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成先生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是海内外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大家，其道德文章为人所景仰，其谦和儒雅、淡泊名利、潜于治学的学者形象一直铭刻在其一众弟子心中。关于他在太平天国史方面的学术成就，夏春涛多有研究和介绍，其本人也曾有过自己的总结。本文拟从学术历程和学术理路的视角探讨王庆成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学术门径，以求教于学术界。 一、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术历程 王庆成于1928年4月23日出生在浙江省嵊县（现嵊州市）甘霖镇过村一个富裕家庭，在家排行第二，上有姐姐，下有妹妹和弟弟，乃父王永新于1925年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部门任职，或在企业任职，间或辞职经商，收入容或丰裕，但常在多地漂泊，其母于1941年病逝于过村老家。1942年，都还是孩子的兄弟姐妹4人从嵊县老家奔赴贵阳与父亲会合，途中穿越日军封锁线，备尝危险和艰辛。其实，从8岁起，王庆成就在战争环境下颠沛流离，辗转在各地从小学读到中学，于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王永新在南京市政协任职，王庆成为照顾妹妹和弟弟，由复旦大学转入南京大学。1951年他从南京大学毕业，从此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迎来了人生发展的新阶段。王庆成在青少年时期成长的这种时代环境和家庭环境造就了其自立自强、独立性强、责任感重的个性品格，这种个性品格与其独特的学术风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关系。综观他研究太平天国史学术历程的基本轨迹，从学者个人学术成长的基本规律来看，其历程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以下4个时期。 第一阶段：学术积累期（1951-1977）。早在1981年荣任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时，王庆成充满深情地说：“三十年来，我始终是太平天国史的爱好者”。从1951年到1981年的30年中，他从一个业余爱好者成长为一个专业学会负责人，这其间的学术追求、学养积累和研究深度不是一般的业余爱好者所能达到的，罗尔纲称赞“他是我认识的同志里第一个以业余研究而很有成就的太平天国史专家”。王庆成在学术积累期非常注重夯实基础，为自己实现从“业余”人到“专业”人的转变创造条件。值得当代年轻学者借鉴的是，他最初夯实的这种“基础”可谓是全面的“基础”，包括太平天国前后期的历史和各方面专题史，并不偏执于某一方面或某一点。进入20世纪60年代直至“文革”发生前，这种基础的范围还有进一步的拓展，并逐步拥有了自己较为集中的兴趣关注点。他不断地夯实自己的学术基础，为以后的勃发积蓄足够的学养。1977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论文，他的业余研究已经得到专业权威刊物的认可，自此，他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二阶段：学术勃发期（1978-1985）。能够反映王庆成的学术研究进入新阶段的，还有来自他工作单位变动的因素。他于1951年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后的最初2年是在中宣部干部培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在中宣部理论处工作了6年，然后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新建设》杂志历史编辑组工作了16年，之后借调至《文物》杂志社工作了2年。这样，在大学毕业26年之后，1977年12月，他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当时黎澍请他到近代史研究所参加《近代史资料》的恢复工作，从此，他的业余兴趣转为专业兴趣，他低调地表示对太平天国史才“稍有一些认真的研究”。由于在其业余兴趣领域不断地坚持学术积累，他自认为是“学习心得”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认可。1978年，他得以参与创立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参与主编《太平天国史论文选》，编印《太平天国研究通讯》，报道和组织当年对李秀成评价的讨论。198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太平天国史论文选》一书就选录了他已发表的3篇论文，这是对他此前研究的充分肯定。王庆成的学术研究自此出现了厚积薄发的现象，从1978年至1985年结集出版《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为止，他在7年间共写作论文35篇，平均每年写作高水平论文5篇。从这35篇论文的内容来看，在这个阶段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又出现了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向，对新时期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积极作用，1980年，他发起并主编《太平天国学刊》，该刊在1983-1987年间共出版5辑（每年1辑），汇集海内外高水平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前沿成果。总体上看，他的研究重心似乎放在了太平天国前期的历史。为了集中展示他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基本历程和方法，他将此前近30年所写的论文，无论是否正式发表，均于1985年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由中华书局出版。 第三阶段：学术丰产期（1986-1999）。从大的学术环境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太平天国史研究逐渐趋于冷寂，研究队伍日趋萎缩。王庆成意识到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必须“精耕细作”，而“这需要在充分利用史料、扩大研究视野和加强理论思维等方面下功夫”。如果新发现的史料越充分，那么，“精耕细作”就会更有成效。因此，在《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出版以后，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以搜访、整理和研究海外太平天国文献为主的阶段。这个阶段至上个世纪末为止，他共发表论文21篇，出版2部著作，虽然数量少于上一个阶段，但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仍然可以说是丰产的。