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围绕太平天国的建都南京和坚守南京之争，重点谈军事保守主义对太平天国造成的严重危害，重点分析由此触发的一系列军事危机。由于缺乏战略眼光和进取精神，太平军的占领南京，既是他们造反的重大胜利，又是他们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建都南京转攻为守，战无前方退无后方，守不胜守，是为“自困之术”。不断两面作战、千里行军，救不胜救，拖垮了李秀成、拖死了陈玉成，是为“自疲之术”。最后的死守加速了天京陷落，给敌人造成了天京大屠杀机会，并且加速了整个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是为“自杀之术”。
一、建都南京的争论和定调
太平军攻占武汉以后，面临着三个进军方向：北进河南、西入巴蜀、东下东南。石达开劝杨秀清“先图入蜀，再图四扰”；洪秀全在长沙时意在进取河南，“欲取河南为家”，问鼎中原，直捣虎穴，但首次攻占武昌却想在这第一个到手的省城“建都”了，随武昌陷落而作罢，那么接下来取南京为都也不勉强了；杨秀清“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迳取江宁为‘巢穴’”。杨秀清假借天父裁决，夺取南京，踞为根本，徐图进取。占领南京以后，洪秀全主张分军镇守江南，大军直趋中原，取河南为业，把反清战争推向北方，推翻清朝统治，夺取全国政权。清朝危机四伏，人民蜂起四方，“斯时北路尚未设防，城堞不坚，地无险阻”，[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第15页。]
人心慌乱，整顿未就，攻敌未备，虽未必犁庭捣穴，亦必能动摇根本，加速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排挤，激动全国人心，局势将大为可观。正如罗大纲说的：“欲图北必先定河南，大驾驻河南，军乃渡河”。罗大纲谋勇兼深，功大名显，为天国著名战将。但其人为三合会首领之一，受洪、杨等上帝会领袖疑忌和排挤，仅得为中级军官，其人不被信任，其意见不受重视。杨秀清只想自己镇守南京，要洪秀全北征。据《忠王李秀成自述》说：
“此特（时）天王与东王上（尚）是计及分军镇守江南，天王心欲结往河南，欲取得河南为业。后有一老年湖南水手，大声扬言，亲禀东王不可往河南，云：‘河南河水少而无粮，敌困不能救解。尔今得江南，有长江之殓（险）又有舟只万千，又何必往河南？南京乃帝王之家，城高池深，民富足余，上不立都，尔而往河南何为？’后东王复想，见这老水手之言，故而改从，后即未往，移天王驾入南京，后改为天京。”
决定建都南京，主要是杨秀清一意孤行的结果，犯了战略性的错误。
由于洪秀全了解杨秀清另有企图，如果亲征，既恐天地会在北进途中壮大，脱出自己范围，异军突起，同自己争江山，又深恐杨秀清后院放火，轻则坐享其成，重则绝其后路，前后受敌。正是因为各藏机心，互相疑忌，使洪秀全主力北伐之议胎死腹中。时住南京的地主文人马寿龄以诗记事说：“朝名天，国名天，京名天，尽人假托天无言，蛊惑愚人恐不足。或言天王思迁河南都，变妖当扑臀之肤，否则天王斫头颅”。[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第4册，第736页。]早在1853年，杨秀清即获得了扑天王之臀、甚至能威胁斫天王头颅的权威。洪秀全被迫屈服。
二、定都南京的严重军事后果简述
太平军占领南京，是他们造反的重大胜利，又是他们走向失败的转折点。
定都南京，就当时来说，是失去了极为有利的战机，给清政府以喘息之机，有可能组织力量攻击太平军。恩格斯指出：“在战争中，尤其是在革命战争中，第一原则是迅速行动，直到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为止”。[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单行本，第90页。]从全面和长期说，“既然建都南京，就极易使太平天国处于不利的被动局面，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一个沉重包袱，它的保卫问题和粮食问题经常成为军事和经济的头等重大问题，束缚了自己的手脚”。[ 苑书义等著《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第253页。]它奠定了太平天国保守主义的战略基调，绑死在一棵树上，除了天京以外再无所谓全局，敌人只要一打天京，太平天国的所有其他部署立即被打乱，南京最终成了吸干太平天国生命力的肿瘤。
（一）战略重心转移，株守南京影响了北伐大业，便于敌人对自己聚而歼之
