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策︱内争助成“内患”：咸丰初政与太平天国的兴起

• 摘要：太平天国之所以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兴起，原因较多。如果从清政府的应对角度来探讨，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解释，故有必要深入探讨咸丰初政的情况。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新逝，咸丰即位后，京师的激烈内争不仅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和党派较量，而且与清方的对外政策及镇压太平天国的方针和用人密切关联。如果联系起来观察，可以发现，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初，之所以将帅屡易，应对不力，实与新旧交替之际的激烈内争以及新手主政之初的措置失宜很有关系。乾嘉以至清末，一朝天子一朝臣成为惯例。从新旧交替、皇帝初政的角度来考虑，可为分析晚清的普遍问题带来启发。
  关键词：太平天国；军机处；咸丰皇帝；穆彰阿；杜受田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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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近代中国至深且远。其之所以兴起，不仅源于深层社会因素，而且与太平天国自身的特点以及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不懈努力密不可分。 ¹ 此外，清政府的应对实甚重要。既往研究已充分描述了清方在广西前线的持续内部不和与接连举措失误 ² ，也注意到了道光新逝及咸丰初政背景下朝廷的激烈内争，特别是罢斥穆彰阿、耆英等旧辅，起用与之对立的林则徐、周天爵等要角。 ³ 但道光新逝，咸丰初政背景下朝内斗争的来龙去脉还可更为准确地揭示。更重要的是，当时京师的激烈内争不仅是高层权力的斗争和党派较量，而且与清方的对外政策及镇压太平天国的方针和用人密切关联。既有研究并未将镇压太平天国的人事安排和军事部署，与京师激烈斗争的动荡政局恰当地联系起来。 ⁴ 如果联系起来观察，可以发现清政府之所以将帅屡易，应对不力，实与新旧交替之际的激烈内争以及新手主政之初的措置失宜很有关系。

  一般而言，内争必然影响到“外交”和“内患”（反之亦然），道理甚明。但到底如何影响，以及影响到多大程度，则需要进一步探究。这要求我们更精细地考察咸丰初政的情况，尤其是激烈内争对于广西前线将帅选用和指挥调度的综合影响。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一思路是否有效。这就涉及太平天国起事后的力量对比问题。倘若真如后来的一些说法，即使清方高层没有内争，前线将帅和睦，举措适当，也无法阻止太平天国的兴起 ⁵ ；那么，研究清方内争似乎就成了多余的话。但揆诸当日实情，并根据比较权威的研究，可知太平天国在广西的两年里确实力量犹弱，屡次陷入绝境，迨入湖南，与会党力量深度结合，方才势力陡增，遂不可制。 ⁶ 因此，确有必要将“敌我”双方综合起来考虑。

  况且，许多竞争性的运动不仅要看自身情况，也要关注对手方，实为常识。倘若对手团结而强大，己方尽管甚为努力，并未犯错，也可能失败。相反，对手内讧，举措乖张，调度失宜，己方即使力量弱小，也犯错误，但亦能化险为夷，星火燎原。广西时期的清方和太平天国就是如此。太平天国最终覆亡，一方面自然因为内讧和腐败，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遇到了强大对手。这当然是清朝调整政策，重用曾国藩和湘淮军的结果。曾氏以湘军统帅出任江督，善于用人，内部团结，举措得宜，终获大功。观安庆一役，清方的指挥和配合，实甚精密。尽管曾国藩的湘军强于八旗、绿营，但他所面对的太平天国也远远强于广西初起之时。因此，从清方应对角度探讨太平天国的兴起，亦是一条有解释力的思路。

  所以，本文试图说明，咸丰初政背景下的内争激化，怎样严重削弱了清方镇压太平天国初期的效力，反面“助成”太平天国由小到大，由弱转强。具体而言，希望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一方面结合新出宝贵史料，对京师的激烈内争做更深入细致的讨论，另一方面将咸丰初政的激烈内争与镇压太平天国的用人部署、调兵遣将和方针对策有机结合起来，从清朝应对角度，对太平天国的兴起做一补充解释。

  进言之，古今中外新任统治者或政府上台，其初政尽管多有萧规曹随，但常常也会改弦更张。 ⁷ 从政策角度讲，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从人事角度看，可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因此，皇帝初政也是最关键的时期。因为一方面官员们和对手们都在观望；另一方面，当政者也急于立威，倘若措置得当，可能就真开新气象；但如果举措失当，也可能带来严重恶果。

  饶有意味的是，清朝乾嘉以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甚为明显，尤其表现在号为政府权力中枢——军机处的组成上。嘉庆上台，和珅跌倒；道光皇帝即位，领班军机大臣托津等旧辅即以细故被黜；咸丰皇帝即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大学士耆英旋遭罢斥。 ⁸ 所以，晚清皇帝初政，往往因激烈内争而导致政局动荡。如果在和平时期，这也无多大关系。但若适逢内忧外患之时，便很可能因内争而导致内忧外患突然加剧，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道光末年正是这样的危险时期，正所谓“苟易新君新政，略有缺失，即恐灾害并至”。 ⁹ 本文所讨论的咸丰初政与太平天国的兴起之间的关系正是如此。