而且，这一阶段他还发表其他研究领域的论文10篇。最重要的是，他每有所获，皆他人所不及。通过仔细品酌他这一阶段太平天国史论文的内容和特点，这个阶段以1993年为界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为1986-1993年，他发表论文10篇，出版《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在后一个时期，他发表论文11篇，出版著作1部。不同于前一个时期，他往往是结合新发现的具体的海外文献研究具体的太平天国史事，这是其这个时期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个特点。 第四阶段：学术集成期（2000-2010）。进入新世纪以后，王庆成主要的学术研究已逐步转向华北乡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发表高水平论文7篇，但他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并未停止，可以说，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已经进入了集成期或总结期。一方面，他继续上一个阶段的做法，研究若干具体的新文献；另一方面，他着手总结自己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这项工作有三点：一是总结他所了解的海外太平天国文献情况，写成《海外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叙录》一文；二是总结他长期以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情况，写成《我和太平天国研究》一文；三是影印出版重要的新文献，展现部分新文献的原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策划“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时，决定再版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他将本世纪以来研究太平天国史的6篇论文补入，也可以说，那些仅收入2010年再版的论文正是为再版而作，利用这个机会，王庆成对自己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历程进行了最后的总结。新版《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的出版者推出的“内容简介”称：“本书围绕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政治社会制度、政治观念展开研究；善于从历史的细微处进行深入探讨，对太平天国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并就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思路进行探索，开拓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领域；新收几篇文章是作者近几年的相关研究成果。本书内容充实，文字精当，考证细密，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经典性著作。” 若从1951年开始对太平天国史感兴趣算起，至2010年再版《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那么，王庆成与太平天国的史学情缘则实际长达60年，整整一个甲子，从一个朝气蓬勃的青年，到一位耄耋慈祥的老人，他将一生的绝大多数时间奉献给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术事业，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1956年开始发表论文始，他共发表太平天国史研究论文78篇。从1977年开始在《历史研究》发表论文，1977-2007年间，他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发表太平天国史研究论文21篇，其中：《历史研究》13篇，《近代史研究》8篇。他共出版太平天国史研究学术著作4种、太平天国史料性著作6种，主编《太平天国学刊》和《太平天国史译丛》。从1983年起在海外搜访历史文献，王庆成先后赴近10个国家和地区作访问研究或学术演讲，获见太平天国印书原刻本43种240册，文书百余件，其中多有前人所未见者，并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太平天国文献研究方法。他牢记“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的使命，为祖国的学术进步事业和学术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重视文献的搜访、整理和研究工作 历史研究就是史学工作者从历史文献中让人们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获得对历史的认知和认识，从而启迪人们对历史的思考，并进行历史学的编纂，催生严肃和科学的历史学。没有丰富、全面和可靠的历史文献，历史研究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历史学家搜访、整理和研究历史文献的任务不可能一次性完成。中国近代史料文献的特征就是多、散、乱，研究中国近代史任何专题或问题的学者，都不可能一次性穷尽所有的相关文献史料。对史料文献的搜访在客观上就有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随着史料文献搜访技术条件的提高和搜访范围的扩大，新的史料文献将会不断地被搜访出来，从而有力地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化。王庆成曾说：“我一直以为，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是无止境的，它将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认识能力包括利用史料能力的提高而不断深入。”因此，重视文献的理念贯穿于他学术成长和学术追求的始终。可以说，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他搜访、整理和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文献特别是海外文献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自1949年以来无出其右者。 王庆成从一开始在积累期就努力掌握太平天国文献史料整理、出版的新动向，在1955年曾促成《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的出版。1956年发表的《“太平天国起义调查报告”评介》是他在学术成长早期关注文献资料积累、准确把握文献资料价值的反映。