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滥杀的心理根源和理论依据
本文剖析曾国藩滥杀的心理根源和理论依据。曾国藩集爱民与滥杀于一身，豪杰而为奴隶之役，有其复杂的心理根源。自谓"吾辈以杀人为业"的人竟被许多后人弄成了中国最后一位圣人，期间有怎样非比寻常的文化意味？他杀人最理直气壮的理由，恰恰随着旧制度的覆灭遭到了最彻底的否定。面对大是大非、国计民生、兴亡大计、民族大义、内忧外患、礼与民、君与民、吏与民、礼与正义、势与正义，他以大力气、大手段颠倒了大是非。
冷兵器时代，世界历史上发生过三大战争悲剧，死伤以千万计，甚且过于半亿，而火器时代之两次世界不得与焉：一次是宋末蒙古铁蹄风驰欧亚死伤过半亿，汉民族死伤不啻数千万，从此大部沦为第四等人；二次是清兵入关，神州陆沉，亦死伤半亿；三次是清末太平之役，死伤乃至六千万至八千万之间。此世界之三大悲剧，间隔愈来愈近，死伤越来越大，而吾汉人，三躬斯役，何其不辜。其尤堪忧虑、尤足悯怀、尤足怵惕者，在于悲剧者的子孙对屠杀先人的罪魁祸首不以为仇，反高歌之不暇、膜拜之恐后，尤其是对其中的成吉思汗、曾国藩数百年间颂扬之声不绝于耳，成吉思汗驰世界以英雄之誉，曾国藩擅华夏以圣人之名。西哲有言曰"忘记历史即意味着背叛"，纳粹集中营幸存者、诺贝尔**获得者魏瑟说："忘掉历史无异于对历史的受害者进行第二次屠杀！"我们又何止"忘掉"而已！何止"背叛"而已！何止对先人们"进行第二次屠杀"而已！我们赞颂着过去的杀人者，也是在培养和鼓励着现在的杀人者；赞扬对先人的残杀，也就在培养和鼓励对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屠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日不能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正天下之是非，则多杀以为功、多杀以为英雄、多杀以为圣人之思想一日不绝。是非不定则祸乱不止，于今以核武器之威力，较成汗曾圣之刀枪火药，不啻泰山之与灰尘也。以曾圣之"爱民如子"，借助区区刀枪火药，尚不免血流长河、尸积丘山。处当今高科技时代，如不以安民惜兵为务，虽有勇逮成汗、智若曾侯者出，不足以为天下之福也。今作曾国藩一篇，杜妄杀者行凶之借口。
研究历史是为了避免重复前人的错误，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判，以阶级斗争为纲，从政治要求的角度，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苛求于前人，而很少去探讨造成曾国藩等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深层的思想文化根源所在，知其错而不能知其所以错，对今人是没有多大借鉴启发价值的。所以本文着重剖析于曾国藩滥杀的心理根源和理论依据，考察曾国藩是如何将"爱民如子"和"杀人如麻"两种判若云泥的品行结合于一身的。既为盲目崇拜英雄豪杰、盲目崇拜圣君贤相者戒，同时亦足以证明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之千古一圣、爱国爱民之廉吏如曾国藩者，虽孜孜然以天下为己任、以文化为己任、以苍生为己任，却终不免于伤于文化也伤了文化、苦于苍生也苦了苍生、忧国而又贻国之忧。中国文化非不辉煌也，曾氏非不伟岸也，好学之而讳言其短，则未能真知曾氏者也，亦未能真好中国文化者也，则曾氏之忧、文化之忧正未有涯也。
二、并非完全虚伪的爱民
从清末到今天，研究曾国藩的学者不计其数，论证观点更是众说纷纭，很多学者的研究都在形成和支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要么把他美化成至高无上的"圣人" 、"完人" ，把曾国藩说成是继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要么把他斥之为"汉奸" 、"刽子手" ，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许多学者认为曾国藩"爱民如子"，"对人民的疾苦充满了同情"，"明确提出了爱民的口号"。曾氏的许多言行能够证明这一点。
曾国藩自叙道：自咸丰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寸心总不敢忘'爱民'两个字"。 事实上他也并非嘴里说说而已，他还是尽了他很大的努力的。1864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以后，面对灾情遍野、民生凋敝的局面，曾国藩对社情民生的关切之情更为急迫。他想方设法采取积极措施，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救灾恤患，减租召垦，努力恢复固有的生产力；整饬盐务，疏通商运，甚至连秦淮河的画舫都繁荣起来了。捻军起义失败后，他在日记、家书中多次描述所目睹的情形："所过之处，千里萧条，民不聊生"，"目之所见，几无一人面无饥色，无一人身有完衣"，"目击心伤，喟然私叹" ，"用兵既久，民间厌苦，吾辈宜格外体恤"，要"时时存一爱民之念"，"禁止扰民以寓止暴之意"。总督的基本职责是"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而厘治军民的根本在于使人民"仓廪实"、"衣食足"。 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上，除了清理狱讼、治理河道，还大力整顿吏治，减轻民众负担，严令各地"不准于应征钱粮之外，加派分文"，告诫各级官员要"视民事须如家事"，为民众"休养生息"创造了一些条件，并采取相应的救济措施赈济灾荒。根据薛福成的评价，曾国藩在两江任内"劝农课桑，修文兴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宜惠及民" 。总的说来，曾国藩认为，不论是为官还是作战，都要珍惜民力，不能暴殓天物。设官是为"养民"，用兵是为"卫民"，"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名有位，也是罪孽" 。他后来自己总结说，他"之所以颇得民心"，只在于"此心真实爱之"。章太炎对此曾褒扬说："民之得伸，自曾左始" 。曾国藩出身于耕读之家，自幼躬耕陇母，亲朋戚友邻里乡亲多系老实厚道的农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他对民间疾苦不能说是漠不关心的。
