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广西省博物馆卷》中收录有两件义冢碑拓片,原碑位于贵港市根竹墟,光绪七年(1881)立,拓片尺寸均为长113厘米,宽70厘米,楷书,郭愚田撰文。
对照碑文内容,可知立碑处附近曾“髅髑盈郊,闻则惊心,见之惨目”,事件起因大致为“甲子年间,□□□□一剿吾邑逆匪黄鼎凤于平天寨类是也。”由此可知,该碑记与咸同年间发生在贵港的黄鼎凤起义有关。
道咸时期贵港的经济社会环境
清代广西的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欠佳,全省“山多田少,地皆跷确,物产甚稀,居民谋生无计,十室九空,冻馁难堪,盗心易动”。乾嘉朝学者洪亮吉经研究认为当时中国“一人之身,岁得四亩,便得生计矣”。而乾隆朝后,广西人口急剧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至1851年时该省的人均耕地面积已不足1.2亩,根本无力承受严峻的人口压力。
生计已然艰难,不肖官吏还要从中鱼肉。当时“县征收田赋,名目繁伙。每届上下忙,悉由各卯铺包揽征收。小民输纳时,恣其鱼肉,吆喝恐吓,无所不用其极,大为地方之害。”光绪《平南县志》载:“平南田赋,向非计亩均摊,民间授受第以署券为准,出入多寡,往往任意增减。贫户以田出售者,止图得利,富人啖以重价,使之减写粮米,无不依从。故田去而粮犹存者,所在皆是。胥吏催征,止知向原户根是问,拘提拷比,受累无穷。”同治《藤县志》记:“藤邑东接梧郡,西连浔境,东南濒容县境,为三江之要害,货物往来之所,亦盗贼出没之区。……民居此土者,一苦于贼,再苦于兵,三苦于胥吏之需索。”坊间更是流传有“一锄供官、二锄吏,三锄甲差、四皂隶,五锄六锄头人把事,七锄锄到自家”的民谣。
另外,鸦片战争后不少裁撤的散兵游勇陆续流入广西,不仅对当地的社会治安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也逐渐凸显了广西原本就十分棘手的土客矛盾问题。清代广西籍状元龙启瑞后来在总办全省团练事宜时就曾论说:“夷务起粤东,粤西邻省毗连。事平后壮丁失业,猾黠之徒相聚为盗,烟贩、盐枭之属从而附和。外郡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用是党滋益多”。
凡此种种,都为天地会在广西的发展提供了合适的环境。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初年,活跃在华南诸省。至嘉庆年间,因沿海天地会活动多遭镇压,其成员便纷纷向广西转移。至道光初年,天地会在广西的活动已相当普遍。其山堂“几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形成了所谓“土匪纷起”、“通省群盗如毛”的混乱局面。
具体到贵港地区来看。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油印本佚名《浔州府志》中记录了道光年间浔州府辖区的灾荒情况:
道光十年庚寅四月,浔州大旱。土贼林某倡乱,劫掠四境,寻灭。
十三年癸巳五月,桂平蝗。
十四年甲午夏,浔州蝗,复大水。七月初七日,桂平大宣里鹏化、紫荆、五指三山水同发,平地深三尺,岁大歉。
十五年乙未,平南蝗食草木百谷殆尽。
十六年丙申,平南再蝗。
十七年丁酉春三月朔,浔州雹,大如斗,民居拆椽破瓦。
