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庆易制来”判断，说石达开“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是“剥削阶级方面的代表”，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地主分子”。这是脱离事实真实的武断判断，是站不住脚的。
“天京模式”是天才的空想，“安庆模式”是足踏实地，在现实许可的范围内因时制法，因事制法。
天京城内用激烈的手段建立新秩序，石达开在现实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在旧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革。
洪秀全和杨秀清在天京建设“小天堂”，废除私有，废除原有的社会组织，居民被编入各种营和衙，实行平均分配，其他地方或少推行了其中某些部分，但在安庆绝无此类记载。
石达开在安庆查户口,说明家庭未动,牙行课税，按亩征粮，说明私有尚存，原有组织未动；设榷关说明商业繁盛，管理方法如依旧交粮纳税。
石达开的安庆和后期李秀成的苏浙，统治都比较清明、宽松、稳定，打击面不是太宽，树敌才不会太广，这样就能把统战工作做得很好，团结最大多数以反对最少数最反动的敌人，人民乐于顺从。天京模式的缺陷在于处处抓紧，处处吃紧；无处不防，无处能防，不利于统一战线，做不到团结最大多数以反对最少数，是空想的、脱离人民实践的，不但不能团结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也会分化、排挤掉人民内部的一部分人，扩大对立面势力，给革命造成阻力和损害。这样就会造成欲速则不达的后果。反不如安庆模式，有一分力气做一分事，步步为营，稳打稳扎，日积月累，战果渐渐扩大。单纯的农**动，没有士人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形成一条巩固的革命统一战线，是革命成功的要素之一。
没有固定不变的模式，没有一成不变的政策。
“天京模式”到“安庆模式”的因革，更切实际，更合人心，更利于保护人民群众生产和斗争的积极性，有利于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从而有利于革命政权内部的稳定和团结，为革命胜利提供了保证。
不是看领导脸色行事，而是看革命和百姓的利益行事；不全按既定方针办，而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对革命负责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同志说：“表面上完全地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对上级怠工的最好方法。”因为这是教条主义地看问题，思想僵化，行动呆板，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革命者应有的主动的魄力。
而且实际上安庆模式不但不为洪秀全和杨秀清所批评，反而受到了他们的认可和赞扬，成为他们的共识，并且把安庆经验作为范例向天京等地推广了，说明安庆模式比天京模式更具生命力。
杨秀清在考试时出“翼化如春润”诗题“美其安恤实庆之功”，1854年，杨、韦、石联合奏请在皖单身“照旧交粮纳税”，获洪秀全批准执行，1855年废男女之禁，营衙、圣库。这是安庆模式逐渐取代天京模式扩散到天国各地的根据。
当代历史学家论述到“天京模式”和“安庆模式”，为石达开的“剥削阶级方面的代表”身份平反说，“在当时，那些坚持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的人是不朽的战士，那些回到现实允许的范围内建设天国的人也是伟大的英雄。”其实，“坚持农民社会主义空想的人”只有在实践中能够渐渐抛弃其空想性，不断赋予它现实的内容，在“现实允许的范围内建设天国”。这样才不愧为“不朽的战士”。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都是既有“农业社会主义空想的人”，又是在局部地、逐渐地适应客观实践，“回到现实允许的范围内建设天国的人”。所以他们在以“安庆模式”取换“天京模式”时才能达成一定的共识。关于安庆模式，并不存在后人想象中的洪、杨和石的尖锐对立。