1960年《读关于太平天国的歌谣传说三种——并谈历史研究如何利用歌谣传说问题》一文的写作应是在早期关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专门思考歌谣传说的史料价值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进入学术勃发期后，王庆成更加重视对太平天国资料的研究和太平天国文献的搜访、整理，这一时期介绍和探求相关资料价值的论文就有12篇，占论文总数的34%，所占比例是很高的。 在太平天国文献的搜访、整理和研究方面，王庆成研究太平天国史学术历程的勃发期以1982年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1978-1982），他重在挖掘已有文献中的太平天国史料、发掘已有太平天国史料的价值，并赴太平天国首义地进行实地调查，搜访史料，对已有史料中所蕴含的太平天国史事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体现史料的价值。关于通过实地调查去搜访历史资料，他写成《金田紫荆访古》一文，介绍了他于1978年3月和1980年6月两赴太平天国起义发源地访问的收获和感想。关于已有文献中的太平天国史料的挖掘，他写有《〈镇江见闻录〉别本中的新史料》、《黄彭年笔记中的石达开大渡河资料》等论文。关于已有太平天国文献的研究，阐释相应的内容、史事和价值，这方面的论文有4篇，如《洪仁玕绝命诗》、《“太平玉玺”的读法》、《〈天情道理书〉戊午遵改本和其他——太平天国史笔记和考证六则》、《关于洪秀全族谱》等。对于太平天国史料的较大规模的整理，王庆成也参与了实际的工作，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82年，王庆成与他人合作编辑整理《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启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的编纂工作。在这个阶段，他已经注意到海外的太平天国史料，先后发表《英国发现太平天国新史料及其价值》、《日本发现的太平天国新史料》等2篇论文，分别介绍英国和日本的太平天国新史料。不仅如此，1980年起，他发起《太平天国史译丛》的组稿和出版工作，并担任主编，1981年出版了第一辑，当时译丛确定的学术理念就是“以外国所写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性作品为主”。应当说，这种关注只是一个起点，为后一个小阶段（1982-1985）进一步搜访、整理和研究海外太平天国文献奠定了基础。 在后一个阶段，即1983年3月至1984年5月，王庆成去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作了一年多的访问、研究。1984年春，他在英国图书馆发现《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他认为，“发现《天父圣旨》和《天兄圣旨》，对太平天国研究有较重要的意义”。他当时的心情是“惊喜万分”，因为“此两书出版已百余年，在英国尘埋恐亦百余年，为前此治太平史者所未知未闻，今日所见殆海内外仅有之孤本”。英国图书馆东方部专家吴芳思甚至推测说：“如果没有王庆成教授的学术经验，其中有些文献，特别是残缺的《天父圣旨》，或许永远不为人所知。”王庆成在海外每有所获，即展开研究，及时向学术界发布和分享他的发现，将新史料“作为太平天国史学界的共同财富”。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发现和价值》、《〈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和太平天国历史》、《〈天父诗〉及其伦敦、剑桥藏本》等3篇论文。 王庆成的学术丰产期即是以搜访、整理和研究海外太平天国文献为主的阶段。这一阶段，搜访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由于王庆成关注和探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转型，在搜访海外新文献的过程中，他就不只是关注太平天国史的文献，也注意搜访其他方面的新文献，特别是经济史的新文献，进入新世纪以后对华北乡村社会经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因此，1998年出版的《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中，太平天国及其相关的文献只占了一小部分，该著分“社会”“宗教”“行政”“中外关系”“军事”“造反者文书”“社会”等7个部分介绍和研究了他在海外搜访到的新文献，只是在“宗教”“军事”“造反者文书”部分涉及相关太平天国新文献，“造反者文书”部分则全都是太平天国相关新文献，前述海外搜访文献阶段的部分研究成果收入该著。该著的出版，对拓展清史及近代史的研究领域，重新审视清代及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中诸多重大课题，均极有意义。1999年，王庆成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部收藏的沈葆桢奏章中获见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等文献资料多份，包括洪仁玕亲笔书写的绝命诗、被俘后的供词及签驳《李秀成供词》的文书。“发现这些文献的偶然性和所需要的考验”表明新文献是为有准备的、有深厚素养的学者而出现的。 由于搜访已有所获，整理和研究便成为当务之急。关于文献的整理，1986年，王庆成以“编注”的方式交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天父天兄圣旨》，向学术界完全公布了这份重要文献的全部内容。十年之后，他又在《近代史资料》第89号（1996年）、第90号（1997年）连续发表了《天父天兄圣旨》的重校本，校订了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天父天兄圣旨》排印本中的错字别字、漏词缺句、句读错误等，并对重要的地名、人名及难理解的字句加以注释，更加便利了研究者的利用。由于多年关注海外文献的搜访、整理和研究，他结合自己的实践对中国的古籍整理事业进行了前瞻性的思考，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写成《海外太平天国文献简说：兼就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献言》一文。2004年，中华书局出版王庆成主编的《影印太平天国文献十二种》，共编辑影印了为前人影印集所无的8种印书、4种文书，具有很高的文物和史料价值。他认为，新发现的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原物大多在国外，“为保存文物，影印尤有必要。即使从史料利用而言，这些有历史价值的文献，也以影印利用为有利”。因为以往各种太平天国文献的传写本、校补本、排印本、抄录本均有这样或那样的局限。虽然王庆成所见的二百余册“内容文字改动的修订本”的太平天国印书当时还不具备全部影印的条件，但是，在他看来，该著的出版使他“二十年来搜访太平天国文献的工作有一个较好的结束”。