它的出台除个人的特殊经历外，是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的，其内容主要涉及较广、论述较细、思想超前，可堪称是我国近代史上最早而较有系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考察中国近代史，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的要求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晶。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从它的思想里可以寻到不少后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的雏形。《资政新篇》提出的“以法治国”思想和九十年代的康梁等改良派的思想“并驾齐驱”，实际上《资政新篇》在当时已为洋务运动起到了创榛辟荞的作用，而且《资政新篇》的提出给太平天国运动立下了一块新的界碑，这就是它已经明显地展示出这场战争已不同于以往的农民起义，其已经顺应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方向。陈晓楠指出：“这部充满时代气息的著作，既没有能够在太平天国内部化作是征伐江山的动力，也没能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任何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挺可悲的事情，洪仁玕在太平天国后期，近乎于乌托邦般的资本主义改革，虽然并没有能够推行，但是他的努力依然给这个腐朽的农民起义运动，带来了一抹亮丽的新鲜的时代色彩。”
虽然《资政新篇》对太平天国的现实斗争没有起任何积极作用，没有给那个时代的人民带来什么福祉，但是它仍不失为中国历史上的一部光辉著作。 它所产生的效果是不能以“是否在当时实行”为标准来立论的。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文化的倡导，对人们心理和社会风气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甚至有学者认为，太平天国的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向导,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
除日本外，《资政新篇》的思想成就是当时那个时代亚非各国所不能企及的。
它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政治纲领，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可以说为后来的洋务运动奠定了基础，其提出的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来代替君主**之路,这不仅比魏源、林则徐要高,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比他以后的洋务派和维新派要早。“不局于体用之争,坚持世道必进，革故鼎新”, 这在当时无疑是很先进的思想。
《资政新篇》在观念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开放性，基本上摆脱了我国封建时代唯我独尊的心理羁绊，对后人继续探索救国之路有着深刻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