洪秀全唤起了革命热情也浇灭了革命热情，发起了革命也毁灭着革命。洪秀全早期鼓动革命，作了革命的旗帜；后期脱离民众，违背民意，排斥打击得民心的代表，起了相当坏的作用。
对污浊现实的憎恶和绝望，对革命造成新天、新地、新世界的渴望，会使人民对革命和革命领袖产生更多的同情和希望，不期然给他们罩上神圣的光环，失败了也不忍心从最高领袖找根源。其中蕴含着人们的“精神胜利法”。不愿意承认本阶级会有一个不是很高明的领袖。最高领袖的地位死后生前难以动摇，是非曲直不容非议，是个不会犯错误的国王。并且最高领袖的是非常常得以作为判断其它领袖是非的标准。
洪氏本位、最高领袖本位，囿于传统伦理道德，是非判断服从于帝王家法，只有臣错无主错。大树特树洪秀全的权威，并不能消除权力集团内部的争端，并不能使革命逢凶化吉，只能使一个低能甚而错误的领导更长久地盘踞中枢，更长久地“指导”革命、祸害革命。
洪秀全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比较零碎的启蒙思想的社会活动家。一个高高在上、疑心特重、脱离实际、缺乏领导能力的天王，一个丧失现实感，导致军心、民心分崩离析的极端利己主义者，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到头来只能“一味靠天”。富于幻想但缺乏科学思维，思想混乱，言行不一。洪秀全以宗教发起革命，其宣传能力不如冯云山；军政能力不如杨秀清；勇不如韦，仁智不如石。本来就是一个不能站着行，只能坐着想，睡着想的有思想热情的这么一个人。大谋略的缺乏使他只能求助于小权术，政治和军事能力的不足又使它着力于造神。洪秀全因人成事，冯云山的站着行成就了洪秀全的坐着思、睡着想。
凭功劳，凭品格，凭思想，凭行政能力，洪秀全都到不了天国领袖的地步，但迷信和盲从使人们拥戴了洪秀全。洪秀全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最初历史错误地选择了洪秀全，最终却没有给太平天国改正这一错误的机会。革命的最大失误是没有好的中枢产生机制，领导集团内部缺乏自我更新能力。杨秀清的逼宫，洪秀全的怠工，石达开的分裂，陈玉成的愚忠，都是领导集团无法自我更新，权力无法正常整合和过渡的结果。
洪秀全不是一个合格的革命领袖，革命要成功不是一个如何坚持洪秀全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清除洪秀全的错误领导的问题。
洪秀全以及洪氏家庭的统治阻碍着优秀人才进入中枢，洪氏王朝执政能力和效力的低下呼唤着新的领导集团的诞生，但是千呼万唤没有出来。
杨秀清的逼宫、韦昌辉的政变、石达开的出走，一切都无法动摇一个低能的、错误的洪姓领导集团，百年以后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也还在大树特树洪秀全的权威、“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皇权主义思想贯串古今。
天国首义八王，不管其阶级出身如何，投敌叛变人人所无，但破坏革命之举人人所有。社会局限性的存在表现为错误的普遍性。这就要求我们无可置疑地肯定曾、左、李、洪、杨、韦身上会普遍存在错误，天国梦和中兴梦的错误连篇也就可想而知。我们不苛责古人，并非要我们回避、开脱、否定或掩饰他们的错误，只是要我们一方面能大胆地肯定他们必然会错误连篇，一方面同情地理解其错误产生的社会局限性根源，另一方面我们不可避免要诘问洪秀全有没有个人的主观故意、主观过失。