巧合的是，他与罗尔纲等人合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经多年的努力亦于2004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计10册352万字，分为太平天国文献、清方记载和外人记载三大部分，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陆续刊布和未刊的太平天国新资料的集大成者。 关于文献的研究，由于王庆成在海外发现的太平天国文献以印书为主，研究太平天国的印书及印书制度一度成为重点，他发表这方面的论文3篇，分别为《记牛津大学所藏太平天国文献并论太平天国印书的几个问题》、《太平天国修改印书的事实和意义》、《关于“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和太平天国印书诸问题》等。与此同时，他也对一些新发现的海外太平天国文献进行校读，写成《太平天国文书校读——海外太平天国史料笔记之一》一文，为研究者正确地利用这些文献创造了条件。在研究太平天国的印书和印书制度过程中，他心细思精的学术品格又得以充分地体现，他发现众多印书、文书原件“每在细微处隐藏着重要的修改”，这些修改“都与太平天国的史事有关”。因此，他投入了较多的精力探索这些印书、文书所反映的太平天国史事。1993年，王庆成将多年来发现的海外太平天国新文献和对这些文献所涉史事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是为《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用他的话说，“总算实现了九年前的心愿”。他自己介绍说，印书制度的演变是“本书内容较重要的方面”。从学术目标看，王庆成说：“本书力图发掘、阐释文献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力图把文献同相关的史事结合起来研究，希望由此而加深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在该著的最后，他向学术界特别是青年学人分享了他长期搜访和利用史料的经验和认识，他认为“史料之记载过去不仅是局部的，而且其真确性也有种种差异”，因此，“以局部性的史料研究历史，需要充分发挥理论思维的能力，给予历史以尽可能正确的解释”，而解决史料“真确性”的问题，则需要对史料鉴别利用，“鉴别利用，要依靠考证和思考”。他强调研究太平天国史，“在史料方面，我们要充分重视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因为“太平天国本身的文献，与时人或后人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载有别，兼有文物与史料的价值，即它们不仅是史料，同时也是文物。”他鼓励青年学人说：“把积累史料和思考分析结合起来，并不神秘，是受过研究训练的人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做到的。”他甚至充满期待地、也非常乐观地预言：“长期搜集得到的太平天国残存文献不应是为出版而出版的。充分利用它们作为深入研究的材料，更丰富的收获就在眼前。”该书问世后，以其独特的文献价值和富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好评。 从总体上来看，从搜访文献的地域范围角度考察，王庆成搜访太平天国文献的活动其实经历了从注重国内文献到国内文献与海外文献并重再到以海外文献为主的三个阶段，最终在海外文献的搜访方面取得突破性的成就。虽然以搜访太平天国文献为主，但到后期学术转型过程中也注重搜访太平天国以外的近代史文献。王庆成搜访历史文献的基本逻辑是：从关注已有文献的价值和文献整理、研究的动向开始，在此基础上搜访更有价值的新文献，然后展开进一步的整理和研究，挖掘文献中的太平天国史事，促进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深化。在这种逻辑中，搜访、整理和研究是三个基本的步骤，对具体的历史文献而言，这是有步步深入的先后顺序的。但从其整个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历程而言，搜访、整理和研究其实是交错而行的，在搜访的同时，即有整理和研究的任务，而在整理和研究过程中，仍在进行着搜访的努力。三者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搜访的文献成果扎实和丰富，才能进行更好的整理和研究，而整理和研究也有利于文献的搜访，有助于明确进一步搜访的方向和范围。正确地处理了搜访、整理和研究的关系，正是王庆成重视太平天国文献工作并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原因，也显现了其太平天国史研究的鲜明特色。 三、重视太平天国人物的研究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中的每个人都会创造自己的历史，每个人创造的历史共同构成壮丽、丰富而复杂的历史画卷，有些人的历史被浓墨重彩地保留下来，占据历史画卷或叙事的中心，而有些人的历史则屈居画卷边缘或湮没无闻。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关注占据叙事中心的历史人物，也会关注湮没无闻的历史人物。王庆成一直重视对太平天国历史人物的研究。他对太平天国史的兴趣始于李秀成，1951年大学毕业前夕的他偶然从书店购得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自始学习和研究太平天国史成为业余兴趣，该著是他随身携带20年的重要书籍。但是，在长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历程中，他先后重点关注的人物则是石达开、洪秀全和洪仁玕，这三人都属于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占据太平天国历史舞台的中心，但又有各自的个人命运和历史作用，对这些人物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深刻地认识太平天国历史和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特征。 王庆成重点关注的第一个太平天国人物是石达开。1956年，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关于韦昌辉、石达开的出身》一文。这是他研究石达开的最早成果，从此以后，石达开就成为他在一段时间内重点研究的人物。石达开是太平天国的重要领导人，并与太平天国的历史相始终，研究石达开对于深入了解太平天国的全部历史是有意义的。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在前期关注石达开早期历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石达开后期的相关历史，发表《关于石达开大渡河覆败的真相》和《〈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募兵训谕考〉一文读后感》两文，并将石达开的全部历史贯通起来，于1963年写成了他的第一部关于太平天国史的著作《石达开》。该书“是以石达开本人的事迹为纲，按照他的活动顺序，简略地附带叙出太平天国的有关事件，而不采取独立地介绍背景资料的办法”。