  一、“任贤去邪”：咸丰初政背景下的内争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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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旻宁在圆明园溘然长逝，19岁的皇四子奕詝即位。亲眼见证这一幕的均为亲信重臣，包括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陈孚恩、何汝霖、季芝昌，宗人府宗令定郡王载铨，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以及总管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文庆。 ¹⁰ 这正是清朝当时最高层的核心圈。当然，有一人虽未在场，却一日之间实权陡增，他就是从咸丰皇帝六岁起一直授读的师傅杜受田。不久，工部尚书杜受田受到公开褒扬，赏加太子太傅衔。此外，大学士潘世恩上年十月因年老退出军机处，尽管不断乞休，仍然保有一定威望。二月初五日，在山西惊闻道光皇帝去世的另一位军机大臣祁寯藻，也马不停蹄地赶到了都城。 ¹¹

  不久，咸丰皇帝下诏求贤，而高层在用人方面争议激烈。三月，潘世恩保举林则徐、姚莹，礼部尚书孙瑞珍保举林则徐、戴熙，杜受田保举林则徐和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咸丰皇帝均命当地督抚查明该员能否来京候简，据实具奏。 ¹² 同时，祁寯藻保举户部司官丁彦俦和在籍翰林院修撰刘绎。 ¹³ 穆彰阿则保举工部员外郎、军机章京聂沄和宗室文彩，两人被召见后，均奉旨以京堂用。 ¹⁴ 与绝大多数高官保举中下层官员不同，潘世恩、杜受田、孙瑞珍保举林则徐、周天爵等“有争议”的大员，显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更重要的是，穆彰阿屡次反对召用林则徐，认为上年刚告病还乡的林氏“柔弱病躯，不堪录用”。 ¹⁵ 若干年后，穆彰阿的门生曾国藩还私下痛诋潘世恩举荐林则徐和姚莹。他说：“道光三十年，宣宗宾驭，潘（世恩）忽上荐贤之疏，首林少穆（则徐），次姚石甫（莹），朝论翕然归之。夫林、姚以夷务触圣怒，远戍、锢狱，祸皆不测。其时潘正主揆席，得君之际，不稍匡救，大行骨肉未冷，遂翘君失以自文，其用心尚可言耶！顾以此转得盛誉，是非之不明也久矣。” ¹⁶ 林则徐此前已经道光皇帝起用为云贵总督，此时潘世恩举荐他再次出山，似不宜断言为揭道光之短；但潘世恩在退休前夕保举林则徐，反映了咸丰初政之际，以潘世恩、杜受田为首的朝官刻意反对穆彰阿的态势。而穆彰阿的盟友、大学士耆英也不甘示弱，上奏论君子、小人之辨，甚至有“君子不可用而可信，小人不可信而可用”的激烈言辞，导致“京师哗然”。 ¹⁷ 四月初二日，耆英被咸丰皇帝公开申饬。 ¹⁸ 更耐人寻味的是，四月二十一日举行的新科贡士殿试，殿试策首条即为“任贤去邪”；据了解内情的翁心存日记所载，此条正是咸丰皇帝“御笔所添”。 ¹⁹ 考虑到半年之后罢黜穆彰阿、耆英的朱谕开头，正是“任贤去邪”四字，则咸丰皇帝特意给科举新贵出的这道题，发出的信号是非常明显的。

  用人之外，在对外政策方面，最高层的争论也趋于激化。三月初，福建京官王庆云听闻咸丰皇帝于召见军机大臣后，又单召“满汉两大农入”，至“四刻始出”。满、汉两大农就是满、汉户部尚书赛尚阿和祁寯藻，二人“皆军机大臣，从未有两人特见者”。 ²⁰ 从祁寯藻致其子祁世长的家书看，在军机处内部，祁、赛二人最称莫逆。 ²¹ 四月二十日，咸丰皇帝再次单召祁寯藻、赛尚阿，至“六七刻始下”。 ²² 看来咸丰皇帝在军机处内部已经倾向于信任赛、祁二人。

  这时，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因为广州入城等问题，与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打交道不畅，遂携带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穆彰阿和耆英的照会，北抵上海，并派其下属麦华陀坐船直达天津大沽口。结果，穆彰阿与祁寯藻为此发生激烈争论。四月二十九日，据丁彦俦得自祁寯藻处的消息，“自十七日传江苏有紧报，乃英夷致穆（彰阿）、耆（英）两揆公文，有劬羊城之意。外间传闻不一，闻官书到后，夹板已舣直沽。穆欲使耆至天津接见，寿阳（祁寯藻）不可。又欲两人同为答书，亦不可。闻首揆（穆彰阿）入见，言耆固错，中申（徐广缙）亦误，当并与处分。” ²³ 可见，穆彰阿主张派耆英去接见英国人，或者至少给外人回复照会，但祁寯藻坚决反对。穆彰阿甚至在咸丰皇帝面前批评了徐广缙，认为英国人北上天津投递文书，徐广缙也有办理夷务失误的责任。但是，咸丰皇帝很显然支持祁寯藻和徐广缙的强硬主张。

  内廷的争论立即搅动着外朝政情。五月初一日，新任詹事府詹事王庆云，在与朱兰、许祥光、丁彦俦商议后，写了一份主张对外强硬的折子。文曰：“臣采之舆论，以为该夷本无能为，当时若得人办理，何至俯从抚议，犹费国家数千万帑金哉？近闻该夷胆敢致书辅臣，复申粤东入城之说，臣不知其何所挟持，妄行尝试。如该夷果别有伎俩，徐广缙何以竟能驯服于前，粤中商民又何恃而不恐。其为虚声恫喝，已在圣明洞鉴之中。”该折并奏请将上年广东办理夷务的公文统呈御览。 ²⁴ 翌日，王庆云赴圆明园呈递折子，从丁彦俦处得知，祁寯藻有意延访他。王庆云在日记中不禁写道：“此折余之夙心，因久香（朱兰）询之许宾衢（祥光），遂定此稿。内廷事非余所敢知也。” ²⁵ 尽管王庆云极力辩白自己并非迎合祁寯藻，不敢参与高层权斗，但他的所作所为，毕竟卷入了当时的政争之中。

