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太平双英石达开和李秀成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爱民，另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晚节不保”。从战争英雄“堕落”到投诚“丑类”，其中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爱军惜民。他们的遗憾不在于“舍命以全三军”，而在于“舍命”而不能“全三军”。面对大事大非大灾大难，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把国家与民族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何尝不是其爱国爱民情怀在其时其地的艰难显现？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声名以之，“气节”以之，体现的是更大的耐心、责任心和勇气。
石达开和李秀成生前是太平天国里最爱人民，也最受人民爱戴的两位高级将领。内讧平息后，人民才不管天王洪秀全乐意不乐意，一致拥戴石达开做“义王”。天京即将陷落时，即使洪氏诸王不顾自己一时的苟且偷生全拜李秀成领导军民血战所赐竟然仍对李秀成猜忌不已、落井下石时，然而天国军民仍然自觉向忠王靠拢，听从其指挥，相信他是更能与自己共患难、同生死的人。石达开、李秀成作为天国前步后趋的最开明的政治家，最卓越的军事家，最得民心最遭敌忌的优秀将领，竟会老虎变鼠，前后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段时期以来被认为是可耻的变节者、、叛徒、分裂主义分子，竟然被人认为连跳水自杀的洪仁发也比不上。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弯，真不知石达开他们是怎么转过来的；而他们从当时的人气最旺到后来的名声最臭，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也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同样是不合情理的。这既不符合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符合人们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到对立，不能不看到同一。关于石达开、李秀成的晚节和一生功过问题，作为学术领域的问题，历史学界意见分歧，见仁见智，是完全正常的现象。真理愈辩愈明，这些意见分歧，只有通过百家争鸣，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即使暂时不能取得一致认识，也无关大局，毕竟在这种思辨中人们的认识即在不断前进。
一、石达开 “战将”与“降将”之间的内在一贯性
大渡河畔，经过二十余天的血战，粮食吃尽，食及草根与战马。石达开自知已陷绝境，在敌人信誓旦旦的诱降下，写信给四川总督骆秉章，表示“求荣而事二主，忠臣不为；舍命以安三军，义士必作”，“大丈夫既不能开疆报国，奚爱一生；死若可以安境全军，何惜一死”。
1963．6．12，他先叫王妃五人怀抱二幼子“投河以殉”。
6．13，他本人携五岁的幼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等径赴洗马营清营。
石达开的部下将士缴械投降之后，敌人发给给路票遣散四千余人，尚有两千余名先被安置在大树堡寺庙里，随即在一个夜晚，敌人就以火箭为号，发动了突然袭击，致使这些手无寸铁的将士，惨遭毒手。先前遣散的，也多于途中被敌人杀死。这当然是石达开不愿看到的。他虽然知道敌人卑劣残酷，无信无义，但未必到至于这样禽兽不如。如果不放下武器，突围已经无望，战斗下去，少数通敌者能卖友求生，绝大多数被困死饿死杀死，虽然也能给敌人轻微的杀伤，丝毫无益于革命大局则是肯定的。
有人说，石达开是中计被俘的，有人说，石达开是自动投入敌人营内的。
对于石达开大渡河被俘真相，历史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受骗中计”、“舍命全军”、“释兵表降”的三种代表性看法。围绕这三种看法，研究者各执一词，反复论证，谁也说服不了谁。
依我看，所谓三种看法，不是真的三种，实质只是一种。“受骗中计”、“舍命全军”、“释兵表降”都是对的，都是真的，因为本来就是一个事实，一个根源，一个动机。
清朝说石达开投降，是邀功；我们说石达开谈判，是维护。其实都说的是同一个事实。之所以“受骗中记”被俘，是因为真投诚碰上了假邀降；如果不中计，那就是真投诚碰上了真邀降。所以中计也是真投诚，不中计也是真投诚。石达开是要真投诚救人，不是要假投诚突围。突围是已知数，“进退战守俱穷”，根本不可能；只有等死或者投诚。如果敌人明白告示杀无赦，大家就个个战死或自杀，大家都不受骗，我们当然没有了中没中计之争。一旦在争论中没中计时，已经等于异口同声说是真投诚了，争论的实际上是敌人是怎么邀降的。中计受骗，就是真投降碰上假邀降，部下不能保存；不中计受骗就是真投降碰上了真邀降，部下能够保存。敌人一片假来，石达开一片真去，真就真在要真投降。突围无望才孤注一掷搞真的“释兵表降”，搞真投降，估计到了敌人有杀降的可能但还是搞了真投降，是因为敌人不会斩尽杀绝的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使他认为值得一赌。在这里，在他看来，“赌了也白赌”毕竟会胜于“不赌白不赌”的。因为前者在结果未来时有很少的可能性存在，后者则全无这种可能性。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主动权在清了。石达开是否中计被俘，性质一样。关键看清朝官吏是否重视了他的临终请求。