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
浙江省，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
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很多学者认为，元的开疆、清的灭明、太平覆满，死伤均在半亿以上。元的横行欧、亚，屠戮达6000万以上，；满清入关，人口损失总数，很有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人口减员超过一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太平覆满，死伤枕藉，人口减员有6000万、7000万、8000万甚至更多的种种估计。
清朝的两次死伤过半亿的事件，清统治者是当之无愧的罪魁祸首。雨果说：“统治者可能是强盗，人民永远不会。”是不是太平天国和他们的天王对于那一场死伤过半亿的悲剧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呢？
有一本书叫做《晚清七十年》，其中太平天国部分的开头有一段话很醒目，也很沉痛。书中说：“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这里的“逼上梁山”，包括了清的驱逼和太平军的诱逼、裹挟，一开始，柔弱的国民的行动和命运就操纵于他人之手，前路之渺茫与凄惨可想而知。
现在我愿意从战争双方来分析一下太平一役的悲剧根源，仅就几个方面直抒己见而已。先引一段文字作为全文引子，便于展开全文时就太平天国称“革命”一词在此先作说明。
马、恩、列从来没有把农民起义说成“革命”，但对太平天国，有时却称为“革命运动”。这是就世界全局而言，他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从太平天国本身来分析，实行的那一套从整体上看，仍然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应称之为太平天国起义，或太平天国运动，不称之为革命。李新《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在近代**制度诞生以前,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中都存在着大量失意与不满的人群, 贫穷与怨愤如地火一般蓄积、蔓延，由于没有可以释放的管道，每过一段时期必会爆发大规模的动乱。所以治乱几乎是社会运行的常态。太平天国初期的成功就是民众怨恨与不满爆发的集中体现。
像洪秀全一伙人，根于清朝的腐败没落、民怨沸腾，这就获获得了向恶势力抗争的资格，于是乎造反有理。生产力落后，人口压力，官吏腐败，鸦片流毒，灾荒、财政枯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社会广泛贫困化，都在标志着清王朝的末日即将到来。
一场震惊中外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它要有客观条件的允许，绝非少数人可以鼓捣出来，否定革命的人叫嚷告别革命固然忽视了革命是客观条件的产物，错认为是部分人为一己私欲播乱乾坤。而有的革命者在革命形势略为有利时，也居然以革命制造者自居，以人民恩人自居，擅作威福，不顾形势，不与时俱进，不陈力就列，，反而成了形势的累赘或罪人。忘记了革命是客观条件的产物，不可制作，不可炒作。
太平天国运动是造反，造反并不全是以胜利作为理由的。像陈涉起义，大家觉得很应该，理由很充分。但并非以胜利作为理由，恰恰是以死作为造反的理由，考虑如何死法好，就是“今逃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不说胜利，说如何死得有尊严、有意义。革命不全是考虑如何活法，有时就考虑个如何死法。
人民奋不顾身，铤而走险，与其说是奔利而来、奔胜利而来，不如说是因为活着太辛苦，太无法忍受这样活着而战。太平天国不能因为其本身含有失败因素就应该被曾国藩镇压，别人导致他们的肉体和心灵的苦痛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就是到了革命有理的时候。
九死一生之地，千万人争蹈之如水之就下者，非好乱也，苦生也，“所恶有甚于死者”，“故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时可能并不是胜利在望的时候。没有胜利仍必须奋斗，这样更给足了革命的理由。无以为生、无路可走时临死一搏，成败利钝生死存亡早已置之度外，这是当时许多人的悲苦心态。