既然建都南京，就势必要把确保南京的任务放在了首位，侧重点由对中原心腹的进攻转换为对南京的防御。南京依赖安徽、江西、湖北的粮食供应，要确保南京就必须大力经营长江流域，夺取长江上游武汉、九江、和安庆三大据点，太平军主力被迫摆在了西战场，北伐大业就只能寄托于偏师的侥幸取胜了。既得之，患失之，害怕敌人对南京的威胁从而自动解除了自己对北京的威胁。北京的威胁一解除，南京的威胁就随之而至。它把自己放到了敌人的包围圈里，使敌人有明确的进攻重点，给了敌人聚而歼之的时间和机会。使敌人既有时间又能腾出力量来设置包围圈，从此太平军由攻势转为守势，由外线作战为主变为内线作战为主。而且在清方南北大营的多次围攻下，只能从外地调兵解围。太平军东下占领南京之时，各路清军也分头逼来，建立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对南京形成夹击合围之势。建都南京后首要的军事任务，已经不可能是把革命推向全国，而只能是如何解除清廷南北两大军事营垒的困忧，每当太平天国有所作为之时，他们就在大本营牵制捣乱。太平天国从1853年建都天京到1864年覆亡为止，清廷这一强大的军事压力与威胁一直相伴始终。
这种军事保守主义战略，是一般人最易犯的毛病，非独某些太平军领袖为然，自古而然。但对太平军来说，可以说是有着致命的危害的。有宋一代，唯辛弃疾以其非凡的战略眼光，一反南宋的传统防守战略，提出了“出兵以战敌之地”的主张，论述得何等明白透彻，正好可以用来 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太平军的军事保守主义危害。他说：“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来攻，孰为利？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孰为得？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也”[ 《美芹十论》第十篇《详战》。]。可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当时的南宋统治者和后来历代军事将领能领会辛氏战略精髓的人才实在微乎其微。
（二）它拖住了自己的主力，丧失了向外围发展的机动性
如果太平军占有南京，守住武昌，拥有武昌至南京的千里地带，以享有粮仓之称的江汉平原的粮食，不仅可以保障武昌、南京和前线的后勤供给，还能在版图上割裂清朝统治的完整性：“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然后主力北伐，数路策应，以所向披靡之势迅速占领北京，不论当时的清朝统治者、冷眼旁观的西方观察家，还是后来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都持赞同与肯定观点。即使不能确保北伐成功，也能保证进退自如，又何至于偏师北伐的无策应、无退路呢？令人遗憾的是，太平军不仅未能乘势攻取北京，而在进军南京之时，又忽略了武昌的重要战略地位，竟将它主动放弃，全军顺流东下。如果太平军分出一部分兵力守城，并不影响攻略南京。当时太平军虽号称百万，但除去老弱妇孺，能战之兵只有十万左右。如集中兵力先摧毁威胁天京的清江南、江北大营（时两大营兵力不足三万人），然后以天京为中心，上取武汉、九江、安庆，下取上海、苏、杭，建立巩固的江南根据地，最后再挥师北伐，与清廷争夺天下，也许会取得刘邦、朱元璋的胜利。但天国领袖们计不出此，却匆匆将全部太平军兵分为三，结果无论留守天京，还是北伐、西征，其兵力均不占优势，实际上给了清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不从一举统一天下考虑，单从割据自保考虑，保守南京，也不能放弃武汉。曾国藩说：“论天下之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何也？能保武昌，则能扼金陵之上游，能围荆、襄之门户，能通两广、四州之饷道，则势成割据之势。”[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后来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在奏稿中也说：“武汉形势壮阔，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关键，而武汉则为荆襄之咽喉，武汉有警，则邻疆震惊，南北均阻，控制无术。”[ 《胡林翼全集·奏议》卷十四。]湖南、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上海、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或是敌人统治薄弱，或是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都具备占而有之的条件。浙江为李秀成重视而不为天京重视，刘丽川小刀会占领上海后如果太平天国能意识到其意义不因军事形势困难而忽略它，其意义都将是非比寻常的。一个南京的保存是以很多战机和战果的丧失为代价的，不只是一般的的得不偿失，简直可以说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如果能批亢捣虚，不死守南京，不拖死安庆，动一盘活棋，情况必会大的改观。