历史不能为洪秀全承担一切过责，局限性不成其为洪秀全脱责的充分理由。既要考虑局限性的因素，同时洪秀全的个人责任也是不待言的。局限性在每个人身上表现得并不一致，程度也有高低，不然就无法理解，同处一个时代、社会和阶级，为什么洪秀全的许多同志却能够表现得比他要出色，同是革命领袖，陈玉成、赖文光、林启容的局限性并不如洪秀全那么登峰造极。洪秀全的思想和言行有革命和荒唐之分，其荒唐不是革命的内容而是革命的毒瘤，我们当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慎思明辨，切忌敝帚自珍，拿着垃圾当宝贝。洪秀全身上革命元素和荒唐因素都表现得较明显。历史局限性人人都有，历史的荒唐和教训所在都有，但洪秀全某些思想和言行的荒唐丑恶之至，不可笼统地以阶级局限性为之开脱。因同样作为太平天国起义的有局限的大众，许多人并没有这么荒唐丑恶，甚至反对这种荒唐丑恶。用历史（局限性）来脱责，用农民阶级（局限性）来分责，表面上维护了农民领袖及其下之起义大众，实责棒打一大遍，把历史和大众都拉下了水，把一时一地少数人或部分人的荒唐丑恶说成历史赋予的大众兼有的荒唐和丑恶，结果是一个人上岸，大家伙落水。
恰恰因为人人具有历史局限性，洪秀全既非例外，他就无可避免会要犯错误，有错误就可以分析、可以批评，这是没有禁区的。不必为古人讳、为尊者讳、为贤人讳、为同志讳，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的态度。
革命领袖有代表革命的时候、有偏离、脱离、阻碍、叛变革命的时候，但就是没有等于革命的时候。当革命者等于革命的时候，也就是革命等于不革命的时候。
洪秀全不但几乎毫无抵抗而且近乎热烈地拥抱了酒色财气对他的拥抱和征服，做了甜蜜的俘虏 ；他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运用好自己的权力却在多多益善地攫取它藏而勿用，这主要表现在天京事变后，这是对革命怠工，对革命对人民的极端不负责任。革命形势在变，革命者也在变，当革命者不能革命甚至阻碍革命时，他由革命功臣变成革命的废人、罪人时，还能要求其他革命者忠于他吗？
二、石达开出走可以基本肯定
石达开的出走是洪氏家庭**政治迫害的结果，陈玉成、李秀成对错误领导的顺从使自己也成了错误领导的殉葬品。潘旭澜先生在《大渡河钟声》、《歧路咏叹调》、《复调挽歌》中指出，他们的悲剧，不在于对无可救药的洪氏小朝廷尽忠得不够，而在于过于愚忠。
石达开的分道扬镳和李秀成的束手待毙命运的共同背景是：**战胜了**。
罗尔纲先生对石达开的远征是表示惋惜的，他认为石达开应该尽量委曲求全：“石达开在天平天国处于这样一种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他对洪仁发，洪仁达的挟制，应该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得内部的团结，对洪秀全的猜忌，应该要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后来忠王李秀成也给洪仁发等欺压，也给洪秀全猜忌，李秀成对付洪姓只是委曲求全，忍辱负重，虽然得不到团结的结果，但洪姓也没有再进一步杀害他。”按照责权统一原则，权力更大的洪秀全更有义务“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内部的团结。”真能这样，他或许就不至于计取杨秀清、忌走石达开、困死李秀成了。可惜，“只有臣错无主错”，最高领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却只有可以忽略不计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委曲”而能“求全”，我们也不妨来个“春秋责备贤者”，因为看得起石达开，对他的要求也格外高一些，格外求全责备。遗憾的是，“委曲”一定不能够“求全”。但事情并不以我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关键不在于事实上石达开并没有依罗先生的这么做，而在于罗先生的善良愿望对洪秀全来说完全是清风过耳，在石达开执政的半年中，洪秀全重用一窍不通的安福两王，处处压制石达开，逐步夺石达开的权。没有洪秀全的支持，安福二王对石达开是压之无胆无力、夺之无权无策的，真正的压力只能来自于洪秀全幕后双手的操作，没有洪秀全捣鬼，安福二王对石达开只能蚍蜉撼树，徒唤奈何。