王家范先生评论说：“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不是没有道理。但他采取的却是指责，而不是同情地理解的态度。说如果没有就如何如何，这就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上有过的，必有不得不发生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中国农民是最老实、最听话的，年复一年地埋头‘修地理’、过苦日子，很少进城，见到官两腿发软，大官稍说几句好话，就感激涕零，说是‘见到了好官’谁会平白无故地用生命去赌博？可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饥饿是死，造反也是死，你说他们选择什么？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话是有条件的，大约数百年才一遇，天灾人祸到了极点，树皮草根吃完，就闹人吃人的惨剧。到那时，革命想阻挡也阻挡不了。”就连地主分子也自认革命不是无中生有的制作或炒作，而是当时的情势有以致之。有地主惊呼：“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溃烂不可收之一日。”说明不良政治为革命之孼因，清朝封建统治者已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维持其统治了，起义无可避免。
其因未去，其果不可除。清之腐败不可告别、人民之苦难不可告别，革命又如何可以告别？但革命是痛不是痒，是权不是经，“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不可习革命以为常，不可好革命以为乐。对于癌症病人来说，告别手术刀可能就是告别生命；对垂危的中国来说，告别革命可能就告别了国家再生的机会。
洪秀全、冯云山匹夫起闾巷，振臂一呼，拥者云集，个人能力何由致之，亦唯时势使然尔。太平军起自民间，以乌合之众，仅用了两年多时间，从广西桂平打到了南京；又以北伐孤师两万横扫千里，不半年直诣阙下，也说明清朝即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起事之猛，进展之速，响应之众，都在说明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以曾、左、李奴隶之忠诚、豪杰之才具，兼以列强之袒护，满清后太平天国不足五十年而土崩于半年之内，所谓革命且近乎成了打死老虎而已，有言告别革命者无异于主张以人肉喂死老虎也。故洪、杨起义非仅凭洪、杨处心积虑要造反弄权的主观可以造成，反倒是清朝自作孽、不可活的客观无意所致。告别革命，一要清朝告别腐败不自取灭亡，二要人民告别苦难才不铤而走险，不此之图，则是自己不看路摔了跤却在埋怨地太硬。
是清朝为太平天国提供了造反的充分理由，把人民逼上造反之路，太平军提出的“有饭同吃”的宣传，对于有一顿没一顿、经常处于饥饿威胁的广大人民显然极有吸引力。然而，太平天国却没有为自己找到可以优于对手的理由，其实践打碎了宣传带给人民的幻想，人民因不熟悉而归附，因熟悉而远离，太平军把他们重新推回了清朝的怀抱，造成了自取灭亡的理由。
太平天国崛起和强大，有非洪、杨之领袖素质可以衡量者。革命非强呼而至也。洪、杨农**动之世无其匹者，非领导人力呼而至，其振臂一呼，拥者云集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大为之者时运也，民意也，民同此心，心同此理也。非少数人可以蛊惑千万人而为不测之事也。洪、杨之无德，不妨革命之有理也；洪、杨之低能不妨革命之强大也。以洪、杨等领导人的领导能力的低能判断革命之该遭曾氏的残酷镇压，这是以成败论是非，以革命领袖论革命。
革命领袖水平之低和革命势力强大之间的鲜明对比恰恰说明革命合时势得人心，不待圣人而起，不惧屠夫而起。虽以洪、杨、韦、石之内耗、曾、胡、左、李之滥杀，一波过尽一波随，后继者蜂起，而终以长河巨浪，山呼海啸，不达终点不罢休，卒至五十年而倾清之天下。
石达开以洪秀全之无德而分裂革命；曾国藩以洪、杨之无德而为镇压之口实；今人以洪、杨之无德而言告别革命。
革命领袖之无德无才呼唤的不是镇压，呼唤的是更高水平的领袖的产生。
革命的不得已说明的是革命的有理；革命之强大产生于革命的非常不得已，亦说明革命之非常有理。所以最大的农**动产生于最大的不得已，说明着最大的有理。以低水平的领袖和最凶恶的敌人而有世界最大的农**动，说明民不聊生极矣，革命不得已极矣、革命有理极矣。
最有理的革命得不到微小的理解和同情，反而遭到无耻屠杀，则曾、左、李之昧于时势，暗于道理亦已甚矣。而后人见太平之为祸而不知其所以为祸，则不如曾、左、李亦甚矣。
洪、杨以最有理、最有力之农**动而不能搏得最广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则其宣传力、亲和力、执政力、战斗指挥力又何足多论。