观小刀会占领上海一役的场面就可理解清廷之虚弱、洪、杨之无能，以及人民能量之大了。
8月3日，周立春等首先发难，上海城为小刀会所据，可称是兵不血刃（只有县令因拒绝交印而被杀）。
“初五日夜半，（周）率众数千人，呼啸入道署，吴（健彰）急升堂谕祸福，而所集义勇亦倒戈叛, 佥曰：大人请起。一呼而阖署皆裹红巾焉。”
再看北伐军二万余人长驱北上，乘虚蹈隙，半年横扫五省，从长江流域打到天津附近，距北京仅三百余里，一直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始终保持着对敌进攻的态势。讷尔经额率万余清兵从怀庆回防直隶，刚到临洺关，闻北伐军至，“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 薛福成：《讷相临洺关之败.》，《庸庵笔记》，卷1，第4页。]。“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无不各鸟兽散。正阳门大市若荒郊，无人迹[ 邓文梹：《哭不足以济事》，《醒睡录初集》，卷3。]”，朝堂之上，王公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 同上。]。咸丰已经准备逃往热河。
清朝诚已摇摇欲坠，奈洪、杨终非了此一局之人。
（三）拖垮了自己的军队，影响了根据地建设
坚守南京使陈玉成、李秀成等将士两头作战、瞻前顾后，穷于奔命，拖垮了自己的军队；两面作战，不断为天京救火，使任何进攻都只能浅尝辄止，攻击不能彻底，战机不断放弃，胜利成果不断放弃，既使天京保不胜保，同时又影响了这些地方的根据地建设，尤其是无法深入发动群众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为了救南京，只能老是玩着“围魏救赵”的单一老谱。“取势于千里之外”、旋战旋走的“围魏救赵”，只能通过给敌人一时困扰缓解天京燃眉之急，一时之计非长久之计，可一不可再，而纸上谈兵的洪仁矸硬是一用再用，洪秀全更是如此。蹇叔谏秦穆公说“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古代军事史上“非所闻也”的战略战术竟为洪秀全、洪仁矸作为锦囊妙计津津乐用，孙膑的围魏救赵是以逸待劳，而洪氏兄弟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能以逸待劳，反而劳而无功或劳而少功，拖垮了自己，对敌人只是起一时的吓唬作用，对自己却是致命的。医的是“眼前疮”，剜却的却是“心头骨”。天京一地一时的平安是以牺牲自己的有生力量、有利战机、有效战果作为代价的。
时东时西，忽南忽北，进攻不能彻底，战果无法巩固。浅尝辄止，大胜时机会丧失；随占随弃，使小胜成果往往放弃。进攻不彻底，等于没有真正的前方；随占随弃，等于没有真正的后方。大胜只如小胜，小胜有如不胜。即使陈玉成、李秀成不断作战、不断胜利，也改变不了南京保不胜保的局面。“**十误”第十条。李原稿为“误立政无章”，曾国藩改为“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
三、具体谈坚守南京与陈玉成之死的关系
为了攻克南京，曾国藩死死咬住安庆不放。洪秀全要死守南京，就需要陈玉成死守安庆。天京拖死了安庆，安庆和庐州拖死了陈玉成。
安庆是天京的西大门，是安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中心，而安徽根据地又是天京的西部屏障，是天京和西线太平军人力物力的供应基地。正如洪仁玕所说的“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他和洪秀全从巩固天京着眼，十分重视对安庆的保卫。陈玉成由于曾长期活动于长江上游，无数次战斗的锻炼，使他具有只有占据上游才能保卫天京安全的观念，因而对安庆的战略地位有着深刻的认识，对安庆的得失非常重视。
江南大营覆灭、苏浙根据地开辟，引起反动阵营的恐慌。咸丰命曾国藩督军径赴苏、杭，“保全东南大局”。曾国藩认为：“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服金陵之张本。”拒不应命，继续督湘军主力进犯安庆。只要洪秀全的死守战略一日不变，曾国藩的死咬战略就一日有效。一旦洪秀全对天京弃守两可，曾国藩真是欲咬不知从何处下口了。
如果天京可守可弃，那么安庆也可守可弃，这样天京就不成为拖累李秀成、拖死陈玉成的负担，反而转守为攻，可以策应陈玉成、李秀成主动进攻，死棋下成了活棋。陈玉成无后顾之忧，就有了攻克武汉的把握。不死守南京则安庆可守，武汉可得，南京亦未必失守，是为不守之守。