而且拿石达开与李秀成相比较，李秀成有求全的可能，而石达开绝无这种可能。李秀成是后起的人物，威望远远不如石达开，只要他俯首听命，洪李双方相安是可能的。石达开则不同，他是首义诸王之一，不管他如何努力，双方勉强相安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广西首义六王，西南两王死于进军途中，东北两王死于内讧，还活着的只有洪秀全与石达开两人。在洪秀全心目中，有资格和有条件和他争夺宝座的，就只有年青有为的石达开。而且，石达开知道他发动内讧袭杀杨秀清而夺取实权的全部秘密，石达开和他之间有杀害全家的大仇。石达开不是一个喂喂诺诺的驯顺工具，而是一个桀骜不逊的人物，曾经扬言要起兵“攻灭天京”。更危险的是,石达开文武全才，得到全体军民的拥护。这样的人不除，他怎能安枕？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是客观存在，洪秀全的猜忌就是在这些客观存在的基础上产生的。不管石达开如何努力委曲求全，都无法消除洪秀全等猜忌。石达开态度强硬，固然会引起猜忌，石达开处处忍让，也同样会引起猜忌，洪秀全会认为这是伪装，这是斗争策略。总而言之只要石达开活着，猜忌就无法消除，要想消除猜忌，石达开只好自杀。委曲求全，谈何容易？即使李秀成的求全，也只是苟全，小范围的短时间的基础薄弱的合作。历史事实证明，李秀成事事委曲求全，并没有给革命事业带来多大好处。在李秀成大军即将攻下上海的关键时刻，洪秀全不予支持，勒令退回救天京，结果坐失战机，带来无穷的后患。李鸿章的淮军就是以上海为根据地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后来洪秀全心血来潮，逼李秀成率领大军冒雪“扫北”。李秀成明知形势不利，不敢力争，只好委曲求全，奉命而行，结果士兵冻馁而死者居半，大大地损失了有生力量。最后，在天京被围几将断粮的紧急关头，李秀成提出一个完全正确的“让城别走”的战略，准备把主力拉到帝国主义势力所不及的地区，徐图发展，等到力量恢复，然后卷土重来,洪秀全拒不接受，李秀成只好委曲求全，困守天京，陪他同归于尽。这难道不是事实？委曲而“求”来之“全”并非完全一样，而有各种不同的内容。如果求来的只是苟且偷安之“全”，对革命事业不利，我们是不赞成的。有的同志在读到太平天国晚期历史时，掩卷叹息，认为李秀成应从大局出发，敢于违抗洪秀全的乱命，执行正确的策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有明训，有何不可？看来，李秀成过分委曲求全似乎并不符合革命的利益。虽说“春秋责备贤者”，我们如果一方面责备李秀成过于委曲求全，一方面又责备石达开不能委曲求全，纵然石，李无言，我们又将何以自圆其说？委曲而求苟且偷安之“全”，已不可得，欲求革命利益之“全”，更不可能。因此，石达开委曲求全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为了共济时艰，挽救革命事业，二十五岁的石达开能够把全家被杀的大仇置之度外，而以大局为重，和洪秀全继续共事，委曲求全，确实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们怎么能还把“意气用事”的帽子加到他的头上？石达开最后决心离京远征，这就绝不是意气用事，也不是革命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结果，远征不是理想的办法，却是严酷形势逼迫下的革命现实主义的正义之举，是不得已的不得不以。
有三个人是听从了罗先生的劝告，吸取了石达开的教训的，这三个人是：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他们的“用忠贞的行动”，真的能够“消释洪秀全的疑忌”吗？
像李秀成吧。李秀成职位、功劳、影响比石达开低得多，遭疑忌的可能性也小得多，但天王照样把石达开做不好的难题给他重做一遍。他照罗先生的锦囊妙计“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输诚心，搞直谏；输钱粮，救天京；送母亲入京作人质。”但结果大出罗先生、李秀成和我们大家的意外。李秀成叫屈说：