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一起诞生、和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不是社会革新的体现者。地主的狭隘使曾、左、李不理解民众造反，叫嚷何必以多杀为悔；农民的狭隘使太平天国要杀尽天下官吏，排斥异己。农民和地主的狭隘使他们风水轮流转，不断反攻倒算。“他们既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又在自己的政权组织中因袭了封建政权的某些内容，诸如君主政体、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王位世袭和等级制度等等，这些封建因素逐渐地变成了熔解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熔炉，促使洪秀全从农民领袖的峰巅滑向封建皇帝的深渊，加速了农民政权的封建化和走向失败的过程。”
统治有高下之分、镇压有高下之分、革命有高下之分。清的统治低能造成了危机使革命无可避免；洪、杨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的努力，适得其反，加重了中国的危机；曾、左、李“何必以多杀为悔的”屠夫的凶残推波助澜地使中国驰向了悲剧的极致。革命被镇压是悲剧，大伤国家元气；革命不被镇压是悲剧，前途同样堪忧。一个颓废了的西方基督和中国南方的神巫结合又能给中国人民贡献些什么呢？
曾国藩自叹“终非了此一局之人”,对洪、杨来说何尝又不是如此？把复兴中国的希望寄于太平天国的胜利或曾、左、李洋务的成功都不是历史的态度。清朝显示了它统治能力的低下，太平天国显示了它革命能力的低下，他们都是马克思说的“停滞的社会的产物”。统治能力的低下和革命能力的低下均不在歌颂之列。
革命是危机的暴露和释放，革命也是拯救危机的努力。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革命亦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作为危机的结果，革命无法无端告别也不能无端歌颂，为拯救危机努力而卓有成效，革命才能转祸为福。革命虽然不能必胜，革命者却有责任尽力做到最好。对革命怠工甚至破坏是有失革命家资格的。
革命既为孽果，革命也可以造孽因。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本在于解决危机却未能解决危机，反而产生了新的危机。太平天国被镇压是悲剧，不被镇压同样不离悲剧，前途堪忧。
“饥者易为食，寒者易为衣。”太平天国如果以正确的政策收拢人心，搞好统一战线，不但事半功倍，甚至可以举一反三。太平军攻占苏、常时杀戮甚惨，难民们带来的消息令上海人心大震。打击面太宽，统一战线搞得不好。使人民游离于曾、洪之外，时而附洪、时而附曾，实在无所适从。反动、革命、中间三股力量互不相容。中间力量受两面夹攻，死伤最惨。
不到十年，太平天国政权、军队不仅与他试图推翻的对象同质化，而且还要等而下之。革命政权和军队不但衰落而且堕落，成了残杀的工具和被残杀的对象。
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初，马克思通过西方媒体获知相关信息，不由得高兴万分，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国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兴高采烈地欢呼：“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可九年之后，当太平天国的诸多真相被披露之后，马克思不由得十分失望地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说得很明白，近乎痛斥了，恨铁不成钢啊！**时，比这温和一百倍的，也会吃不了兜着走。“魔鬼啊”“丑恶万状啊”,又哪像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在评论世界上最伟大的农**动？
李秀成血泪痛陈的“屈误英雄，死去无数之好汉，误死世民，实出吾主之过，不问贤良而用，信臣不专。”被现在某些中国人认为是中伤最高领袖，向敌人卖主求荣的不实之语。其实李秀成与马克思异辞同义，火力并且没有马克思那么足。石达开回顾十余年的战斗经历“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斗场中，每至殃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心少闲时。”都和马克思的表述是一致的。
