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在政治上没有搞什么近代化，而是因袭了封建的皇权主义。洪秀全宣称的天下一家、东西一体不是主张国与国的平等，人与人的平等。他要做全世界的天王、君师、教主和主人。洪秀全的**体系和杨秀清的两人的两大**体系分权**，暂时的制衡和相互妥协产生了军师负责制。内讧后洪秀全乘机揽权，**与无政府主义兼相用，交为害，搞洪氏一姓王朝，掏空了中枢，搞乱了地方，**主义保护下的腐败和特权公开化、群众化、世袭化、制度化，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危机，**下的迷信加速了失败的到来。
一、现代人对洪秀全的一般性评价
对洪秀全及太平天国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评价：褒扬者将洪秀全捧上了天，视他为彻底的反清反封建的革命领袖；贬斥者则称洪秀全为贼、为狂人、为暴君、为邪教主，为要对半亿生灵的荼炭负责的罪魁祸首。
孙中山赞赏太平天国反清的“民族主义”，并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却直指太平天国“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即使成功了，也不过是历史上的又一个封建王朝而已”，根本不值得效法。孙中山认为太平天国并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为他们的领袖还有皇帝，实行的是封建**。“大家若是有了想做皇帝的心理，一来同志就要打同志，二来本国人更要打本国人，全国长年相争相打，人民的祸害便没有止境。”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上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一起诞生、和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不是社会革新的体现者。“无论是太平天国抑或义和团运动，在政治上都没有搞什么近代化，而是因袭了封建的皇权主义。所谓皇权主义，作为思想体系来说，是帝王思想；作为政治制度来说，则是封建君主**政体。”
李时岳教授认为：“要公正地评价曾国藩，首先要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而对太平天国，“首先，要洗去涂饰的**铅华，诸如洪秀全发动起义的‘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民族平等’思想，《**田亩制度》的‘耕者有其田’的实质，‘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政策，乡官制度的‘**萌芽’等等。其要害在于似乎农民可以自己解放自己。其次，要指出农民战争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破坏。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破坏’作用，逐杀清朝官吏，掠夺地主富豪，扫荡佛寺文庙，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大破坏，松动了板结的封建秩序。但是，农民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政权，从而真正解放自己。第三，要说明后期天京政权是个腐败的封建王朝。杨韦内讧，后起诸王自相残杀，剩下一个天王一味迷信，朝政紊乱，贿赂公行，圣库制度已经破坏，诸王均拥有巨资，奢侈糜烂。社会残破，民不聊生。最后，自然会得出太平天国没有前途的结论。推翻清廷的目标，自北伐失败后，领导集团即不再提起，偏安一隅为形势所不容许，从而只剩下被平息的唯一出路。两个封建政权旷日持久的对峙，不仅使广大群众饱尝战乱之苦，而且会造成殖**义者觊觎的机会。’迅速恢复统一与和平，从而集中力量从事近代化建设，是历史的迫切要求。胜利的一方自然属于能够顺应世界潮流的那一方。容闳从天京转到曾国藩幕府，很好地说明了这种历史的选择。”洪秀全在发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是天京事变后，特别是天国后期，也有不少严重的失误。。由于他长期脱离实际，缺乏对斗争形势全面深刻的了解，因而在斗争中不断发生失误，终于导致斗争的失败。
二、天国领袖们的理想社会模式
太平天国与以往单纯杀富济贫的农民起义不同，有自己独特的改造社会的思想和政策，而其大多出于洪秀全。“三原”是洪秀全发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基本纲领。“三原”的主要内容，是相互联系的，它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体现了洪秀全比较完整的革命思想，也说明洪秀全的革命思想已趋于成熟。三篇文章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他们的中心是什么？就是建立一个“公平正直之世”的理想社会，即“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地上天国”。
在“三原”里，洪秀全把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要求和中国传统的儒家“大同”思想、西方基督教的原始平均思想糅合在一起，在批判封建剥削压迫的现实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社会的设想。这个社会不仅是“讲信修睦”，政治上没有压迫的社会，同时也是“天下为公”，经济上十分平等的社会。这种政治上的平等观和经济上的平均主义，表现在洪秀全的“三原”等早期著作中、起义时期的“圣库”制度中、以及定都天京后颁布的《**田亩制度》中。
一八五三年定都南京不久颁布的《**田亩制度》是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包括社会组织、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献，完整表达了洪秀全的经济、政治思想。当然，土地制度是它首先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内容。它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否定了封建土地制度，幻想废除一切私有财产，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 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它反映了当时广大贫苦农民强烈地反对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要求，以及获得土地、追求平等平均的理想社会的渴望。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地权’和‘平均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田亩制度》的实质在于它的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彻底性。它的平均主义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革命的，而不是反动的，至于其所包含的错误和空想只是外壳而并非实质。