在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上，有他的独特之处。为什么写这部著作？王庆成认为：“石达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物。他一生的事迹，过去也没有系统地清理研究过。”“石达开不是太平天国的首要领导人，在前期，他的活动是在洪秀全、杨秀清的领导下进行的；即使在分裂出走以后，他的事迹，事实上也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其他部分有着密切关系。”在学术勃发期，石达开仍是他学术研究关注的一个重点人物，先后发表了3篇相关论文：《黄彭年笔记中的石达开大渡河资料》、《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和《辨石达开“伪造”密诏》等，《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一文最为罗尔纲所称道，应是王庆成“心细思精”的代表作。该文通过石达开宗教封号的演变揭示洪秀全对上帝教内部神权关系的不断考量以及所造成的随着太平天国形势的变化领导集团内部权力格局的微妙变动，其分析逻辑之周密和对细节考察之入微，不禁令人拍案叫绝。 王庆成重点关注的第二个太平天国人物是洪秀全。他在学术勃发期开始重点研究洪秀全，集中发表了相关论文3篇：《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关于洪秀全族谱》和《儒家、墨家和洪秀全的上帝》等，《论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及其发展》一文为王庆成本人所看重，他在《我和太平天国史研究》中重点提及该文，称该文“发前人所未发，当时在国内外均有影响”。1979年5月，他将此文提交在南京召开的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被罗尔纲喻为“向讨论会投掷了重磅炸弹”，论文发表以后，曾被译成英文、日文在国外发表。在学术丰产期，王庆成对太平天国人物的研究是与对太平天国印书、文书所涉史事研究结合在一起的，通过人物的思想和活动来阐明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宗教政策和文化政策。为此，他发表了《洪秀全与罗孝全的早期关系：1847-1853》、《洪秀全的事业和思想散论》等文章。 王庆成重点关注的第三个太平天国人物是洪仁玕。在“文革”时期他也未曾忘记自己的学术爱好，1973年，在《文物》第12期发表《洪仁玕手书〈干王书谕〉跋》，这是他发表的第1篇关于洪仁玕的文章。在学术勃发期他也曾发表过《洪仁玕绝命诗》。在学术丰产期的后半阶段，他特别关注对洪仁玕的研究。此期他在这方面的论文有3篇，分别为《洪仁玕亲书绝命诗》、《洪仁玕签驳〈李秀成供〉文书的发现和研究》、《校正〈洪仁玕自述〉》等。对洪仁玕的深入研究，对于深化研究太平天国后期的历史，是有重大意义的。笔者的硕士导师陈伟芳教授甚至将洪仁玕看作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因此，了解和理解洪仁玕对于深刻认识中国近代思想史特别是深刻认识太平天国思想文化的时代趋向具有重要意义。据粗略统计，在王庆成所有太平天国史的论文中，关于洪仁玕的有8篇；关于石达开的有6篇；关于洪秀全的有5篇。由此可见他对洪仁玕研究的重视不同一般，这一点为夏春涛所继承。夏春涛继续深入而又系统地研究洪仁玕，写成专著《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在集成期，王庆成继续前期的做法，研究关于若干人物的新文献，主要是关于干王洪仁玕和幼天王洪天贵福的新文献，发表了《太平天国幼天王、干王等未刊供词中的新史料及辨证》和《〈天父下凡诏书〉（第2部）及其澳藏原刻本》等2篇论文，写成《洪仁玕等亲书自述诗文中的史事——原题自述诗句随记》和《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等亲书自述诗文》等2篇论文（未正式在期刊发表）。 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中的多数属于客家人，客家文化传统对太平天国亦有重要影响，这个问题曾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王庆成结合海外文献的新发现对此也有思考，写成《客家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文。在学术积累期除了关注和研究石达开外，他还思考了前期人物中显得有些神秘的“王四殿下”，明确地提出“王四殿下”不是杨秀清的看法，并进行了考辨，发表了专题论文。在学术勃发期他研究的人物也不只有石达开和洪秀全，还有李秀成、“嗣君”、谭绍光等人，对这些人物的研究，都有专门的论文，除前已提及的关于李秀成的论文外，还有《“嗣君”及其他》和《谭绍光和史密斯》等文。王庆成所研究人物的史事基本贯穿了太平天国前后期的历史，反映了他一直以来前后期历史并重的学术路径。在集成期，他在研究洪仁玕的同时，还探讨了幼天王洪天贵福的相关问题。 对历史人物的兴趣往往是许多史学工作者关注和研究历史的起点，而许多历史学家的代表性著作或收官之作也往往是历史人物的传记或评传。历史研究的任务不只是展现人物活生生的形象，还要深入到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思想世界，揭示其活生生形象背后的思想博弈和精神支柱。要达成这样的目的委实不易。王庆成的太平天国人物研究是以坚实的文献史料为基础的，而对文献的分析和史实细节的考析则显现了其理论思维之周密和逻辑思辨之细密，因此，他关于历史人物史事和是非的评判，往往能令人折服。 四、注重研究成果的思想性和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思维 历史研究成果的思想性来源于历史研究中的理论思维训练，两者共同构成了整个历史研究的思想性。没有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是不可能显现历史研究成果中的思想性的，思想性的深度和高度是会受到制约的。王庆成在大学毕业后长期从事的理论工作和编辑工作，对他的学术研究可谓是如虎添翼，从事理论工作所培养的开阔视野和周密思维，从事编辑工作所养成的严谨态度，对他的专业兴趣的进一步发展和专业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所起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他认识到理论思维能力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曾深有感触地说：“我在过去年代中在这些方面得到的训练，帮助我去弥补我的短处”。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增强研究成果的逻辑性，历史叙事的细节更接近真实，历史分析的理路更显得周密，对历史事实和历史学本身的认识就可能更具思想性，也给广大的研究者和读者更多的思想启迪。在这方面他早年曾经得到黎澍先生的指导。他于1963年写成的《石达开》书稿当时得到了黎澍的肯定和称赞，但黎澍也给出期望加强思想性的意见。王庆成后来忆称：“一项历史研究，一本历史读物，如果缺乏思想性，那是很大的缺陷。从那以来我如果有所长进，黎澍同志的话是促使我进步的动力之一。”自此以后，在黎澍的鼓励下，提升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思想性成了他的追求目标之一。 