一八六○年春，陈玉成、李秀成合兵破江南大营，天京再度解围。在1860年5月天京高级将领会议上，洪秀全就批准了洪仁玕先取苏、杭，然后分兵南北两路，沿江西上，奔袭武汉，以救安庆的战略计划。
1861年，陈玉成西征队伍攻克黄州，离武汉仅160里。曾国藩把主力摆在安庆外围和安庆对面的皖南，而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却非常空虚，曾国藩供认“江、湘、皖、吴、秦、豫，皆视鄂之安危以为安危，鄙人隐忧，惟此为最大耳。”武昌清军不满3000，战不能战，守不能守，湖北巡抚胡林翼远在江西，惊慌失措，埋怨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飞调水陆援军，但缓不济急。由于英人恐吓，加以李秀成南路未至，主要是湘军根据曾国藩“我但求力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方针猛攻安庆，而陈玉成也没有意识到如果据有安庆上游的武汉，曾国藩、胡林翼之流的“必保鄂然后能谋皖，必保皖然后能平吴”的反动战略就无法实现，“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的反动部署也必然破产。陈玉成因解安庆之围心切，弃虚而就实，放弃唾手可得的武汉回援安庆，执着于同优势敌人直接争夺安庆，这样就坐失战机，使保卫安庆的战斗更加艰巨。
如果洪秀全、陈玉成以曾国藩咬安庆的咬劲咬武汉，“我但求力破武汉，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则武汉可得，安庆不加危。弃武汉不攻则安庆不可守，安庆不可守则再后补攻武汉即无意义。
一到陈玉成不能攻取武汉，安庆之危几不可解，唯一的出路，就是当机立断，组织退却，放弃安庆，保存实力，待机破敌。然而在安庆保卫战中，为保天京，也为了自守其“分地”，陈玉成违反“完军为上”的军事原则，不惜牺牲主力，死救安庆。为了保住安庆，陈玉成竟一再冲进敌人的预置阵地，死打硬拼， 20000余将士英勇奋战，全部壮烈牺牲，西线太平军精锐部队丧失殆尽，而安庆还是没保住。这对太平天国是一个致命打击。正如洪仁玕所说：“我军最重大的损失，乃是安庆落在清军之手。安庆一失，沿途至天京之城，相继陷落，不可复守矣[ 《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53页。]”
第二次西征之前、西征之初，不株守南京和安庆，可以奔袭武汉，把战火引向敌人后方，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攻其必救，既可解安庆之围，又能乘机歼灭湘军主力，可以巩固安徽和江浙根据地，甚或可以开创更好的局面。
第二次西征失败，当时，曾国藩对安庆进行‘围城打援’，陈玉成可以灵活选择战略方案，或者主动放弃安庆，营救安庆守军出城，或者挺进敌人薄弱的内线运动发展，则陈玉成北走豫、陕，联络捻军，“分兵扫北”，大则实现其“如得汴京，黄河以南大江以北，实可独当一面”的夙愿，小则可以与敌人更长久地周旋。
安庆保卫战在安庆外围激烈展开，这件事的本身就意味着太平军从战略上的主动转为被动。也正由于陈玉成战略思想存在问题，以致他所擅长迂回包抄、避实就虚等一系列战术没有能够运用，反而和湘军主力进行决战。这时湘军精锐尽集安庆外围，马步各军达五万之众，还有水师配合，并有经营一年多的防御工事。主客之势业已形成，敌我力量又有悬殊，使陈玉成在安庆外围战事屡遭挫折。在攻坚战不利的情况下，他没有寻求新的对策，孤城安庆的争夺，吸引和消耗了他的兵力，给太平军带来很大损失。因而，安庆保卫战的失败，是西征计划半途而废的必然结果。
安庆的失陷，太平天国革命面临严重局面，如何挽救危机，需要正确的策略来指导军事行动。当时，陈玉成的处境非常困难，安庆新败，士气低落，回到庐州之后，“尔言我语，各有一心”，加上由于天京发生“耘天燕之案”，陈玉成“见朝中办事不公平”，“具本启奏”仗义直言，结果“小事酿成大端”。[ 《陈玉成谕马融和》，《太平天国》第2册，第745页。]洪秀全派人“恭捧圣诏三道，圣旗一道”，指责陈玉成“前退太湖，复退安省”，并给予革留处分。安庆失守，陈玉成为洪秀全保守主义战略付出了巨大牺牲，而洪秀全对自己的保守主义战略不知躬自反省，改弦更张，反而委过于人，对愚忠的陈玉成落井下石。陈玉成对安庆之失本已有愧于心，再加上洪秀全苦苦相逼，“见势如此”，“心繁（烦）意乱”，萌发了以死明志的念头。这一切使陈玉成没有能冷静地思考对策，也没有采纳赖文光的“北连张、苗，以固京师，次出奇兵，以进荆、襄之地，不下半年，兵多将广，可图恢复皖城，俾得京门巩固”的正确建议，错误地“请命自守”[ 《赖文光自述》，《太平天国》，第2册，第863页。]，决定“坐守庐城，愚忠于国”[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52页。]