“斯时王次兄及洪姓见我慈爱军民，恐我有图害国之心，声言说我忠而变奸，负我辛勤一世之苦楚，不念我等勤劳，反说我奸。我本铁胆忠心对主，因何信佞臣而言我奸，是以灰心而藏京内，又逼气而陪其亡。我将兵数十万在外，任我所为，而何受此难者乎！”
李秀成反石达开之道而行之，“我本铁胆忠心对主”，但洪秀全“信佞臣而言我奸”，一再遭到革职等处分，最后结果很不妙，“是以灰心而藏京内，又逼气而陪其亡”。
当时石达开能选择的几条道路是：叛洪降清，依洪被杀（或被贬），废洪自立，分洪自立。叛洪降清太反动，不在石达开考虑之列，虽然咸丰帝已在积极准备招降他，虚位以待；依洪或被杀或被贬废，一个自己既冤枉又窝囊也会使洪秀全丧失名声和军心民心，削弱革命力量，损害革命事业；废洪自立则有如洪秀全、杨秀清之自相残杀，为祸最大，不亚叛变；分洪自立，对自己对洪秀全对天国，后患最小甚或无后患。
石达开的错误并不在于与洪秀全分道扬镳。如果能做到有分有合，分以避隙，合以对敌，事情还是可为的。就是“形散而神不散”，有各自的组织，有共同的战斗目标。如刘邦和项羽，李自成和张献忠，反而能互为奥援，分散敌人，各取主动，伺隙歼敌。
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奏附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令贼党李寿成(即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
这一奏片系来自清廷档案，不可能是伪造。奏片在咸丰七年九月就已送到北京，石达开却在半年之后才向浙江进军，而当时清廷上下猜测石达开的进军方向有皖，鄂，赣，闽，粤五种，浙江却在意料之外，德兴阿若非真正见到石达开的本章，他不会、没有必要、也不敢信口开河地在六百里加急中捏造石达开欲“窜扰浙江”的“伪章”和“洪逆伪批”，且奏片中提到的李秀成会合张洛行开赴长江下游后来也成为事实。这一奏片说明，石达开在离京数月之后对自己的行动仍向天京报告，洪秀全也仍有批复；石达开仍能以“通军主将”名义指挥各地将领，包括未随他远征的部份将领，他的东进浙江并非临时起义的“盲目流窜”，或者不顾大局的“分裂主义”，而是一个早有预谋，曾经报经洪秀全本人批准的内外线协同共解天京之围的方案：在内线，由西线太平军主要将领直接应援天京；在外线，由石达开和杨辅清相互呼应，进军浙闽，减轻天京压力，打乱清廷部署，为天京城下的解围战创造战机。
说石达开把“合朝好文武”带走，主要不是石达开阴谋分割的结果，洪秀全的自绝于民失道寡助使一些良臣猛将择木而栖，自己选择了石达开，我们不能责怪石达开的得道多助和众人的择贤而事。石达开出走时带去的只有一千多人。后来大批天国将士出于对洪秀全的失望和对石达开的寄望甚殷，如百川归海般弃洪奔石是可以理解的，是一种善举，民心向背是检验谁是真心英雄的一块试金石，古人云：“民之从善也，如水之就下也”，应该说非常壮观。
至于石达开把太平天国的部分防线和领土放弃了，有积极的和消极的两个后果。一个是负责的，就是免得和洪姓争地盘伤和气，一个是不够负责的，就是撤出后洪秀全并没能及时填充留下真空地带给清军可乘之机。尤其不对的是后来对不愿随他出走的天国同志的抗清战争也不那么支持了，对离开他回京护主的同志甚至加以屠杀。两江总督何桂清在1857年8月20日奏折中说：“再臣接据探报，洪逆以溧水、句容相继克复，大兵云集镇江，屡求石逆救援不应，该逆将洪仁发、洪仁达伪号削去，并镌伪义王金牌一道及合各城大小伪取求救表章送往安庆，石逆但遣党二千余人乘坐木牌前来援镇等语。或云石逆并未受物，亦不允来，坐观洪逆成败以为己利。……现在镇江情形，虽外援未断，而洪、石二逆不致复合，则金陵势成孤注”。他错在悍然不顾，坚持分裂到底；他错在作壁上观，乐观旧兄弟的成败；希望危机可以把不愿归顺的拥洪力量逼到自己营垒来。他错在自以为是，小看敌人，抛弃旧友，自高自大，以为凭自己一军之力可以横行天下；他错在因愤偾事，以私废公，辜负老区人民对他的拥戴之情，对洪秀全的记恨使他一错到底，决不反顾。