  不过，军机处内部不少人并不认为王庆云的强硬主张可以奏效。五月初三日，军机章京邵懿辰告知王庆云，折子已封交军机大臣阅看，旋即携进与皇帝商量。对于王庆云的主张，军机章京邵懿辰和吴光业都不赞成。与穆彰阿类似，吴光业更是批评徐广缙领导的反入城活动及其后续的造势。他说：“上年粤东之事，未免夸张，又立纪功碑，故夷人不服而来。”对此，王庆云不同意，认为洋人“今日之举，直以（咸丰）新政之初，姑为尝试，若谓粤东本无制驭之功，因彼自不愿入城而止，又何俟今年发难乎？此离间之言也。” ²⁶ 显然，身处枢要的军机章京相对更了解中外情况，知道英国人之所以最终没有入城，绝非因为害怕徐广缙，而是多方权衡之下的主动放弃。 ²⁷

  然而，主张强硬并认可林则徐和徐广缙者仍大有人在。五月初三日，兵科给事中曹履泰奏称：“粤东夷务，林（则徐）始之而徐（广缙）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敕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元，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所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²⁸ 姑不论英国人是否会因林则徐一出山就望风而靡，单从奏词看，曹履泰似对林则徐的行踪并不清楚，还以为他尚在江西养病，其实林氏已回福州老家一个多月了。不过，对于急切希望他出山的皇帝和帝师来说，这并不重要。当日咸丰皇帝令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务即传旨敕令林则徐“迅速北上，听候简用。如病体实未复元，谕令上紧调理，一俟痊愈，即行来京。” ²⁹ 五月初五日，王庆云欣闻咸丰皇帝“已饬查上年（广东办理夷务）旧卷，并飞召孤山（林和清，代指林则徐）”。次日，他即迫不及待地访问林氏之婿沈葆桢（翰宇，又字幼丹），嘱咐他在家信中转致近日情形，“并为劝驾”。 ³⁰ 此后，包括王庆云在内的福建京官，不断运动林则徐出山。 ³¹

  伴随着用人及对外政策方面的激烈争议，清朝官场从五月开始有了新动向。一方面，许多应诏被保者相继入京觐见，这成了当时官场中最花费心思的大事。另一方面，官场高层的地震实际已经开始，十月二十八日罢黜穆彰阿和耆英，不过是将这场官场地震推向了高潮。

  五月十一日，时任江西学政的吏部侍郎张芾弹劾耆英的折子递到御前，一则批评耆英君子、小人说法的荒谬；一则肯定徐广缙上年办理广东夷务得宜，并称“忌其功者，犹以为不足恃，而幸其有事，不知是何肺腑。” ³² 在此背景下，耆英屡请病假，甚至奏请开缺。 ³³ 五月十九日，干练的军机大臣、有穆党之称的陈孚恩奏请开缺回籍养亲，得旨允准。六月初三日，潘世恩以大学士致仕，随即祁寯藻升大学士，杜受田升协办大学士，孙瑞珍调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他们成为最受咸丰皇帝信任的红人。

  紧接着，七月二十六日，因为牵涉薛执中妖言案，咸丰皇帝将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文庆，户部侍郎、左翼总兵福济和护军统领丰绅革职，并特加朱笔斥责道：“身受重恩，不知自爱，若不立予罢斥，何以饬官方而儆将来者。” ³⁴ 在此前后，闽浙总督刘韵珂接连被参。 ³⁵ 迨十月二十八日罢黜穆彰阿后，刘韵珂随即被开缺，上谕不仅毫无常见的礼貌性挽留之言，而且颇有讥讽之意。与此同时，协办大学士、陕甘总督琦善因青海番子案多次被参，次年五月召京治罪。此外，穆彰阿的门生、军机大臣季芝昌随后退出军机，外放闽浙总督。据季芝昌自述此中内情，实系杜受田排挤。他说：

  
  

  辛亥（1851）春暮，祁春浦（寯藻）相国一日谓余曰：“杜（受田）协揆于上（咸丰）前极推君有外任才，不日出督矣，奈枢垣无助我者何。”余惊讶未信。嗣王晓林（植）中丞觐毕，杜饮之酒，祁与余俱在座，酒罢，各道不称所职之意。杜（受田）忽字余曰：“仙九（季芝昌）恐须外任矣。”余闻之，惶惧数日。六月初四日入对，即有旨授“闽浙总督”。既力辞，祁相国、何雨人（汝霖）尚书复以枢垣商助乏人力挽。上出是日授官朱笔，令述旨发抄，盖圣志先定，不可改移矣。 ³⁶

  
  

  因此，罢黜穆彰阿、耆英前后，清朝官场显然经历了骇人听闻的高层地震，内争十分激烈。而广西前线的选将用人和调度指挥，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内争背景下做出的。