“拜上帝教”教义中的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是洪秀全平等观的两个不同侧面。分开来看，它分别源于基督教、儒家和传统农民起义思想，结合起来看，则是前所未有的。经济平等是政治平等的必要基础，政治平等是经济平等的必要表现。有了这两个平等，男女平等、民族平等，自然是顺理成章。
太平天国所颁布的政治纲领广泛代表了中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民族的利益和要求。在前期的政治纲领《**田亩制度》中，曾明确规定了“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以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我们称其为农业空想社会主义方案，或者是绝对平均主义的“大同”境界。它以土地问题为核心，同时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是一部理想主义的建国纲领和实施方案。而金田起义时期洪秀全创立的“圣库”制度，则是他的平均主义经济思想的具体实践。“圣库”制度的实施，反映了农民摆脱封建剥削压迫的迫切要求和团结互助，共同对敌的愿望，从而动员和吸引了处于饥饿线上的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奔集于太平天国的旗帜下。但当这种纯粹理想主义的方案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推行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尝试着走另外一条道路。1859年颁布的《资政新篇》便是集中体现。
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田亩制度》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提出的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纲领性文件，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者第一个有关分配土地的具体方案，体现了平等思想，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太平天国运动所颁布的《**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是农民阶级的伟大创造，给予了农民阶级一定的物质利益，反映了农民阶级渴望自由、平等的强烈愿望。《资政新篇》批判重本抑末，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是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要求，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代表了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的最高成就。是一部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宏伟蓝图。
《资政新篇》的理论根据是“变通”的观点。在洪仁玕看来，根据当时的客观形势，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才能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为此，必须向西方学习，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外交等方面实行全面的改革，尊重科学技术，提倡兴办企业，主张工商谋利，鼓励私人资本，尤其是从经济方面发展资本主义，增强经济实力，巩固太平天国政权，其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结局。
同时，太平天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太平天国倡导向西方学习，主张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已经大大超出了农民阶级理想所许可的范围，这说明在近代历史条件下，任何一个阶级、阶层或民族都必须正视世界形势，必须用新的科学的宇宙观来观察中国和世界的前途与命运。太平天国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上承林则徐、魏源的维新改良思想，但其内容比林则徐和魏源更广泛，下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但又不幻想依靠一个旧政权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从而在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把中国人民学习西方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 洪秀全确立封建等级制与君主世袭制
太平天国先后颁布了两个阶级的两种不同的施政纲领。前期颁布的《**田亩制度》为农民阶级的施政纲领，后期由洪仁玕所颁布的《资政新篇》所体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但两个纲领都没能得以实现。两个纲领性文献终至于没有得到施行，除了由于它本身有不可行的种种原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洪秀全向封建势力的回归。洪秀全贵为“天王”，大享特权，他要变革现实和谋求个人出路的初衷已经达到，这时宗教对于他的保护价值已经大大降低了，甚至可以施以践踏。