主观上看，儒家的民本思想也对他起着心理导向和道德牵引的作用，使曾国藩具有爱民的心理与情感基础。正如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他所说的："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在政治和军事生涯中，他总是以两副面孔交替出现。一时候，他"备陈民问疾苦"，满纸仁义道德，到处示恩示德，一腔爱民热血；另一时候呢，他又磨牙吮血，狰狞狠毒，执刑唯恐不严，杀人唯恐不多。他认为，用刑以逞威，用仁以示惠，是实行礼治的两个相反而相成的方面。曾国藩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杀人与爱人统一了起来。正如列宁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的任务是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 。曾国藩的阶级地位以及所决定的道德观念表明他只能站在农民起义的对立面，成为封建统治的拥护者。曾国藩这种有限度、"不完整"的"民我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曾国藩在他一生中，受制于自身既定的阶级属性，是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和主观意志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普通民众对于维持政局稳定、巩固封建政权的重要作用。他对"民"的认识存在着截然反差，所以其"爱民"的"民生"观也只能在地主阶级内部得以真正实现，不符合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意愿。
三、曾国藩不可饶恕的屠杀罪行
曾国藩既有爱民之行又有爱民之举，中间有拉拢民心的作秀，也有对民间疾苦的真实的同情，并非全是一担假。所以，他的爱民有既真实的一面，又有虚伪的一面。真中有假，假中有真。说他真实，是他确实做过些有益人民的事；说他虚伪，是他爱民的口号太响，但是屠民的手段又太毒、太辣、太阴险，两者之间很不和谐，这就可见其虚伪。杀人那么多，个半世纪来还一直有人把他视为救星、视为圣人，一个因其人格魅力，一个由于他高明的虚伪。判若云泥的两方面结合得天衣无缝，此真真非圣人莫能为也！
针对许多人认为曾国藩对内爱护人民，对外抵抗侵略，理应是个爱国者的观点，龚书铎提出了反驳。他指出："人们都知道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时心狠手辣，不惜滥杀无辜。现在有人却为曾国藩被称为'曾剃头'，'刽子手'愤愤不平，指责是研究者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究其实，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得到的称号。""他的大规模屠杀使湖南舆论大哗，其'曾剃头'的称号就是这样得来的，乃当时湖南老乡所起，不是研究者强加的。
在组建湘军之时，他曾经杀了十几个抢米行而且有"会堂分子"嫌疑的平民，因而被称为"曾剃头"。
曾国藩的嗜杀成性，心狠手辣，不但激起民愤、士愤，乍练团练即获此外号。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曾老九也甘拜下风。老九曾国荃本来以狠著名，杀得太多了竟然也有点不忍，有了心理包袱。曾国藩不得不给老弟打气，鼓舞他"何必以多杀为悔？"对于天京城里逃出的难民受到曾国荃的救助，曾国藩大光其火，认为要把难民堵在城里，消耗天国粮食兼以扰乱天国军心。再不见一丝半丝怜悯。胜利就是一切，民命不值半文。洪秀全打算与城为殉时开始也不同意李秀成放饥民出城谋食。一个借饥民来扰乱天京，一个借饥民来与城为殉；不惜民命如一，用民之术则有高下。
在与太平作战中，在安徽池州以下，强制实行坚壁清野，使百姓蒙受深重的苦难。落入曾国藩手中的太平军官兵，许多被他"剜目凌迟"；成千上万太平军俘虏遭湘军大屠杀。金陵攻破后，湘军在金陵城内，"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子女玉帛，悉数归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对湘军的滥杀，曾府幕僚赵烈文也是怵目惊心，自称深感"发指"。曾国藩的滥杀可以说是到了兄弟心颤、爪牙咨嗟的地步了。
面对有点得意忘形的胜利者，赵烈文旁敲侧击，借清初的滥杀隐约类比，说明以杀人开创又以杀人维持的清王朝杀到了它的尽头。
这是同治六年的一次对话。1867年7月，也就是太平天国刚被镇压后不久，捻军尚未捕灭亡时，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谈起了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在《能静居日记》中，赵烈文详记了他与曾国藩的这次谈话。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然后问道："然则当南迁乎？"
赵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说："本朝君德正，恐不至此。"
赵婉转作答："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王、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指的是康、乾、嘉)的"君德"故然还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烈文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
赵烈文话语中所暗含的玄机，曾国藩当然不会不明白，于是便回答道："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赵烈文何尝不是以古讽今，借国初以影射当今"诛戮太重，有国者太巧"。中兴梦短，正是杀戮太重，治国采用投机取巧简单粗暴的赶尽杀绝法，不是修德政以持重，规宏图以经远。罪孽深重，不亡何待？曾国藩美人迟暮，"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太平始息，捻乱相乘；中兴梦未圆，又忧宗祏陨，灭亡的日子指日可待，不出赵烈文所料，不出五十年，清王朝如期而亡。十年名士肝肠烈士胆、千万元元头颅血，原来是为一个死期可以预见的王朝作最后一祭，如何不凄凉？杀那么多人，到底为了什么？半亿人殉一个半死的王朝的五十年歹活，值得吗？
