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
本文为翻译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1868年出版《常胜军：戈登在华战绩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史》（《The Ever Victorious Army，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ampaign under Lt.-COL.C.G GORDON,C.B.R.E and of the Suppression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这本书分为四部分，一共十八章，其中第四章至第十三章的中文翻译收录于《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三辑》，由雍家源老师翻译，章克生校译。由于序言部分未见出版，本文进行翻译，通过这段序言可了解作者安德鲁·威尔逊有关本书的背景和补充说明，“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真相，而不是虚构和想象”。
如有任何问题，欢迎指正。
以下是正文部分： 过去的十年，中国政府及民众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他们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进行了长时间的战争，无论这两国的诉求正当与否，都影响到中国政府的权威并削弱了国力；同时，他们不得不被迫适应一个新的局面，与外国日益密切的往来正在改变和瓦解封闭已久的文明，这个情况带来诸多艰难险阻，还为此引发了一场类似革命的内阁政变。另外，清政府完成了对一场大规模的国内运动的，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和平繁荣的景象，他们忽视了起义运动的力量，使这场运动发展壮大，影响空前。 最后这一个问题即是本书的主题，但需要结合前面两点才能更好地论述和理解。这三个难题同时存在、紧密相连又相互加剧，外国人在华的战争给了太平天国运动者机会，太平天国又削弱了清政府对外防御的能力。更进一步看，这场运动的诞生便与外国人在华活动息息有关，而当1859年运动快被镇压之时，清政府和西方国家的矛盾升级又给了其发展机会。这场运动使得皇帝丧失了部分政权，无法实现外国的诉求，反过来又给镇压太平天国制造更多的阻碍。 已经面世的几部有意思的著作涉及了中国这一转型阶段的前半部分，这一时期以1861年北京的辛酉政变而结束，有所启发性，例如梅多斯先生（Meadows）、奥利芬特先生（Oliphant）、布林海军中校（Brine）和伦尼博士（Rennie）的著作。但是之后发生的重要事件却并没有被广为人知，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被镇压，中国又恢复到有序与和平的状态。英国民众对这些事情的了解极为有限，要么通过电报和报纸上的模糊的报道，或是通过一些无知又缺乏原则的太平天国同情者的胡乱抱怨。在这些事情中，在华的外国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英国人和美国人协助太平天国作战，而另一方面，1863年到1864年间几乎所有来自中国的邮报都会带来有关戈登少校（如今是上校）的消息，称其从太平军手中夺取了一座座城镇并将其移交给清政府。因此后面这一阶段有着双重意义，与我们进行商业贸易的中国重新恢复了秩序，英国军官在那里从事军事活动，直到结束。 我关于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来自于未发表的文献，戈登上校在与清政府合作结束的一年多之后，把有关那段时期的个人日记、信函以及其他与太平天国相关的文件交给我，允许我自由使用。同时，他也非常希望有关这一问题的出版作品里不要把他写成一个英雄人物，因这一事件还有不少其他军官参与，在他看来，那些人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并不少于他。况且，他认为，他在中国的经历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目的，即真实地记述该国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戈登上校之所以能给予我这份宝贵的信任，是由于他回到英国后阅读了我1860年在香港发表的一本关于英国对华政策的小册子，在那本小册子里，我提议并倡导改变对这个天朝大国的政策。后来，在北京的女王陛下的全权代表弗雷德里克・布鲁斯（Frederick Bruce）爵士、上海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Hart）先生，以及战场上的戈登上校均出色地贯彻了这一政策。 