洪秀全无数次地在许多方面违背和践踏了他的平等思想。特别是在天京政权建立以后，森严的等级制度破坏了原有的政治平等；大兴土木的特权享受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平等；多妻制破坏了原有的男女平等。当年伴随着革命思想而来的种种封建遗毒大大膨胀起来，致使早期的教义变成了一纸空文。洪秀全作为一个在长期封建**君主制环境里成长出来的农村知识分子，其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帝王，“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和“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所以，在成为封建君主后，也确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
（一）向全世界全人类称王称主的**上国意识。
太平天国运动既有争平等的一面，又保留了不平等的封建思想。王凡认为，洪秀全平等思想与西方平等思想有本质的区别，还没有突破中国传统思想的范畴。
洪秀全作为一个在长期封建**君主制环境里成长出来的农村知识分子，其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帝王，“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和“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所以，在成为封建君主后，也确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
太平天国继承了传统的**意识，洪秀全自视为负有统治整个世界使命的“天王”， 只承认西方是中国的臣属之国，与历代帝王一样，他也在做着“胡越贡朝，蛮夷率服，任多版图，总归隶属” 的帝王梦，在好些诗文中**大国的思想表露无遗。“几乎全然不知道世界上到底有哪些王国和国家，但他们统治全世界的要求却十分明确。”在外交文书中，太平天国不是称“尔英人久已拜天，今来谒主”，就说“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内容虽大同小异，但口吻始终一致。美国驻华公使麦莲率团访问镇江、南京、芜湖之后，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不管对他们的政治权力制度作出怎样正确的判断，现在再也不能怀疑，我们不可能与他们在平等的条件下建立或维持交往。”
“天下万国朕无二”，“天下万国独一真主”，老子天下第一，而且老子天下唯一。 “天下万国人民归朕管，天下钱粮归朕食” 东方是我的，西方也是我的，人民是我的，钱粮是我的，只要他心血来潮，就可以上帝的名义拥有一切。“天下定于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只要他心血来潮，他可以凌驾古今中外一切人之上，，他的解放是为了自己一人高高在上，其他一切人匍匐颤栗于下。 “顾主享福在高天，不顾万载受永苦”“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只要他心血来潮，就可以上帝的名义处置一切，玩弄一切，是非曲直，生杀予夺，断乎一人，包括任何人的生命权，不仅生前而且死后都受他摆布。
洪秀全超级**理念的理论依据是宗教的天下一家和传统的**上国观念。他宣称的天下一家、东西一体，不是主张国与国的平等，而是要世界各国“来享来王”，尊奉他为天下“万国之真主”，他建立“地上的天堂”的最终目的在使自己成为“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他认为自己是世界大家庭里至高无上的大家长。东王“诰谕”也要外国人来“扶尔主、朝尔主，同尊上帝”，否则“便是妖魔”目的或是要维护国家尊严，实际上是在闹国际大笑话。**上国的自大症不断发作，清朝和他在这一点上真是难兄难弟、小巫大巫了。
（二） 意图实现政治、宗教、文化的全面**。
洪秀全既要当天王，又要当教主，对臣民实行君权和神权的双重统治；他不但要成为政治、宗教的权威，还要成为文化上的权威；不但要拥有中国，而且要称雄世界。他要做全世界的天王、君师、教主和主人。文化、宗教、政治，从物质的到精神的，从躯体到心灵，从生前到死后，有形的到无形的一律由天王**。
黄彦认为，洪秀全反复强调真神的存在，热衷于真假神之辨，其政治意图是“要树立一个能够压倒一切仙佛神鬼的、全知全能的皇上帝，假托他的旨意去号召群众投入一场反对封建皇廷的斗争风暴。”“但从宗教观上说，洪秀全不是以有神论反对无神论，而是以一神论反对多神论。”一个是为了反对封建的清皇廷的需要，一个却在于确立立洪秀全自己的思想**权威。前者是积极的，后者是消极的。
为了独树洪秀全一人的神圣，使土洋混合的洪氏宗教风行天下，使自己成为全世界的天王、君师、教主和主人。洪秀全对孔子、周文、周武、西方上**等众多神圣加以贬损，中国的儒家教义、西方上帝教义都要由他取舍，合意则留，不合意则弃。鞭挞孔丘、删改儒家经典的行为只是教派之争，而不是**与**思想的角逐。对其他一切宗教神道，统统呼之为“妖”，加以排斥和镇压。
洪秀全想借自造的上帝成为“万国独一真主”，控制臣民，雄霸全球。他其实不懂基督教，更不是真的要宣传基督教，他要宣传的是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洪氏宗教。他对罗孝全们的西方上帝只想利用而无信仰。《圣经》在基督徒眼里是不容改动的真理，洪秀全修订圣经，被西方传教士视为大逆不道之举，在南京的西方传教士就此提出质疑与抗议，洪秀全回答说，他是尊奉上帝的旨意才这么做的。罗孝全妄图通过洪秀全把西方的教义推向中国，洪秀全却意在利用罗孝全向世界宣传他的洪氏宗教，夺取宗教的世界领导权，用洪氏宗教取代一切中西方宗教。洪仁矸作为一名纯正的基督徒，曾直言不讳地说道：“传教士不应当到这里来，因为彼此教义不同，而天王除了自己的教义外，不允许有别的教义存在。”洪秀全的的基督教启蒙牧师罗孝全也说，他“不是要我来传布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要我来做官，传布他的教义，并且叫外国人来皈依他自己。“这种虚骄自大是非常幼稚的、狂妄的。太平天国的英国友人呤唎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对洪秀全的评价是“伟大的、英雄的、高尚的人”与“愚昧”、“疯狂”、“轻率”的人并存，认为“如果我们把这三种特性：高尚、疯狂、轻率同等的归之于天王的动机，大概我们就相当接近真实性了”。
冯友兰先生批评洪秀全“他所引进的并不是新教伦理精神，而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并使之同中国本土的封建迷信与农民起义的朴素平等观念相糅合，成为太平天国神权政治的精神支柱，因此，太平军如若取得全胜，洪秀全的神权政治得到巩固，有可能会把中国拉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去。”其实洪氏宗教主要还是中国地方特色的掺杂洪氏个性特色的不成“宗教”的“宗教”。“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是他不愿掌握也难以掌握的，“欧洲”和“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对他那时的中国人来说还太远了。