理论思维的训练和理论思维能力的提高也是有条件的，史学素养的积累、对历史的总体把握等都是基本的条件。由于有长期的太平天国史学素养积累，他对太平天国历史有了较为全面的、总体的认识和把握，在“文革”结束之初，他才有足够的学术勇气以太平天国史及其研究为例投入到理论战线肃清“四人帮”对史学研究恶劣影响的斗争中，为此他参加了1976年《文物》第12期主办的“清算‘四人帮’利用历史进行反党的罪行”笔谈，1977年又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质不容否定——驳梁效、罗思鼎对太平天国历史的歪曲》，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战斗性，为完成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里的拨乱反正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王庆成追求太平天国史研究思想性的一次出色表现，也反映了思想性对于史学的正确发展方向所具有的根本性功能。关于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思想性，我们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考察王庆成所做的努力。 第一，历史研究思想性的基本方面在于揭示历史本身的思想内容和特定历史阶段的思想特点。太平天国是以上帝教作为思想动员的武器和立国的精神支柱，其宗教问题成为揭示太平天国思想文化演变的入口。在对太平天国前后期历史和人物的研究过程中，王庆成敏锐地感受到加强太平天国宗教问题研究的重要性，为此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其数量比例应是相当高的，在学术勃发期共发表相关论文11篇，占论文总数的31%。其中有些属于精短的思辨性较强的论文，未在当时的期刊、论文集公开发表，只是收录在《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这类论文有5篇。他对太平天国宗教问题的关注应当始于1978年《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一文的写作。1980年，他写成探讨太平天国宗教组织的论文《“拜上帝会”释论》，感觉到太平天国宗教中“上帝”概念的重要性，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是洪秀全杂糅西方基督教和中国儒家思想、地方民间宗教等多种思想文化资源而成的，由于这些思想文化资源中都有“上帝”的概念，因此，王庆成围绕着太平天国上帝教的“上帝”概念做了较多的思考和探索，1981年为此而写了多篇论文，如《太平天国对上帝的称谓及其来源》、《太平天国的“天”和上帝》、《儒家、墨家和洪秀全的上帝》、《太平天国上帝的“大家庭”和“小家庭”》等文章，在此基础上，又写成《太平天国一神论——一帝论》，应是给太平天国的宗教一个定性的认识。与“上帝”概念相关的，还有一些太平天国宗教的概念和词句的问题，他也多有思考，写成了若干篇论文，如《释“妄为推测有何益”》、《太平天国的天堂、地狱和赏善罚恶》、《太平天国的“魔鬼”》等。关于太平天国的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他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写出了高水平的论文，一是早期的《关于“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一是前已提及的《圣神风、圣神电的历史和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王庆成对太平天国宗教的这些探索性论文大多写于1981年。这说明，在这一年，他将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作为他学术研究的重点。由于后来行政工作繁忙，他未能在太平天国宗教问题方面进行更多的深入研究，而将这一任务交给了夏春涛和穆益斌。 历史的思想内容除了显性的思想文化事相和面相，还隐藏在具体史事背后的思想逻辑和历史人物的思想主张或思想背景、思想动机，历史学家需要挖掘历史的思想文化资源。王庆成在学术丰产期投入了较多的精力探索太平天国印书、文书制度及其所反映的太平天国史事，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不过，要真正地理解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还必须进一步从历史的纵向运动去分析，揭示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宗教思想和文化思想来源及其构成，除了从洪秀全与罗孝全的早期关系进行考察外，他还写成《洪秀全的事业和思想散论》和《儒学在太平天国》两文。王庆成一直以来始终秉持太平天国前后期历史并重的学术理念，要从总体上准确把握太平天国的宗教文化和思想文化，那就是要科学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特别是在太平天国前期，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揭示太平天国宗教的思想资源和太平天国思想文化政策的准确内涵可以说是不二法门，他对此始终具有清醒的认识，著有《太平天国和四书五经》一文。 从王庆成关于太平天国宗教问题的研究实践来看，研究历史中的思想内容，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特点和深刻内涵，需要缜密的理论思维能力，这本身就是理论思维的训练，当然，其结果也会促进史学家理论思维能力的提升，更能推进历史研究的深入。关于如何深入进行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王庆成与胡绳先生有过交流，胡绳主张：除写出比较系统的著作外，应更重视提高太平天国研究者的理论思维能力，在立足于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写出有思想性、有创见的并有自己写作风格的著作。王庆成对此“十分赞成”，并努力付诸实践。由此看来，历史研究成果的思想性也是胡绳所看重的，是胡绳评价历史研究成果三大标准中的首要一点。王庆成追求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思想性也得到胡绳的直接指导和鼓励。 第二，历史研究的思想性还有更重要的表现形式，即历史学家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对史学发展趋势的体认。对史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获得相关的知识或结论，而是及时地总结已有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方法，探索适合史学家个人特性和特定史学领域的研究方法，并对学术界的后续研究有所借鉴和启发。这种借鉴和启发正是历史研究思想性最具价值的表现，也是推进历史研究深入开展的动力源。