，“死守上游”，为天京“犄角”，把自己放在占有优势敌人进攻的焦点，想以死相拼扳回大局。后虽派陈得才、赖文光等率师由庐渡淮，经豫入陕，“广招兵马，早复皖省”。但这支精锐部队的远征西北，对牵制敌人东下起不了什么作用，而且犯了分兵的错误。他虽然竭力加强庐州的防务，修垒筑卡，挖沟濬濠，但此时湘军已顺流东下，连陷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等地，庐州和天京联系非常困难。多险阿也在一八六二年初自舒城进至距庐州三四十里之处，“步步为营，渐次逼城”。一八六二年五月陈玉成突围走寿州，不幸为苗沛霖诱俘。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就义于河南延津。
陈玉成一误于武汉、再误于安庆、三误于庐州，与其坚持天京军事保守主义关系至大。其他各王大多缺乏全局观念，消极迁延，救援不力，也是导致安庆保卫战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安庆失守，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西线的战斗已经陷入无法挽救的危境之中了。
1862年5月底开始天京会战到1863年6月进北攻南计划失败，天京之危不解，而李秀成往返奔波，丧失了巩固和发展江浙的大好时机。为保天京而加速安庆、江浙失陷，等于自拆藩篱，也加速了天京失陷。洪仁玕说：“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少矣。”
四、具体谈坚守南京与苏浙之失的关系
多年以来，洪秀全一直只强调保卫天京，眼见天京形势危急，不顾李秀成在下游乘胜直进的大好形势，固执抱着那以天京为中心的战略决策。1862年5月，曾国藩率湘军进逼天京。陆师驻扎雨花台，水师屯泊护城河口，负责保卫天京的洪仁发、洪仁达，根本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卫。1862年，洪秀全感到天京危急，安乐窝受到清军威胁，便不顾李秀成原拟的军事计划，严诏李秀成来京解围。洪秀全一天之内，向在松江前线的李秀成连发诏书三道，命他火速带兵回京。当时，李秀成在东线正反败为胜，连连得手，杀得李鸿章的淮军和洋枪队连遭大败，龟缩在上海城内不敢出战。乘胜攻下上海也不无可能。但是，在洪秀全的严厉催逼之下，不敢怠慢，只得回兵苏州，召开军事会议，布置战略转移。洪秀全只考虑到天京的安危，对全盘战略的得失缺乏考虑，也不认真研究和听取军事统帅的意见，而只是凭君主**的权威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李秀成只好改变计划，仓促救驾，李秀成一方面命人“将省府财物米粮火药炮火俱解回京”，一方面从苏浙各地抽调军队赴京。同时亲自率领十多万大军，于10月13日抵达天京，被迫在敌人锐气正盛的不利时机发动进攻。从10月13日到11月26日，各路太平军对湘军发动猛烈进攻，战斗极其激烈。曾国藩命令湘军“缩营自保”，拼命顽抗，说自己“忧心如焚，心胆俱碎”。前敌统帅曾国荃，智穷力竭，被太平军打伤，太平军打死湘军五千多人，差一点攻破敌人的营垒。大战持续46天，由于“正逢天冷，兵又无粮，军需不济”， 而十三王人心不一，士不用力，战斗中勇往直前舍命相争的精神已大为降低，李秀成的指挥才能又难以发挥。终于未能攻破湘军的营垒，不得不停止进攻，撤回天京城内。未能解围，反使外地战略部署全乱了套。
洪秀全以天京为中心的战略部署，不但未能解除天京的围困，也给浙江战场造成严重的后果。1862年初，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左由江西东攻浙江，浙江太平军统帅侍王李世贤，英勇善战，在金华以西的龙游，汤溪、兰溪等城与左宗棠军展开大战，相持半年之久，多次挫败左军的进攻。1862年10月中旬，由于天京吃紧，天王飞诏李世贤火速率部回援天京，李世贤将浙江防务作了周密布置，命李尚杨带十多万太平军严密防守，50天后亲自回来与左宗棠决战（但后来一直未回）。然后带领部将秦日采、陈世坤等精锐兵将七万人驰援天京。李世贤走后，浙江太平军缺乏强有力的领导，不同系统的部队发生摩擦，将领互不团结，个别的甚而叛变投敌，1863年3月，龙、汤、兰会战失败，严州、金华相继失陷，清军东下进犯杭州，致使浙江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如果依李秀成计划，或则天京解围战虽迟而可胜，或则以天京小挫换来外地军事态势的主动，失之东隅犹可收之桑榆，对太平军全局仍然是有利的。洪秀全不此之图，导致两头失利，内外俱困，提前迎来了天京和太平军的末日。由于天京破围未能成功，天王洪秀全非常不满，将李秀成“严责革爵”，命令李秀成向长江北岸渡江北上，经略皖北，调动清军回援，以解天京之围，执行所谓“进北攻南”的战略。以天京破围新败之师，苏福未固之地，后方未稳，千里行险以侥幸地“进北攻南”，失败当然难以避免。