  二、罢黜“穆党”与广西前线用人的连环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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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咸丰皇帝发下罢黜“穆党”的著名朱谕。内中论及穆彰阿的罪名，除援引耆英所谓办理夷务不力外，主要是“倾排异己”，尤其是以“柔弱病躯，不堪录用”为由，屡次阻止林则徐的任用。文曰：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宣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自本年正月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潘世恩等保林则徐，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往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³⁷

  
  

  令咸丰皇帝始料不及的是，在朱谕发布的九天之前，林则徐其实已在广东普宁县不幸病故，只不过消息还未传到北京。 ³⁸ 林则徐在途病逝，尽管不能完全否认有偶然因素，却“坐实”了穆彰阿所谓林则徐“柔弱病躯”的判断，证明他不无先见。 ³⁹ 因此，穆彰阿的主张反而显得更为实事求是；咸丰皇帝和杜受田等坚持起用病重的林则徐赴广西剿匪，不能不说是用非其人，贻误战机。因为林则徐身患疝气等重症，不仅确是实情，而且已由林本人和闽浙总督刘韵珂及福建巡抚徐继畬反复奏报。同时，林则徐的病逝，自然也令此前极力运动他出山的福建同乡京官大为灰心。王庆云就感慨道：“在宫保（林则徐）则视首邱者为荣多矣，如国事何。平日思量天下事，其待人而理者甚多，至此不觉灰心一半。”王庆云又称：“诵《五丈原》诗，已使人气短，而机会相值，适中谗言，岂天未悔祸耶？” ⁴⁰ 可见福建京官的失落之情。

  十一月十二日，林则徐道途崩殂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清廷一面起用李星沅督师，同时任命与他不和的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迨至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战局恶化后，又从京师外放一个既没有打过仗，又性情懦弱多疑的军机大臣赛尚阿督师，结果局面更坏。正如《清史稿》所言：“粤匪之起也，始由疆臣玩误，继复将帅不和。李星沅、周天爵皆素以忠勤著，文宗采时誉而付以重任，于军事皆不得要领。及易以赛尚阿，而败坏益甚。虎兕出柙，遂不可制矣。” ⁴¹ 那么，这一连环用人失误是如何出现的呢？

  早在五月，李沅发起义被湖广总督裕泰、广西巡抚郑祖琛、贵州巡抚乔用迁、湖南提督向荣协同镇压后，广西匪乱蔓延的消息传到北京，即成为此后朝中关心的大问题。不过，朝廷这时还是督促广西巡抚郑祖琛加紧剿办，但随着局势恶化，遴选新人替代郑祖琛就越来越成为可能的选项。

  七月十七日，周天爵应召到京。 ⁴² 他连日召对，举荐林则徐，批评穆彰阿等人。据王庆云日记，八月十一日，周天爵“过谈，至上灯无一语寒暄，谈夷务及办夷人物，疾恶如仇，义形于色，真血性男子也。末敦嘱致意林宫保早出。” ⁴³ 在敦促林则徐出山的密信中，王庆云透露了更多细节。他说：“中秋十一夜，周敬修（天爵）漕帅过寓，极致倾倒，云引对时，天（咸丰）语及公，谓久盼总未见来。其对次因历数筹海诸人，大加评骘，言无出某人（林则徐）之右者。且言某（林则徐）出办事，臣（周天爵）愿听其指挥。临行复谆属寄语台端，出山时务必便道宿州，一谈时事。（某）于周帅素昧平生，其枉顾特为寄语，意可谓诚矣。此翁大刀阔斧，粗则有之，断非诳语者也。” ⁴⁴ 对周天爵颇为推崇。

  周天爵到京之日，正是林则徐在福州老家因为神光寺案，与刘韵珂、徐继畬大为龃龉之时。七月中下旬，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铭恩及福建京官林扬祖、何冠英先后因神光寺事件上奏参劾福建督抚。刘韵珂和徐继畬认为林则徐“不悉外情”，“无事自扰”，“喜事沽名”，对他极为不满。 ⁴⁵ 王庆云在京甚至听闻刘韵珂和徐继畬向最高层“揭发”林则徐。 ⁴⁶ 潘世恩、杜受田、孙瑞珍等保荐林则徐，本来就反映着高层斗争，而福建京官、林则徐与刘韵珂、徐继畬的反复较量，又搅动着北京和福建的政治局势。因为表面参劾的是刘韵珂、徐继畬及其夷务政策，实际针对的是这一政策的保护人穆彰阿和耆英。同理，周天爵是受杜受田保举入京的，他反对穆彰阿、举荐林则徐的一系列行动，无疑是高层内争的延续和激化。

  八月十二日，周天爵离京南下。 ⁴⁷ 这时，广西局势也愈益恶化。一方面，广西士绅因家乡匪乱而进京告状；另一方面，广西巡抚郑祖琛和两广总督徐广缙的矛盾公开化，而两人在京各有靠山，必然牵动高层内争。在此背景下，林则徐的出山问题不仅与对外政策相联系，而且与广西问题相结合，发生了从“夷务到内患”的转变。八月十七日，福建籍高官廖鸿荃就发现“朝贵以粤西不靖，屡探林宫保（则徐）出山消息。” ⁴⁸