与赵烈文这次谈话的前十多天，曾国藩表示"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望速死为愈。"谈话之后曾国藩心灰胆落，自称："我日夜望死，忧见宗祀之殒。"承认了自己的多杀、自己的多活都已无救于清廷的危亡。十多年前的烈烈情怀化作此时的冷水浇背，冰炭满怀抱。半亿非圣人的横死，一个圣人的苟活，又为中国贡献了什么呢？
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1867年的预言果然不出五十年正好四十四年；而且，接踵而来的也是赵所预言的长期"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即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当然，曾国藩已于1872去世，并未看到自己的预言实现，对他来说，这或许倒是一种安慰。
四、曾国藩杀人的理论依据和心理根源
（一）因对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不能深入理解而杀人，这是因为他的地主阶级立场造成的局限。
曾国藩有时也流露出他对某些太平天国将领的敬佩，这典型地 表现在对刘瑲琳、林启容等人的态度上。刘瑲琳坚守安庆，曾国荃指挥的湘军一批批倒在其坚垒前。痛恨不已的曾国藩同时对之敬佩万分。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赞叹道："闻瑲琳先生坚守如故，良可佩服。"并特别声明，因"敬其人，故称先生"，"爱其人，故称翁"。
九江失陷，贞天侯林启容以下1.7万人血战到底，全部牺牲。曾国藩由衷赞叹说"林启容之坚忍，实不可及"（《与沅甫九弟》）胡林翼印象尤深，他叙述说："昔年九江之贼，刻腹皆菜色。三日无米，究能坐困，兵不如贼，其理难通。"太平军英风豪气，不但使我们千载之后读之感激泣下，也使敌人叹为观止、自愧弗如、且恨且畏、且惊且敬。
"兵不如贼"的客观观察和主观上的"其理难通"的矛盾揭示地主阶级对起义优秀者品质的承认和不解。从根本的政治立场上，他与刘瑲琳、林启容分属不同的阶级阵营；但从人格上，从提倡忠诚于自己的信仰和事业、提倡为之不屈不挠地斗争到底而言，他又十分佩服自己的敌人。
震惊之余、敬畏之余，他们更多的是不理解。这不可理解的一面，正是曾国藩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历史犯罪、对人民犯罪的心理根源。"其理难通"的的疑虑已使优秀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对来自对立阵营的优秀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对自己杀人博得的功名不那么自信了。
一个高高在上饱食终日腐朽透顶的统治集团又怎么能够衣食无着者的苦痛和他们为生存而战的坚忍执着？
曾国藩的"仁"和"刑"都有鲜明的阶级性。他对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士人讲"道之以德"，而对"作奸犯科"的农民起义者则"齐之以刑"。 他对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讲其"仁"，而对劳苦大众，即他认为的所谓"莠民"或"奸民"是从来不讲"仁"的，讲的是什么呢?是刑罚，是刀枪。 "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 从长达十二年的镇压太平天国，到攻剿捻军，到滥杀天津的无辜，都说明了曾国藩是以刑杀为主的，"德政"倒是表现得很少。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薰陶下，曾氏确实有"乱世用重典"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对太平天国、捻军这些抗暴武装，他主张严厉镇压，并将二者和土匪混为一谈。他说："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全集》奏稿(一)第44-45页。在"锄**"的名义究竟杀了多少"土匪"和反抗**的革命军或无辜民众，三者各占多少，计算起来颇不容易。这体现着一切政权必然具有的镇压机能。就这一点说，曾国藩确实无法逃脱"残忍严酷之名"。
（二）"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为"以德治国"而杀人。
曾国藩看到了社会上的两极分化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功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他反对不劳而获，憎恶两极分化，认为这不公平，不能也不应该长久存在。
他在《劝诫州县》中说："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所以，必须"重农以厚生"。
但传统的儒家教育使他着眼于道德拯救。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只能靠礼的节制、德的培养。认为通过"勤则寿、逸则夭"的道德说教使富人勤于劳作，就可以消除两极分化，达到长治久安。盲目相信上层施德行礼、下层坐待上层的一朝觉悟而获拯救，对一切为生计所迫、为大义所激的反抗一概痛剿，"何必以多杀为悔"。以施德行礼始，以丧德害民终。曾国藩对下层苦于君上、激于大义的暴烈行为不认可，但他对自己的暴烈行为却错误地认为理所当然。以腐朽的的恐怖对待义民的恐怖。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长官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过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把社会演变过程解释为善与恶、公与私、量大与量小的矛盾运动。靠挽救道德来挽救国家，靠刀子斩邪留正来挽救道德，这是洪秀全、曾国藩两人的殊途同归的初衷。洪的"斩邪留正解民悬"，曾的"一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都在主张救国先救道德，救道德要多杀人，都含有以征战而经营天下、经营道德的极端化内容。适得其反的是，刀子以过半亿的血污使道德蒙羞、使国家丧气，刀子是唯一的胜利者，我们可以结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幸、极不道德的一个时期。其中一个促成因素恰恰因为有人要阻止和改变这种不幸和不道德而扬汤止沸所致。
（三）眷念私恩，看轻公义，淡薄了民族情感，诬天国军民为"夷狄"，为报君恩杀人。