洪秀全的“天话”，实际上“这是一套神人合一、政教合一、不土不洋、以洋为表、以土为里的话语系统。它吸收了梁阿发的《劝世良言》中的某些宗教知识，以洪秀全本人的幻觉、狂想、现实需要为主体，而形成和发展的。核心是洪秀全的现实需要”。 浓厚的宗教色彩，神秘的宗教语言，终究有损于现实的政治斗争。
恩格斯说：“历史的‘有神性’越大，它的非人性和牲畜性也就越大”。
君权与神权结合的彻底**主义，必然排斥文化与科学。尊上帝、贬孔是天王要思想独尊，宗教、政治、意识形态这些领域，他都要唯我独尊。因科举失意导致对孔夫子的逆反，独尊上帝对其他教义的排斥，使得洪秀全极力排孔反孔。
为了成为凌铄古今的文化最高权威，取代孔子百代君师的显赫地位，洪秀全不分青红皂白，将中国历代典籍一律斥之为“妖书”。洪秀全曾下诏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由于杨秀清不欲洪秀全神权坐大，1854年以“天父”名义制止，“贼本欲尽废六经、四子书，故严禁不得诵读，教习者与之同罪。癸丑（1853.4）四月，杨秀清忽称天父下凡附体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等尚非妖语，未便一概全废。故令何震川、曾钊扬、卢贤绂等设书局删书，遍出伪示，示俟删定颁行，方准诵读。 ”两人对儒家的不同有政治斗争在思想文化领域曲折的曲折体现，争夺文化资源，争取舆论阵地，便于确立各自的政治权威。洪秀全尽毁不成，继之以删，成立删书衙，亲抓十年，到死也未删改出一部，是否有意为之不得而之。大约毁是真的要毁，删是假意要删，忽悠一下杨秀清。洪秀全敌视上帝教以外的一切人类文化，除极少数需加利用外，其余全在清除扫荡之列，可谓无像不灭，无书不焚，无庙不毁。
光罢黜百家尚不足以独尊洪术，还得宣传和发扬洪氏教义、发表新书，据专家考证共有四十多种。现在所知的，都是政治文件和政教合一的宣传品。
（三）危害性
太平天国因基督教而生，洪、杨等人，本质上是极端仇视知识文化的，对西方文化茫然无知也毫无兴趣，而对汉文化象征的儒家孔学又激烈排斥，中西不靠，虚无悬空，抽空了自己的文化根基。
世界**的理念加快失去了西方世界的支持，全面**使国内百姓失望，文化**下虚无过激的文化政策使另一特殊而重要的阶层—传统文人、地方绅士，在太平天国与晚清的殊死决斗中，成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世界**和全面**使太平天国失去了许多国内外人们的支持、同情与拥护。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孤立主义。
不过，他的思想也包含着平等对待洋兄弟的因素。因此，他一再发出诏书申明“中西永遵和约章”、“万国一体，天下一家” ，体现了他思想的模糊与矛盾。
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太平军占领永安后，洪秀全又封杨秀清以下为东、南、西、北、翼王。后来又在诸王之间设立了严格的等级，其中天王称万岁，其他诸王依次递减为九千岁至五千岁。定都天京后，又颁布《太平礼制》，确定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为16个等级，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为了显示森严的等级和宏大的仪规，规定出行时天王的骄夫为64人，东王为48人，其余各王依次递减。甚至还规定，各王驾出，大小官员士兵，如不回避跪道，一律斩首不留。为了显示洪秀全和诸王的威严，皆配备了大量的“执事官”，其中洪秀全拥有1659人，降至石达开还有1044人。东王杨秀清出巡时，必有1700多人打着各式灯笼、旗帜、衔牌、遮伞、扇饰等，而且一路铮鼓齐鸣，前呼后拥。洪秀全还发布《天王诏旨》，以严格后宫的秩序，以免天王及后宫的权威受到侵犯，规定：“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言不准出。今凡后宫，臣下宜谨慎，总称娘娘。后宫姓名次位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无赦也”。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臣下女官有敢传后宫言语出外者斩无赦也。而且表示“及今朕既诏明，不独眼前臣下宜尊，**天国万万年，子子孙孙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语也”。
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即使地主阶级、清王朝丧魂落魄，也使太平天国领导集团的头脑更深地陷入迷信和愚昧。攻占金陵之后，杨秀清等人极大地夸大已经取得的胜利，低估了清方的力量，这除了表现在军事上作出错误的战略决策之外，在政治思想上也陷入了空前的盲目之中。他们一进驻南京(虽然当时的南京仍然是清军包围中的一个孤岛)，就俨然以已取得天下的帝王自居，著手大兴土木，营造宫廷府第，摆起封建帝王的排场，过起腐化奢靡的生活。据史料记载，杨秀清外出，要出动“贼众千余人，大锣数十对，龙风虎鹤旗数十对，绒采鸟兽数十对，继以洋绉五色龙，长约数十丈，行不见人，高丈余，鼓乐从其后，渭之‘东龙’。乐已，大舆至。与夫五十六名，舆内左右立二童子，排蝇捧茶，谓之仆射；舆后伪相及众贼官等百人从焉。又继以龙如前状焉，行乃毕。” 这类排场，与封建帝王外出毫无两样。
洪秀全为了达到由他的子孙永远作为太平天国君主的目的，下令实行世袭制。在《天王诏西洋番弟》中说：“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
政治上，太平天国由神权与王权结合，朝中不但阶级森严，为王为官者的为所欲为，更甚于儒家思想约束下的朝廷。文化上，太平天国对固有传统文化完全推倒，对传统知识分子仇视。洪秀全诸王定都天京后，生活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至于所谓“开放科举考试予女子应考”，仅有一次。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作为一次农民战争，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农民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只在于打击腐朽的封建势力，扶正历史前进的轨道。至于自身的历史归宿，或则被地主阶级镇压下去，或则如同刘邦、朱元璋一样，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由于他们所犯的错误导致失败的事实，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必要的。