  原来，八月初八日，因为郑祖琛奏报盗匪涌入修仁县城，窜扰荔浦，逼近省城桂林，奏请饬令两广总督徐广缙带兵赴广西会剿，奉旨允准。 ⁴⁹ 不过，八月十四日，徐广缙一面称“拟于八月二十六日自广东省起程，驻扎梧州，以扼其东窜之路”，一面奏请“特简实心任事大员驰往专驻督办”，实则不欲前往广西。 ⁵⁰ 更重要的是，徐广缙同时附片参劾郑祖琛。他说：“臣自上年闻广西地方每多不靖，时加查探，分别饬拿……屡以公牍信函谆致抚臣郑祖琛，严饬各属认真堵捕……乃屡接抚臣来咨，总若虚应故事，并无挽救真情。即叠次抄寄夏间会衔折稿，逐加核阅，与臣所访情形亦多不实不尽……今则养痈之患已成，噬脐之嗟何及。且抚臣郑祖琛现已年近七旬，据称咯血旧病复发，精神委顿，似难再支持。” ⁵¹ 此片将两广总督和广西巡抚的矛盾和盘托出，显欲罢免郑祖琛，但让人不禁要问，既然一年多来已知广西匪乱处理不力，何以此前不说？

  九月初七日，徐广缙的上述参折抵京。上谕以其身任两广总督，两省事宜责无旁贷，委婉批评他强分广东、广西的畛域：“该匪等窜扰广东、广西两省，股数既多，自不能以土匪、外匪之众寡，强分畛域。”于是命徐广缙驻扎梧州，居中调度，与郑祖琛、向荣等和衷商榷，督同劳崇光等合力兜擒。 ⁵² 这自然包含了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意见。劳崇光此前由广西按察使升任湖北布政使，八月到京。 ⁵³ 因广西局势紧张，清廷于八月二十五日遂调熟悉情形的劳崇光为广西布政使，同时调名将向荣为广西提督，令其迅赴戎机。这些举措，仍然体现了用两广督抚、提督镇压本地起义的思路。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九月初八日，亦即徐广缙参劾郑祖琛的密片奉旨的次日，前军机章京，不久前补授御史的袁甲三就参劾郑祖琛酿乱欺饰，奉旨徐广缙查办。 ⁵⁴ 袁甲三的家乡陈州府项城县和徐广缙的家乡颍州府太和县毗邻，而袁甲三与徐广缙早有联系。 ⁵⁵ 五天后，粤籍通政使罗惇衍更以广东夷务和土匪为由，认为徐广缙不可远离，奏保林则徐或周天爵专剿粤西土匪。他称林则徐“谋勇兼全，屡经盘根错节”，“虽患疝气，近闻渐就痊愈，精神悉能照旧”，周天爵“勇敢任事，剿捕尤其所长”，“前月来京，叠蒙召对，是否可用，谅圣心已有权衡”；故请“于此二员中简派一员，作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迅速驰往接办，俾徐广缙仍回广东，急剿本省土匪，并可遥为广西策应。” ⁵⁶ 当日咸丰皇帝下旨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穆彰阿显然反对这个任命，所以屡言林则徐可能无法前去。

  十月二十四日，徐广缙复奏到京，必欲将郑祖琛扳倒而后已。他称：“郑祖琛世故太深，周旋过甚，只存市恩之心，全无急公之义。且年老多病，文武皆不知畏服。广西官绅即有谓其赏罚不明，人心涣散之语。民间更愤日深。若谓酿患由于该抚，不令其置身事外，非仅呼应不灵，转至群相掣肘，实属有损无益。此臣八月十四日之折，因抚臣郑祖琛前奏匪徒情形多有不实不尽，所以即恳天恩，迅简实心任事大员，专驻督办，俾资补救。臣始可与之和衷会办，并非敢稍存推诿也。” ⁵⁷ 当日咸丰皇帝下旨将郑祖琛革职，以林则徐暂署广西巡抚。

  其实，两个多月以来，在郑祖琛和广西提督向荣的领导下，先后平定了陈亚溃、钟亚春等起义，广西局势已有所改善。 ⁵⁸ 更为关键的是，十一月初五日，郑祖琛、向荣联衔上奏，明确指出“桂平县属之金田村、白沙、大洋，并平南县属之鹏化、花洲一带及郁林州属”，“均有匪徒纠聚，人数众多”，并将“桂平、平南”及其交界的大黄江，作为集中兵力督办的重点。 ⁵⁹ 金田起义活动第一次出现在广西官员的奏折中。 ⁶⁰ 此时，郑祖琛的部署专门对付太平天国，决策正确，行动有力。“但郑祖琛迅即革职，张必禄于12月10日（十一月初七日）病故。这一行动计划受到影响。” ⁶¹ 在郑祖琛奏报到京后，远在北京的咸丰皇帝否定了郑祖琛有针对性的部署，对广西局势过于乐观轻敌，没有注意到浔州的太平天国才是最大隐患。 ⁶² 此正是太平天国初起之时，力量犹弱。但清朝方面，“林则徐、张必禄已先后病故，郑祖琛又经交卸”，广西“文武大员诸多事故”，出现了一段权力真空期。 ⁶³ 这给了太平天国喘息之机。

  郑祖琛对于广西之事固然难辞其咎，但起用病重的林则徐督师，一味听信徐广缙，蓄意罢黜郑祖琛，其实都是北京朝内及两广之间高层内争的产物。以后见之明看，不能不说是用人失误，贻误了清方对付太平天国的战机。