二十年庚子六月,浔州大旱。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至十二月,大旱。
天灾人祸交相而至,民不堪命。光绪《贵县志》总结当时贵港的社会状况是:
吾邑之乱,媒蘖于道光中年。其始不过椎埋恶少,三五成群,狗偷鼠窃,未敢揭竿为变也。不肖者从而庇之,渐而攘夺,渐而掳赎,继而劫掠焚杀无需日矣!而首谋巨憝,实窝藏城市之间。若掩而捕之,加以不侧之诛,法行则知畏耳。乃守土者,恐干吏议,姑息弥缝,养痈遗患。富家大室,又互相龃龉,苟为自全之计,如燕雀之处堂。遂使嚼火燎原,阴霾障日,血肉膏乎原野,城邑沦为丘墟。以一完善富庶之区,十余年蹂躏殆遍。迨大兵云集,穷寇仍复负隅,征剿经年,劳费不可数计,始克擒渠扫穴,拯民水火之中。虽曰天数,得非人事哉!夫涓涓不塞,将为江河,其积渐然也。
黄鼎凤起义梗概
根据罗尔纲先生的研究,黄鼎凤是广西贵县(今贵港)覃塘的状族人,1830年出生,因排行第三,故文献中亦写作“黄三”。黄家贫寒,过的是忍饥挨饿的生活。
鼎凤8岁时,其父因割取黄茅做草鞋,被邻村地主殴打致死,从此黄家谋生更难。12岁时,鼎凤到隔壁村替人放牛,因肚饿偷食田中玉米,被东家毒打一顿。鼎凤奋起反抗,逃回家中。其后,鼎凤在村里组织同为衣食无着的青年通过割黄茅等方法谋生。地方豪绅不能容忍“不肖青壮”破坏传统秩序,遂将鼎凤逐出家乡。
鼎凤离家后投奔了当时还是天地会头目的张嘉祥。1849年张嘉祥接受清军招降,转隶提督向荣部,从广西一路跟踪太平军至南京城下,鼎凤也随同前往。但鼎凤在清军中功劳被埋没,遂于1853年夏脱离行伍返回广西。此时鼎凤已有一定威望,遂在覃塘设英雄馆,在黄练墟立洪顺堂,招兵买马,并在黄练峡附近修筑岐山寨积蓄力量。
到1853年冬,广东天地会何禄、陈开等发动红兵起义,围攻广州。但因省城设防严密,清军训练、火器又占优势,故未能成功。至年底,西江艇匪(天地会分支)伍百吉等占肇庆,梁培友占德庆,“自肇庆至梧州,贼艘通行无阻”。清军夺得佛山后,陈开、李文茂等转战肇庆,遂与艇匪相合。
1855年5月,清军攻入肇庆,并追至两粤交界的梧州,陈开等西走入广西。10月,陈开部攻下浔州府城(今桂平),遂立国号曰“大成”,名桂平为秀京。11月,西掠贵港,黄全义、黄鼎凤等附之。民国《贵县志》记黄鼎凤响应陈开事说:
(咸丰六年)九月十二日,陈开、李文茂、梁培友据县城。黄全义、黄鼎凤附之。……开、文茂、培友等率众数万至萝卜湾,团练溃退。开入县城,遣全义守登龙桥、鼎凤守覃塘,并封受爵号。
1857年7月,鼎凤西进攻下宾州(今宾阳)、上林两地,大成国晋封其为隆国公。
面对大成国的乘胜进军,时任广西巡抚劳崇光以土寇蜂起,告急于湖南。湖南巡抚骆秉璋遣蒋益澧军南援。到1859年秋,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由湘入桂,湘军刘长佑率师追剿。10月,清廷以长佑为广西按察使,逾月又擢布政使,主持广西军事。在刘长佑、蒋益澧两支部队的配合下,广西战局出现逆转。至1860年底,清军进逼秀京。陈开“窜至县境香江地方,为(团练)生擒,解营正法。黄全义同时授首,官军遂克县城。……土寇黄鼎凤亦伪听招抚。”
光绪《贵县志》记当时情况云:
(咸丰十一年)所有伪国公大口扒、周仓糠、副爷发,梧州贼首罗华官,横州贼首马老人、亚德大,县城贼首黄祖喜、王兴福、黄六一、黄亚乌二、黄亚训六,君子垌贼首黄亚娘、叶亚狗、叶石长、黄三润等,各率其党归覃塘,悉听黄鼎凤指挥。鼎凤既抚有其众,贼势愈盛。蒋军甫退,鼎凤复叛,城又陷。遂统率其匪党,直往府城。彼时,适前任中丞刘武慎统兵到浔,守而兼战,贼败窜回,兵勇乘势追上,驻扎大墟。鼎凤见战已失利,旋令其党林单眼四(林汉朝)守大墟龙岩;蒙富、康世平等守登龙桥,余贼则屯聚覃塘及平天、岐山贼寨。连日打仗,互有死伤,官军不敢轻进。