因为有追求思想性的高度自觉，1980年，王庆成在《人民日报》发表《太平天国研究中的新问题》，提出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问题、太平天国领导人的评价问题、太平天国的经济政策问题、太平天国的宗教观念等问题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新问题，并指出“太平天国历史中还有很多未被认识的问题”。这些看法对学术界后续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由此看来，前述他对太平天国宗教问题的关注和所做的研究，正是他对太平天国史学发展趋势的一种体认。1981年，他在《历史研究》发表《太平天国研究的历史和方法》一文，“主要着眼于以往研究方法的得失”，对太平天国研究史做了一个总结，强调研究的论点要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强调重视考据、重视用逻辑的实证的方法应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对当时太平天国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给予科学的评价，也深刻地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对学术研究中出现不同的意见，他倡导“更关心研究的方法”。为了集中展示他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基本历程和方法，他于1985年出版《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该书“大都是既发掘史事，又注意诠释”。罗尔纲亲为该书作序，对王庆成所做的研究给予高度评价，并准确地概括了其学术研究的三个特点：（一）对有关太平天国的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二）开阔了太平天国研究的领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宗教问题、民族问题等；（三）重视理论思维，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指导历史研究。该书出版后，罗尔纲、李侃、龚书铎等撰文赞誉该书作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研究，对太平天国研究的深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不难看出，王庆成追求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思想性和重视理论思维是得到罗尔纲充分肯定的。甚至有读者评论该书说：“事实上，这不仅是一部让人了解基本历史内容的史学论著，也是一部启迪人思考的哲学读本。”这些评价反映了王庆成对太平天国史研究总体趋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在太平天国史学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要对史学发展的趋势有准确的把握和正确的认识，仅仅盯住特定或具体的历史事件是不够的。历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和历史研究对象的转移，往往是学者个人学术转型的表征，学者个人的学术转型有可能反映了整个史学学术转型的趋势。太平天国史研究并非王庆成唯一的学术领域，他对晚清政治史和近代社会经济史也有很深入的研究，虽然研究成果为数不多，但都很有学术影响。多年学术的或行政的领导职务，加以长期以来对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术积淀和深入思考，使他对史学发展的趋势有敏锐的洞察，主张扩大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围，在不断向同仁和史学界呼吁加强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同时，他本人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尝试着个人的学术转型，1990年代笔者正在跟随他攻读博士学位，在先生的指导下，即以社会经济史的视角研究近代广西铁路史，见证了他学术转型的实践。在他长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历程中和个人的学术转型过程中，其视野所及非窄，眼光所至非短。在20世纪80年代刘大年倡导近代经济史研究以突破近代史研究时，他即对此理解说：“（学术研究的）分工当然是需要的，但能有运用多方面研究成果的能力，对于历史自易有较深入的认识，而不致作茧自缚，在较狭小的圈子中循环。”对于太平天国史研究，他一直强调要充分阐释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和意义，认为要加强对中国农民的认识和研究，才能深刻认识以太平天国起义作为高峰的中国农民战争；对于中国近代史，他倡导近代史学科的现代化，主张在深化政治史研究的同时，拓宽近代史的研究范围，并加强理论性，他积极倡导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规划城市史、乡村史和边疆史等课题，并身体力行，在新世纪初进行了华北乡村经济的探讨，积极推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史学转型；他主张史学应适应社会的需要，但应保持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他理性地提醒学者们要警觉因对现实的观感而影响对历史的观察，指出历史学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人文学科，学用之间不应企求等值回报，史学对社会的用处，不应有过于简单化的要求；对一些具体的史学研究领域，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也非常深刻，如对城市史研究，应该解决什么是城市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应与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多学科的研究相结合，而对于边疆史研究，他认为应为边疆地区的现代化事业服务，要把研究边疆现代化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历史作为十分重要的内容。 第三，历史研究的思想性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历史学家提供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和评价。无论是对具体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还是对总体的历史进程、历史趋势和历史规律，历史学家的认识和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历史观，这是更高层次的思想性表现。