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一种远古已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世界三大宗教。各类宗教都相信现实世界之外存在着超自然、超人间的神秘境界和力量，因此历史上常常有人利用宗教作旗帜组织人们进行反抗斗争，而身处苦难的人们也把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的神灵和虚幻的天国。
我国历代农民起义无不借助宗教，或者借助神灵鬼怪而彰显天意以唤起民众，如东汉末年的张角就是自称大贤良师创教“太平道”进而举义的，“太平”意为“极大公平”， 当时的官府以为是“善道教化”，故未加干涉。洪秀全所创“拜上帝会”进而发起太平天国起义，也是以宗教作掩护，与张角创教而发起的黄巾起义有很多相似之处。当秀才王作新告官说拜上帝教“阳为拜会，阴谋叛乱”时，浔州知府顾元凯驳回了控告，也认为这是劝善的宗教。张角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洪秀全则更胜一筹，更为系统，他将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宣扬要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平等自由的“太平天国”。他以天上的“皇上帝”对抗地上的皇帝“阎罗妖”，他以自己创立的上帝教教义对抗清皇所尊崇的儒家学说；他为宣传真道而出游天下，“劝世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敬拜上帝者不得拜别神，拜别神者有罪”。洪秀全把基督教的某些教义改造成为组织当时的中国农民举义的政治思想武器，又把基督教的某些仪式改作组织群众的方式方法，他自称“天王”，自称为上帝第二子下凡救世，宣扬天下人人皆是上帝之子女，人人平等，以此来号召百姓反清、创立太平天国。而广西地处我国西南边陲，距离朝廷遥远，地瘠民贫，对百姓来说儒家圣人之教的作用很薄弱，再加上官府吏治相当腐败，官吏畏葸和政治上的弥缝粉饰，正好给了“拜上帝会”造反革命的机会。
1843年6月，洪秀全在广东花县创立了拜上帝教，他把一本宣扬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和自己所谓的“异梦”结合起来，制造了“朕是天差来真命天子，斩邪留正解民悬”的“天命”说，以此来做号召团聚百姓的旗帜。初创拜上帝教时，他只是劝人“悔过从善”、“改邪归正”，莫犯邪淫、不孝、杀人、盗贼、巫觋、赌博等“六不正”，所谓“能正可享天堂福，不正终归地狱境”。为了使人们诚心信奉拜上帝教，为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他把祖先、门神、灶君、土地以及学堂里的孔子牌位统统一概扫光。创教的第二年，即1844年3月间，洪秀全和冯云山等出游天下、来到了广西贵县赐谷村“宣传真道”。虽说洪秀全等人是出于偶然到广西传教的，但由于1841年鸦片战争后，“夷务起粤东，粤西邻省毗连，地方大吏于梧州办理防堵。事平后，壮丁失业，猾黠之徒，相聚为盗，烟贩盐枭之属，从而附和”，天地会武装“抗官拒捕，入城戕官”，广西社会危机日益严重。1845至1846年间，洪秀全先后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拜上帝教理论著作，宣扬“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等人人平等的思想，号召人们崇拜上帝，脱离当朝帝王的统治，团结起来与“阎罗妖”战斗。而当地的贫苦百姓从自身利益和要求出发解读这些教义，并赋予自己的理想和想要的东西，拜上帝会即顺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壮大起来。为了破除以前的神话而唤起老百姓对“天父皇上帝”的崇拜，在1847年10月26日，洪秀全和冯云山还率众捣毁象州甘王庙，打击封建神权偶像，“教行上帝真道”，树立独一真神皇上道的权威，实际上也就是树立洪秀全教主的地位。1848年，当时的广西已经“流贼蜂起，四境骚然”，冯云山于当年4月获释出狱被判“遣解回籍”，但他“途中逸去”，潜回广西桂平金田，与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筹划武装起义，恰又适逢“来土相斗”，战败的客家人“各无所依，尽皆扶老携幼来归”，起义时机渐趋成熟。