有人认为“石达开一走，洪秀全就醒悟了，主动采取措施，作亡羊补牢之计。”“百计挽留”，是石达开回头的好机会。我认为，洪、石关系已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形成水火的关系无法圆融。因为石达开、洪秀全始终都没有醒悟。尤其是洪秀全，他继续倒行道施，对竞争能力远逊于翼王的小字辈的忠、英、干王也作为潜在的对手加意提防，肆意打击，完全不顾这时天国崩溃在即，内部权力斗争只会自毁长城，加速毁灭。要他在危急不如此严重时对权力、威信、才能与自己并不相下的翼王不提防、不打击又如何做得到？那么他挽留石达开所为何来？洪秀全在全体军民都同情石达开的巨大压力之下，铸“义王”金牌送给石达开，请他回京，那只是一种姿态，是想捞回一点政治资本的策略，并不是认识上真正有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敌人也逼他，他的江山到了危急边缘，他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想借石达开来解决内外交困的燃眉之急，想要石达开回来后得到天王的长期的坚定的信任是不可能的。石达开不走，一定被杀无疑。我们全都承认，石达开是被逼走的。所谓“逼”也者，非死即走耳！否则又何能称之“逼”？愚忠而死，于国何补？于民何益？我们既然不提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封建道德，就没有理由苟责不死而走的石达开。石达开并非怕死的人，他最后“临刑之际，神色怡然”就能充分说明问题。但是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我们就不应该劝他束手待毙。李秀成不是因为劝他“仍重用于翼王，不用安福王”招致洪氏兄弟的长期忌恨和打击吗？
既然双方的矛盾不能和解，也没有必要设想在他们之间有并不可能存在的和平了。那么面对洪秀全抛过来的橄榄枝，石达开应该采取何种态度才于革命伤害最少呢？只有各当一面，独立成军，联合作战。变内部联合为外部联合，互帮互大，互为奥援以对抗清廷，这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不得已的办法了。洪秀全的橄榄枝抛来的是真心，石达开可以拥抱；抛出的是姿态，石达开可以握手。但是绝不可以兄弟陌路、天涯骨肉。
石达开把他和洪秀全的个人恩怨置于革命利益之上，以怨报怨，置无数天国臣民对他的信任和爱戴于不顾，却把洪秀全一人对他的忌恨打击记得很牢很劳。其罔知大义，恩怨不够分明亦明矣。尤其是他对于劝他回去或离他回去的部下无情的阻拦和残杀尤其表现了他宗派主义的狭隘性。乐观兄弟成败已是不仁不义不智，而对于不同政见者的滥杀则近乎卑劣。
为防同室操戈的悲剧重演，如果舍分裂一途，别无他路可以选择。那么就各自成军，互为奥援，变分裂为分军合作，内部联合不行就采取外部联合。分军以免两伤、合军以求互利。这条路线是行得通的，关键是看石达开一方面的态度。洪秀全和天国军民对石达开名位的始终尊崇，几次对石达开的求援，都是石达开和天京以友军方式联合作战的机会，石达开始终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天国军民始终眷恋他，李秀成、陈玉成到死都怀念他是天国战将第一人，洪秀全对他怀疑中也有些许依赖和宽容，而且石达开的手下回归天国的愿望也相当迫切可以促成两军的联合作战。这样的结果是可以防内讧，可以避祸患，分开走路，联合作战，形散而神不散，利于双方壮大以制清顽，而不致于被敌人各个击破。尤其是石达开可以永保“义王“之名，不负人民对他的爱戴和期望，不会造成吉庆元、朱衣点等人的失望中的离去。这就需要石达开先国家而后私仇：以革命利益为重，个人恩怨为轻；以人民信戴为重，洪氏排挤为轻。可惜石达开没有这种谋略和度量。所以《赖文光自述》中沉痛地给语道：天国无一人可称将才。
罗尔纲先生认为石达开“应该要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内部的团结；对洪秀全的疑忌，应该用忠贞的行动，以消释洪秀全的疑忌。”按照责权统一原则，权力更大的洪秀全更有义务“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以求内部的团结。”或许就不至于计取杨秀清、忌走石达开、困死李秀成了。可惜，“只有臣错无主错”，最高领袖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却只有可以忽略不计的责任和义务。而有人只许洪秀全放火，不许石达开、李秀成点灯，对于洪秀全肆无忌惮地以家天下的形式垄断革命利权，打击优秀将领，破坏革命事业视而不见，反怪李秀成揭了最高领袖的伤疤，似乎长疤不是问题，揭疤才是问题。是不是只要有疤不揭，革命就会完美无缺，革命领袖就会完美无缺呢？