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者中的一员，受到朝廷的"恩泽"，对朝廷有感恩图报心理。出身"寒门"，没有任何背景与荫庇的曾国藩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仕途冗乱的清末十分罕见，曾国藩既感意外，又感激皇恩浩荡。出身中小地主家庭个人仕途顺利，无洪、杨苦于君上，同时因受深厚的传统文化与历史的教育，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对朝廷的忠诚是发自内心的，是出于一种历史文化的认同。他们受恩愈重，对朝廷愈加忠诚，总是思恩图报。曾国藩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曾国藩在受到清廷的重用之后，多次表示："一介贫窭，身跻六曹，且兼摄二职，若尚不知足，再生觖望，则为鬼神所不许。" "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矣。" 一人一家的发达，他都认为是君上的恩赐。眷念清廷的私恩使他忘掉了公义。所以即使建言民间疾苦，也不表明他如何同情人民，主要还是出于对清廷的忠诚表现的一种忧虑。他只是希望清政府革除一些弊政，以消弭农民的反抗。
清圣祖康熙皇帝曾经立下下遗训，在宫中勒石立碑谕满大臣知悉："本朝君临汉土，汉人虽悉为臣仆，然究非同族，今虽用汉人为大臣，然不过羁縻而已。我子孙虽时时省记此意，不可轻授汉人以大权，但可使供奔走之役而已。各部院满大臣等宜时至大内敬谨阅看此碑，不可懈怠。"点明"汉人""悉为臣仆"，而且更下一等，是该受"羁縻"的，做最贱的被极端蔑视和时时提防的"供奔走之役"的奴下奴"而已"。有汉人见此而不切齿痛恨者，真可谓无耻之尤矣。而曾、左、李为此贱役，"但可使供奔走之役而已"，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不仅怡然自喜并且以骄于人。人以我为莫贱之役，我以为不虞之喜，不是切齿腐心，不是悲愤欲死，反而有飘飘欲仙的感觉，高歌"本朝君德正"。对满洲主人让我"供奔走之役"、对洋主人不灭尽中国 ，这些人知恩图报，感激涕零。
曾国藩把自己受朝廷之命兴兵讨逆的行为说成是保卫孔孟之道和中华文化，而不仅仅是保家卫国，这对一般大众和知识分子是具有相当号召力的，把带领汉族兵勇打击另一伙汉族为主体的起义军队、保卫清王朝统治所可能引发的华夷之辨巧妙地回避掉。同时，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说成是信奉耶稣新约而拒斥孔孟的忤逆之徒，这在法理和逻辑上实际把太平天国划入了"夷狄"。历史和逻辑在这里掉了个个儿：曾国藩及其湘军维护的、本来属于真正"夷狄"的清王朝成为华夏正统和道统的代表者，而以汉族为主体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者则成为夷狄之属，华夷之辨以如此的面貌出现在清季上演的这出历史大戏中。
既然对方已经是不齿于中国的夷狄，所以，战争中和战争结束时，曾国藩及其湘军对被俘的太平军将士一律"剜目凌迟"，绝对不讲儒家的"仁义"和"仁者爱人"，不讲温良恭俭让，不实行"仁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满洲人少人才少，汉人人多人才多，满人以少御大 ，常恐不若也，故对汉人严防死堵，汉人日剥刻削，必至奄奄欲死，小于小者而后已。大民族向小民族服从的结果也必使大才团向小才团看齐，甚至等而下之，"与子偕小"。满人入汉，安富尊荣，荒淫腐化，小者更弱了。汉人受制于满人，片刻不得屈伸，血性湮灭，才智绝，大者必至弱于小者而后已。全民动员五族俱大，恐怕尚不足以应付此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又何堪此小者日小，大者犹必小而又小甚而至于小于此日小之小者而无已时。天下宁不日剥月削，斯须待毖？自御不暇，何堪御敌！自卫不暇，何言兴邦？
当国运日衰一日、维新之议日盛一日时，满族权臣还有扬言维新乃汉人之利非满人之利的，维新的实行和国家的强大、各民族的强大必然会要牺牲高高在上的满人特权，腐朽势力宁可在不平等**同衰弱同归于尽，也不愿为了各民族共同强大丧失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慈禧就说过，"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
故国之大必恃民族平权，民族平权尤在满汉平权。欲固满姓，必防汉强；欲兴华夏，必恃汉强。以大御小，力足则信心恒足；以小御大，力不足信心恒不足。信心恒足才有宽松的政治和社会生态、民族关系。连西方人知道这个道理。伊犁问题悬而未决，中俄战争引而不发时，曾任洋枪队首领的戈登向中国一高官说，欲与俄国一教短长，必有三个前提：迁都西安以避其锋（尤其是炮舰威胁）；打十年以上的持久战；还政于汉。戈登知道这个道理，曾国藩不知道这个道理。曾国藩既害怕民众的强大，更不敢为汉人争权。民众不兴，汉人无权，根本已失，进退失据，则任何爱国救民举只能事倍功半，甚则事与愿违，劳而无功；所以天津教案受辱、中兴昙花一现（如回光返照），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满清不亡，汉族不兴；汉族不兴，人心不谐；人心不谐，人才不兴；人才不兴；国家不强；国家不强，外难未已。强国靖难，舍革命何由！曾、左、李昧于民族大义，不能识时，不知顺义，殚精竭虑为清弥缝，仅足以延岁月之命耳。鞠躬尽瘁，弭患目前，而后祸继至，有志中兴终于回天乏术，卒至于革命覆满了此残局。
（四）为儒学与礼教杀人。
作为一个儒家思想濡染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一方面恪守儒家的忠君的政治伦理，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标准来辅佐君主建立和维护理想的等级社会；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想社会模式还是儒家追求的上下有序、尊卑有节的人人恪守本分的社会。"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上下尊卑，不仅是圣贤家法，而且天经地义，不可怀疑，更不可以挑战。对导致这种秩序失范的现象，他们可以不满皇帝、朝廷的失当，等待上层自行改正，绝不容忍推翻或不忠于王朝的举动。对于来自农民的挑战，他们坚决镇压；也绝不容许自己有非分之想。