“丑恶万状的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这又怎会像是“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先知先觉的洪秀全带出的队伍。
石达开、李秀成革命十多年后的反思得出的结论和马克思九年观察后的反思何其相似！这不是偶然的。
革命是为了开辟新路，革命不是为了引向绝路。清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心思变，渴望有新的政治力量领导新的政治变革。洪、杨可贵在造反有理，可惜在造反无方，寻新路重归旧路，找生路却逢绝路，有正因无正果。一条路走到黑，可能被认为是农民英雄们的气节；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听任或者跟着洪秀全颓废的洪氏上帝教条一条路走到黑，则非民族之福。不安旧路是进步的前提，但并非就是新路。洪秀全不安于旧路，但迷路回来还是走旧路，还有摸不着新路回不了旧路的绝路的半亿游魂将会是中国人民心中永久的痛。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认为“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 ”，知私犯私，正说着自己后来的事了。他大声疾呼：“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间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漓浇薄之世，其不一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
洪秀全初衷要醒世救世，正己正人，结果事与愿违，于世道人心，损多于利；愿望中的挽狂澜无异推波助澜，半亿人血流成河。对病弱的国民，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喜其反抗惜其乱争。不争无志无耻无血，胡争乱争缺乏社会良知也缺乏理智。
湖南安化的李汝昭否定征漕时说‘“又看粤王声势，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之举动，全非霸者之经营……虽然，也是天厌本朝奸贪，助逆诛逆耳”。这段话和马克思的表述惊人地接近，有同情者的观望和失望。比之马克思，语言更富中国士人的温柔敦厚。这是一批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既讨厌清朝的奸贪，渴望有改朝换代、另辟蹊径的王者，但对太平军动辄掳掠的扰民之举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太平军和清朝是近乎同质的，他们的斗争最多就是助逆诛逆。洪大全主张太坪军应该行仁义，所过之处，对百姓及其财产“掳七留三”，即说明起事之初即从事过分的掳掠行为。清朝失人心，所以有太平天国一日千里的发展；太平天国失人心，所以会中天折翼，好好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样太平军失去了马克思、李汝昭等许多中外的守侯者、观望者、同情者的人心。太平军太容易争取他们了，然而，太平军简直就是推开了他们。
即使洪秀全的政权与清廷同质，或者好一点点，实际上情况也将大不如前，因为百姓和社会已在造反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人力、物力、财力的虚耗已经大大影响了生存和发展。
天京事变后，革命初起时的热情与信念，早已荡然无存，天国之事不可知，太平军将士更为注重的是现实的享受。有改革倾向的曾、左、李只能依附于顽固保守的清政府作弥缝之举，有把革命推进一步的倾向的石达开也只能和对革命怠工的洪秀全决裂。
曾国藩以自己的胜利，否决了百姓们改革现状的要求。曾国藩以其胜利告诉人们，现状是不容改变的；洪秀全以其失败告诉人们，现状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从反动立场以强有力镇压革命，一个从革命立场以低质量取消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初动机是好的，“斩邪留正解民悬”，但大家的动机并不都是很纯、很明确，操作尤其不完善，有意无意地日益走向其良好愿望的反面，与自己的革命对象不久就同质化了，最终是等而下之。革命者照样成了应该被革命的人。