李秀成虽不赞成，也只好冒雪而行。1863年1月，常熟守将骆国忠向李鸿章献城投降，常熟与苏州毗连，危及苏州安危，李秀成不得不先率军去收复常熟。但在叛徒骆国忠与淮军、洋枪队的配合顽抗下，无法奏效。3月，李秀成又只得率军远征皖北，《中兴别记》述称，当时“李秀成调集常州、丹阳诸贼，屯江宁下关、中关，号称二十万。自九伏洲（在长江北岸，与南京下关相对，方圆二十里，据传面积达一万亩。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即在洲上筑垒架炮，铁锁横江，作为江防要地）陆续渡江，意欲假道皖北，窜扰鄂疆，截断江皖各军运道，图解江宁之困，盖因近攻不克，取势于远也”他率军先后转战巢县、舒城、庐江、六安、寿州等地。狡猾的湘军头子曾国藩，洞悉太平军的战略，一面调兵加强江北各城的防务，而以主力死死盯住天京，丝毫不为所动。敌人在皖北实行“专守为攻，以逸待劳”的防御方针，坚壁清野，不与为战。太平军所到之处，“攻又不下，战又不成”。更兼皖北多年连遭战火洗劫，赤地千里，烟火断绝，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太平军沿途转战，疲劳过甚，饿死病死的很多，士气低落。李秀成奉命北征后，洪仁达乘其外出，将苏、杭一带兵将自行调用，破坏他原来布置的防守计划。1863年6月，湘军攻下雨花台，天京危急，洪秀全又急诏误事，实际上是洪秀全自己造成的。
陈玉成牺牲后，李秀成是太平军的统帅，他命李秀成火速回军救援。6月20日回军渡江时，正逢长江涨水，江水横溢，道路冲毁，十多万将士拥挤在狭小的阵地上，遭受湘军炮船的轰击，造成严重的损失。英人呤俐记述当时的情况说：“他们的人数太多炮弹不断地在这些骨瘦如柴的人民中间轰轰地爆炸。人群过于密集，许多人被后面的人挤落江中，为江水卷去。成千只炮舰向这些拥挤在一起寸步难移的人们猛烈地轰击。那些精疲力尽残存的兵士从倒在地上的自己同伴的尸体中间慢慢地挣扎起来。这些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在这种撤退中所遭到的严重打击，较之一连串的战败还要可怕。在敌人的炮火下渡江，炸死了一排排的人，一切只有逆来顺受”。“十二天内，一切可以得到挽救的兵士全部渡过了扬子江。回到天京城里，总数不及一万五千人”。经过这次北征，太平军损失将士十多万人，军势军威同时坠落。洪秀全亲自决策和主持的天京解围和“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终于彻底失败，在此期间，东线李鸿章的淮军与洋枪队相勾结，在浙江和苏南发动进攻，许多城镇纷纷落入敌手，东线对天京的支援也更加困难了。这一次重大决策失帅百万大军，东征西讨，在反抗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屡建战功。他战略指挥的成败，直接关系着天国的安危。北征失败以后，李鸿章在给皇帝的奏报中说：“伪忠王自十年春间攻破金陵长围，进陷苏、常、杭、嘉、湖各处，上窜江西、湖北，先后掳胁溃兵游匪，众以百万计，分置各城。又尽得东南财赋之区，取精用宏，日以强大，几至不可收拾。自去岁屡战屡败，及招降各城，精锐散亡，不下二十余万。其至九伏洲过江，仅存四、五万人”。李秀成沉痛地说：“此举前后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不断地四处救火、不断地被天京指令性作战、不断地浅尝辄止，将士不得休息，将领们难以从这样杂乱无章的战场上捕捉战争规律、积累和总结战争经验，也影响了战局的发展。
五、洪秀全死守天京与李秀成“让城别走”建议的权衡
天京拖住主力、敌人包围天京，使天京保卫战打成了硬碰硬的、主力对主力的保守主义的战争。
如果总能批亢捣虚，不株守一隅，不以保卫天京为中心和敌人硬碰硬拼消耗，而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保存革命力量以求发展为中心从天京包围圈转移出去，舍地以保人、舍地以求发展，又怎么需要旷日持久、死伤枕藉的天京解围战、天京保卫战？以人换地的保守主义战略发展的结果是人地俱失。自动入围，如何解围？让城出围，何用解围？
过早定都南京，除了围着天京团团转外，是既没有真正的前方又没有稳定的后方可言的。洪、杨决心定都南京时，罗大纲反对在前，慷慨陈词说： “天下未定，乃欲安居此都，其能久乎？吾属无类矣！”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而洪、杨不以为然反生忌意；李秀成言之在后，罗大纲的担心即将成为现实，然而犹可收亡羊补牢之效。不幸的是洪秀全“十年一觉金陵梦”，沉醉依然。十年前罗大纲一眼识破一语道穿的“常识”被十年的危机一再诠释着，而在“天禀圣聪”的“上帝第二子”那里竟会变得至死不可理解的深奥，这实在是一个奇迹。
由于洪秀全把李秀成从苏州调虎离山，便利了清军对苏州的占领，后方更为空虚，使天京也更加独立难支，连军事历练不多的洪仁矸也已意识到天京“得救之望绝少”。灭绝之祸迫在目前，虽愚盲亦明，妇孺亦知。