太平天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制度。太平天国这个在农民战争烽火中诞生的政权，依旧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因袭了封建君主政体。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所谓的农民政权中，造成了它的特权阶层。天王洪秀全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掌握着“一切生死黜陟等事”的最后决断权。以封建主义原则，以等级制度处理领导集团内部以及领导集团成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制定了“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要求人们作为道德规范恪守不渝。先起义的有更多特权、一人封王一家得道。在广西永安州时，就定下了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袭的制度，有天王垂范、有诸王紧跟攀比、还有制度保证。封建君主制和等级制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地主阶级的思想。由于地主阶级思想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农民阶级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洪秀全仿照封建政权模式，因袭封建君主制和等级制。他的皇权思想和享乐主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部分。
历史说明：在革命风暴中建立的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小生产的平等平均思想与封建**思想之间，也没有不可通过的万里长城。农民在不堪忍受时，会揭竿而起，并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农民摆脱不了封建**思想（帝王思想，等级思想，皇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影响，无法克服政权的封建化过程，无法克服内部的消极因素，正是由于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和矛盾的激化。内讧就是政权封建化及天国领导人思想蜕化的必然结果。
四、太平天国前期**体系内洪、杨**权力的分割。
太平天国前期，洪秀全的**体系和杨秀清的两人的两大**体系分权**，暂时的制衡和相互妥协产生了后世所谓的军师负责制。
苑书义认为，按照制度规定，太平天国实行天王“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君主政体。天王是君，军师为臣，天王“宰治天下”，军师“襄赞朝纲”，这种体制决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军师负责制。杨秀清是一切军事措施、行政措施的执行者，权力很大，但必须得到洪秀全的同意和批准，即“旨准”。本应掌握“生死黜陟”大权的天王洪秀全临朝而不理政，“画诺”而已，不是由制度决定的，而是东王杨秀清专擅的结果。所谓的军事负责制，以当时制度来判断是违制行为，杨秀清专权不是有**色彩的军事负责制的体现，而是君主制的变形。洪秀全、杨秀清所追求的决不是什么军师负责制，恰恰是一家一系的君主**。
太平天国的国家组织形式采取了这种把农民**主义和君主制独特结合在一起的军师负责制。这种政体，虽把国家实权归军师执掌，天王临朝不理政，作为一个虚君，发挥了农民**的一面。但却大讲“君道”和“臣道”，承认“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君臣界限不容逾越，如有人敢于夺取君位，就要被叫做“乱臣贼子”，斥为“篡盗”，人人得而诛之，又保留了君主制权能的另一面。而且归根结底是以封建君主制作为主要特色的。
把军师负责制强认作农民**制度是不对的。太平天国并没有建立超越君主**以外的政体。
这是一种既高效又高危的**制度。
起义之初，因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之间的相互制衡，洪秀全苦于没有处理军政事务的兴趣和能力，加上忠诚厚道的冯云山居中调停，并未形成明显冲突，所以洪、杨、肖的**意向并未充分落实，反似有种**迹象。洪氏**同杨氏**妥协于是乎有所谓军师负责制。
1848年12月初7日《天兄圣旨》“天父封尔为大道君王全”“但尔称王，不得称帝，天父才是帝也”，为作为上帝化身的杨秀清将来代洪自立，化天王为天帝埋下了伏笔，因为杨秀清是天帝在人间的代言人。
冯云山以同为知识分子，其才其德其功为洪秀全所忌，以洪系人马为杨、肖所忌，三人合力将冯去山由洪下第二位降至洪、杨、萧下第四位。
洪秀全坚持瞎指挥，冯云山苦谏不成，代洪冒险出师，受清军炮击死于全州蓑衣渡。从此，洪秀全出策乏人，响应乏人，面对杨的铁腕，洪秀全在军事上不能再随心所欲地乱拿主意，更难以、也更无心参与军政了，导致他军政方面的兴趣和能力迟迟培养不起来。为了安享天福、为了避免劣势下与杨秀清正面争执、为了扬长避短、曲线争权，洪秀全选择了不遗余力地造神。
正当能力的欠缺使洪秀全发展了造神弄权的非正当能力和兴趣。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是公认的太平军最高首领，洪秀全沉迷于意识形态的把握与主持，除重大事务的最终决策权外，一般不过问军事、政事，以“俗务”视之，统筹全局的实际大权由杨秀清一人执掌。洪秀全是公认的太平军最高首领，可他却把军权完全下放，规定所有军队全归东王节制，弄得自己没有一支亲自掌控的武装力量可供驱驰。
杨秀清因为少了萧、冯、洪干预权力更加集中。最后平叛时，不得不屡屡假手于人，不断受制于人。
军师负责制的实质是洪、杨两种**的暂时妥协和制衡；天京事变的实质是洪、杨争夺最高统治，合两人分权**为一人**。