  那么，林则徐去世后，起用李星沅、周天爵，又是怎么回事呢？李星沅因叩谒道光皇帝梓宫，于本年五月初七日到京。 ⁶⁴ 从《李星沅日记》看，他与季芝昌为会试同年，同是穆彰阿的门生，一向深受器重，但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卸任江督之前，因反对穆彰阿的折漕主张而与穆稍有龃龉。同时，李星沅亦称祁寯藻为师，关系一直密切；他在卸任江督后，赛尚阿来信甚为“肫挚”，让李星沅颇为感动。 ⁶⁵ 故李星沅此次到京，除了受到咸丰皇帝的召见外，其他的走动自不待言，有可能在起用林则徐之时，高层已经讨论过他。穆彰阿和季芝昌等人想必支持他，祁寯藻也不反对。而李星沅身处湖南长沙，距离广西亦近。咸丰皇帝罢黜穆彰阿的朱谕墨迹未干，林则徐已不幸病故，证明穆彰阿似有“先见”；或许咸丰皇帝和杜受田也不无“悔意”，更需向朝官有所解释，故而起用李星沅接任钦差大臣。李星沅闻命即行，只用了十天就抵达广西省城桂林。但是，种种证据表明，李星沅并非咸丰皇帝信任之人 ⁶⁶ ，故他同时任命了杜受田举荐的周天爵署理广西巡抚。

  周天爵在京之日，除了举劾，还上折议论中英关系和沿海沿江防务。咸丰皇帝将其奏折批给直隶总督讷尔经额等人议奏，结果均被反驳。讷尔经额甚至说他所奏“多有见闻未确，事所难行者”，用语颇重。 ⁶⁷ 从周天爵的奏折来看，所言大多并不近理，从中可看出他确是一个言大而夸的人物。 ⁶⁸ 不过，他的同乡杜受田、孙瑞珍均推崇其人。杜受田保举周天爵有云：“自县令仕至总督，历任地方，除暴安良，具有成效，尤长于武备。现虽年逾七旬，而精力甚健。若畀以整饬营伍之任，必能训练士卒，日有起色。” ⁶⁹ 九月十三日，罗惇衍举林则徐和周天爵，最终用林而舍周，或许因林则徐威望更高，或许也是因为周天爵在京言事多不切事理。周天爵离京后，还不断给杜受田、孙瑞珍写信，议论治理黄河及漕运问题。杜受田、孙瑞珍分别于十月二十六日和十一月初四日附原信上奏，均发交两江总督和南河总督等查照办理，然随后也都被反驳。 ⁷⁰ 但杜、孙上奏的时间点，正好在十月二十八日罢黜穆彰阿的一前一后。

  姑不论李星沅、周天爵才干如何，这一人事安排显然并不高明。因为两人不和在当时就已不是秘密。十一月十七日，苏廷魁向王庆云抱怨道：林则徐“在粤辞兼圻，而就钦使，此策颇误。盖钦使尊而不亲，则上下之情不交，而于地方大吏易生形迹，况周（天爵）与李（星沅）之气味不相投乎”？王庆云又听说“周世兄（周天爵之子）于赓堂（苏廷魁）求教，已以廉、蔺往事规之，又属以久任者之言不可遽信，盖指劳（崇光）也。余复书亦当有所规也。” ⁷¹ 这些都说明李星沅和周天爵在受到任命之时就已不和。后来周天爵抱怨李星沅“力袒”郑祖琛，“一切查问生事之人皆出其手。于是一省之贪劣皆喜，一省之士民皆惧，而我遂成一赘疣，而反冒巡抚之名。” ⁷² 这一督师和巡抚矛盾重重的局面，似乎从任命之日起就已注定，广西前线用人岂能不谓之重大失误？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很大程度上正是高层内争的结果。

  其实，在林则徐病逝、郑祖琛被罢的情况下，广西前线用人也有其他选项，但均被放弃。最值得注意的是，十一月二十五日，向荣奏请琦善来广西督办。他说：“伏思督带官兵亲临战阵，是其职分所当为。至于肃清地方，咸使愚民向化，察吏安民一切，均非奴才所敢妄议。然当此贼匪肆虐，民不聊生，又非才智兼优者不能定久安之计。是以不揣冒昧，吁恳皇上天恩，将现任陕甘总督臣琦善饬赴粤西，与抚臣及奴才等会同商办，俾军务剿抚一切有所秉承，州县营汛，借以严加整饬，则全省地面不难肃清，深山莠民亦可改恶从善。……奴才因与督臣琦善前在蜀中共事，深知其才，故敢冒渎直陈。” ⁷³ 此时琦善被参，似也受罢黜穆党风波所及，咸丰皇帝对其甚为不满，寄谕多有指责。十二月十四日，咸丰皇帝寄谕斥责向荣道：“行军命将，朕心自有权衡，岂容妄参末议？所请着不准行。” ⁷⁴ 清方广西前线失去了一次绝好的将帅和睦配置的机会。但颇有些讽刺意味的是，太平天国打下武昌后，琦善和向荣均被授予钦差大臣，随后分别负责江北和江南大营，事实证明二人在清军中实属佼佼者。 ⁷⁵

  此外，也有高官对李星沅、周天爵的任命持有异议。十一月十六日，太常寺卿陶樑就叹息不用湖广总督裕泰做主帅，认为“行军非旗人不可”，担心李星沅指挥不动。 ⁷⁶ 裕泰坐镇武昌多年，不久前刚与郑祖琛、向荣携手镇压了李沅发起义，确是主帅的不错人选。 ⁷⁷ 更不巧的是，十一月十八日刘韵珂奏请赏假一月调理，结果咸丰皇帝在罢黜穆党的背景下，直接令他开缺回籍，调裕泰出任闽浙总督，以云贵总督程矞采为湖广总督。这样，迨太平天国进入湖南，湖广督抚皆是到任不久的生手，遂使战局更为不利。