太平天国的上层领导的产生已有**的萌芽。但**又是**控制内的**，没有系统而完善的制度保障。这就是石达开较洪秀全具有更直接、更普遍的民意代表资格，却不能向人民负责只能向天王负责的原因。也是天王能够随意摆布民意和民意代表的原因。但从那时到现在没有人认识到石达开这种民意代表身份被天王、被自己、被民众忽略是多么严重的事。
按**社会的通例，“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心欢悦。”石达开代表着普遍的民意，奉命于危难之际，人民希望他能带领大家渡过重重危机，对危机有更大的处置权。一个民选的领袖、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地位、功劳、才能、声望都决定了他是太平天国当之无愧的二号革命领袖，最大的实权人物。但领导机制的混乱和**观念的淡薄下的最高民意代表，不能理直气壮地服务人民、向人民负责，却只能任凭**者的肆意摆布，然后在屈辱中出走。**的传统和权威是初生的**所无法对抗的。石达开无心也无法维护自己的民意代表身份，广大人民更是无能为力。我们现在人却必须有这种认识了。
洪秀全和石达开，两人都能代表一定的民意。洪秀全是冯云山和洪秀全在传教过程中，起义前期自然形成，人民承认的消极民意代表，石达开是人民根据形势急需，推举出来的积极民意代表，体现了更多的民意和形势要求。忠于人民，有利大局，有利革命为先，并不存在石达开对洪秀全的个人的“忠贞”问题。不顾形势，不与时俱进，不陈力就列，论资排辈，先来为大，会使领导集团丧失吸收新血以自我更新的能力。先到为大，以最高领导为中心的旧观念使我们在石达开、李秀成对洪秀全个人的忠与不忠上大作文章，把研究会开成了家庭讲座、家长会。石达开、李秀成最得人民爱戴、最能合乎革命潮流，这不是忠于人民、忠于革命吗？
洪秀全权威的毫无动摇于太平天国有利有弊，利在于不致土崩瓦解；弊在于错误的领导、错误的政策与农**动相始终。这就说明**的道路是多么艰难而漫长。如果150年后的我们还在过分地为洪秀全树权威，我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在**的路上到底走了有多远。
对于洪秀全和石达开，李秀成之间的纷争，不能论资排辈讲正统以乱是非。我们习惯于以最高领袖为正统，往往自觉地认为其是当然领袖，有判定是非的优先权，争权夺利的优先权。而不论其是非是否明白；权利为谁争，是否应该争，争到什么程度才好。也不论一个最高领袖在千变万化的革命形势中是否能与时俱进，是否有更好的人可以胜任其职位，如何实现权力的顺利传承。最高领袖难道不会落伍吗？洪秀全就落伍了。最高领袖不会死吗？洪秀全死了，革命中央就涣取了。一人之过失，一人之生死可以决定一个军队，一个集团的生死存亡。这只能是尚**、尊正统的结果。以一身系天下安危，并不表明这个人就是大英雄，只说明天下的弱而且危。
洪秀全的主要政敌中，论能力和功劳，杨秀清比他强；论能力、功劳和民意，石达开比他强；只有论资排辈讲正统，才轮到因人成事的洪秀全。
试观秦汉农民起义，首事者陈涉，终事者刘项，非陈涉也；**革命，首事者陈、李，终事者毛、周，非陈、李也。陈独秀未死时固已为革命实践所淘汰，为革命党人所抛弃。洪秀全独何人与？而能以其低能之领导，错误之政策，在权力场上威风张扬，肆行无忌，一路过关斩将，四两拔千斤，与天国相始终。
“内讧”之由，有关于领导素质，不仅于领导素质。更在于没有对主要领导人实行培养、选拔、监督、更替的正常的领导机制。
革命领袖并不理所当然就是最革命或最有利于革命的人；最革命的人往往也有不居最高领袖之位的。
最高领袖和最革命的领袖是区别看待的。
寄一国于一人，寄一党于一人，实际是承认**。这是典型的孤注一掷，是一种赌博式行为。不是科学的，当然也谈不上革命的。