杨秀清能独能裁，高能高效高责任高危害，对敌对内都堪称铁腕。胜于洪秀全独而不裁，低能低效低责任高危害，对内损害很大，对敌威胁不足，反产生损己资敌的副面影响。杨秀清权势欲很强，但责任心和能力都强；而洪秀全嗜权比杨秀清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责任心和能耐远不逮杨，所以建功更少，为害更大。如果必须在洪与杨之间选择的话，选杨无疑要优于选洪。以洪的个性和作为，其最高地位之被挑战无可避免。没有杨，也会有别的挑战者以别种形式向洪秀全提出挑战。关键在于谁才是正当的挑战者，怎样才是正确的挑战方式。正是杨的铁腕，使自己成为洪的最大的挑战者；同时也防止了洪秀全许多潜在挑战者的出头。杨不是一个合格的挑战者，又没有正确的挑战方式，但比之于洪，杨更能适应太平天国形势发展的需要。杨如取洪而代之，杨的驾驭能力、高能高效**仍足以稳中枢、安反侧、大体上保证政令畅通、用人得当。 内讧前“东王佐政事”太平天国呈现出“平平整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的兴旺景象是能够维持的。内讧中，杨能胜利，事仍大有可为；洪胜利，则混乱无可避免。杨有许多随意也有许多法则，洪任性却无法则；杨信天更信人，洪一味言天，“有天不有人”。只有从洪氏本位出发，才会认为洪秀全是“不会犯错误的国王”，认为洪是太平天国的“当然领袖”。
由于“东王佐政事”太平天国呈现出“平平整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 的兴旺景象。时危思良将，内讧后急转直下的形势使天国人民越来越怀念东王的领导，为了收拾涣散的人心，也为了安抚和拉回与石达开合队却不甘为之下的杨辅清、杨宜清为主的杨系人马，共持危局，洪秀全又举起了东王的旗帜。
1859年，洪秀全为杨秀清平反恢复名誉，戏剧性地将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有“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些忘”的诗句，洪秀全无法违逆太平天国军民对杨秀清的尊敬和爱戴，通过纪念杨秀清来收拢零落的民心。通过恢复杨秀清的神迹来恢复自自己的神迹，以便继续造神；洗刷自己的内讧嫌疑，委过于韦，收拾杨辅清等杨派人心；用自己的第五子洪天佑为杨秀清立后，以“幼东王”名义袭杨秀清爵位，可以名正言顺地为洪氏王朝占据了一个显要位置；儿子是东王，是军师，则自己可以更名正言顺地把杨秀清分割去的权利收归手中，实至而名归，只赚不赔。还有就是石达开分裂大得人心凭的是功劳、才略、品德、声名罩过洪秀全，洪秀全自知不可以同石达开比才量德，要对付分裂势力，自己最驾轻就熟的只有造神了，造神必捧杨，同时也可以从石达开手里抢过杨秀清这面旗帜争取石达开已拉走或将要拉走的一部分人。尤其是从石达开那边拉过来的屡立战功的杨辅清有再向石部靠拢的迹象，而韦昌辉之弟韦志俊被逼降清后也没有再去争取的可能，千钧一发之际，洪秀全痛下决心，在杨秀清死去三年后终于走出了这一步，并且确实达到了团结杨辅清奋斗到底的目的，当然还远不是亲密无间的。
洪秀全在发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斗争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但是天京事变后，特别是天国后期，也有不少严重的失误。综观太平天国后期重大的军事失误，都与作为最高领袖的洪秀全有很大关系。洪秀全是出身于农村的普通知识分子，他虽为教主，而真正埋头从事艰苦创业实际工作的，是他的好友南王冯云山。从永安到天京，真正指挥军事斗争的是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等。天京事变后，虽然他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但实际上，形势稍有缓和，还是把指挥军事的任务交给蒙得恩、陈玉成、李秀成等，把“军师”的职位封给洪仁矸、洪仁达等，但在重大问题上，又以天王的**权力时时干予，甚至强令执行。由于他长期脱离实际，缺乏对军事形势全面深刻的了解，因而在斗争中又不断发生失误，终于导致天国军事斗争的失败。
五、太平天国后期**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兼相用、交相害。
（一）不正当夺权
洪秀全无大略而好权术，军政能力不如杨秀清、石达开，勇略不及韦昌辉；冯云山以自己的宣传和努力造成洪秀全的宗教权威，杨秀清军事、政治上的成功也使洪秀全水涨船高，安享天王王尊荣。洪秀全正是凭借其宗教权威和政治领袖地位略施权术即获得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借刀杀人除掉了头号和二号政敌杨秀清和韦昌辉，又逼走三号石达开，排挤后起之三秀李秀成、陈玉成、洪仁玕，独揽大权。
内讧中，韦昌辉的滥杀，使中枢人才大失；石达开出走带走“合朝好官员”；洪秀全不以为危，反以为利，在革命危机中“危”以为“机”，火中取栗，破坏了军师负责制，将两套**系统合二为一。将杨秀全分割去的权力收归一人之手。“主是朕作，军师亦是朕作”，最大的政敌已除，乾纲独断，唯我独尊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石达开“文武备足”，合朝文武保举石大开“提理政务”，并因“喜其义气，推为义王”。石达开坚辞不受。“众人欢说（悦）”而洪秀全却“有不乐之心”。“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猜忌石达开，命石达开为“通军主将”，“提理政务”但是“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并封长、次兄为安、福王，让这两个无功无德无才的宵小来主军政，予以牵制、监视和逼走石达开，最使石达开无法忍受的是洪秀全还直截了当地进行了百般干涉、刁难、压制、逼迫，才有石达开出走布告揭露的“诏旨降频仍，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洪氏三兄弟不但剥夺了石达开的权力，而且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
洪秀全的忍和狠使他不断战胜对手。这是李宗吾先生细细分析过的厚黑学。一忍杨秀清六年以上，以逼封万岁，一旦发狠而借韦昌辉杀之；再忍韦昌辉，借石达开义师推动，亦一旦发狠而杀之；石达开出走后，亦欲忍而招之于前，未尝不思缓而图之于后。故石达开识其伎俩，一去不顾。
洪仁玕到来后，建议他对部下实行文明夺权，“宜潜消其党，勿露其形，或如唐太宗之责尉迟恭以汉高故事，或如汉文之责吴不会而赐杖以愧之，亦保全之一道也”。 洪秀全却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或简单蛮干，或巧取豪夺，收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洪仁玕的一片好心翻为了洪秀全对待部下的一片恶意。所以献策者不能以自己纯具好心而开脱自己的责任。客观上洪仁玕的献策无疑是鼓励了洪秀全巧取豪夺的揽权行为，进一步恶化了最高领袖和主要将领的关系。
安庆失守，洪秀全借机将陈玉成贬职削去王位，同时却加封他的部下赖文光、陈得才、梁成富等人为王；灭亡在即，尚在自毁长城，助敌自攻。
