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新故居坐落于今广西桂平市紫荆镇蒙冲村石仁屯78号。故居是一座靠山临水的院落，坐西北朝东南，现存院子占地面积约1520平方米，由门楼、正屋、前院、天井、杂物房等组成。现正屋为二进五间两廊布局，总面宽27米，进深9米，建筑占地面积243平方米，它以河卵石砌基脚和底墙，将黄泥拌沙石舂上墙（门面则用青砖砌底墙，泥砖筑上墙）。泥砖木结构，双坡悬山顶，小青瓦屋面。院子前面有一口大水塘，东北面的山顶上原有一块酷肖立人的巨石，“石人村”由此得名，后因当地曾姓人将巨石炸毁，“石人”已不复存在，村名遂演变为“石仁”。
王作新（1813—1870），祖籍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曾祖父达瑞于1753年（清乾隆十八年）由粤迁桂，定居桂平紫荆山大广鸭冲，后又迁花蕾山塘村。道光年间，祖父文斗再迁居石人村（当时属武宣县管辖）。之后，通过多年苦心经营，家境逐渐富裕起来。到父亲东城时，王家广置田产，年收租谷数万斤，成为紫荆山区首屈一指的富户。东城发财后，在离祖屋不远处择地另建新居。祖屋在花蕾水下游，叫下屋，而新居在花蕾水上游，故名上屋。王作新与父亲此后一直居住在上屋。作新生有6个儿子，按长幼依次为乾元、万元、季元、良元、鹏元及锦元。
王氏家族十分重视子弟的教育培养，激励他们读书仕进。正是在这种“崇儒重文”的家庭环境熏陶下，王作新与堂兄王大作一个是附生，一个是贡生，是当时紫荆山区难得的一对秀才，也因此成了封建秩序的卫道士。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冯云山刚进大冲教书时，王氏兄弟为摸清其底细，曾以聆听讲学和切磋诗文之名，登门拜访过冯云山，而通过互相交谈，特别是冯在书馆门口贴出对联后，他们立即警觉“来者不善”，并断绝了与冯的来往。大作还命儿子德钦四处奔走，“谕其乡人，勿为所惑”。拜上帝会到处砸社毁庙后，他俩更看出此乃“先打神，后打人”，意在“争王夺国”。雷庙是王氏父辈倡建的，它的被砸，终于使其与拜上帝会的矛盾公开化。
为了把拜上帝会的“逆谋”消灭在萌芽状态，1847年（清道光二十七年）底，王作新在调动团练拘捕冯云山未遂后，以起获的数本抄书及窜改过的门联为证据，向江口司巡检衙门提出了控告，并具文向桂平县递呈，指控冯云山“为结盟借拜上帝妖书，践踏社稷神明……迷惑乡民，结盟聚会，约有数千余人。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胆敢将左右两水社稷神明践踏，香炉破碎”。为此，冯云山针锋相对，辩解自己“遵旨敬天，不犯不法”，同时要求追究王作新“索诈诬控事”。这场“打庙官司”因诉辩双方各执一词，加上地方官吏的“因循敷衍”而拖延了近半年。1848年6月（清道光二十八年五月），桂平知县贾柱根据浔州知府顾元恺所做的批示，判冯云山无罪释放，但因冯为“无业游民”，官府派两名差人把他递解回原籍，以交由当地“管束”。
冯云山在回籍的途中，巧妙地说服、感化了两位解差，然后一起重返了紫荆山。又经过两年多的组织和发动，紫荆、金田一带拜上帝会的势力日益壮大。1850年7月（清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发布总团营令，“通告各县之拜上帝会教徒集中于一处”。为此，分布在各地的拜上帝会众迅速行动，从四面八方“挈眷而来”，汇聚金田。在金田团营的过程中，会众与团练的矛盾和斗争也更加尖锐，磨擦在所难免，王作新、王大作见大势不妙，絜家逃往武宣县城躲避。
1851年1月（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挥师大湟江口。3月，撤出江口，经新圩、紫荆往武宣，但在途经古林社时，“王作新唆使王谟村人截击太平军的后队”，掳去10余人。太平军大怒，攻入王谟村，杀死刘星旋、刘上珍等13人，并“派人去找王作新，没有找到，在他家的门口贴了一副对联：‘得转还仇千古恨，更深夜静细思量’，并放火烧去王作新的小楼”。7月，太平军从象州再次回师紫荆、金田，为此，王作新“集团助剿”，全家族上阵，与太平军兵戎相见，结果，其三子季元，侄子伯元、仲元、士元，以及武生罗思扬、罗思展，童生罗浩、罗启生等皆阵亡。据时人所述，在此期间，“作新家族八十余人皆被害”，可谓举族以死殉道。
王作新作为拜上帝会的死对头，在乡绅中算是少有的颇具见识的人，如对冯云山的观察、判断就很细致到位，如果不是地方官吏疏忽，“纵虎出柙”，或许，拜上帝会的历史会改写，故史志称“云山而死，则秀全之乱不成”，也正因如此，金田起义事发后，清广西巡抚周天爵对在“打庙官司”中“不作为”的官员进行了追责，顾元恺、王烈、王基等皆被革职拿问，而有先见之明的王作新则受到了嘉奖。据传，朝廷曾有意召他进京做官，遭婉拒后，地方官吏又保举他担任县主簿之职。他去世后，受赠“文林郎”谥号，在新圩“忠义祠”内供奉牌位，享尽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