为了替武装起义制造舆论，洪秀全等人编撰了一个“上天受命”的“人神交往”的故事，说洪秀全是“皇上帝”二子，是天兄耶稣的胞弟，“皇上帝”封洪秀全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命令他下凡转世“斩妖”，建立地上“天国”。而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等人皆是“皇上帝”亲子，故杨秀清封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由而组成了起义的最高领导班子。
为了配合洪秀全宣扬“真道”，杨秀清利用浔州一带流行的“降僮”迷信，伪称“天父下凡教导万民”，先后假托天父皇上帝传言对起义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例如：1848年冯云山被捕入狱后，拜上帝会群龙无首，组织面临解散岌岌可危时，杨秀清首次假托天父传言，“教导兄弟姐妹”不受妖言所惑，坚定了会众维持拜上帝会组织的意志。当金田起义发动时，洪秀全、冯云山在密藏的平南花州被清军围困时，杨秀清声称得到天父旨意，派兵前往解救，即发生了太平天国史上所谓的“迎主之战”。洪秀全在在武宣东乡登基称天王时，杨秀清假托天父传言说：“我差尔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也。”号召军民衷心拥戴洪秀全。每逢太平军行军、打仗、突围、破关等重大军事行动或关键时刻，杨秀清屡次传言“显神威”，与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传言、“朋比煽惑”，如在紫荆山茶地的天父传言：“场场行事，多有不同心，今天尔食何饭？差尔诛妖，何不同心？何不同力？何不同向前？”力促将士放胆同心向前杀敌，坚持了“同心合力灭妖精”、“同打江山同扶主”的信念，维护了洪秀全打江山、诛妖魔、上天受命的天王主位。如在永安天兄临凡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越受苦，越威风。尔放草（心）、宽草（心），凡有那些妖魔，任他们一面飞，一面变，总不能走的朕天父天兄手下过也。”在战争最艰苦的时期配合洪秀全的诏令：“眼前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永安无苦”，鼓动将士“越受苦，越威风”，“踊跃放胆向前，同心同力，杀灭妖魔”，从而激励士气、坚定了太平军必胜的信心。
定都南京前，“天父传言”在宣传、组织和团结会众等各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的确推动了太平天国起义发展扩大。但定都南京后，所有的宗教理论都被现实冲毁了，原来太平天国军民人人崇拜的皇上帝，逐渐变成了统治欺压百姓的上帝，变成了束缚可畏的上帝，“天父传言”也变成了杨秀清压制诸王、争权夺利、甚至贬抑洪秀全、图谋篡位的工具。如，当洪秀全责罚后宫时，杨秀清利用“天父传言”训斥洪秀全说：“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乖”，迫使洪秀全“自今以后，兄每事必与胞弟商酌而后行。”据清方记载说：“东‘贼’并托天父挟制洪‘贼’，前有掳来乡愚，误窥贼居遽杀之。后东‘贼’诡为天父下凡，至洪所谓：‘尔与兄弟打江山，何以杀人不与四弟商议？须重责！’洪跪求，北翼愿代受责，再三始罢。”尤其是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被打破后，杨秀清傲气冲天、妄自尊大，“诡为天父下凡，召洪‘贼’至，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贼’曰：‘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洪‘贼’曰：‘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东‘贼’伪为天父喜而曰：‘我回天矣。’洪‘贼’归，心畏其逼而无如何也。”事已如此，洪秀全如何能容忍下去？天京事变终于爆发了。就连清敌文人赵烈文在《能静居士日记》都认识到：传言“初言皆笼络人心而已，比至金陵，则杨秀清日骄，往往假托天父下凡，肩舆直至洪秀全宫内……杨逆之跋扈伪朝，固洪逆之假托妖言授人以柄，然洪逆坚韧不怒，其足以图杨而杀之，盖亦鸷狠之极者矣。”