担心李秀成权势过重，又加封童容海、谭绍光、陈炳文等一大批人为王。“多封王侯而少其力”，打击地方当权派并无益于中央集权，却更加带来了地方的涣散，增加了财政困难，大大削弱了反清力量。李秀成为了消除洪秀全的戒心，减少洪姓对他指挥作战的掣肘，主动将母亲、妻子送到洪秀全眼皮底下作人质。一个是坐享天福作威作福而对给他们提供这种生活的将士们不断掣肘的上级，一个为了更好地为当权者效忠效劳作血汗和生命的付出时尚必须以家人作人质的下属。这是多么令人寒心的事。要是洪姓中有人掌得了兵权，李秀成便会被加上变奸的罪名而杀掉。
因为洪氏无人可以取代石、陈、李，他们才能暂时被套着缰绳为洪氏服役。只是暂时利用、限制使用。李在屡遭歧视、限制、刁难之下，百般委曲求全，而洪到临死还宣布罢他的官、夺他的权。
自天京内讧后，生性多疑的洪秀全估计被争斗、猜忌伤透了心，干脆任人唯亲，只信洪氏一门。洪秀全无视其革命责任，废公义急私利。把天国当成了个人产业，把革命当成了少数人争权夺利的手段，甚至不惜牺牲革命利益、大众的利益去谋取一家一姓一人的权利。权权权，命相连；对敌斗争固然宁死不屈，内部争权也是寸步不让。。洪秀全一方面重用私人，打造万世一系的洪氏王朝，另一方面无端猜忌、无情打击最优秀的将领。把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都视为潜在的篡位者加以提防和打击。，哪怕对族弟洪仁矸，时间一长，也心生疑惧，担心大权旁落，不敢放胆使用，致使洪仁矸不少决策难以实现。由于对有才干、有势力的将领不放心，他恨不得将所有权力独自一人抓在手中。至于如何向下面要权才能有理有利有节、如何在要权时处理好各种关系才不致弊病百出，权力收来后该如何用，下面无权怎么办事，他很少考虑。
洪秀全重建领导核心、扩充已被严重削弱了的军事力量、组织力量粉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进攻的用心是好的，但由于在处理一些重大问题上措置失当，诸如“任人不专，信人不实”，使重建的领导核心趋于解体，滥封王爵助长了分散主义，给太平天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洪秀全提拔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等支撑危局，同自己共挽狂澜，这是他不容否定的贡献；以上诸人又无一不被他打击、压制、“信人不专”，任人不终，尤其在革命危如累卵时他的自毁长城，众将领为洪氏江山拼得焦头烂额、命悬一线时他的落井下石尤其令人不寒而栗，匪夷所思。
（二）不有效用权
**如杨秀清，尚能无妨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地发展。因为还是高效高能的**。洪秀全的**有危害性，**权力的大而无法作为、无所作为、胡乱作为使危机无啻增倍。
洪秀全个人揽权的结果是专而不制、独而不裁，淘空了中枢，搞乱了地方，造成权力“真空”，唐突革命。正如《李秀成自述》中说的，中枢形同虚设。李秀成、陈玉成等的地方势力坐大是中枢虚悬的必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中央能力严重不足的良好补救，迟缓了天国衰亡的过程。当然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也是不会容忍指大于于臂的。值得遗憾的是，洪秀全不思强臂而先截指，“众建诸侯以少其力”，胡爵乱封，助长分散主义，截指不能续臂，终至于削弱了自己，帮助了敌人。
洪秀全专而不制、独而不裁，好权而厌事。嗜权利之威权而厌取责任之辛劳。不是用获得的权利去好好干革命，而仅仅满足于攫取私利维护个人尊严。一方面加强王权，欲垄断权力，建立个人的绝对权威，好多享天福；一方面怠于政事、深居简出，不惜荒废革命职能。他醉心于**的荣耀、威福和安全，却没有进行有效**需要的精力、能力和兴趣。他要安安静静享受权力，但不要权力提供的劳剧和风险，既要权力的马儿为他跑得好，又要权力的马儿不吃他的草。要**，不要勤政；让权力给我一切，但权力不能让我损失一丝一毫；我和权力都要闲着，真正做到垂拱而治，其他人不论有无权力都要忠于我，没权力也要完成有权力才能完成的事。他自己和洪氏诸王有权的不做事或不会做事，自称“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事实上也“从未一出令人窥见面貌，故从前曾有讹传洪逆本系木偶，并无其人”。天王不愿做事，洪氏诸王不会做事，并且限制了别人不能做事；自弃其革命领袖之责任，并使别人不能负其革责任；自违于人民，并严禁李秀成等亲近人民，害怕他们获得人心不利于己；信天废人，不但不善于纳谏，并且几乎杜绝了别人劝谏的机会。别人要做事会做事的他们不放权，担心大权旁落，不是靠勤政和进取保平安，而是靠大家伙碌碌无为，得过且过保平安。李秀成反映“我主不问政事，俱是叫臣认实天情，自然升平之局”。天京城外“城池概失，日变多端。主不问国中军民之事，深居宫内，永不出宫内。欲启奏国中情节，和保邦之意，凡具奏言。天王言天言地，并不以国为由。朝中政事，并未实托一人，人人各理一事。” 攫得中枢权力于前，废弃中枢权力于后，朝中无人才、人才无权利以自快。在强敌环伺之际，废权力而不用，弃人才而不任，不能弃瑕录用反而一门心思向己方之优秀者使绊子，无异于虎狼当前而自断爪牙，又如何团结自己人一致对外？ 内里蛀空，涣散了革命组织，淘空了革命机器，荒废了革命职能，削弱了革命势力，即等于对革命怠工，也即等于向敌人自动缴械，甚至于不免助敌以自攻，想保险却又更寻危险。洪秀全只知放权危险，不知因噎废食的集权藏权不用权更危险，此真唯恐亡之不速矣。
既无**又无有效**的专而不制，独而不裁终于以别开生面的方式出现于历史舞台。高度集权和无政府主义共存，有权的不干事或不会干事，要干事会干事的不肯大胆放权。自然会造成立法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方。
六、**下的特权与腐败。
(一)腐败和特权公开化、群众化、世袭化、制度化。
太平天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没有使农民得到政治上的自由。太平天国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推翻了清朝的**统治，却又建立起神权与王权相结合的**制度。太平天国这个在农民战争烽火中诞生的政权，依旧建立在封建经济基础之上，因袭了封建君主政体。封建主义加上神权主义，便形成了太平天国的特权主义。在所谓的农民政权中，造成了它的特权阶层。天王洪秀全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掌握着“一切生死黜陟等事”的最后决断权。以封建主义原则，以等级制度处理领导集团内部以及领导集团成员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制定了“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要求人们作为道德规范恪守不渝。先起义的有更多特权、一人封王一家得道。在广西永安州时，就定下了凡打江山有功的累代世袭的制度，有如股东分肥。有天王垂范、有诸王紧跟攀比、还有制度保证，有限的社会资源很快被世家垄断。