如果清军完全无视石达开的临终请求石达开自投罗网却毫无所得，石达开就是中计了；如果以己换民，自己的生命付出确实会使得最大多数人的生存，那么石达开的目的就达到了，就没有中计。这是个很大的变数，系于清吏的一念，偶然性很大，因为韦俊、陈炳文投降没有遭遇大屠杀。石达开个人对敌人认识是深刻还是有幻想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君子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道。”依道而行，尽责而行罢了。当时的形势，石达开已无法在保证不受骗的前提下投降，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对于石达开来说，心愿就是要“舍命全军”。他当时的想法是自己不能活就全三军，三军不能全活，也可能保全一部分。能活一个是一个，总比一个也不活的好。只在乎自己能朝这个方向最后努一把力，至于自自己是死是活、是否是降、是否会受骗，舍命全军是否能够实现，他已不在乎了。所以，石达开投降，不是自己动机不纯，而是对敌人认识不清。不是道德问题，道德不如石达开、李秀成的洪仁达也能赴水自杀正在于认识自己必死而不必考虑其他人生死，而石达开、李秀成却要想想自己死了部下怎么办。别人可以一死百了，他们却是死时也不能对部下不管不顾。平生给他们带来荣誉的和死时使他们蒙羞的是同一个东西，同样的道德。
这种投降，与其批评他“无耻”，不如批评他“无知”；因为石达开生前死后一直以自己的爱护士民而为民众所爱，甚至四十年后的辛亥前夕尚有人假造其诗文来利用他在人民中的影响宣传革命。放着太平天国无数优秀先烈不管，有必要偏偏利用革命队伍中极少数的丑类、投降派石达开被用来鼓吹革命吗？这不是对革命的莫大讽刺吗？但是，宣传石达开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当时有革命要求的国民们认为石达开做他们的榜样是很自然的事。我们常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对石达开的油然而生的敬意是我们搞历史研究时不能草草视之的。王庆成认为石达开“希望‘舍命以全三军’，要求赦免他的残部，不言而喻是以停止抵抗为条件的。人们批判他悲观、动摇，这是确实的，有道理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看不出这封信是在同敌人进行‘黑交易’，是暗中把部下出卖给敌人。石达开的确想同敌人‘交易’：‘舍命以全三军’。他这时的资本已只有自己的头颅。但残酷的事实是，敌人既要它的头颅，也要‘三军’的头颅。我们完全需要批判这是错误的幻想，但不可以说他想从这一‘交易’中为自己得到什么好处。”[ 王庆成：《石达开大渡河覆败事实》，《石达开论集》，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他和李秀成的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爱民，另一个最大的共同点是是晚节不保。作为个人，他们从战场到被俘到临刑，镇静自若，非常人可比，死得风光点对他们不是太难。之所以以晚节不保，主要是出于对部下最后的牵挂，两个人“画蛇添足”，自己要死了却还要顾虑别人的生死，想最后再尽一份责任，非要去舍命全军，或者保命防鬼，终至于大煞风景，使后人很遗憾。
石达开起义是为了人民，也为了图王霸业。投诚是为了人民，也因为霸业成灰。为部众战、石达开战得英勇；为三军降，石达开降得无奈。作为个人，石达开不难选择死亡；作为一个爱民的统帅，石达开舍命以全三军。对石达开来说，战死或自杀要比投诚容易得多了，但他舍易从难，从战争英雄“堕落”到投诚“丑类”，其中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爱军惜民。他的遗憾不在于舍命以全三军，而在于舍命而不能全三军。
而且每一个革命者，从生之留恋到死之坦然，都有从动摇到坚定的自我完成过程，有人在革命之初完成，有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完成。即使石达开、李秀成在生命最后一刻从动摇走向坚定，是否已经毫无意义？应该承认这也算一种完成，有时道路曲折了点，代价可能太大了点。像石达开，代价很大；至于李秀成，代价还不大。皖南事变时叶挺将军挺身而起，重演石达开大渡河故事，舍命以全三军，与敌谈判，羊落虎口，情形、遭遇、处理方式何其相似。然而一个物议沸腾百年不息，一个名播寰宇万古流芳，一鸡两煮滋味截然不同。
革命为正义，革命也为胜利。革命不是简单的行侠仗义，不能为一时正义痛快一时，遗恨千古。血气义勇，侠客之义，不计生民之性命，不顾长久之利益，舍身一搏，有时维持了气节，但可能妨害大局。
革命以弘正义，革命以求胜利，无胜利不能求人民之幸福；革命不为牺牲，革命不能无牺牲，牺牲已无意义时，谋求军民生命的最大保全。
对革命领袖来说，为革命而死是自己的光荣；忠于革命，石达开选择了死亡。
对革命领袖来说，民为国本，革命是为民救民的手段；爱惜士民，石达开选择了放下武器。
失败的责任一个人来负，粉身碎骨浑不怕；
失节的名声一个人来担，多活一人就多一条生命。
在国内斗争中，失败者的最好结局并不一定是要战斗到最后一人。
为革命的大局，为战胜，为明天，革命军要能战至最后一人，以最大限度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局部的阶段的全军覆没换取全局的、最后的胜利。大势已去，败局已定，血流成河无益革命丝毫。保全将士已无妨革命大局，因为已无大局，保全将士就是保全国家元气。革命而外，生命尚有其本身的意义。
革命是用眼前的负数换取一段时间后更大的正数。要想到当负数永远无法换取正数，负数只是负数时，何必奢言牺牲？这时可能用负数换来个零。我们讲国家的尊严、人民的尊严，当国民元气耗尽时尊严附于何处。
斫丧国之元气，可能为了维护眼前的尊严；元气凋零了，如何维护明天的尊严。
半亿人民的鲜血换取了一场苗而不秀的革命；一个特大的负数永远无法换不来一个正数了。这是太平天国的悲哀！这是中国人民的悲哀！