曾国藩宣称："君或不仁而臣不可以不忠，父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夫或不贤而妻不可以不顺"的封建道德，宣传单方面的不对等义务和责任，，实质上承认君、父、夫不必为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负担任何责任和后果，上层的横逆下层必须顺受，这是一种十足的奴才哲学。肯定君权、父权、夫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就是肯定不良政治存在的理由，也就否定了不良政治的始作俑者君权、父权、父权正是动乱的根源。人们只能靠君、父、夫偶然的良心发现得以拯救；也就是否定一切不甘自屈于**，不能坐以待毙的犯上之举。
在封建社会，"仁政"或"民本"并不具有近代**的意义，曾国藩以礼为儒本、君为邦本。君是主体和本位，"民"只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为争取民心而实行的"仁政"，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作为根本出发点，理所当然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成为"驭民"之术。曾国藩将"礼治"作为挽救时局、收拾人心的治本之方，将个体的主体性、独立性完全消融于超越一切的"礼"之中，非常适合封建统治者实行**统治的需要，在"非礼无法"、"出礼入刑"的礼治原则下，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无数"以礼杀人"的人间惨剧。
曾国藩以礼为儒本、君为邦本。礼先于民，君先于民，官先于民。而且"民"先于"刁民"。他所谓的"民"，受到宗法等级、血缘关系的圈定，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指不犯上作乱、尊礼守纲的"民"。他强调要"分别良莠"，把民分为"良民"、"莠民"或"奸民"两大类，但是，他分别良莠的标准是什么呢是"礼"。言行符合"礼"的是"良民"，否则便是"莠民"。说得再白一点，遵循封建的道德标准，言行有利于巩固封建等级制度的人，是"良民"，在曾国藩眼里，为生存、为自救不堪忍受奋起反抗的人们只能是"刁民"、 "莠民"。认为"分别良莠，为正本清源之道"、这就使得"爱民"思想无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认同。为了忠君卫礼，他杀人如麻毫不手软，叫嚣"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 "何必以多杀为悔"。即使他也承认"刁民"是因为"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事出有因，乱自上作，主要责任人是"有司"，但他先放过主要责任人，专拿不甘被鱼肉的小民当"刁民"开刀，"何必以多杀为悔"。对祸乱的根源如百官如"有司"，他不敢也不愿"何必以多杀为悔"，倒是百般维护之不暇的。他对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士人讲"道之以德"，而对"作奸犯科"的农民起义者则"齐之以刑"。他对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大讲其"仁"，而对劳苦大众，即他认为的所谓"莠民"或"奸民"是从来不讲"仁"的，讲的是什么呢?是刑罚，是刀枪。 "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
曾国藩是儒家，儒家是"民本"主义者，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同时，儒家又是某种程度上的愚**义者，认为："民，冥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曾国藩叫嚣"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把人民分为"良民"与"刁民"，他的用意是要分化人民，利用"顺民"打"刁民"，以"愚**义"达到他残民以逞的目的。
现在有学者认为曾国藩"爱民如子"，"对人民的疾苦充满了同情"，"明确提出了爱民的口号"。这确实道出了他对"顺民"的热爱。他爱他们是为礼、为君上爱他们的为礼活着、为君上活着。而对于他所说的"义愤所激者""积不能平者""激而不复反顾者"，也即是鲁迅先生所谓的"欲为奴隶而不得"的一群或者不甘为奴隶的一群，统统叫嚣"刁民不必爱"，"何必以多杀为悔"，不赶尽杀绝不肯罢休。这是"做稳了的奴隶"对"欲为奴隶而不得"或不甘为奴隶者的穷凶极恶的犯罪。谭嗣同以为无分刁民、良民，生存自救，理由充分， "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 ，"中兴诸公，正孟子谓'服上刑者'，乃不以为罪，反以为功"。也就是说，"中兴诸公"曾、左、李与其说是爱民救民的功臣，不如说是该"服上刑"的恬不知耻的杀人犯，当然谈不上是"爱民如子""对人民的疾苦充满了同情"，"明确提出了爱民的口号"的救星了。
战争中和战争结束时，曾国藩及其湘军对被俘的太平军将士一律"剜目凌迟"，绝对不讲儒家的"仁义"和"仁者爱人"，不讲温良恭俭让，不实行"仁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这表面上看似乎矛盾：曾国藩饱读圣贤书，崇奉孔孟之道，标榜仁义敦厚，倡导礼仪教化，是大儒仁者，却又杀人如麻，对同是中国人的敌人极端残酷，残酷得连帮助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洋枪队的英国军官都有非议。曾国藩的行为似乎体现出双重人格，其实不然。就像曾国藩对英人解释虐杀俘虏是中国国情和文化、无碍仁政一样，曾国藩的大儒仁者形象与杀人喋血的"曾剃头"形象，不是性格的两重性而是滋养曾国藩的儒家文化、中国文化的两重性，是儒家文化的二元结构决定的，并因此成为文化和国情的题中应有之义。清人戴震曾说："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 儒家的地主阶级的三纲五常思想构建了他的奴隶哲学和屠夫理论。礼本位、君本位、官本位使他的儒家民本主义大打折扣，若有若无。礼为邦本，君为国本，动止由势，使曾国藩成了礼、君、势的自觉的奴隶，不知不觉中成了恬不知耻的文化屠夫和文化怪物。所以，1903年，邹容《革命军》指斥："曾、左、李者，中国人为奴隶之代表也""忍心害理，屠戮同胞，为满洲人忠顺之奴隶也如是，其他何足论"。理与礼是一以贯之的，这是说曾国藩是礼和理学的奴隶。