不久,蒋益澧奉调浙江,清廷为此上谕时任广西巡抚刘长佑:“浔州新复之后,骤撤重兵,恐人心不无摇动,且尚有散匪蔓延滋扰,自应妥为剿办。”
黄鼎凤则抓住清军换防时的空挡,于1862年6月在覃塘誓师,一举光复贵县,颁布安民招贤布告,并率军进向浔州府城,刘长佑兼程来救,鼎凤军败,退回贵县,扼守险要,为久守计。
黄鼎凤的活动激怒了清廷,清廷为此下诏:
浔属各匪沿江劫掠,向为积年巨寇。逆首黄三尤属罪大恶极,岂容久稽显戮?著刘长佑督饬平、梧等处留防兵勇,将分窜各匪,严密堵剿,并饬蒋泽春、郑金华等军奋力攻剿,悉数歼除,毋贻后患。
刘坤一的“功绩”
1862年9月,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继其抚桂者为张凯嵩,军事方面则由刘坤一接统。刘坤一与刘长佑为同族,论辈分是刘长佑的叔辈,但年齿较小,资历尚轻,故刘长佑保举刘坤一主持广西军务。
10月18日,清廷上谕:“广西布政使,著刘坤一补授。……该员前在广西带兵剿贼,于地方情形自能谙悉,既著催令赴任,不准延缓,有误防剿。”11月14日,刘坤一交卸时任广东按察使印务,于月底启程赴广西新任。“途次奉新授两广督臣刘长佑檄饬先往浔州,随即由浔晋省。于十一月二十五日行抵桂林。……二十七日,准署藩司苏凤文委员赍送敕印前来。”在与巡抚张凯嵩商议后认为:“广西系边檄要区,藩司乃旬宣重寄,理财察吏,任重事繁。又值浔州贼势披猖,需人接办,臣禀请抚臣张凯嵩,仍委按察使苏凤文署理藩司,臣得一面料理,定于十二月初八日启行,驰赴浔州,督同各营,力图剿办,仰慰圣廑。”
1863年2月初,刘坤一抵浔州,屯水师于东津、苏湾一带,屯陆军于东山、黄岭、大鳌村等处。当时清廷意识到“(广西)股匪虽多,而平、浔两处尤为巨患,负隅最久,自应先其所急,以全力攻拔,则其余个股自无难次第荡平。”似乎是回应清廷的担忧,黄鼎凤于1863年在小平天山顶上,筑平天寨,称建章王,置宫殿,刊刻《尧天五典》诸书,驰檄四方,宣言出师长江,与太平天国相呼应。
罗尔纲先生详述小平天寨的具体情况是:
平天寨上系土山,约宽七里有奇,陂陀起伏,山上可开井取水。寨正身前左右三三面,石壁削立,高三十多仗。前面原有石涧,涧底有泉水,在涧中叠石为路。上寨修筑内外两闸,闸上安七千斤大炮。寨下三面都是土山,前面土山很长,斜行几里才抵平地。寨后一面,石山带土,地势敧颇,下有沟水。寨上筑垣三重,炮台、卡房星罗棋布,每遇稍平的处所,辄加铲削,使它绝陡。偏右一线,羊肠盘旋而下,筑闸防守,叫做大风门。这一个平天寨经营得险固非常。寨前闸难于仰攻,左右两面更无法进攻。惟寨后正对的象鼻山(又叫做大平天山)与寨正近,比寨高出几丈,可以俯瞰寨中。
到当年8月,刘坤一攻下登龙桥,在持续的鏖战中不断消耗的黄鼎凤被迫退守小平天寨。民国《贵县志》记:“清督师刘坤一率师围之,筑垒十六座,其最扼险者为大平天山,二垒与小平天山对峙,中隔一峡,壁立千仞,余十四垒分布于山麓根竹、覃塘间,作环列形。遗址尚存。”到当年底,刘坤一部基本控制除小平天寨外的覃塘地区。
以“官军”自居的清兵军纪不佳,光绪《贵县志》载:
(清军)由县城移扎郭南进剿,鼎凤败走覃塘。所掳妇女幼孩复为官兵夺获。督师下令军士退还民间。时,兵民杂沓,良歹不齐,禁令愈严,藏匿愈密,幸得赎回者,不过十之二、三,殆劫运使然欤。亦蚩蚩者,知避贼而不知避兵耳。玉石俱焚,可不鉴哉!