从历史的纵向运动视角研究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学家需要对相关历史事件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进行研究，提出自己的认识。为此，王庆成参加了《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主办的“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笔谈，发表了自己的思考成果。在他看来，用“近代化”的概念研究中国近代史，实际上就是考察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所致力的种种变革社会的努力，也就是要使中国赶上当时先进的国家，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这样的角度研究近代中国历史，有助于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注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注意到物质生产、政治体制、精神生活、城乡关系等各个领域中传统势力与近代因素的消长，从而比较完整地发现迂回曲折的历史发展轨迹。他认为，中国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与政治革命不可分离，中国近代化需要有胜任的政治统治为指导，一切政治力量都受到中国近代化的选择和考验。关于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他将太平天国运动看作中国近代化运动的一部分，他认可学术界将洪仁玕《资政新篇》作为中国近代化的最早计划的看法，并指出这一点在30年前即已为一些国外学者所论述，他通过考辨史实进而提出，可能存在一部洪仁玕的佚著，为《资政新篇》的姐妹篇，是对《资政新篇》内容的进一步发挥。这样，将太平天国历史放到中国近代化（或曰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进行考察，对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和中国近代历史趋势的总体把握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历史学家历史观的角度看，历史研究思想性的方向和深度、高度与理论思维中的理论选择、理论应用密切相关，理论显性或隐性的立场正是历史学家历史观的本质反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学的灵魂，是衡量史学工作者历史观的试金石。对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有正确的认识，则成为历史研究中思想性的最高准则，也是历史成果思想性的集中体现。王庆成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际上是研究者的一种基本功，是研究工作者研究能力的重要指标。”“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能力越高，就越能不断地发掘新问题，提出新看法。”他又辩证地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历史研究，绝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他服膺胡绳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能够引导研究者达到正确的结论，但是不能以为只要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他的结论都是正确的；也不能以为凡不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都是错误的。”他在近代史研究所呼吁“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一方面又有朴素踏实的学风”，要继承和发扬范文澜等前辈史学家的精神遗产，保持和发展近代史研究所在国内外学术界应有的地位。由上看来，王庆成能够在太平天国史领域取得非凡成就是与他对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历史研究指导思想和方法论等重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有着密切关系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只是他整个史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史学研究和史学思想还有更丰富的内容。 王庆成在不同时期关于太平天国史的代表性学术研究著作共有4部，分别为《石达开》《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这些著作的名称深具用意，其中所体现的史学逻辑如下：人物是历史的中心，从人物看历史，再到揭示历史背后人物的思想，历史和思想的研究离不开文献，而从文献又能看到更深入的历史，更深入的历史把握则要有赖于对文献的考释。他重视太平天国人物研究，发表论文26篇，占发文总数的34%；重视太平天国宗教思想和文化思想的研究，发表论文19篇，占发文总数的24%；更重视海内外太平天国文献的搜访、整理和研究，发表论文33篇，占发文总数的42%，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著作，都印证了这样的逻辑。人物、思想、文献是王庆成太平天国史学逻辑的三个关键词；贯穿其中的是思想性和理论思维；论从史出，实事求是，是这种史学逻辑的根本遵循，透露的是一个史学家心中永远的追求，即对历史真知、真相、真理的追求。也许，这种三二一的学术门径正是王庆成研究太平天国史取得杰出成就的奥妙所在吧。 罗尔纲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代宗师，王庆成是受罗尔纲的影响而走上太平天国史研究道路的，与罗尔纲多有交往和学术交流，在王庆成学术成长的历程中，多次得到罗尔纲的教益和鼓励，可以说，王庆成学术风格的形成与罗尔纲的影响有关。1997年罗尔纲去世后，王庆成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写成《怀念罗尔纲先生》，回忆与罗尔纲的学术交往经历，颂扬罗尔纲的学术贡献。王庆成曾流露真情地表示：“在知识生活方面我之所以成为今日之我，是与罗先生的著作对我的影响分不开的。”在范文澜、罗尔纲、黎澍、刘大年、胡绳等前辈学者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王庆成长期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实践和不断探索铸就了他鲜明的学术风格：心细思精而见微知著，注重和擅长理论思维，探索新问题，搜访新文献用力最勤。这种学术风格与王庆成所把握的史学逻辑相得益彰，使他的研究成果“渐呈经典之相”，也使他享有崇高的学术声誉和令人敬仰的学术地位，他所倡导的史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学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