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特定形式、性质和结果，与发生在它前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有密切关联。
如果从时间的先后来评衡，我们应该肯定，太平天国农民是先于清政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开始“洋务”活动的。当清政府执政官吏们尚在鄙视“夷人”，窥视西学时，太平天国就已因崇尚西方宗教开始与西方传教士乃至官方人士进行外交往来了。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太平天国开始是处于先进于清政府的地位。但是为什么太平天国没有成为近代中国洋务活动的主持者？终极原因是在于农民无法克服小生产者的弱点，不能建立长期的巩固的政权。太平天国因悲壮的失败而中止了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跋涉，从而也使中国近代化开始的一个偶然机会丧失了。简又文先生曾说：“倘太平不亡，仁玕政策得行，则中国科学物质之建设，亦即所谓‘现代化’必提早一百年。”(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第二十章。)此语不无道理。虽然如此，但太平天国却激发了清政府进行洋务运动。
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后，清朝军队不仅不能将太平军镇压在广西一带，而且不能阻止太平军定都天京。曾国藩、李鸿章以及直接受太平军威胁的地方官吏何桂清、薛焕等人感知，在军事上，太平天国借用了西洋技法，因而需“借洋兵助剿”，在中央的奕祈、桂良等人也力主改变国策，向西方学长技。
李鸿章率淮军出战不久就发觉，太平军所以“猛不可当”是因为他们作战“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一，第58页。)。他还将中西方军事进行比较，认识到中国的武器、军队与西方的差距。为务镇压太平天国，他先于政令袭用西法，与太平军竞相借用西法以抗衡。受到太平军直接威胁、打击的江苏、浙江一带的地方官吏，深知清朝军队不能与太平军相匹敌，为保全地盘、官位，也私下与夷人交涉，先开借用西法兵力抵抗太平军的先例。署两江藩司、苏松太道吴煦曾明言：“洋人之兵，为贼所畏，与其以饷养兵，不如以饷豢夷。”(《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第733页。)上海道台薛焕在太平军攻近上海时，不断与英国领事通信，请求英国当局出面应付危局。受太平军炮火威逼的清朝地方官员，不能不突破夷夏大防，恳请借助其先进的武器、兵力来保全他们的生命、财产、权势，开启了对外固闭的大门。他们是危言耸听地劝说皇帝：“该夷志在牟利，不顾顺逆，万一不为我用，转为贼用，一经与贼勾连。贼与夷串成一气……势必水陆分忧，南北皆危。……如今之计，惟有亟为安抚夷人，坚其和议，俯如所请，……乘势劝其助顺剿贼，或可稍挽危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4》第378、379页。)被内忧外患搅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既已不情愿地请出汉族官吏组建地方武装镇压太平军，怎能不承认他们“平乱”的办法和功绩。这些官吏也就居功操演了后来的洋务活动。所以可以说，没有太平天国对清朝腐朽权贵势力的打击，一贯执行“太阿从不下移”之家法的清朝最高统治者就不可能给予新兴的经世派以重大权柄；没有西方势力的侵入和太平天国接纳西方文化的举动，也就不能引发敌手们“借师助剿”的需求；没有“借师助剿”以及与洋人共同镇压太平军的合作，就不会有强烈的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刺激，不会有学习西方物质文化的迫切愿望和行动。
在内忧外患中，咸丰驾崩，发生棋祥政变，为统治阶级内部坚持与洋人打交道的一干势力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历史性契机。从政变中获取权柄的慈禧和奕祈不能不稍顺暗助他们的洋人之意，而且必须向国人摆出与被他们取代的肃顺等人不同的政治态势，所以他们在发出的惩办肃顺等人的上谕中特别斥责了其“伪报外人态度言词恐吓故君，阻其还都”的罪行。这种斥责无疑是在对朝廷过去的外交态度表示悔过，也预示着未来的对外亲善之势。清朝廷在政变后的对外亲善之态与地方上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的洋务之举于此合流。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就这样在宫内宫外的偶发事件中具备了内部的基本条件。