基督教宣扬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降世救赎人类，以《旧约全书》、《新约全书》为经典。而洪秀全所创“上帝教”之教义，不过是根据《劝世良言》中的部分思想内容所创，如：上帝是真神，其他偶像皆为魔；世上所有人皆是上帝子女，都是平等的；耶稣基督降生救世等教义；因此他的“上帝教”常常遭到西方传教士的非难。在天京住过一段时间的美国牧师罗孝全，就曾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说：“是把他们的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非正统的宗教必然会受正统教徒的深恶痛绝，“传言”的宗教形式就曾遭到英国人米赫斯的斥责：“上帝临凡，此诚与吾人就基督圣经中所见习者大相径庭”，“所表示之人神同形论，十分显著。上帝由天上远来下凡，描写的俗人一般无异。”“尔言天父下凡，请问天父肉身木身，可能一见？”但外国人可能不明白，杨秀清本不是宣扬什么上帝救世的宗教神学世界观，其目的只是“惟我所欲”，杨秀清传言中的“真神能造山河海”、“耶稣为尔救世主”、要求“信实天父莫狐疑”的说教，无非是告诫众人信实杨秀清本人而已，说是：“自古死生天排定，那有由己得成人，灵魂本是由天父，今时不醒做何民”，无非是强调天国成败、人归宿命、功过奖罚等等皆是神天意志，其实也就是杨秀清的“神迹权能”，自己的绝对权威和意志。
天京事变后，不仅“天父化身”的杨秀清不存在了，而且“天父二子”的洪秀全也颇遭质难。由此太平天国运动由盛而衰，诸王“师克在和”瓦解，上帝观渐趋破产，因内讧“天国”岌岌可危。为了维护天国之存在，洪秀全费尽心机反复解释杨秀清的封号与神号，在杨秀清死后还说：“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杨秀清原是图谋篡位之人，洪秀全为什么会处心积虑为他说话？其原因就是杨秀清为“天父”传言的形象一旦毁败，就会动摇太平天国的政治根本。但此时洪秀全简单地为拜上帝教正本清源，已经不足以令军民信服了。洪秀全没有认识到，起义之初的紫荆山一带经济文化落后，孔孟文化影响相对薄弱，拜上帝教之理论尚可鼓动群众信服。而江南一带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孔孟之道早已深入人心，宗教迷信的思想方式根本不足以与传统文化抗衡。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的社会存在，利用紫荆山地区的“天父传言”，再去进行“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思想运动，是一条根本走不通的道路。杨秀清则比洪秀全清醒些，他在1853年定都天京以后，就开始恢复和宣扬孔孟之道：“七月间天父下凡，改前诫语，有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有意用儒家的天命观和三纲五常代替皇上帝真道，籍以维护在建的天国，以及已获取的统治地位。杨秀清或已深知，地位变了需求则应顺天应人。但洪秀全虽已尝到“传言”的恶果，也深知“传言”的神圣权威已经失灵，但他仍然坚持天父皇上帝的“天命论”，只是用掺沙子的方法，把“人袭神号”扩大到西、南、北、翼诸王，分别加称雨师、云师、雷师、电师与 “劝慰师圣神风”东王并列，将太平天国政治上和宗教上的领导二元化变为多元化，籍以调整君臣关系，巩固自己的圣主地位。
洪秀全沉迷上帝教不悟，便给太平天国的敌人造成了攻讦的口实，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士不能咏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所过州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手”，因而导致了深浸于传统文化教育之下的百姓、尤其是当时读书人的痛恨恶绝，大大减少了“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太平天国革命的号召力。干王洪仁玕也认识到宗教迷信已经逐渐失去作用，他在《资政新篇》中说道：“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万心如一心，故众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种奥妙，无人知觉。今因人心冷淡，故锐气减半耳。”而洪秀全即使临死之际，仍然“靠实于天，不肯信人”，当天京危急李秀成献计放弃天京、北出中原时，他竟然责备说：“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甚至还说：“有天所定，不必尔算”，太平天国岂能不败亡！
以宗教服务于政治目的，在必要的时期务必要顺应形势而淡化宗教，突出政治。否则，以宗教取得的胜利，亦必败与宗教。更何况太平天国内讧后，其宗教体系已经受到了严重打击和破坏，没有了这个思想武器，也就没有了共同目标，太平天国革命未能成功历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