什么东西一与文化挂钩，似乎就很高尚。曾国藩为文化杀人，王国维为学问而死，听着高尚，想来滑稽。文化应该养人而非杀人。从孔子的"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焉用杀？"和孟子"杀一不辜而取天下，不为也"到曾国藩的"何必以多杀为悔""吾辈以杀人为业"，居然被人认为"曾国藩所吸取的，却是儒家思想之精华，正是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予以积极性的改造，使之重新焕发出青春般的活力。由孔子到董仲舒而朱熹，再到曾国藩，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之间涌动着一股内在的一脉相承的'血肉'关系。"曾国藩最上手最成功的"吾辈以杀人为业"的"文化杀人专业"真一脉相承于孔子吗？其实是阳儒而实申商罢了。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积极的结果，精通则善变；一个是消极的结果，精通则迷恋。大而化之产生积极的结果，大而不能化可能产生消极的结果。曾国藩的试行洋务是精通善变的结果，使他高于一般守旧的官僚与士绅，成为近代化的功臣；固执于礼，愚忠于清，这是他精通而迷恋的结果，因醉心于传统文化而沦为甘为其主宰和驱使的奴隶，这使他成为民族的罪人。曾国藩可以说是功本于学问，罪本于学问。作为一种经过几千年发展变化的主流思想，儒学免不了鱼目混珠、泥沙俱下，加上本身固有的弊端，儒学也与衰朽的封建末世一样，身心疲惫、满目疮痍地苦苦挣扎不休已。
严复比较中西文化，认为："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圣贤"一道而同风"的礼、三纲、忠孝、尊主，虽被曾国藩视为神圣，其实不但不足以应对现实危机，适足以成为中国社会转型的绝大障碍；曾国藩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恰是新的时代需要彻底颠覆的。他杀人最理直气壮的理由，恰恰随着旧制度的覆灭遭到了最彻底的否定。
曾国藩生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他所代表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只服务于旧制度、旧时代，不可能自动地整体转向，再为新时代、新制度服务。
不加分析地颂扬曾国藩、垄统地颂扬传统文化，望他作皇帝、行洋务，完成救中国的大任，无异于痴人说梦。
(五)立志圣贤自我高置益不惜杀人。
曾国藩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虽说是砥砺个人上进的誓言，亦未尝不自觉中对不能成"圣贤"的芸芸众生意存渺视，虽非认做"便为禽兽"，杀起来总归理直气壮些。正如尼采歌颂"超人"；一方面自诩太阳，一方面视凡人如瓦砾一样。郭嵩焘评论曾国藩"以为圣人纪世宰物，纲维万世，事无他，礼而已矣。"与礼无缘即与"圣人"无缘，则其不为"禽兽"者几稀，曾国藩不能呼之为禽兽，但可以很轻率地呼"刁民"而杀之。不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来判断其行为是否正当，而是从学问的角度、以礼来判断人民的行为是否正当，不是礼为人设，而是人为礼役，欲人民之不违礼难矣哉！欲人民之不为"刁民"难矣哉！欲曾氏之不多杀难矣哉！
（六）曾国藩的"喜戚由境、动止由势"理论，成为其杀人后委过于势，自我开脱的理论基础。
他的这种理论，认为是环境、形势决定人的情感与行动。所以他说："喜戚由境、动止由势"。他说的"势"一般是指束缚人的、逼着人选择的力量，人对于它总是消极的。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月初四致诸弟信说："吾近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利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对这样无利于国计民生的官场，他既无能为力求退不能却又极力维护这样的官场，阻止下层人民救国图存的犯上之举。忧国忧民使他对官场厌倦失望，但崇礼畏势又使他对之如毛附皮、如蝇附疽。对本阶级的失望，对起义人民的仇视使他无所适从，作出选择后也很勉强，深感根据不足，只能把这一切无奈地归之于势。
在咸丰九年五月十四日的日记中，曾氏进一步把"势"视作驱使人行动的最重要的原因。他说："思夫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屈驱，而尤为势所驱"。（《全集·日记》386页）咸丰九年七月他说："豪杰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掷千万人之性命，以争尺寸之土，不得则郁郁以死者，宁皆忧斯民哉！亦将以境有所逼，而势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于己，不迁于境，虽处富贵贱贫，死生成败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几乎？"把自己"敝一生之力，掷千万人之性命"归之于"境有所逼，而势有所劫"，掩饰自己杀人的故意。
曾国藩《致沅、季二弟》家书：
"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
正义往往属于弱势者，为势所劫的曾国藩，刀下倒下的也往往是正义和弱势者。明知罪在"有司虐用其民"，刀子不向"有司"却向"其民"；明知"曲在洋人"，刀子不向洋人却向"其民"。口里帮百姓讲话最勤，似乎认为正义在百姓一方；手里刀子磨得最光，血染乌纱的还是百姓。"虐"的有司，"曲"的洋人，因为势大，曾大人刀下又撂倒了几个？治标先治本，治民先治吏、治洋人，放任和维护贪官肆虐、洋人横行，专拿小民开刀，又是如何博得了"爱民"的美名？
面对太平军，他不论强弱，"敢战第一"；面对"曲"和"虐"的洋人和官场，他又是否不论强弱，"敢战第一"？爱民歌唱得最响亮的曾国藩真正"敢战第一"的对象只有一个，就是他所热爱的人们，不过这时他该称呼他们"刁民"了。
"虐"的官场，"曲"的洋人，恨之所向者拥抱，曾国藩在他们面前甘做羔羊；"义愤"的百姓，"兵不如贼"的太平军，爱之所向者刀锋，曾国藩在他们面前可就"敢战第一"了。由此可见，他虽然标榜爱民，且有爱民之举；但是，在人民与礼、与君、与吏、与洋人发生矛盾时，他心理的天平总总倾向于人民的对立面，置民生、置正义于不顾。这是他的阶级立场和儒学教育所决定了的。对于同胞中的"刁民"他以"多杀"为有理智，对洋人他以忍让为有理智。对洋人，"他不愿因为强硬"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对义军，他能以多杀为功弋一己之虚名，而使人民受无穷之累。
天津教案最能体现曾国藩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本质。他既怕洋人，又要效忠于清朝卖国政府，在洋人、清政府与天津绅民三面夹击之下，他除了逐官杀民，媚外求和之外，还能有什么选择？在他这里，阶级利益和势力的考虑永远超出了对是非的考虑。完全不见了对抗太平军时流血千里也在所不惜的勇气和狠劲。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阶级立场的鲜明和民族意识的淡薄适成强烈的对比。