  综上，在咸丰初政、罢黜穆党的背景下，广西前线用人出现了连环失误。这本已致命，而清方在指挥调度和处置方略上也分歧巨大，进一步影响了应对效力。

  三、广西乱源的研判与处置方略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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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在咸丰初政的背景下，清朝内部不仅在用人上，而且在对外政策上多有分歧，内争激烈。这既表现在京师高层（比如穆彰阿、耆英与杜受田、祁寯藻、赛尚阿）中，也体现在高层的下级支持者（比如军机章京吴光业、邵懿辰与王庆云）之间，而且自然扩展到京外（比如徐广缙与郑祖琛以及林则徐与刘韵珂、徐继畬）。咸丰皇帝这时听信帝师杜受田，军机处内信任祁寯藻和赛尚阿，在京外则信任徐广缙和叶名琛等。

  在此背景下，当广西问题爆发后，高层的处置方略也大有分歧。这自然跟清方对广西乱源的研判颇有关系，而高层内争也缠绕其中。那么，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广西匪患为何突然升级？据后人的研究，我们知道这并非只是广西自身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这是鸦片战争后遗症的发作，亦即乱在广西，而根在广东。 ⁷⁸ 而且，道光二十九年因广东水师、英国海军在广东海面集中围剿海盗，盗匪大量窜入广西，加剧了混乱局势。 ⁷⁹

  但在当时，包括咸丰皇帝和杜受田等高层所得到的广西匪乱的消息，主要来自两广总督徐广缙的报告，广西籍官员龙启瑞、王拯等人的条陈，以及广西入京绅士的举报，他们将乱事归咎于郑祖琛等广西文武官员的养痈遗患，对郑祖琛的批评随之而来。 ⁸⁰ 广西吏治腐败，纵容盗匪，应是无可讳言的。但据罗惇衍奏报当时广东的情形 ⁸¹ ，以及广东随后的严重匪乱，可知即使两广的程度有所差别，本质上并无区别。吏治腐败等问题并非广西独有，而广西军备之薄弱和财政之匮乏比其它地方更为严重（尤其与广东相比），却是它的现实。不能不说，郑祖琛对广西问题自然负有领导责任，但徐广缙和京官对他的弹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广西官绅亦然。名望甚高的广西籍状元龙启瑞在道光三十年春夏之际，仍说广西“现在封疆大吏存心仁厚，揣度贼势，控制亦颇周详，但苦经费别无筹措，复因目前无陷城失守之事，不得以请调大兵为辞，糜费太多，又将惩往事以为戒。”到咸丰四年（1854），龙启瑞却认为是郑祖琛秉承穆彰阿等高层意旨，养痈遗患。 ⁸²

  对乱源研判不同，加以政治斗争的需要，清方处置广西问题的方略就出现巨大分歧。分歧之一，用两广督抚、提督剿办，还是另派钦差大臣督师？如前所论，在九月之前，清方的政策是用徐广缙和郑祖琛、劳崇光及向荣等两广官员督办。这自然包含了穆彰阿的意见。但九月之后，随着徐广缙不愿去广西，郑祖琛被参，清方最终选择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督师。或许遣派督师是清方长期的用兵传统，但随着局势变迁，正如粤籍御史苏廷魁所言，钦差大臣督师“尊而不亲，则上下之情不交，而于地方大吏易生形迹”。 ⁸³ 后来的历任督师李星沅、赛尚阿、徐广缙都不济事，最终证明督师不兼督抚则难以指挥如意，督师和督抚如果同时分派，则互相推诿掣肘。再后来的历史逐渐证明，只有督抚带兵，才能指挥裕如，获得成功。 ⁸⁴

  分歧之二，严剿还是剿抚兼用？是否招降张家祥（即张国樑）、张钊等，以及如何处置他们？劳崇光在京陛见时明确主抚，到广西后主张剿抚并用。李星沅与劳崇光系同乡同年，观点相近。十一月十七日，苏廷魁与王庆云的私下谈话，不仅透露出劳崇光、李星沅倾向招抚，而且表明周天爵、苏廷魁、王庆云等人坚决主剿。王庆云日记有云：

  
  

  赓堂（苏廷魁）过谈……粤西之贼，今年三月以前尚易收拾，今则蹂躏及于七府矣。劳方伯（崇光）久任，未免回护前非。李石梧（星沅）抵粤在周敬修（天爵）之前，又与劳（崇光）投契，恐有先入之言。若不能得偾事之人而罪之，则以下无从着手。久闻劳辛阶（崇光）有主抚之议，其奏对时，有蛇蝎蝇蚋之喻。略云：蛇蝎虽毒，勇者能制其死命。今粤西则如满屋蝇蚋不能害人，而扑除必不能尽。盖其意在抚也。已属拟不于伦。昨闻其向人谈及，有须劝富户出资，则贫民自散之语。其（劳崇光）用意更左。今日为赓堂述之，亦顿足怪诧。 ⁸⁵

  
  

  但咸丰皇帝和帝师杜受田或许为了迅速立威，求治太急，同时对广西问题的复杂性思虑不周，对军事行动的难度估计不足，以为大兵一到，就可扑灭，故主张用兵严剿，坚决反对招降。