导致失败提走到来。前面几点已经可见失败之必难避免。偏生天王洪秀全“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对南京一见钟情，坚持从一而终。
1863年12月初，太平天国镇守苏州的将领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等八人，刺杀了慕王谭绍光，集体叛变降清，苏州陷落。苏州失陷是对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当时，天京外围已基本为湘军控制，天京的粮食只能靠苏浙一带供给。苏州陷落后，杭州、无锡、丹阳、常州等重要城市也处在敌人进攻或包围之中，湘军对天京的围困也越缩越紧，洪仁玕当时指出：“安庆之失，天京已危。及苏州一陷，得救之望绝矣！”
在这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12月20日，李秀成从丹阳前线轻骑赶回天京，第二天上朝，向天王洪秀全详细陈述了当时的严竣形势：曾国荃攻占了雨花台，截断了天京南面的通道；占领了江东桥，天京西门不得出入；夺去了七桥瓮，在东门外垒防守；城北的下关，重兵驻屯，“兵困甚严，壕深垒固”，气焰嚣张，实力强大。而**方面，“京中人心不固，俱是朝官，文者多，老者多，小者多，妇女者多，食饭者多，费粮费饷者多”，更兼“粮道已绝，外救不来”，因而向天王洪秀全提出了放弃天京，全军突围，“让城别走”的建议。
李秀成两次援解京围的失败，使天京的保卫战更加艰苦。李秀成向洪秀全沉痛地提出：“京城不能守，曾帅兵困甚严，濠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的建议。又说：“不如舍天京，尽弃苏浙两省地，御驾亲征，直趋北方，据齐、豫、秦、晋上游之势以控东南。其地为妖兵水师所不能至，洋鬼势力所不能及，然后中原可图，天下可定也。”若不迅速早图，“合城性命定不能保”。“若不依臣所奏，灭绝定矣﹗”
但此时的洪秀全断然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
事实上，只要抓紧时机，迅速突围，实施战略转移，天国革命事业还是有回旋发展的余地。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拼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
其实，李秀成的建议，实是挽救危局的可行之法。只要稍为清醒，面对现实的人都可以看出，坚持死守孤城，只能是死路一条。
日益扩大的封建特权和享乐腐化的生活，销磨尽了他当年诛妖救世无所畏惧的雄心壮志，十年的纸醉金迷、金山银海、天上人间已经与他的生命合而为一，。长年安居天京，眼睛只看到天王宫的围墙，对天国所处的战略形势缺乏全面的了解和清醒的分析。，他不堪贫困、不耐驰驱，幻想天京多次化险为夷的惊喜剧情会再为他重演。他作弄够了的上帝也折腾着他，这时也成了他最后的依靠，希图上帝给他最后的解救。多年来，由于洪秀全深深沉溺于宗教迷信之中，“靠实于天，不肯信人”，认为自己是“亲承帝命，永掌河山”的“万国独一真主”，天京是天父上帝恩赐给自己的“小天堂”。
早已丧失进取心的洪秀全，对这个合理的建议断然拒绝，并对李秀成严加申斥：“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又说：“朕铁桶江山，子不扶，有人扶。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根据以往的经历，他梦想和相信，只要从各处调集援兵，就可以像以往那样打败敌人，解除京围，却不知道这些部队早已被中外反动势力分割包围，苦斗苦撑，自顾不暇。他曾多次派专使前往西北，诏陈得才、赖文光部火速回援，可以看出对西北远征军寄托着特殊的希望，但却不知道这支太平军几次东进“急救金陵”，都在清军的阻击下，难以夺路东下。事实说明，农民阶级的保守性使他目光短浅，既看不到所处形势的严重，也找不到扭转局势、摆脱困境的正确出路。
尽管论者对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去向有不同看法，但是，谁都承认，在“让城别走”与死守孤城这二者之间，只有前者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太平天国在永安的突围，就是革命战争史上一个生动的范例。当时，大江南北，尚有数十万太平军坚持斗争。陈得才、赖文光所部太平军，正在陕、豫、皖一带与捻军联合作战，成为清廷在中原地区的心腹之患。洪秀全如真的能“让城别走”，放弃天京，到外国侵略势力一时尚难以涉足，清朝统治势力较为薄弱，人民革命斗争高涨的地区开辟新的基地，发动群众，积蓄力量，天国事业仍有发展的机会，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其例。这个建议反映了敌我双方的实际，符合太平天国的根本利益，正是敌人所畏惧的。曾国藩说：“近日形势诸多顺适，人人翘首以望升平，不知忠、侍、辅、堵各党及金陵老巢之众，尙不下七、八十万，如果旁溢四出，为患犹巨。此间与左帅、沈帅熟商，虽略有准备，终苦无得力将领分布各处，纵横驰击，将来穷寇四窜，无孔不入，终恐无以御之也。”