但是因为洋务运动是个双向活动，即中国学习西方，接纳西方文化，西方各国向中国传授先进技术，协助中国建立西方式的工厂、学校、机关……，所以它的成行还必须具备另一个重要条件：西方列强的意愿。西方列强是否和为什么愿意让中国开展学习他们的洋务活动呢？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言行中得到答案。林乐知在《中西关系略论》中明确表示对西方各国来说，新的问题“不是由于中国的强大，而是由于中国的衰弱”，因此“西人所望中国者，一曰非强不可，不强则生意阻滞不行，西人于此多不便也。二曰非富不可，不富则西国之物无能买也。”英国及其同伙虽然已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诸多口岸，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中国太弱、大贫以致不能满足他们侵略的需求。中国政府在对外交往中的傲慢无理、治理国事的腐败、无能，中国民众对西方商品的排斥心理以及因封建经济结构所导致的自给自足、不依赖商品的生活习惯等等都是列强实现其侵略目标的阻碍。因而他们亟望中国能借西法以自强，并且愿意帮助中国自强自富成适合于他们侵略需要的国家。威妥玛也在《新议略论》中表白：中国若借法自强，泰西各国无不欣悦，因为中国改政对于外国“益盖多焉”：“中华初办，需约外人相帮”；“内地以此容易治平，外国人民来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中国必得约请借贷”。这个算盘扒得真可谓精妙之至，他是希冀中国自强后，压平内乱，为入侵者在华居住、通商提供安宁的环境，同时在自强期间还可为他们提供控制中国的机会和输出资金的门路。显然列强是从殖民化角度来促成中国的强和富，但也毕竟与中国的国情需要“里应外合”了。
以太平天国为突破口实现扩大侵略权益企图的破产是列强扶助清政府自强意识形成的重要原因。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初期，入侵中国的外国列强曾一度想借太平天国来实现殖民目的，扬言“用实力去支援一个既衰弱又腐败的政府只有降低我们国家的信誉”(《太平天国亲历记》第317页。)。李秀成也在自述中谈到：“鬼子到过天京，与天王叙过，要与天王平分土地，其愿助之。天王不肯云：‘我争中国，欲想全图。事成平分，天下大笑，不成之后，引鬼入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2》)洪秀全对侵略要求的坚拒肯定很令列强失望，但太平天国领导人在通商贸易、外事往来、接纳西方先进器具等问题上的开明态度使入侵者兴趣犹存，于是有太平天国与西方人士的频繁交往，有太平天国区域内洋务活动的先起步，有列强对太平天国“保持中立”的许诺，有太平天国对“西方兄弟”的居住地和利益所在地暂不攻取的保证。但这种“兄弟”关系没有持续到使太平天国把握全国政权、操演洋务运动的地步，因为两者的利益存在着根本冲突：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目的是要取代清朝“异族”统治，他们因而必须攻取“异族”统治着的一切地方；西方列强的目的是兑现南京条约中的侵略权益，扩大这个权益并逐步变中国为殖民地，因而将太平天国攻取已被定为通商口岸的城市看作是在损害他们的利益。为维护既得利益，侵略者首先撕破“兄弟”的伪装，暗助清军防守，抵制太平军的进攻。他们在“中立”面孔尚未摘下之前就已开始与清军联手镇压太平军了，恰如李鸿章等人在清政府还撑着不屑与“夷人”握手言谈的尊严时就已“忍辱”“虚心”请教、借用西洋长技一样。他们都是出自“务实”的需要，出自维护阶级利益的本能的需要，正是利益的需要构成了侵略者与清政府之间的“合作”之桥。此时太平天国仍坚持正义地认为，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不应受到外来者的干涉。他们不肯放弃攻取“异族”统治的每一个城市的目的，不愿原谅列强暗助清军与太平军为敌的行径，甚至宁愿与“洋兄弟”对抗也不屈服于他们的“好言相劝”。这样，原有的一种比较有利于太平天国的三角关系倾斜成轻重失比的天平，太平天国站到与两敌联合势力相抗的地位。
西方列强向清政府伸出联合之手，是因为他们与清政府同属既得利益阶级，清政府统治着中国，列强也已涉足其中，他们有维持国家现状以便于稳固统治、获得侵略利益的共同需求，是因为侵略者不可能在太平天国统治的国度里获得他们期望获得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清朝廷内部的危机使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抛弃了他们素所保持的成见，在列强特务人员的拉拢下露出比太平天国“灵活”得多的向列强靠拢的意向和行动，由于这一切，侵略者作出了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选择。建议其政府作这种选择的侵略分子如此解释：“我们的利益和中国合法政权的利益交织在一起”，“我们遭受的损害将同清政府所受到的损害成正比例。”(《北华捷报》六○四期。)参与中国内战，镇压太平天国才有利于他们的殖民政策，因为太平天国所能给予的利益不能和中国政府有责任给予的利益等同。“纵使太平军答应不再侵扰我们，我们可以跟他们和平相处，但是他们不可能组成一个正式的政府与我们谈判”(《太平天国亲历记》第468页。)。
我们已经能够如此断定：西方列强各国是害怕太平天国运动的继续发展会让他们从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利益丧失，而且断定不可能从太平天国手上得到更多的利益，才将太平天国视为殖民事业的敌人，一变先前在中国内战中所持的“中立”态度而为拉拢清政府以求“合作”；清政府则是因害怕被太平军攻垮，无从保持满清政权、更无从保持“天下大国”之颜面，不得不痛苦地放弃素所保持的鄙“夷”之态，转而媚好外人，联合西方力量消除心腹之患。两者都因为面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存在和发展，感到了太平天国的威胁，才踏上联合之路。这个联合的一方是要推行殖民政策，另一方则想习“西技”自强以安内攘外，虽然各怀鬼胎，但由此引发了中国的洋务运动。由此看来，太平天国运动对洋务运动的产生有着不容否认甚或可以说非常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