对君、对官、对洋人，他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对人民对义军，他大刀阔斧，捕人不要证据，杀人不依法律，屠戮战俘不以为有违人道，敛财抽厘不以为病国害民。体现的是他对封建地主阶级与封建等级制度的忠诚。
（七）因历史观淡薄，迷信清朝"君德尚可"所以有前途，值得为它杀人。
曾国藩相信风水、相信福荫，不审时势。曾国藩早年是不信风水的，他曾说过"我平日最不信风水"，只信朱熹"山环水抱"、"藏风聚气"之说的话（《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钟叔河编 《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上卷第84-85页。以下引文只注明卷别和页码）。曾国藩不信风水是有家族传统的，至少他的曾祖父曾玉屏（字星冈）就不信这套迷信的东西，"平日最恶人子欲求吉地久暴亲柩"（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父亲来书，上卷，94）。曾国藩年轻在家、尚未走上仕途前想必常听祖父谈起过对风水的态度，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与澄弟书，中卷，412）受祖父潜移默化的影响，曾国藩不信风水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自丙午冬葬祖妣大人于木兜（斗）冲之后，我家已添三男丁，我则升阁学，升侍郎，九弟则进学补廪，其地之吉，已有明效可验……木兜（斗）冲之地，予平日不以为然，而葬后乃吉祥如此，可见福人自葬福地，绝非可以人力参预其间。"（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廿一日与诸弟书，中卷，84-85）在曾国藩看来，"福地"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相信自己前程好是祖母埋得地好，叫家里人不要随便迁移。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此后几年，曾国藩对风水颇为热心，为自己不善此道而遗憾，还曾嘱咐弟弟曾国葆留心学习风水。机要幕僚赵烈文预言清朝拖不过五十年了，他回护说："本朝君德正，恐不至此"，相信福善祸淫。这种迷信"君德正"能佑护清朝不会即亡，使他觉得服务清朝是有前途的。清朝皇帝的整体素质确胜于明朝远甚，然而不够作为其继续存在下去的借口。以清朝的统治能力，比明有余，比外敌不足，应付重重危机不足。汉与满偕小，民与君偕小，君德虽正，奈时局何？曾氏徒知颂清帝德，不知其比内有余，比外不足；比古有余，比今不足。况且清兵入关，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遗臭万年，神州人民，死伤半亿，曾氏怎能装做一无所知，而说 "本朝君德正，恐不至此。"至他自己，更是参与酿成中国有史以来三大浩劫中的最大一个，两个死伤过半亿的悲剧，又怎是一个"君德正"可以了得！
由于相信一切自有定数，起义与君主无关，对于人民不认命，甚至要改天换地，无视礼教，撇弃三纲，他视若仇敌。甚至多杀人也认为不是自己的主观故意，委之宿命，所以杀得心安理得。
（八）洪、杨等的贪暴减弱了其造反的正义性，更使曾国藩杀得理直气壮。
洪、杨等苦于君上，铤而走险，其情可悯；乘清之敝、因民之愤，正是拯民水火的好时机，而洪、杨计不出此，却为少数人火中取栗，借国危民困之时满足一己之私欲，大掠大杀大分赃，马克思十分失望地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抗停滞腐朽的旧势力。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如果纯出公心，兵以义动，能给人民以切实利益，人民不会有那么多怨言，曾国藩也不能杀得那么理直气壮了。
(九)多杀以能补清廷和个人能力之不足。
杀人以立功名，杀人以定秩序。清朝衰弱了，要维持就必须人民与之偕小，这就必须多杀；曾国藩之流回天乏力，多杀才能补能力之不足。曾国藩一方面痛感乱世当用重典，一方面为自己控制不了多杀的部下、多杀的战局而受煎熬。大儒孟子是力主"杀一不辜而取天下，不为也"的，"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何况对于并非是"禽兽"的人民；当中国最后一位圣人自承"吾辈以杀人为业"，"何必以多杀为悔"时可曾想到一个政权、一种秩序、一种文化、一种人生、一代圣人要靠食半亿多人的血肉为生是多么的失败、多么的狰狞。这就是"经术无双"的最后一个圣贤的事业﹗
曾国藩《致沅、季二弟》家书言：
"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
道家认为"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曾国藩也承认带兵不幸杀人不祥。杀人不是爱好，杀人令人"寒心"。，但又认为是以杀止杀、拨乱反正的周、孔之道，是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爱而误大事。"封建统治巳相当脆弱，经不起反复的折腾，只有快刀斩乱麻，多杀断后患。表现曾国藩既心狠手辣，又智虑周详。上层的衰弱和下层的日益强大使他所属的集团选择宽大就是选择危亡。清的摇摇欲坠和曾的紧张到丝毫不敢放松，恰恰说明清朝巳几乎丧失其足以自存的理由，恰恰说明曾国藩的杀人举动理不直气不壮了。只有革命的劣质和对列强渔翁得利的顾忌和提防给了他们垂死挣扎的轻微的外在理由和机会。
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就是汉族和下层人民崛起的过程。无论是代表农民的太平天国的出现，还是代表地主的湘楚淮军的崛起都代表的是汉人的崛起。清末的危机把一部分精英步步推上历史舞台。伴汉人而起的是各族人民的崛起。太平和清廷之争，累及数千万军民。中兴之小局，是以残杀社会的活力以使其局限于一小秩序内为代价的。虐民以逞激成革命，残民以逞平息了革命。革命的弱和小成为中兴小局得以维持的根据。整整一代革新力量就淹没在半亿以上的牺牲者的血泊中。威胁、禁锢和残杀造成下一代新生革命活力的迟熟和歉收，革命势力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式微和沉寂，一直到曾国藩、洪秀全等人的孙儿辈手里，革命力量才又积蓄成遍地怒火烧毁了清王朝。
五、结语与阐发