要造反，苦于君上，无以为生，即可以造反，它以清政府的贪残为理由，而不以造反者的能耐为理由；要开国立政，则又必须同时以自身的能力作为理由。故造反，只要为了自己正当的生存和权益，反暴虐统治，反贪官污吏，反横征暴敛，是不论造反者个人的品性才气的，无赖可以造反、懒汉可以造反、文盲可以造反、儿童可以造反。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当然表明那时的政权或社会存在严重问题。造反的理由和能耐不够作为建国治国的理由和能耐。要造反，你针对的是施暴者，施暴者给了你反抗的理由，比清政府差你也行，上面横逆你就反抗；要当家作主，你针对的人们热望的眼睛，是施政行远，新政权等于清政府已经无意义，血汗白流了，如果新政权等而下之，一蟹不如一蟹，那就雪上加霜了。造反的有理有力，是否执政也有理有力，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混为一谈。好的反抗者不等于好的建设者。并不是一切反对腐败政权的造反就一定能赢得社会进步。太平天国“无读书练达之人”，彻底无视历史上总结的治国经验，白手起家，缺乏治国历练，往往以军代政，以极有限的军事经验来处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安抚和吸引人民。以前的宣传鼓动曾给无助的人民幻想的安慰，一旦人民发现起义后如同或不如起义前时，会产生失望、反感、怨恨，这样太平军与人民就越来越分离了。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后期，社会在大动乱中耗尽了气力，乱极思治，多数人希望休养生息之际，多破坏少建设的太平军越来越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失去了这个基础，尽管强行裹胁百姓从军，甚至为防止被裹胁者投降, 强行在他们脸上刺字，但越是这样做，军队士气越低，战斗力越弱。
静极思乱，使太平军前期赢得了群众，以一敌十有余；动极思治，使太平军后期丧失了民心，以十敌一不足。无论是太平军和清朝都没有以其本身的魅力赢得过群众，只有对方的为渊驱鱼，为林驱雀才使自己获得群众。太平军适应了百姓不满现实，改变现状的要求，但无法满足百姓过安定幸福日子的要求；曾国藩适应了百姓乱极思治的要求，但无法满足人民要富国强兵的要求。
我们渴望太平天国胜利是渴望它在改弦易辙的情况下的胜利，或者期待它在胜利后能改弦易辙，凭当时的现状它是不能也不配享有胜利的。
敌对双方的不能一鼓而胜，终至于双方乃至全社会的三鼓而竭。大屠杀既使清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大屠杀也使革命难以为继。悲剧的发生无可避免，曾国藩和洪秀全个人能耐再大也无法阻止它不发生，但个人的努力的得当与否却能影响悲剧的情节、范围和程度。曾国藩、洪秀全拯救危机的努力客观上加深了危机。
只因洪秀全、曾国藩不是良医 ，不会辨症，乱开药方，乱动刀子，大割大泻才至于半亿以上血淋漓四五亿人气惨凄，谁又是为民请命为国延祚的英雄？当历史借他们的手行凶时谁能说他们作为个人毫无责任？过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把社会演变过程解释为善与恶、公与私、量大与量小的矛盾运动。靠挽救道德来挽救国家，靠刀子斩邪留正来挽救道德，这是两人的殊途同归的初衷。洪秀全的“斩邪留正解民悬”，曾国藩的“一意残忍，冀挽颓风于万一”，都在主张救国先救道德，救道德要多杀人，以征战而经营天下、经营道德。适得其反的是，刀子以过半亿的血污使道德蒙羞、使国家丧气，刀子是唯一的胜利者，我们可以结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幸、极不道德的一个时期。其中一个促成因素恰恰因为有人要阻止和改变这种不幸和不道德而扬汤止沸所致。
虽然悲剧的发生无可避免，曾国藩和洪秀全个人能耐再大也无法阻止它不发生，但个人的努力的得当与否却能影响悲剧的情节、范围和程度。曾国藩、洪秀全拯救危机的努力客观上加深了危机。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礼崩乐坏，**未曙真正意义的儒学已然进入末世，而本质意义的西学进入中国却破门而不得其入。曾国藩和洪秀全都跳不出礼的藩篱，都只有用礼来规范社会的思维模式。他们两人的礼教的、宗教的旧东西都是马克思说到“停滞的社会的产物”，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找到的不是西方的先进精髓如科学、**与自由，而是宗教，或者说是西方中世纪的落后与愚昧。洪对于清，主要是以旧破旧；曾对于洪，仍然旨归于以旧攻旧。
礼崩乐坏，**未曙，旧文化、旧秩序已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新文化，新秩序尚缺乏蓝图。这是造反的好时机，却不是建立新秩序的好时机。“只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的文化结构和层次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经济基础尚未能提出要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贫血症是中国社会的通病，对洪秀全、对曾国藩都是如此。