我与中国政府从来没有过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没有什么利益往来，但是我曾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与中国人有过诸多接触，深知当前中英两国存在共同的利益，对中国的客观了解也有助于我们自己进入新的政治阶段，所以我愿意承担起交付给我的这项重任。考虑到戈登上校的个人愿望、他的日记中有关个人冒险活动的细节缺失，以及美国和欧洲近期的大规模战争之后小型军事活动的无趣性等原因，最好的方法是以外国军官指挥的清政府军队——“常胜军”为叙述的重点来撰写一部有关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简史。这支军队由美国冒险家华尔于1860年组建，后来在戈登上校的率领下，为肃清江苏境内的太平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加速太平天国首都天京的沦陷。 由于长期的重病，我的这一计划遭遇了延误和停滞，但也无需惋惜，近几年中国并未有大事发生，且有关太平天国运动仍在持续的不实报道也在逐渐消失。我并不是要用自己的健康作为借口来为书中的错误或缺陷开脱，只是想解释为什么前面的一些章节比后续看上去重要的章节更为详尽。关于这部书，我曾计划撰写更多的内容并写得更臻于完美，但由于只能口述让人记录，只好着重呈现一些全新的事实或是有助于了解中国近况的重大事件。 本书约三分之一的内容已刊登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其余部分则完全是新的，除了我在《每日新闻》（Daily News）或者《帕尔默尔报》（Pall Mall Gazette）上评论东方时事时可能沿用过的少量的措辞。 我在此必须感谢以下各位为我提供的文件和信息：陆军少将布朗（W. G. Brown）；部队助理军医莫菲特（A. Moffitt）；英国皇家海军的罗德里克・迪尤（Roderick Dew）舰长；天津的迪克（Dick）先生；前上海商会秘书詹姆斯・麦克唐纳（James Macdonald）先生；广州的狄克森（Dickson）医生；尤其要感谢戈登（Gordon）上校。不过，就观点方面我与他并无交流，除了指挥行动记述的准确性之外，他对这部著作不负任何责任。 我个人在中国的经历以及华尔创建常胜军时与他的相识都对本书有所帮助，还有一些外国军官们的陈述也发挥了作用，他们曾有机会观察到戈登领导的军事活动。目前一切关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信息都经过审查，但本书的参考资料主要有以下来源： 1. 陆军中校戈登有关其在中国活动的私人日记及书信。 2. 一份关于戈登活动的手稿叙述，该手稿是在陆军少将布朗的指导下编纂而成的。布朗于1863 - 1864年指挥英国驻中国的军队，他的兄弟布朗少校是戈登的副官。 3. 一份机密的《昆山“常胜军”备忘录》，或称戈登特遣队，由英国政府印制，但从未公布。 4. 英国皇家海军罗德瑞克・迪尤舰长所记私人日志，内容为其在浙江省对太平军作战的行动。 5. 诏书及其他中国官方文件，以及太平天国的布告。 6. 太平天国首领们的自传，包括忠王、干王，以及幼天王的自传。他们在南京城破时或破城后不久被俘，在被朝廷处决之前，被允许利用生命最后的短暂时光写下自己的经历。 7. 截获的太平军信件以及为太平天国效力的不幸外国人的信件和证词。 8. 由施密特（Schmidt）上校，一名曾在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e）、何伯（Holland）和戈登麾下服役的军官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发表在以同情太平天国而闻名的《中国之友》（‘Friend of China’）报纸上。 9. 由助理军医莫菲特撰写的关于戈登所进行战役的医疗报告。 10. 英国议会蓝皮书中发表的《我们与中国关系的往来信函》，以及美国总统发布的外交信函。 11. 中国典著。 12. 各类旧报纸档案。 关于本书所附的几幅地图，我需要感谢皇家工兵部队的桑福德（Sanford）上尉，他为绘制这些地图提供了宝贵的帮助。桑福德上尉非常熟悉上海周边地区的情况，他参与过该地区的勘测工作，也参加过英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行动。《1862-1864年镇压叛军作战示意图》对介绍戈登上校的活动起到重要作用，这幅图是根据他本人以及英国军队的其他军官所绘制的一幅大型军事地图缩制而成的。《忠王和英王作战示意图》是对第五章所述太平军营救汉口的尝试所作的阐释。在《1851-1865起义军行军路线示意图》中，利用了密迪乐（Meadows）先生在其太平天国研究著作所附地图中对太平天国早期行动路线的绘制，也展示了太平天国失败前更为重要的后期行动路线，以及李鸿章1857年为剿灭捻匪而设立的防线。《太仓和昆山示意图》有助于解释第九章所述昆山的攻克；《1864年3月遭太平军破坏地区示意图》展示了戈登上校最后的作战行动。为了满足那些希望拥有一幅真正优质的小比例尺中国地图的读者，我给出了一幅地图（这幅地图是由一位在世的著名地理学家为其他目的用钢板制作的），其中地名的拼写与其他地图和正文稍有不同。 