职业革命家欲人人战死而不反顾者，革命之忠也，讲气节也；石达开、李秀成舍生取义，为民换命者，革命之仁也，惜元气也。
二、李秀成战以部众、和以部众。
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孟森指出：“世以为秀成以种族之见劝曾??????取而代之”，这可能是李秀成伪降说的滥觞。劝曾做皇帝即使是真的，也未必是伪降，不见得是要助曾灭清来扶助幼天王，助曾灭清更不能扶洪了，曾国藩不是那么好糊弄的；降清是降，扶曾称帝也是降。降曾扶曾，灭清兴汉，名声会好些，降清名声不那么好。扶曾兴汉可以洗刷污点，重建功名的可能性也更大些。扶曾以后一般不会再扶幼天王了，一个是中国人讲究“义无再辱”，最忌反复无常；再个扶幼天王不见得比扶曾国藩好；三个就是曾国藩又岂容他玩弄于股掌之中。管仲向齐桓公投降一次，庞德向曹操投降一次，那叫弃暗投明，或者叫忍小辱而就大功。但是，可一不可再多次投降人就不值钱了。如果李秀成既要功名又要声名的话，扶曾国藩就要比“袭蜀汉姜维故智伪降曾国藩复兴太平天国”的两次反复功名相等但是名声要好，他保全士民的心愿也易于实现。
不管李秀成被俘前如何忠勇，临死时又如何坦然，写自述时他是确实要降的。降曾、降清都是降。他要终止革命，设法保存部众，转向反侵略战争，这是明末李定国走过的路线，大顺余部李定国和大明余部唐王、桂王有过联合抗清的历史，并未受当时和后来的普遍非议。革命在这时已不发挥拯救人民的作用，人民却在为一场无结果的革命作最终付出。结束一场无结果的革命，减少人民生命的无益付出，转向反侵略战场，李秀成认为这才是切实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这是文化传统和一般社会心理认可的。老天王已死，幼天王已逃，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尽忠对象，李秀成认为能拯救余部，反抗侵略即可无贻后世之讥，孰料大谬不然。
周屯《忠王自述?序》中说：“从现存的文献来看，他当时的态度是利用封建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保存革命力量，斗争的矛头转向更大的国外侵略者，这三者是不可分的整个复杂思想的体现。这当中，我们认为当时主导思想的，是着重在对外斗争上。……这是革命实践的要求，这不仅不是一个幻想，更不能作为怕死、妥协投降看待。……李秀成作为一个农民革命的领导人、英雄人物，是没有什么减色可说的。”
吕集义在《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的说明里说：“在全部《自述》中尽管忠王为了幻想实现他的某种政治意图，不得不说了一些污损自己的话，但在字里行间仍然到处表现了他的坚定的革命立场”。《自述校补本》前言中说：“（李秀成）之所以在《自述》中带些颂谀敌人，污损自己的话，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确实如此，但不仅如此。当梁启超、黄兴、**赞扬曾国藩时，却不“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梁启超断言：“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认为曾国藩是“大本大源”之人，表示：“予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个半世纪后我们无产阶级史学家多有对曾氏其人其学其功赞不绝口者，似乎不能说是“有其苦衷和政治目的的”。最不应该发生的是，自己一边对曾氏赞不绝口，一边对姓李的赞曾氏骂不绝口，这很武断、很**、很滑稽，尤其对无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是如此。“用最美丽的字眼称颂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大有人在，有史学家说是李秀成，我看不是，他还没有这么高的文字组织能力。
李秀成对曾氏兄弟的“谀词”不乏由衷之词，并非全是吹捧。正如曾国藩对太平军将领刘瑲琳、林启容极表佩服也是由衷之词，无意吹捧一样。但李秀成丧失自尊，自称为“贼”，自污自毁则不足为训。虽然他的自污对于忽悠曾国藩，掩护幼天王和战友行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他与郜永宽等投降者损人利己、牺牲战友以自保自荣者截然不同。他的投降有他的原则和底线：一、继续保护幼天王，使敌人不向广德、湖州追击幼天王，与卖主求荣者正好相反；二、他要求招降部众，未必是“有计划地进行另一个阶段的革命事业”，但确是“为保存全部的革命力量”，保存而已，并非为了继续革命，但也与卖友求荣者相反；三、郭毅生、任恒俊认为：“李秀成有七可降而不降，有三可走而不走，他的感情和立场是站在太平天国方面的。再看他对苗沛霖、郜永宽等叛徒，直斥为‘这班反臣不义’，这样的爱憎分明，决非出自甘心投降者之笔。”四、李秀成反对曾国藩借用他的名义，派遣爪牙马玉堂、赵金龙直接主办招降事务。主张在皖省居中，亲自发文四处，主办此事。招降保众的目的达不到时绝不与曾氏诱降杀降的可乘之机。成功了则从阶级斗争战场转移到民族斗争战场，不成功也好为虎口逃生者打打掩护。力求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左宗棠看穿了李秀成的意图，他在同治三年九月十五日上奏清廷，陈述他的看法说：“李秀成所供广德之贼不击自退，并劝官军勿专杀两广人，亦在庇纵逆党，亦可概见。”[ 《左文襄公奏稿》卷10，《提讯李士贵口供贼情请暂缓处决书》。]