洪秀全在政治上没有搞什么近代化，而是因袭了封建的皇权主义。所谓皇权主义，作为思想体系来说，是帝王思想；作为政治制度来说，则是封建君主**政体。”
他宣称天下一家、东西一体的超级**理论，不是主张国与国的平等，不但要拥有中国，而且要称雄世界。他要做全世界的天王、君师、教主和主人。文化、宗教、政治，从物质的到精神的，从躯体到心灵，从生前到死后，有形的到无形的一律由天王**。
洪秀全的**体系和杨秀清的两人的两大**体系分权**，暂时的制衡和相互妥协产生了军师负责制。内讧后中枢为之一空，洪秀全乘机揽权。太平天国后期**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兼相用、交相害。天王不愿做事，洪氏诸王不会做事，并且限制了别人不能做事；自弃其革命领袖之责任，并使别人不能负其革责任；自违于人民，并严禁李秀成等亲近人民，害怕他们获得人心不利于己；信天废人，不但不善于纳谏，并且几乎杜绝了别人劝谏的机会。别人要做事会做事的他们不放权，担心大权旁落，不是靠勤政和进取保平安，而是靠大家伙碌碌无为，得过且过保平安。高度集权和无政府主义共存，有权的不干事或不会干事，要干事会干事的不肯大胆放权。自然会造成立法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方。和清朝难兄难弟的文化**、愚民政策和盲昧主义，使他们不可能对历史发展起多大的积极作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周新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因清政府的压迫剥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而爆发，又因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而兴盛，最后由于无法解决现实的农民问题而败亡”。龚云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自救运动”。
在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林肯并生的年代，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找到的不是西方的先进精髓如科学、**与自由，而是宗教，或者说是西方中世纪的落后与愚昧。限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特别是清朝的落后、保守与封闭，洪秀全不可能找到西方的伏尔泰、卢梭、洛克、达尔文、孟德斯鸠、马克思等人的先进思想，这不仅是洪秀全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像太平天国和清朝的战争,前后十四年、糜烂十八省,伤亡过半亿,相当于打了次世界大战.从人数上说,诚然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农**动”;但是,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浩劫”,同样也是不错的,只可惜这会扫了我们中国人的脸.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人我们很痛心，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我们多死了两百倍我们很舒服、很自豪，因为是自己杀的。自己杀自己，我想要更痛苦才对，自己杀自己又要杀得痛快和自豪，起码先要死了良心才做得到。
辛亥覆满，历时不半年，死亡不数万，代价何少，成功何大，瓜熟蒂落，反而不需要什么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来送死催生了。太平天国千百倍于辛亥的声势和规模和牺牲果可以有千百倍于辛亥之意义乎？声不在高要在有理，雨不在大要在当时；革命要有好时机，牺牲要有意义。
晚清是一个最需要进步却最难进步的时代。最大的危机呼唤最大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凸显出最大的愚昧。洪秀全的宗教迷狂，义和团的神魂附体，维新和革命的狂躁冒进，都是进步途中的慌不择路和饥不择食。进步和曲折、革命和荒谬在危机中互生着、凸显着，进步的扩大、革命的升级使得力不从心、人不如势的局促和踣跌的惨像比比皆是，表现为“进步与愚昧同行，革命与荒谬齐飞。”时穷节乃见，勇怯愚智忠奸出现大分野，无论可敬可憎可笑都蕴含可悲的一面一总袒露出来了。