可惜，洪秀全坚持死守孤城的错误方针，对李秀成让城别走之议不但置之不理并且恶语相加，使太平军失去了保全实力的唯一可能，失去了挽救革命的最后时机。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7月19日，天京被湘军攻破，敌人疯狂的烧杀抢掠，使天京陷入一片火海，空前的大悲剧，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洪秀全制订和推行的死守孤城的方针，直接造成太平天国的败亡。
六、并非只有保守南京一条路好走，可供选择的道路有多条
至少有三条更好的路：一个是主力北伐，直取中原，南方设根据地，南北贯通，重点突破，四面开花；一个是多边割据，如锁如链，渐扣渐紧。一个是先南后北，先营南九省。定都南京后，商讨北伐时，罗大纲认为，北则专意务北，南则专意务南；最忌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又忌孤军深入，有险无援。“欲图北必先定豫，车驾驻汴，军乃渡河。否则，先定南九省，无后顾忧，然后三路出师会猎燕都。若悬军深入，犯险无后援，臣不敢奉诏。”定都南京和北伐的要害都被他不幸而言中了。“太平天国既着重经营南方，又偏师北伐，这是十分幼稚的决策”。其结果是兵力分散，顾此失彼，北伐既无有力配合，又无广阔的后方为依托。太平天国的不南不北战略，不但正好钻进敌人的口袋里，而且正好对着敌人的刀口上。不够北，刺不着敌人的要害，敌人不怎么疼；不够南，没有缓冲地带，没有广阔的后方为依托，没有深入发动群众以壮大自己力量，敌人每一击自己都受个扎实。敌人最疼的北方和敌人最软的南方都不是太平军进攻的重心，专找敌人不疼不软的地方下手，袋里藏身，刀口余生，又谈何容易﹗自己不南不北，敌人就处于可南可北、南北夹攻的主动地位。等于伸开两手给敌人抓劳，使敌人肆无忌忌惮地拿天京开膛剖肚。不北产生敌人的江北大营，不南产生江南大营。建都南京之始，太平天国就从此长期遭受清廷南北两大军事营垒的威胁和困扰。每当太平天国有所作为时，他们只消在天京高敏感区一抓挠，立刻如汤泼雪，一切行动雪融冰消。智者不立于危墙之下，天京就是洪、杨的危墙，洪、杨自立于危墙之下，欲求生存发展，“以若所为，求若所欲，无异于缘木求鱼也。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后必有灾”。政治和军事上的短视注定太平天国的悲剧难以避免。
七、其他严重后果
前面主要从军事角度对建都南京的危害进行了剖析，下面略微提及其政治影响。
首先，它提供和保障了腐败滋生的稳定的空间，加速了内讧；相对安定的小环境，提供了腐败和内讧产生的较为宽裕的时间和空间；进一步发展了封建等级制度，带来腐化堕落、贪图享乐、追名逐利的负面效应。
其次，它使极端政策充分大暴露。洪、杨在割据地区尤其是南京所实施的极端政策，既是历史的倒退，更是对文明进步的背逆。定都南京，高压、腐朽、内讧都有了较为集中而稳定的场所。比如大肆屠杀清政府官员、满人、知识者和商人，分男行女行强迫男女一概分居，基本废止商业，禁止历代书籍等等。天京模式的打造成型，使极端政策大暴露，从而在全国人心丧尽。如果战争进展快，战果迅速扩大，新的环境、新的血液会有利于稀释南京的极端政策，缓解、排除毒素，有利于领导者在形势的推动下与时俱进，有利于运动的健康发展，也可以为矛盾的缓冲和错误的更正获取空间和时间上大的便利。
潘旭澜先生说“‘定都’南京，既是洪、杨为自己找到安乐窝，也是为自己建造了坟墓。”[ 潘旭澜《太平杂说》65页。]“太平军‘定都’南京，是古城的不幸，也是它的幸运。著名古都承受了最大的劫难，使其他地方得以减轻或幸免。”[ 潘旭澜《太平杂说》66页。]是私心和短视使洪、杨选取了南京。作为太平天国的两个最高领导人，他们的主要关心点，一个是“安享天福”，一个是夺取宝座。
杨秀清拒绝把太平天国的战略基地推向北方，坚持在南京建都立业，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保守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形势的飞速发展，战争的巨大胜利，冲昏了杨秀清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他们错误地把攻克南京看作是战争的决定性的胜利，因而产生了“建都既成，天下大定”的思想。建都南京后，太平天国的许许多多错误的发生和发展都与其有密切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