不是用牺牲他人的生命换取自己的生存，不是牺牲革命的利益换取个人的利益，只为余部的最大保存考虑，这最后的一念是和李秀成一惯以爱民为念相一致的。活着，为自己和别人的生存而战；临死，仍不能对余部的临死置之不理。不是死到临头万事休，而是死时犹怀苍生想。被俘当晚，曾府幕僚赵烈文走访李秀成，问其有何打算。李秀成说：“惟死而己。顾至江右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 《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375页。]”表明了自己最后的心迹。大势已去，双方最后的性命相搏只于性命有损，于大事全然无补。“杀敌一万，自损八千”，不论“一万”还是“八千”，其基本成分都是农民，或依附清朝以求生，或对抗清朝以图存。当一个政权同它要取消的政权一般无二之时，互相的战斗就是纯粹的相斫了。以桀伐桀的最后相斫，于国有益吗？于民有益吗？能挽救和促进革命吗？革命意义丧失时，革命气节也无从谈起了。难道说世界上真有不要人道不计民命的革命气节吗？难道生命除了革命的价值就没有它本身的价值了吗？难道个半世纪前的农民不是为生存而战而是为真理而战、为革命而战了吗？亦或为自由和**而战？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老实巴交的他们会有这种革命信仰和革命精神吗？
对于李秀成他们来说，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不能说为革命而战，为真理而战，那太崇高、太理想了；只能说，为生存而战，为尊严而战，或者也为正义而战，那样才现实。人们关注的是现实的、切身的事情，真理、革命、理想社会很少进入其视野，更少编入其战斗日程。陈炳文部那种几十万人的成建制投降，虽然于革命者说并不光彩，但对于那几十万人来说切实有益，比失败后被**被虐杀似乎更有尊严。起义时是为了生存、为了尊严而战，现在放弃斗争则是为了抓住最后一线生机，为了维护残余的一点尊严，是不同情境下同一心地的合乎逻辑的表现。不讲保存地战斗到最后一人。忠实的革命者这么选择，是英雄之举；革命者代替众多的部下和民众作出这种选择，则是残酷和霸道，如果还不能说是草菅人命的话。这真的符合殉难者们的最真意愿和最大利益吗？不能用无产阶级先锋队去要求当时的太平天国领袖，更不能用来要求当时所有的将士和民众。当时革命的任务、革命的内容与后来不同决定了对其气节的要求也与后来不同。
革命以求生存，革命以求发展。民不聊生才革命以求生。革命为人民而生，人民非为革命而生。革命需要牺牲，牺牲未必就是革命。革命气节离不开对革命的捍卫和坚守。当革命走入歧途，甚至已经在逐渐丧失其革命性时，革命已不成其为革命，又何言为革命牺牲？这时表现的只能是某些个人的英雄气概，又如何会有普遍的革命气节？革命是用较少的牺牲换取更多的人更好地生存和发展。革命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不仅看为了什么，许诺了什么，最终也看得到了什么。革命本为救死，革命决不是为了送死。当太平天国的天国梦已被自己和敌人击得粉碎时，谁还能要求人们用自己的鲜血流成大海打造向往中的海市蜃楼？龚云肯定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自救运动”，这里的“失败”不只在说明敌人疯狂镇压以致失败，另外也在说明革命本身的低水准不足以完成自救的任务。
战以部众、和以部众，李秀成爱国爱民心并无转移。防鬼反为先，从无出路的阶级战场迈向大一点的民族战场，而又并不以战友的生命和本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这似乎也说得过去；反抗本为了本阶级的利益，而现在继续反抗于本阶级有损无益；并且于国家也有损无益。但作为清政府，它是宁可勾结列强对内也不愿团结李秀成等人对外的，李秀成对其本质认识不够才会有与它一同防鬼的念头。
李秀成的一生，主要在战斗中度过，在他身上，生气勃勃的气质占着上风。
李秀成从战斗到被俘到临死，不乏损己利人之举，单刀赴会平叛乱，犯颜谏天王，弃马救幼主，冷对曾九锥，镇静作自述，临刑从容，一桩桩如诗如史。即使他向曾国藩献招降计时，仍在掩饰战友的行动，提防招降时的杀降。这也是曾国藩不能利用他的招降计肆其毒手的原因。石达开的骗于骆友耕，陈玉成的骗于苗沛霖，郜永宽的骗于李鸿章，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历历在目，使李秀成戒惧在心，时刻警惕着曾国藩的诱降杀降。求生不忘人之生，设降又设防，一时动摇又复坚定，这使他的表现与其说是投降，不如说是在不对等情况下愚敌人进行的一场保存自己保存战友的试探性的谈判，在某种程度上不失为一场最后的较量，也是他最后克服自身弱点再次走向坚强的一次自我完善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敌人的屠刀粉碎了他最后的幻想和试探，实现了他最后的觉醒和坚定。
绝对反抗，不断革命，成了后人评论一个革命者的革命性的标志。不承认革命者也有彷徨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也有走出彷徨走向坚决、克服软弱走向坚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李秀成软弱的一面，总是无视他不断走出软弱走向坚强的一面，否定了一个人的认识的完成、人格的完成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李秀成是一个复杂的的人物，最真实而清晰地再现了历史的复杂性。缺乏学术研究应有的耐心和严谨，把历史简单化、把历史人物简单化，这就会缺乏对历史的生动而真实的把握。
三、“守节”者与“失节”者的简单比较
我们又喜欢拿洪仁矸、陈玉成、赖文光和石达开、李秀成对比，前者确实无愧于太平天国里英勇就义的典型。其实他们对敌人也并非一无幻想。将他们做番比较有助于我们把事情看得更明白些。
1862年谷岭起义失败后，洪仁玕与其他十余人被捕入狱。洪仁玕“坐于众囚中心怀深忧，大为失望”。他想“倘能以脱众人于死刑，当乐以身代”。洪仁矸想过以一己之命换战友生存，但他们都是敌人刀葅上的鱼肉，明知没有“乐以身代”的可能，只能说说而已了；如果他认为有这种舍己全民的可能，他将如何抉择？
遵王赖文光也是欲以牺牲自己拯救部下自投清方的，敌人称之为“善学李秀成故智[ 《扬州御寇录》，见《太平天国》第5册第145页。]”。