现在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多、成果也多。其成果多，并不全在于它本身如何神圣有光辉，同时也在于蕴含于其中的无意义甚或荒谬。即使研究历史的无意义对于历史和历史学家来说竟自有其意义在，甚或尚有非常之意义在。人类要挑战极限、远离荒谬就必须研究历史的无意义甚或荒谬，这样才地是居安思危而常不危，遇难不惊而难不至的深根固祗之道。太平天国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库。利用好了它，亿万前辈的鲜血才不会白流。前车之覆，后车是鉴。众多国民的集体无意义行为根源于国民性中很深刻的一面，他们战斗到了他们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我们根究它，是要探索我们的“柳暗花明又一村”。
太平天国运动历时十四年、转战十八省、先后克复六百多个城镇，死伤过半亿，规模是空前宏伟的，相当于打了次世界大战，诚然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农**动”;但是,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浩劫”,同样也是不错的。只可惜这会扫了我们中国人的脸。一百五十年前，当时世界上人口过半亿的有几个，哪个国家死得起半亿人，另换一个国家，全国死尽也不够数，和我们根本没得比，落得我们自夸“世界上最伟大的农**动”、“老子敢死天下第一”，“老子敢杀天下第一”。 .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人我们很痛心，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我们多死了两百倍我们很舒服、很自豪，因为是自己杀的。自己杀自己，我想要更痛苦才对，自己杀自己又要杀得痛快和自豪，起码先要死了良心才做得到。王胡身上虱子多，除了阿Q谁敢比又有谁愿意比？这个称扬曾圣人是不但是古往今来的三圣之一，而且是开辟以来最为伟大的一个圣人，只有他收拾得了洪秀全，洪秀全也了不起，太平天国也了不起，时间打得有那么久，江山打得有那么大。现在，我们要反思一下，可能就不那么看了，也不那么骄傲了。圣人好吗，杀了人、讨了好、扬了名，国家在他们手里还是没救，这个圣人自称“吾辈以杀人为业”，你帮着他“可为寒心”还来不及呢。哪有“圣人”治国用兵，以亿计的人死了就死了，最想救的礼终于没救，最要救的清看看就完，半世移山心力，半亿计人的生命就全都成了镜花水月的？曾“圣人”努力最大、追求至切的到底是什么好东西呢，死到临头的“礼”而已矣！死到临头的“大清”而已矣！时间长呢，苦痛就长；打得远呢，糜烂也远；真正最伟大，就会果熟蒂落、水到渠成，不死那么多，不打那么久。时间、空间、人员的损耗有时是一个分母，分母越大，分子越少，曾几何时，我们大家总把它看做了分子。所谓“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最配合社会和时代需要的最易壮大，当然也最为伟大。要十四年还不能胜，经十八省还不能立足，伤亡半亿还换来不了几样好东西，这就是伟大么？恰恰相反，这是最大的铺张浪费！如果不能说是犯罪的话。
像太平天国和清朝的战争,前后十四年、糜烂十八省，伤亡过半亿，相当于打了次世界大战。从人数上说,诚然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农**动”，然而费那么大劲、作那么多牺牲，流了那么多血都没杀出条血路来，这也难怪有人叫它世纪浩劫了。千古一圣的曾国藩和世界最大农**动的领袖风云际会时，两个最空前伟大的人物是否给中国贡献了最空前伟大的精神的或物质的产品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这时有人可能会像老子一样愤怒抨击：“圣人不死，大乱不止”。相比之下，辛亥覆满，历时不半年，死亡不数万，代价何少，成功何大，瓜熟蒂落，反而不需要什么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来送死催生了。太平天国千百倍于辛亥的声势和规模和牺牲果可以有千百倍于辛亥之意义乎？应该说，辛亥这样的革命更有意义，但是不会像太平天国运动一样悲壮、曲折、感人了。没那么强的故事性。
这一场悲剧是当时中国社会林林总总的危机的总爆发造成的，蓄之愈久，发之愈烈，要完全避免、基本避免都不可能。但将悲剧、将和损失减少到较低范围和程度则是双方都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责任的。