1864年6月,在经过半年多相持后,交战双方都有些筋疲力尽了。在最后的关头,清军使出“招抚”的惯用伎俩。同治《浔州府志》记载:“贼势穷蹙,乃遣副将陈定元登寨楼说之。鼎凤识其诈,以刀相拟。定元乃取刀断己二指,以自誓。鼎凤顿足者再,谓曰:‘死亦甘心矣。’两人携手入营。鼎凤正法,余党悉平。”
民国《贵县志》则记录得更为客观:
时鼎凤势已穷蹙,坤一令总兵陈本志,登寨喻以利害,遂诱杀之。……(同治)三年甲子四月,刘坤一诱缚黄鼎凤、周竹岐等,磔之。……鼎凤二子二妾,坤一骈戮之,而释其母妻,以母、妻素不善鼎凤所为也。
在刘坤一给张凯嵩的禀报中,详述了清军的战果:
生擒伪军师黄庆蕃、伪元帅康世平、梁赞即大口扒、蒙富、陈云德、伪统领王兴福、龚漱六、伪将军曹立本、伪平章汪捡蛟及黄鼎凤妻妾四人,子女各二人,其余逆党及各逆属,共计生擒四百七十余名,斩取首级四百三十余颗,自投下寨毙命者五十余名,夺获黄鼎凤伪造金印一颗,银印、金钱、银钱及各伪造衣物、旗帜等件,大小炮位二十七尊,抬枪三百九十余杆,小枪五百二十余杆,其余军器、子药、资粮无算。
……计自沙江桥堵剿,嗣解马村重围,以次克复桥墟、蒲塘顶寨,龙岩岭底,登龙桥、贵县、横州、覃塘、岐山寨等处,大小约百数十战,肃清数百里,解散胁从数十万;及合围平天寨,各勇穷幽涉险,裂罅凿幽,尺寸必争,宵昕无间,艰辛备历,奋勉异常。合计卑营阵亡将近千人,而病故者不计,受伤约三千有奇。
1864年6月23日,刘坤一补述战利品情况说:
查克复天平寨夺获黄鼎凤伪铸金印一颗,上篆“鼎凤之宝”四字;又银印一颗,上篆“岐山寨”等字;又银印一颗,上篆“洪顺堂前营”五字;又梁赞银印一颗,上篆“梁赞之印”四字;又金银钱共十四个,上篆“平天寨之宝”、“岐山之宝”、“国记通宝”等字,以及伪制黄帽、黄旗等件。
同日,以剿平黄鼎凤,清廷上谕“刘坤一著赏给硕勇巴图鲁名号,并交部从优议叙。”
应该说,黄鼎凤起义的兴衰起伏是与太平天国运动相随的。光绪《贵县志》总结道:“其时,因洪逆盘踞金陵,十三行省蹂躏殆遍,猛将精兵,尽调集大江南北,先图其大者,故各土寇得延残喘。洪逆大创后,遂分军入粤剿洗,一鼓歼除,如摧枯拉朽。”
根据义冢碑记载,战后“统帅果已委员采捡,厝诸吾邑之东郊”。十余年后,贵港乡绅郭愚田“偶至黄逆北炮台山下,见深涧中遗骸□□,□□知左右村诸□老云:此乃各营勇攻袭时所毙者,不下四五百,□□虽有藉名采捡而董理者,怠于其事未尝求诸深山涧谷中,故有今之所遗也。”不久,郭“集同人鸠工捡厝□□骸者永无暴露之凶,而有掩□之葬。”由此才有了这块用于标记的义冢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