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1872年被清军围于大理，“子弹告竭，食用俱尽”，他“情愿拼舍一身，以救数万生灵，命（杨）荣等献之投降”，服毒后出见清降杨玉科，说什么“杨大人，本帅凑你成功，不干城中老少之事，你要另眼相看。”[ 《滇西变乱小史》，《回民起义》第2册，第95、96页。]企图以自己的牺牲和部众的投降的巨大代价换取清统治者“勿罪其党与百姓”，贷得城中老少安全。自己百死不足惜，但求民众保全，是高风亮节，不是无耻；但关心则乱，无奈之下的舍己全民不能感化屠夫的心肠，反为屠夫们血洗大理，邀功请赏大开方便之门。这是对敌人认识不清、对其凶残估计不足、存有幻想所致。其出发点不坏，但是以君子之心测恶人之腹，敌人就是能恶毒到令石达开、杜文秀意想不到的深刻地步。杜文秀投降，自己和杨荣等身首异处，“城内外老幼男妇一概被杀”，“尸骨堆山，死者十余万众”。[ 同上]
陈玉成被骗于苗沛霖也是敌友不明，把敌人当朋友。他的向苗霈霖冒险求师，也有向洪秀全以死明志的动机在内，一是因为自己对安庆之失有愧于心，一是由于洪秀全苦苦相逼，他想以死相拼扳回大局。他们共同的错误根源在于最后关头也不甘心坐以待毙，要探索最后的可能性，陈玉成寻找的是死里求生的最后战机，洪仁矸、石达开、李秀成要寻找保全部下的最大可能性。他们比较有共同点，他们和洪秀全不同，洪秀全无意弃京突围，决心与城为殉时是要大家和他一起死，不想为大家留生路的，当然也是不耐烦为革命求生路。撇开部众不顾，为一己计的投降是自私；撇开部众不顾，为一己计的匹夫匹妇式的自经于沟渎何尝不是一种自私。不想为大家着想，又怎么奢望他为革命着想？他的服毒而死或不药而亡，既是自杀其肉体，也是放弃对太平天国的责任、导致太平天国提前灭亡。弃城别走，人民、革命都还可以走着瞧，然而洪秀全不愿意为人民和革命多走一步了。天京陷落时，城内仅剩三万人，其中“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 《李秀成自述原稿注》36页]”，除了给曾氏兄弟的“吾辈以杀人为业”的封侯事业作最后的的锦上添花，提供大量人头外，三、四千的疲惫之众能给敌人多大杀伤是可想而知的。有一线突围之机时不拼命一博，而是等着屠夫和死神的肆虐，人民的坐以待毙的泣血的悲壮使既我们后人肃然起敬，同时又使我们对某些领导人的麻木不仁百思不得其解，“人命关天”啊！舍命以全三军英雄系列的出现，是农民领袖心中真正开始有人民的表现之一，爱国爱民为国为民的忍辱负重，表现的是更健全的人性。如果以“人民标准”和“生产力标准”衡量，石、李力图减少将士的无谓牺牲、终止无结果的战争会造成的生产力破坏，“舍命以全三军”的思想境界与罔顾民命，以人民鲜血为一己、为一姓图王霸业、屠城觅侯者比，到底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舍命以全三军”的道德动机不可非议，“舍命而不能全三军”才是应该使后人万分警惕的。梁启超《李鸿章》书中对李秀成的极高评价：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
章太炎1906年为黄小配《洪秀全演义》序中也说：
“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旗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若石达开、林启荣、李秀成之徒，方之徐达、常遇春，当有过之……”当代学者也有类似的评价：“太平军当中能称得上政治家的只有两个人，前期是冯云山，后期是李秀成，冯云山为太平天国接生，而李秀成呢则是为太平天国送终，曾国藩、左宗棠他们评价太平军将领的时候，往往要加上狡和猾这样的字眼，但是他们提及李秀成始终会以正大光明的大将来评价他，李秀成的这一生可以说是一部奋斗史，他是从底部圣兵开始做到一代忠王的，是典型的艰苦奋斗型的选手”
无论什么情况下，无论出于什么动机，无论被忠的对象如何，都必须一忠到底、一忠到死，这是后来许多觉得石、李对洪秀全不够忠的人的思维误区。难道石、李对于洪这个最高领袖，真应该如曾国藩宣扬的：“君或不仁而臣不可以不忠，父或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夫或不贤而妻不可以不顺”吗？遵守和宣传单方面的不对等义务和责任，宣扬君权、父权、夫权的至高无上、认为承认君、父、夫不必为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负担任何责任和后果，上层的横逆下层必须顺受，这是一种十足的奴才哲学。做满清的奴才无疑是可耻的，做洪秀全的奴才也不不见得就是光荣的。
翦伯赞认为，我们今天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不等于要用工人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而是用工人阶级的历史观点，即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联系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和历史条件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虽然李秀成的打算投降时总在顾及部下的生存，但李秀成面对死亡没有陈玉成、洪仁玕的浩气凛然的确是事实。
四、洪秀全、李秀成最后关头的信念和现实感比较
