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将功成万骨枯，太平天国立国十四年，纵横十八省，最终归于失败，那些大大小小的王、将，虽大多难免一死，却好歹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事迹、名姓，可数以百万计普普通通的太平天国士兵的命运，一百多年来却很少有人关注。
兵少官多的太平军队
其实太平军人数虽然不少，但真正的小兵却着实不算多。
早期太平军分为5个军，每个军辖5个“先锋”，每个先锋辖5个“百”，百辖4个“旗”，每旗25名伍长、伍卒，按编制应有12500名“圣兵”；不久将军的编制改为前述的军-师-旅-卒-两-伍六级，一个军应有12500名圣兵，太平军在永安州时有10个军，应有圣兵125000人；在武昌有25个军，应有圣兵312500人；在天京扩编为95个军，应有圣兵1187500人，实际上当然远没有这么多，扫北军逃兵张维城称，扫北军共有9个军，都是主力军，但其中人数最多的前1、前2军加起来才1万人，而按照编制，一个军的总人数应该是13156人，其余7个军加在一起共计1万人，则每个军的缺额就更多了。
主力军不过如此，其它军就更糟，早期有个后二军，全军官兵只有170多人，而且其中大多数还是各级军官，真正的“小兵”恐怕连100人都不到，考虑到这个军的人数是军帅请求后勤接济所打报告上披露的，只会夸大，不会缩小，应该是可以采信的资料。
由此可见，早期太平军号称百万大军，真正的小兵并不会多。
小兵数量不多的另一大因素，是官实在太多了。
太平天国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十二日，洪秀全为了鼓舞士气，在永安州下令全军官兵除有职务者按职务穿戴官服外，“封帽一概与两司马同”，前已述及，两司马是军中最低级别的军官，管5个伍共25人，全军官兵一概穿上两司马的袍褂衣帽，这样一来，永安时期的太平军，就成为空前绝后、全部为军官所组成的奇怪军队。
这样的军队当然不容易指挥，因此第二年到达武昌后，这个制度作了修改，正式军官的提拔变得很难，没有空缺、或有空缺但无合适人选一概不提拔，有功（或无功劳有苦劳）的士兵，会被封为“恩赏职务”，除了没有恩赏丞相，从太平天国第三级高管检点，直到最低级的两司马，都有“恩赏衔”，但“恩赏职务”只是个荣誉称号，并不改变官兵的本来身份，一个挂着“恩赏指挥”的伍长，同样要受两司马的管辖，而如果是正式指挥，其职务将比一军的名义最高长官军帅高4级，比一军的实际最高长官总制高两级。对于不够格加“恩赏衔”的资深士兵，则按入伍年份，给予“功勋加一等”、“功勋”、“平胡加一等”等荣誉称号，这样算是暂时解决了官多兵少的问题。
到了天京事变之后，各地将领的割据意识增强，不同的将领所带军队，编制各不相同，有的用旗-营-队三级编制，有的用军-营二级编制，而天京方面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则不断大封官爵，以分散地方将领的权限，这样一来，军队里的官兵比例一下失调，而且这次不是“荣誉军衔”泛滥，而是实际职务泛滥。据史料记载，到了1860年前后，前期除王、侯外的最高职官丞相，已经成为营一级的属官，按照时人说法，“营”的规模一般只有100人左右，但目前能见到的已有“某营右十丞相”的记载，到了1863年就更滥了，保留下来、属于常州太平军的资料显示，后期常州守军护王陈坤书部下大将理天义陈士桂，部下侯爵以上的大员多至百人以上，丞相以下军官不计其数，而士兵则数量寥寥，如“护殿左三十一承宣”陈正明部，是一个典型的作战单位，但总人数不过8人，其中包括陈正明本人、两名挑夫、1名看家的16岁少年，和一个18岁的病号，注明为“矛子”即持兵器上阵打仗的士兵，仅有21岁的杨泉高、22岁的刘守成二人。陈坤书是太平军主力部队，陈士桂则是陈坤书麾下的“前一队”，是嫡系中的嫡系，这样的王牌军，小兵尚且如此之少，其它部队可想而知。
早期也有不少圣兵提拔为大将的范例，如守九江的林启荣，其坚韧善战，纪律严明，连曾国藩也很欣赏，日本人宫琦寅藏更将之比作唐代死守睢阳的张巡，他最初就是一个圣兵，被萧朝贵看中，提拔为牌刀手，然后逐级提升到检点，战死时已封为贞天侯了；忠王李秀成从老家藤县大黎里一直跟着大军走到天京，都是个普通的小兵（应该已经穿上了两司马的衣服），到达天京后，被春官正丞相胡以晄识拔，推荐给杨秀清，担任重新整编、基本由新兵组成的右四军军帅，后来一路升到王爵；英王陈玉成最初甚至连小兵都不是（是“牌尾”，即未成年随军家属），因为攻打武昌时单刀飞越城墙，导致清军防线崩溃，被一下提拔为殿右十二检点，后来一度担任过全军统帅。但在杨秀清的严格管理下，这些从士兵提拔出的将领大多确有将才，而且提拔也是循序渐进，除非紧急情况，很少让一个人如坐火箭般一升再升。
而后期则整个乱了套。陈玉成部下有一个潘子富，是1860年阴历闰三月十六日（阳历5月6日）在句容县被“裹挟”为圣兵的，20天之后就升了“旗手”，4天后（5月30日）在无锡城外惠泉山被提拔为“七色大旗手”，阴历五月二十日（7月8日）左右被清方逮捕时，已经做到“护将”，也就是说，这个谈不上有多大功绩的新兵，从普通一兵提拔为高级军官，竟只花了两个月零四天。
正如洪仁干所言，作为一个造反王朝，升官太快并非什么好事，一旦失败，官越大死得越快。但这并不是说，普通的圣兵打了败仗就没事，目前保留下的许多口供，供述者都是被俘的普通士兵，有的是被“裹挟”，有的还是自己逃出来的，但他们的结局，有记载的几乎都是“讯明就地正法”。如有一名叫王义的太平军伙夫，1860年阴历四月二十一日被太平军在苏州抓去烧火，几个月后被俘时仍是伙夫，却也被清方审问者当即处死。
也有些清方将领，喜欢“以毒攻毒”，如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河北连镇围攻太平军扫北军时，就把投降的太平军士兵安置在清军和太平军之间，这些降兵前有太平军营垒，后有清军壕沟，壕沟之后还有清军督战的枪炮，僧格林沁规定，杀死一个“真长毛”，才能允许一个投降者剃头“自新”，这些本以为可以苟活的降兵，最终不得不继续拼命，据曾是降兵一员的陈思伯称，数千降兵在短短几个月内伤亡过半，幸存下来的也面无人色。
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有些清方将领因兵源不足，喜欢收编降兵，如李鸿章淮军的主力程学启部，甚至洋枪队，都有大量降兵成份，太平天国失败后，大量湘淮军被遣散，生活无着，他们中许多人和逃亡江湖的太平军溃卒合作，加入了哥老会等秘密社团，同样出自农民、又为敌对阵营殊死拼杀的两群士兵，却在太平天国灭亡后，又部分地站在了同一条阵线里。
不论如何，与太平天国官员们相比，普通兵士目标小、人数多，不论被收编或逃散，生存下来的概率自然要高得多，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以及此后历次革命的启蒙者，孙中山、刘伯承、彭德怀等人，都曾回忆称，其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是受到逃亡回乡的太平军老兵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