曾国藩们对清王朝忠心耿耿、效尽犬马之劳，以半亿以上人的血流成河、尸积成山为代价，换得五十年残喘，说明其中兴事业如何地昙花一现，如何地不值一哂，曾国藩们就这么以半亿鲜活的生命，殉了一个垂死的王朝。费尽移山心力终不敌暮雨颓云，这就是逆时而动的结果。
如果没有曾、左、李的维持，没有列强的扶持，清朝又何至于有五十年的寿命？尤其是其"何必以多杀为悔"的滥杀斫丧了两代革命元气，使迟早要来，非来不可的革命延误了数十年。
清的衰退和灭亡过程，伴随着的是汉族和下层人民崛起的过程，这三个过程无可避免要同时发生。
形势比人强。表面看来，是曾国藩挽救了清廷，使其苟延残喘多达半个多世纪。实则先是洪秀全，后是曾国藩，历史借他们的手掏空了清朝的根基。曾国藩组建湘军，使得清廷军事大权下移，抽空了清政权的根基。扶得东来西又倒，曾国藩以霹雳手段遏止了清朝灭亡的一种形式，又以圣哲完人的身份开启了清朝灭亡的另一种形式。曾国藩不使清朝葬送在洪秀全一派人手中的客观后果是使清朝要死在自己一派人手里，曾国藩维护清朝的努力注定只是换种玩法把清朝玩完而已。（但有可能使游戏时间长了点，人民的痛苦同时增了许多。）这就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这是历史给曾国藩开的一个最大的玩笑，也是曾国藩最大的尴尬。曾国藩被人称为"近代军阀的鼻祖"，名虽不副，事出有因。
革命既然迟早要来，迟早要有牺牲。那么我们的选择是迟来不如早来，牺牲多不如牺牲少。曾国藩们逆时而动，既不能阻止革命不发生，反而使革命分作更多次数发生；不能减少革命造成的损害，反而与革命共同造成更大的损害。农**动不得已而起，有阶级本能因素；地主镇压农**动亦有不得已，也有它的阶级本能因素；然而我们现代人一旦认识这些不得已的根源，我们行事就可以由不得已而得已，自由地选择得当的方式以应付现实危机，造福社会。
曾国藩一生错误表现为：迷于礼，屈于势。礼胜于义，君先于民，学理制约血性。对礼的拘执，对势的谨慎权衡，使他虽然"平日颇知持正理而畏清议"，形格势禁时，往往"尽变常态"。循礼而行，畏势而为，使他不能总是"持正理而畏清议，对"正理"在握的弱势群体的违礼的不自量力的行为一概予以镇压。无论其《爱民歌》唱得如何动听，也掩盖不了其圣人、名臣面具下的狰狞和血腥。杀汉人不论强弱、不计成败、不顾是非，唯礼是视、唯力是视、唯君是视，死多少人不惜；遇洋人则论强弱、惜死伤、计成败，君侮礼亵，不甚以为意，对洋人不把中国一口吞几次表示吞要感恩戴德。曾国藩看不到列强正一步步在变中国为其殖民地，还感激于列强无灭华之心。帝国主义对这些人又拉又打，打之令其胆裂，拉之又令其心服，步步得手，频频得分。曾氏主张搞好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要计其"大德"，忘其"小怨"；曾氏主张对起义人民除恶务尽，不可心慈手软，认为"小仁者，大仁之贼也"。不远万里而来，巧取豪夺的强盗们，万万料不到自己会成了与孔夫子、朱夫子鼎足而三的曾大圣人的大恩人；而守不住口中食的本分的农民，却得不到曾大人的小仁。真不知是何肚肠！他以爱民为第一义，却和洪秀全造成了半亿人的伤亡；他口口声声御侮，却把不世之仇又当恩人供着。又怎么能够把自强御侮的希望寄托在这帮人身上？他们的韬光养晦适足以成为他们投降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大清不死，人民苦难不止，苦难不止则内乱未已，内乱未已则曾国藩枪口永远向内不会向外。面对大是大非、国计民生、兴亡大计、民族大义、内忧外患、礼与民、君与民、吏与民、礼与正义、势与正义，他以大力气、大手段颠倒了大是非。
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魄力极大；整顿吏治，改良政治，曾国藩魄力不够大。这既是他本身的内在文化积淀造成的，更是他生存的外部环境所决定的。曾国藩对朝廷自然有一些不满，但他长期以来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加上审时度势，使他还是采取维护和效力于朝廷的立场。他们的努力与贡献，客观上稳住了清廷的统治，延续了这个衰朽王朝的生命，有明显的局限和负面作用。"当时曾、左、李诸贤，岂不知官场之积弊，岂不知士风之颓坏，岂不知民力之疲困。苟能具大眼识，运大心力，不避嫌怒，不辞劳苦，数贤协力，以改弦而更张之，吾度其事体之重大，未必如日本之勤王讨幕也。阻力之捍格，未必如日本之废藩置县也。而日本诸公，能毅然成之，我国诸公，乃漠然置之，是乃大可惜也。"（《饮冰室合集·文集》卷5．39页）任公可惜的是曾、左、李无大眼识、无大心力、无大规划，以至错失良机。至少其魄力不如洪、杨，也不如康、梁。六君子手无寸铁而天下咸言维新，曾、左、李权倾数省而成就有限。
曾、左、李身上有英雄气，也有奴隶气。"以英雄之资而为奴隶之役"。是大英雄故能战胜致果同治中兴，是大奴隶故糜烂天下在所不惜。新学家容闳说："曾文正公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其才大而廉，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有君子人格，有英雄气慨，却充斥着旧教育的保守性、地主阶级的狭隘性。
太炎先生称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宋教仁以为"曾国藩、左宗棠者起自布衣书生，而能摧陷大敌，人奉其宗。其是非无足论，观其风度，无忝于英雄，其民又乐为之 致死。"
曾国藩自甘为礼的奴隶、理的奴隶、君的奴隶、势的奴隶；其办事的精神、能力和方法则是圣人的、豪杰的。我们批评其奴隶性，学习其圣人豪杰性。
综观曾国藩一生事迹功业，为礼杀人，为君上杀人，为"虐用其民"的有司杀人，为"只讲势力不讲是非"的洋人杀人，即使口口声声说爱民爱民，天下头颅又能余几？终于和洪秀全共同酿下了"与斯民相对于骨岳血渊之中"的悲剧。
最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以及为维护传统文化而奋斗的高度责任感促使他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从血与火的斗争中产生真正的警醒与紧迫，从保守主义大局的边缘地带感受到了时代丕变的细微的生动，并从中吸取现实的灵感，坐上了近代化的头班车。正是由于维护传统文化、维护**制度、镇压太平天国这一迫在眉睫的需要，才不得不掀起了一股实质性的学习西方的热潮，成就了其人生的较为辉煌的别一章。曾国藩可幸和可贵的是，当他许多同志因阻碍历史潮流被吞灭、被撞死、被唬退时，他却被推着趔趑行进了好几步，甚至快要被许多后来者误认做近代化的先觉或同志了。显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大儒的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