又有人说，李秀成建议曾国藩招降部众，是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反映，“在他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对农民革命事业来说是一种变节行为。说到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太平天国领袖们到最后关头，失败已成定局时几乎已是一种共同的心理。洪秀全一味言天，信天不信人，革命一上马就腐化和内争，对北伐的含糊不力不求进取，已经说明理想不够明确，认识不够清楚。最后的不药自毙[《据李秀成自供手迹》“天王斯时已病中，病临到四月二十一而故。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自好不好亦不服药也”。”]，自毙之前自称要去向天父、天兄求救，何尝说明他们自己对“洪秀全、杨秀清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有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不能认为他以身殉道，真的到天上搬救兵去了。不积极突围，别求发展，消极的坚守即是缺乏现实感的认识不清，信念不坚定的等死或寻死。理想一直不明确，信念早已丧失的正是洪秀全能够“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吗，世上哪有这样的事？石达开在出走后曾起林泉之想。天王的最后关头等死或寻死并不说明他比石达开认识深刻，立场坚定。陈玉成安庆失守被洪秀全落井下石，褫夺兵权后赌气不走甘陕，以身饲虎冒险向苗沛霖求救，即有死马当活马医的舍命陪天王，为了天王孤注一掷的英雄气短心理。丧失信心而能“不惜一死而求部众活命”，未必不是石达开、李秀成的过人之处，心灰责任在，洪秀全就做不到这一点。洪秀全自己打定主意要坐以待毙了，最初还不许饥民出城谋食，更不同意李秀成让城别走的主张，自暴自弃，自己消极等死，也不打算为天国军民争取最后一线生机。自残个人事小，自残群众和革命事大。敌人兵临城下而上帝远隔云霄摧毁了他最后的精神寄托，他的服毒草而亡或不药自毙摧毁了太平军最后的精神寄托，“更令全局混乱”，加速了天京的失落。大势已去，失败主义笼罩一切，石达开、李秀成丧信心不丧良心，灰心责任在，自有人所不及的地方。不管他们最后关头的信心意义是否重大，他们的事业最终不能完成，也终于没有完成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毕竟，孙中山、**的胜利不等于洪秀全的胜利。有信心而失败与无信心而失败，哪个盲目哪个清醒我们一望便知。
1862年马克思十分失望地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革命有个质量问题，革命还有个成本问题。6000万人血污游魂归不得，成本不可谓不大；从上而下可以全面公开地腐败，“丑恶万状的破坏”，质量可以说不高。大势已去时，天国腐败弊政积重难返，**的治国思想拜上帝教只不过是煽动群众的美好理想，这些李秀成早已看透，所以他不认同自己的天国的政治信仰，他所能做的就是尽臣子的责任，为百姓士兵着想，减少无辜伤亡。当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时，仍选择坚守天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抱必死殉国之决心。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太平天国运动是一个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同志认为，“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正因为农民不能领导战争取取得彻底胜利，所以石达开、李秀成承认失败是与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相符合的，他们承认历史的无奈，并非因为他们承认失败历史才开始了无奈。“历史的悲剧造成了李秀成的个人悲剧，而不是李秀成的晚节不终造成了太平天国覆亡的悲剧。这一点对评价李秀成十分重要，论者不可孤立地看待‘招降十要’，不可脱离历史条件而苛求于前人。”[ 郭毅生、任恒俊：《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标准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说明它的质量欠缺，**认为 “他们不能成为正确的领导者”断定他们前途欠缺。和李秀成一样，“在他（们）的思想里，对于洪秀全、杨秀清倡导的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一直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的人，其实也包括洪秀全和杨秀清自己。其实，石达开、李秀成对历史的这种切身体会正好是马论和毛论的很好注脚，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基于这种真实，石达开、李秀成的考虑和选择才不可以简单否定。
石达开、李秀成的气节超出了洪秀全，但比不上无产阶级先锋队，当时也没有这种要求和条件。
吴晗也多次强调，不能用现代标准要求古人。他认为：“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把他们放在所处的历史时期，与同时代人比较，与前辈比较，而决不可以拿今时今地的条件和道德来衡量古人，假如这样做，就会把历史搞成漆黑一团，没有一个可以肯定的人物了”。
五、与美国名将罗伯特?李比较，李秀成大节无亏
把李秀成放到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去，衡之以一般国际公论，李秀成的忠诚是不成问题的。台湾的李敖大师评价杜聿明将军的投诚时曾有一段比较切于事理的论述：“照现代标准，一个将军，只要尽过全力作战，在尽过全力仍不免于战败的时候，他可以有所保全而投降。这种将军，他回国后仍旧是英雄，仍旧被当做英雄般地欢迎，所以如此，就是大家真的相信人可以不做无谓的牺牲。孟子说，‘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就是这一道理。当然，这并不是说，当事人死是错的，而是说，死不死是他个人的选择问题，是他个人的自由意志问题，而不是别人或统治者代为选择的、代为强制的。硬定一个取舍标准，去叫人肝脑涂地，不是合理的要求，也不是人道的要求。[李敖：《蒋介石与杜夫人》，《李敖精品文集》第18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2月版。]”。