封建君主制和等级制是封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地主阶级的思想。由于地主阶级思想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农民阶级不可能不深受其影响。洪秀全仿照封建政权模式，因袭封建君主制和等级制。他的皇权思想和享乐主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部分。
根于他们自身从桂平起步时即拥有腐败品质，太平天国起义一开始即有危害社会的心理根源和行动苗头。反抗清的**时自身的贪暴微而之著，并非全由中途蜕变，许多是一起始即甘之如饴的。历史说明：在革命风暴中建立的农民政权和封建政权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农民小生产的平等平均思想与封建**思想之间，也没有不可通过的万里长城。农民在不堪忍受时，会揭竿而起，并建立自己的政权，但农民摆脱不了封建**思想（帝王思想，等级思想，皇权神授，三纲五常）的影响，无法克服政权的封建化过程，无法克服内部的消极因素，正是由于天国政权的逐渐封建化和伴随这种封建化而来的思想蜕化，导致了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和矛盾的激化。。内讧就是政权封建化及天国领导人思想蜕化的必然结果。
桂平初起时，洪秀全的十五个后宫即不是敌人诱变，而是自己甘愿，同志玉成。上面要腐败，下面支持；下面要腐败，上面奖励。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先生说，洪秀全“当起义驻军桂平石头脚时，就立了十五个后宫。到东乡建国，就增立三十六个后宫。到建都天京，再增立八十八个后宫。”洪秀全金田时15妃；一年后永安36妃；在湖南道州纳何贡生“进献”美女4人；攻占武昌，选民女“有殊色者六十人”；定都南京后，每逢他生日，蒙得恩为他选送美女6人。共计天王府内嫔妃1169人，女官1200人，共有2369女供洪秀全一人驱使。1864年，幼天王洪天贵福供认洪秀全共有88个妻妾（一说有108个）。由于妻妾众多，记不胜记，乃编号以为分别，称第几十几妻而已。将妇女当成泄欲工具和劳动工具，比许多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清帝咸丰共有18名嫔妃，被讥为有声色犬马之癖。洪秀全金田首事即近于与之并驾齐驱；而曾国藩多年来仅1女陪侍前线。
洪秀全自称“天王洪日”，为示男女平等，不计其数的妻子统称月亮，封为“月宫”。
因为对下层禁欲，甚至正常夫妻关系也在禁止之列。于是有专家赞美洪秀全“力戒奸淫”，“生活十分严肃”。而对上层纵欲视而不见，“今上帝圣旨，大员妻不止，无责之人，只娶一妻”。绝大多数人成了一无所有的奴隶而极少数人博得了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
太平军表面上严禁鸦片而到处官员“最大的要求乃是鸦片与军火”。
太平军进入南京时原有百姓80万，九个月后，逃走65万，行动方便的男子差不多都跑了。剩妇女11万，老弱男子4万。照李秀成供辞，1864年南京被湘军攻下时，只有军民三万余人（一说只有一万余人）。作为都城，人口本当剧增，然而竟然剧减。丧失的人口，或滥杀死、或强迫出征死、或饿而死、或逃亡异地。
取消女馆后，设媒官为男女管理婚配，媒官“掣签指婚”，通过抽签乱点鸳鸯谱，并不准更换调配，“有老夫得女妻，童子获衰妇者”。
贪图享受，急功近利，表现了迫不及待的暴发户心理。金田起义不过两个多月，1851年3月23日在局势不甚明朗、前途一片迷惘之际，洪秀全就在东乡登极称王，此时县城尚未占到一个；12月17日才占领一小城永安，便于永安分封诸王。过早封王，不仅树大招风，提醒敌人加强戒备，增大了前进阻力；而且形成封建等级制度，带来腐化堕落、贪图享乐、追名逐利的负面效应。不是学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他们的高筑墙不是抓战备，而是争建王府搞排场，享乐于目前，不管前线风吹浪打，他们在后方闲庭信步，和慈禧挪用军费修园办寿如出一辙；广积粮正好享受，“天下钱粮归朕食”；缓称王换成了速称王。才占领南京等少数几个城市，就为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杀得昏天黑地。小富即安、小富即横、小富即争，器量不宏、见识不远、大局观缺乏。腐败和特权公开化、群众化、世袭化、制度化。
洪秀全作为一个在长期封建**君主制环境里成长出来的农村知识分子，其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成为一个**帝王，“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和“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所以，在成为封建君主后，也确认“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原则。
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太平军占领永安后，洪秀全又封杨秀清以下为东、南、西、北、翼王。后来又在诸王之间设立了严格的等级，其中天王称万岁，其他诸王依次递减为九千岁至五千岁。定都天京后，又颁布《太平礼制》，确定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为16个等级，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为了显示森严的等级和宏大的仪规，规定出行时天王的骄夫为64人，东王为48人，其余各王依次递减。甚至还规定，各王驾出，大小官员士兵，如不回避跪道，一律斩首不留。为了显示洪秀全和诸王的威严，皆配备了大量的“执事官”，其中洪秀全拥有1659人，降至石达开还有1044人。东王杨秀清出巡时，必有1700多人打着各式灯笼、旗帜、衔牌、遮伞、扇饰等，而且一路铮鼓齐鸣，前呼后拥。洪秀全还发布《天王诏旨》，以严格后宫的秩序，以免天王及后宫的权威受到侵犯，规定：“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言不准出。今凡后宫，臣下宜谨慎，总称娘娘。后宫姓名次位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名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面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无赦也”。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臣下女官有敢传后宫言语出外者斩无赦也。而且表示“及今朕既诏明，不独眼前臣下宜尊，**天国万万年，子子孙孙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