当时力所能及的努力，在于起义者能内部实行石达开、李秀成的开明封建，为洪仁玕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准备条件。作为统治集团的曾、左、李们，根于阶级本质无法改变其镇压立场的，则着力于行仁政、“用仁爱为刀”，澄清吏治，为汉人争权，求人才，为洋务作准备。只要双方得民心、惜民命、澄清吏治、严明军纪、求人才、行改革、促生产，悲剧可以减轻。同是封建官僚，同样镇压农民起义，因有心术和手段的高下，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明显不同，诸葛亮、林则徐和曾、左、李就是鲜明的对比。同是农民领袖，同样为民请命，李自成、石达开、李秀成和张献忠、韦昌辉、陈坤书之间的区别也是很大的。
两方都好，就没有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不会死伤半亿或过亿；一方特好，一方特坏，在当时“贫者易为衣，肌者易为食”的情况下，惠民措施很容易生效，真正的仁者很容易赢得民心，很快无敌于天下，“以仁爱为刀”，“不战而屈人之兵”，少战而屈人之兵，起事之初太平军加盟队伍千人结队、万人成群地不呼而起，不请自来就是明证；石达开的安庆模式、李秀成的江浙建设都是百忙中的浅尝辄止，已经是万民感戴，有百川归海的感觉，至于今日子孙后代尚是念念不忘，民之从善若蛾之扑火。如果有时间、有权力有条不紊地规划贯彻，刘邦、朱元璋式的胜利并不为难。虽然，曾国藩也能以小恩小恵收拾民心，但民族情感和阶级情感会使人民更愿意从太平天国的开明政策里受惠。这样，应该是不要十年就会胜利，哪有前十年不败后十年反败的怪事发生。有那样的人心思变，曾国藩还要逆民而动，就不是古往今来三大圣人之一了；有那样的民心向顺，太平军还会从开头的一帆风顺到后来的中天折翼，就有愧于世界历史上或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农**动之美名了。哪有“圣人”治国用兵，“以至仁伐至不仁”，还有十四年兵连祸结，流血近亿或过亿的？
兵法讲究的是先胜而后求战，反对的是先战而后求胜。这就是要求先要作好战前准备工作，造成各种胜利的预备条件，造成必胜之势，不存侥幸，减少战争变数，保证稳操胜券。准备不充足，条件不充分，时机不成熟下的军事冒险，留给战争许多变数，防不胜防，轻则胜负互换，变乱丛生，旷日持久；重则覆军败将，祸国殃民。兵机如此，革命亦如此。
声不在高，要在有理；雨不在大，要在当时；革命要有好时机，牺牲要有意义。周文王、周武王“革命”时,“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表面上是尽臣职,实则暗中修德施仁、蓄物养力,要直到造成以至仁伐至不仁、以至强伐至弱的压倒性优势才一跃而起,一鼓胜之.这样为时最短,伤亡最少,成效最大。冯云山开头走的是这一路线，暗中准备多年，到后来形势变化了，难以继续坚持为止。
有序状态下的安居乐业，无序状态下的抗争、起义和战争，都是在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个人的需要、个人的行为和社会向前合拍了，所以都是正当的和合理的。这样来说，搞无事生非的不断革命论和怒而不争的逆来顺受论都不是正当的和合理的。不顾利害，不惜民命，不审时势，不讲质量和效果，绝对反抗，不断革命，固然可以酿成悲剧；而寄希望于“同治中兴”，“慈禧新政”也只能是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的望梅止渴而已。
最大的危机呼唤最大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凸显出最大的愚昧。洪秀全的宗教迷狂，义和团的神魂附体，维新的狂躁冒进，都是进步途中的慌不择路和饥不择食。进步和曲折、革命和荒谬在危机中互生着、凸显着，进步的扩大、革命的升级使得力不从心、人不如势的局促和踣跌的惨像比比皆是，表现为“进步与愚昧同行，革命与荒谬齐飞。”时穷节乃见，勇怯愚智忠奸出现大分野，无论可敬可憎可笑都蕴含可悲的一面一总袒露出来了。
现在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多、成果也多。其成果多，并不全在于它本身如何神圣有光辉，同时也在于蕴含于其中的无意义甚或荒谬。即使研究历史的无意义对于历史和历史学家来说竟自有其意义在，甚或还有非常之意义在。人类要挑战极限、远离荒谬就必须研究历史的无意义甚或荒谬，这样才地是居安思危而常不危，遇难不惊而难不至的深根固祗之道。太平天国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库。利用好了它，亿万前辈的鲜血才不会白流。前车之覆，后车是鉴。众多国民的集体无意义行为根源于国民性中很深刻的一面，他们战斗到了他们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我们根究它，是要探索我们的“柳暗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