美国的南北战争中南方最著名的李将军，罗伯特?李，是中国李将军李秀成的同时代人，平时也英勇善战，屡挫强敌，声名远播，最后碰上北方名将格兰特，从此一蹶不振，大势已去时也为保存部下，率军向格兰特投降，格兰特当即申令部下，尊重降卒，一体同胞视之，一如战争从未发生过。李将军生荣死哀，美国南方北方人民把他与格兰特将军相提并论，共许他们为能为理想而奋斗的杰出人物，声名不堕至今。“李秀成起于小卒，位次微末，当金陵割据以后，尚不过杨秀清帐下一服役童子。然最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故洪氏末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19页，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7月版。]” 当代学者也有类似的评价：“太平军当中能称得上政治家的只有两个人，前期是冯云山，后期是李秀成，冯云山为太平天国接生，而李秀成呢则是为太平天国送终，曾国藩、左宗棠他们评价太平军将领的时候，往往要加上狡和猾这样的字眼，但是他们提及李秀成始终会以正大光明的大将来评价他，李秀成的这一生可以说是一部奋斗史，他是从底部圣兵开始做到一代忠王的，是典型的艰苦奋斗型的选手”。在梁启超、孙中山、章炳麟等人的叙述里，李秀成的形象是雄伟的，地位是崇高的，李秀成或与石达开、或与冯云山、或与陈玉成并称。章太炎1906年为黄小配《洪秀全演义》序中说：“洪王起于三七之际，建旗金田，入定南都，握图籍十二年，旗旄所至，执讯获丑，十有六省，功虽不就，亦雁行于明祖。……若石达开、林启荣、李秀成之徒，方之徐达、常遇春，当有过之……”敌人对他且恨且敬，苏州、南京等地的军民上下甚至是清军投降士兵，都愿意跟他走，把他看作是黑暗王国当中的一线寄托。苏州的居民更是出现了拥戴忠王，反对太平军的这种奇特的现象。
中国的李将军，视同时在异国作战的李将军，自学成才成将成名的自强精神过之，战斗的艰苦卓绝过之，战至最后时刻的坚忍又过之，生死关头换马救主的忠勇又过之，一个封建社会的穷山冲里出来的仅识之无的穷小伙能够与同时的中国老翰林、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圣人曾国藩一争高下，能够与美利坚有国际声望的英雄人物相比毫不逊色，这不啻是一个奇迹。他可能无法与无产阶级先锋队相比，不能成长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也难怪先前有无产阶级历史学家们“（我们）研究了白纸上写黑字的《李秀成自述》和别的一些材料，得出了一个‘原则’：李秀成是彻头彻尾的叛徒！”美国人还不得愧死，他们口口相传快150年的香饽饽——罗伯特?李，给我们的反封建的农民英雄们提鞋都不配，美国人如果有觉悟、有气节的话，应该狠狠地说：“我们研究了近150年……得出了一个‘原则’：罗伯特?李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有时，忠于革命和忠于革命领袖是统一的；有时，忠于革命和忠于革命领袖又不统一了。到天京败亡，李秀成被俘，忠于革命和忠于人民、爱惜兵民性命又不统一了。李秀成的一生，是比较能关心平民疾苦的，他甚至把“利人”看得比“名节”还重。他曾对人讲过：“为民父母，当以全身利人为要，若仅沽名殉节，不顾祸遍苍生，亦岂志士仁人之所忍为**”。由于他平日能够“用命散财，肯救穷人”，所以能深“得军民之心”；也正因为他以恤民保众胜于“沽名殉节”，所以在他认为必要时可以置个人“名节”于第二位。曾纪泽为自己的父亲曾国藩的外交策略这么向慈禧说过：“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曾惠敏公全集?奏疏》卷二]曾纪泽是精通时务，了解国内外形势的有作为的爱国者，他和李秀成都看到了比世俗公认的气节之外有更大的国家和民族利益值得拼了“声名”、“名节”去委曲求全，又岂止拼命而已。 曾纪泽之言，其情也哀其词也直。可以为和戎的曾国藩言，也可以为舍命以全三军的石达开、李秀成言。
生命的付出有时竟只是小事，可以作第二层考虑。为了替国家民族社会人民保全大局竟至于要牺牲世俗所重的所谓声名气节。曾的和戎，石、李的不定真假的“投降”，都必须超出个人的生死去考虑。而且还要超出个人的声名气节去考虑。爱国爱民的方法并非只有不断反抗一途。
曾国藩的“拼得声名”，力保和局，何尝不是其爱国情怀在此时此地的艰难显现？石达开、李秀成拼得第二层性命不要，又拼得第一层的声名气节不要，舍命以全三军，给革命意义愈来愈淡，悲剧意义越来越浓的厮杀画上一个休止符号，何尝不是其爱国爱民情怀在其时其地的艰难显现？
“舍命以全三军”的道德动机不可非议，他们真诚地希望拯救部下将士的性命，但是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缺乏本质的认识，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舍命而不能全三军”，这才是应该使后人万分警惕的。
国家与民族利益高于阶级利益，集团利益，党派利益。绝对反抗不断革命的口号喊得再响也只是暴虎冯河，死而不悔的匹夫之勇。孔子说；“暴虎冯河，死而不悔者，我不与焉；必也临事而惧，谋而后成者也。”不能空喊为真理献身，为革命献身。面对大事大非大灾大难，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把国家与民族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这就是曾、石、李的过人之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声名以之，气节以之，体现的是更大的耐心和责任心。对曾、石、李等必取“同情的理解”，进入他们的情境物境与意境，体验其内心世界，再现其内心，原其本心与处事的方法。