洪秀全不等于革命，洪秀全不是革命的化身。忠于洪秀全不等于忠于革命，忠于革命不一定要效愚忠于洪秀全。
洪秀全这种革命领袖，革命责任心不是很强，但权力欲着实很强。好权而不用权，不是用获得的权利去好好干革命，而仅仅满足于获取私利和个人尊严。势必内里蛀空，淘空革命机器，削弱革命势力，荒废革命职能，无异于向敌人缴戒投降。如果把革命当成了少数人争权的手段，甚至不惜牺牲革命去盗取革命阵营的权利，革命之盗也，非革命之雄也。权权权，命相连；把个人名利看得重于革命大众的利益。对敌斗争固然宁死不屈，内部争权也是宁死不让。
洪秀全无大略而好权术，军政能力不如杨秀清、石达开，勇略不及韦昌辉，然而凭借其宗教权威和政治领袖地位略施权术却获得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借刀杀人除掉了头号和二号政敌杨秀清和韦昌辉，又通走三号石达开，排挤后起之三秀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玕，独揽大权。然而专权而不用权，造成中枢权力真空，内里淘空，唐突革命。迷信地说“朕睡紧也治得天下。”
内讧中，韦昌辉的滥杀，使中枢人才大失；石达开出走带走“合朝好官员”；洪秀全不以为危，反以为利，正好借机淘空中枢。在革命危机中火中取栗，攫得中枢权力于前，废弃中枢权力于后，彻底自残自宫，朝中无人才以自快，虎狼屯于陛下尚谈因果。《李秀成自述》说，天京城外“城池概失，日变多端。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内。欲启奏国中情节，和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言地，并不以国为由。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中枢形成虚设。自己不想做事，也不放心放手让别人做事，“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形成中枢权力和职能的真空状态，只好大家都不做事。天王不愿做事，并且限制了别人不能做事。自弃其革命领袖之责任，并使别人不能负其革责任；自违于人民，并严禁李秀成等亲近人民，害怕他们获得人心不利于己，信天废人，不但不善于纳谏，并且几乎拒绝给人纳谏的机会。天王对自己采取自我放任主义和自我封闭主义，对中央采取无政府主义，对人民实施等级制等**主义。
**中的历史学家以最高领袖的是非为是非，以最高领袖的利益为利益，对洪秀全这个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也搞“两个凡是”。肯定、赞扬、颂扬洪秀全的人们，以“农民革命领袖”这件刀枪不入而且不容怀疑的龙袍，包裹了他的极端黑暗与秽劣。
把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都打成**，对最高领袖万般辩护，政治立场淆乱了黑白观念。
按现代中国人“三个代表”而不是“两个凡是”的标准来判断：谁更能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的根本利益；谁更能代表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谁更能代表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是洪秀全还是石达开？结果不是不言而喻了吗。你看，内讧后，人民心目中的义王是谁，不是天王，是翼王，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稳定了人心复苏了经济的是安庆模式还是天京模式，不是洪秀全的天京模式，而是石达开的安庆模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谁更能顺应先进文化的发展，是上帝之子“有天不有人”的洪秀全还是人之子“不甚附会俚教邪说”的石达开，最后的回答还是石达开！
思维方式和判断标准一正确，问题马上就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