中文名称的英文拼写当前存在很多问题，所以对于像“江苏（Kiangsoo）”和“苏州（Soochow）”等英文读者已经熟悉的词汇，我认为没必要严格遵循任何特定的拼写规则。有些中国人名和地名的拼写肯定是不对的，它们是由不懂中文的人根据发音用英语记录下来的，也不值得去获取正确的拼写，但其中一些会在附录中得到更正。对于那些鲜为人知但很重要的术语，如“抚台（Futai）”，我更倾向于采用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体系的修正，欧洲的学术机构在处理亚洲语系时通常采用这一体系，还包括美国的在华传教士。英国驻华领事机构最近使用的复杂的拼写规则对英文读者很有误导性，导致出现像“上海（Shanghae）”和“太平天国（Tae-ping）”这类粗糙的写法。 “太平”（Tai-ping）一词意为“伟大的和平”，“T”发音后的送气音较强，“ai”的发音类似“high”或者“aisle”中的“i”，“ping”中的元音如同“ring”中的元音。有时也被写成“Thai-ping”、“Tae-ping”和 “Ti-ping”。其中第一种写法是韩山文（Hamberg）先生所使用的，也是所有写法中最准确的，但在日常使用中却显得过于繁琐。“Tae-ping”是英文官方拼写方式，但存在一个致命缺陷，百分之九十九的英国人会把“Tae”发成类似 “lay”或者“hay”中的宽元音，这与汉语发音差别很大。“Ti-ping”也不行，会让人觉得“Ti”的发音如同“tippet”中的“ti”。可能有人会认为“Tai-ping”也有类似问题，因为在英语和法语中“ai”通常代表宽元音“a”；但事实上“ai”很容易让“Tai-ping”中的“Tai”按照元音发音，且已经为东方著作的学者们长期使用。虽然还有瑕疵，但已是目前的最优方式，且在英语和法语的出版物里广为人知。最完全正确的拼写方式应该是“T'hai - p'hing”。 汉语是单音节表意文字，而非表音文字，其专有名称有时会被拆分，如将 “Hongkong”写成 “Hong Kong”，将 “Tientsin”（天津）写成 “Tien-tsin”。地名上完全没必要拆开，反而影响准确性，因为后一个字节需要依附于前一个字去表达。在人名方面则应该拆分姓氏和名字。例如，“Hungsewtsuen”（洪秀全）的写法就像在英语中写“Smithjohn”而非“Smith (John)”，Hung是姓氏，应当分离，名字之间用连字符标记，这样就一目了然，从而写成“Hung Sew-tsuen”。这一方法被广泛使用，如“Tseng Kwo-fan”（曾国藩）和“Li Hung-chang”（李鸿章）。但是像“Sankolinsin”（僧格林沁）这样的满族名字处理起来就更为简单，因为满语本身由字符组成。 本书有大量的细节需要斟酌和精简，对于外国人来说，由于汉语单音节字之间差异甚微，要确保用词的完全精准是非常困难的。然而我在审读已成文的本书书稿时只发现了几处小错误，问题不大，只需稍加修正。在第126页，“山西（Shansi）”被错写成了“陕西（Shensi）”；有一处把李泰国（Lay）先生的一本小册子《我们在中国的利益》（‘Our Interests in China’）写成了《我们的政策》（‘Our Policy’）；第148页的一个注释标注匆忙，“安徽（Nganhwui）”被笔误写成了“浙江（Chekiang）”，不过有关这一点在第298页的注释中有更详尽的解释。 也许有些人认为本书中的陈述应更充分全面地援引权威资料来佐证，如果这样做，本书的体量就要从一卷变为至少三卷，这样一来出版商和读者都会有意见。此外，当下最重要的是向有识之士展现中国近些年历史的宏观特征，而不是和一些公共作者进行荒谬的辩论，例如太平天国运动是代表民族还是宗教。这样的讨论毫无意义，如同一位作者本应阐述天文学的重要实践应用，却把时间浪费在反驳诸如太阳绕地球运转、行星不过是人类的路灯等无知或虚假的言论上一样。 综上，我想恳请对中国事务抱有主观看法的读者们相信，我不是清朝的崇拜者，也很清楚中国和政府有着重大的失误。他们的文明同我们的文明一样，某种意义上都是失败的，只是我们更可悲，毕竟物质条件比他们好得多。但如果我们想借鉴他们的经验，至少需要了解真实情况并尊重客观事实。正如迪斯雷利先生所说，欧洲此刻正从封建制度走向联邦制度，而中国早已开始这个进程。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官员是通过严苛的考试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出来的，这种考试考查的不仅仅是学识而是智慧和能力，使得寒门出身的优秀人士得以通过这种途径获得财富和权力。在中国，谈论满族暴政是荒谬的，就如同在英国谈论汉诺威王朝的暴政一样。在英国，贵族阶层或是上层阶级的权力近年在减弱，为了防止民众被居心叵测的政客煽动或操纵利用，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了。中国的制度情况可以为此提供何种启示或警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当随着事务的进展去思考，而不应把这些事情当作一时取乐的笑柄或是遮掩不光彩的侵略行为的辱骂对象。我们需要了解的是真相，而不是虚构和想象。 186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