历史为李秀成出了难题，李秀成的解题思路和方式又给后人留下了议论纷纭的话题。他和他的《自述》无疑会成为太平天国研究中最富研究价值的一部分，他努力解决而未能的问题也还是今人努力解决而未能的问题。
六、缅怀石达开、李秀成的英勇事迹
1863年6月27日，石达开在成都公堂受审。
《蜀海丛谈》中有对石达开之死的记载：
“就死之日，成都将军为崇实与骆文忠同坐督署大堂，司道以次合城文武咸在。石及两王跻堂，为设三拜垫于堂下。三人者皆跏跌坐垫上。其头巾及靴褂皆黄缎为之。惟石之头巾上，加绣五色花。两王则否。盖即章制之等威也。清制，将军位在总督之右，骆故让崇先问。崇语音低，不辩作何语。只见石昂头怒目视，崇顿气沮语塞。骆始言曰，石某今日就戮，为汝想，亦殊值得。计起事以来，蹂躏数省，我方封疆大吏，死汝手者三人。今以一死完结，抑何所恨。石笑曰，是俗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今生你杀我，安知来世我不杀汝耶。遂就梆。石下阶，步略缓，两王仍左右侍立，且曰，“仍主帅先行。”石始放步先行。是时先太守甫戳取来川，充成都保甲总局提调，所目睹也。石之死处，在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督标箭道。三人自就绑至刑场，均神气湛然，无一毫畏缩态。且系以凌迟极刑处死，至死均默默无声，真奇男子也。” 《黄彭年致唐友耕函》中对石达开之死的评论：“此贼举止甚稳，语言气概，不亢不卑，寓坚强于和婉之中。方其就死，纳履从容，若是我大清忠臣如此死法，叙入史传，岂不炳耀千载？如此人不为朝臣用，反使为贼，谁之过欤？”
当代学术界对石达开的总体评价是：“他在太平天图前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一位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太平天国第一流的军事家与政治家”，“在太平天国后期孤军奋斗，最后虽然失败，仍然起了牵制清军，配合长江下游的太平军作战的作用。他自己的奋斗精神也很能激励后人。”
1864年6月1日
洪秀全病逝。6日，十六岁的幼主洪天贵福即位。1864年7月19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曾国荃督湘军挖地道用火药炸塌城墙，从太平门冲入天京城内。太平军一万多人与敌人展开肉搏战，一部分战死，其余在混乱中突围。李秀成自述中说：“是日将夜，寻思无计……不得已，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忠王李秀成带一千多人，护着幼天王从太平门冲出。这一着确是高招，一百年后，**登上太平门，盛赞李秀成这种胆识和智慧。
由于李秀成出城时把自己惯骑的战马让给了幼天王，自己断后，掩护其突围，结果他自己因“马不能行”，渐渐地跟不上队伍，后面敌兵紧追，不得已，只好藏在天京郊外方山的农民家，不料被两个奸民认出，并向敌人报告，7月22日，李秀成不幸被俘。
7月23日，李秀成被送曾国荃部肖孚泅营。据曾国藩幕僚赵烈文日记记载：曾国荃“闻生擒伪忠王至，中丞(曾国荃)亲讯，置刀锥于前，欲细割之。或告予，予以此人内中(指清廷)所重，急趋至中丞处。耳语之。中丞盛怒，于座跃起，厉声言：‘此土贼耳，安足留，岂欲献俘耶？’叱勇割其臂股，皆流血，忠酋殊不动。”曾国荃久攻南京不下，对李秀成恼怒之极，暴跳如雷。而李秀成则表现得大义凛然。8月7日傍晚，李秀成被曾国藩处死，时年42岁。在临刑前，李秀成毫无戚容，谈笑自若，并写10句绝命诗，“叙其尽忠之意”。李秀成从被俘到被杀，前后仅有16天。
他的死敌戈登在他死后追述：“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风采，你就会相信，象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李鸿章）、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他是叛军拥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创业精神的领袖。他比其他任何叛军首领打过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军领袖。”李鸿章感慨说：“伪忠王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狡狯异常、诡谲多谋、谋狡而稳……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
李秀成着力经营的苏福省，有力地支撑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革命斗争。如今在李秀成当年驰骋过的地方，依然传唱着一些有关他的民歌：
青竹竿，白竹台，
欢迎忠王到苏州来。
杀脱张、和两强盗，
愁我伲（们）农民好把头抬。
毛竹笋，两头黄，
农民领袖李忠王。
地主见了他像见阎王，
农民见了他赛过亲娘。
黄秧叶子绿油油，
忠王是个好领袖。
地主见了他两脚抖，
农民见了他点点头。
农民领袖李秀成，
是我伲（们）农民大恩人。
杀了土豪和恶霸，
领导我伲（们）把田分。
长江襄水向东流，
我伲（们）日夜都发愁。
千愁万愁不愁别，
愁你一去不回头。
麻雀麻雀好自由，
飞东飞西不发愁。
你到天京托件事，
看看忠王瘦不瘦？
从这些民歌中，可以看出苏南一带人民对李秀成的热爱。当1862年秋李秀成奉命带兵回救天京时，苏州人民对他难舍难分；1864年6月天京失陷、忠王被俘后，人们又渴望打听到李秀成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