  杜受田还不断从广西绅士处收集信息，上奏咸丰皇帝，影响决策，颇有“越级指挥”之嫌。李星沅于十二月初二日抵达桂林，而十二月初一日，咸丰皇帝就下了两道谕旨，其一令李星沅、周天爵、劳崇光按照广西生员洗澄清等所控，从重究办“纵贼养盗及庸懦无耻”的官员，招抚百姓。其二，“据杜受田呈递奏单一件所开各属贼首及扼要地方，应如何查拿堵御，其募勇诸说是否可期得力，武举彭姓并候补同知张敬修，马平县拔贡银沆，是否可资差委之处，均着李星沅等按照单内各条，详加采择，体察情形，妥为办理。此二件内所指盗首名号，必应全数歼擒，不可令其漏网。”“至张家祥乃前经投诚之贼，若任其反复句结，恐贻后患。见徐广缙奏到，亦虑及此，业经移咨广西，即着严密查办，毋致堕其术中。” ⁸⁶

  李星沅对杜受田的“纸上谈兵”和“越级指挥”极为不满。十二月二十日，李星沅复奏认为，现在广西地形复杂，糜烂太广，仅恃向荣转战，兵力明显不够，应重用已经投诚的张国樑等，“间或以贼攻贼……使其同类相残，无任凶渠纠合”。最上策为集中兵力，“先择其最急者”，“痛剿大伙一二股，余匪望风胆落，然后乘胜穷追”。 ⁸⁷ 在此前后，李星沅在致劳崇光的私信里，更直白批评杜受田的严剿及不招降之策。他一则称，“春明（京师）坐论，专主歼除，但使恢恢有余，何必成行是效。轻重缓急，倘不稍为权衡，恐治丝而棼，为丛驱雀，非不才所敢知也。”再则谓，“新旧二张（张国樑、张钊），不作变体文字（即招降），更觉治丝而棼，非言之艰，行之艰。安得某公（杜受田）前来领兵耶？”又云：“大黄（江）为匪窜扰，以鹊抵鸠（招降张钊对付太平军），分攻可挫，欣然（向荣）必见及此……自来办贼之法，不外能散其党，多树之敌。若如元凯（杜受田）所云，岂一二年所能了耶？” ⁸⁸ 晋朝杜预字元凯，此处元凯暗指杜受田；杜预以不知兵事为耻，此处似亦语意双关。 ⁸⁹

  咸丰元年（1851）二月初八日，杜受田再次上奏两广起事情形，并提出整军威、募精勇、劝乡团、察地形、务解散五条策略。 ⁹⁰ 当天谕旨称赞杜受田所奏“颇为详晰”，因令李星沅等“按照单内所陈，详加采择，体察情形，认真妥办”。同时，“张家祥是否悔罪自效”，首议招降的前左江镇总兵盛筠“如何贻患”，上谕要求李星沅“一并确查，据实参奏”。 ⁹¹

  就在李星沅与杜受田暗中争论不休的时候，周天爵到了广西巡抚之任。此前李星沅以不熟悉广西情形为由，奏留郑祖琛在营帮办。此时咸丰皇帝以李星沅到“粤已有数月，自能访知一切”为由，令郑祖琛回籍，并劝勉前线将帅和衷共事。他说：“周天爵戆直朴诚，甚有血性，向荣亦勇敢过人，朕心深所嘉许，但恐过于勇往，所向无前，转不免轻进疏率之失。李星沅计虑务出万全，自属老成持重，但恐过于慎重，又不免迟误事机……李星沅既命为钦差大臣，自宜总领戎行，专司筹办。而周天爵、向荣各受知遇重恩，务各殚竭智力，相助为理。见在周天爵甫抵桂林，向荣在浔，李星沅在柳，总须扼要分防，仍复和衷合办，使三人如一人，协力同心，刚柔互济，泯意见而杜推诿，于事方为有济。” ⁹² 令人遗憾的是，不久就收到三人不和的消息，于是咸丰皇帝宠信的旗人赛尚阿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的身份出京督师。咸丰皇帝如此用人，原本设想的是刚柔相济，结果却成了窝里斗。 ⁹³ 赛尚阿看似清廉持正，但忮刻多疑，行动铺张，最主要的是他不娴军旅，亦乏济变之才，结果清方的广西前线愈发矛盾重重，调度更不如意 ⁹⁴ ，这些都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

  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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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往研究亦甚丰富深入。相对而言，聚焦于清朝一方的应对，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无意全面检讨，只是希望从道光新逝、咸丰初政背景下清方内争的角度切入，为太平天国的兴起提供一个补充解释。研究显示，道咸交替之际的高层内争，影响十分巨大。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综合新旧资料，不仅更为深入细致地分析了朝廷内争的来龙去脉，而且将京师的激烈内争与广西前线的人事安排和军事部署联系起来，希望说明清政府之所以将帅屡易，应对不力，实与新旧交替之际罢黜穆党的激烈内争以及新手主政之初的措置失宜很有关系。

  一般而言，鸦片战争后清朝没能及时作出改变，令人遗憾。然而揆诸史实，在道光末年，京内外实际存在着一批富有经验，相对了解夷情，主张开眼看世界，与外国交往共处的官员，但这批人在咸丰初政之时基本都被赶下了台。正如杨国强所言：“比之道光末期的诏书以‘民夷各安生理’为‘绥疆柔远’的愿想，咸丰一朝的君臣正明显地因反激而横生出一种对于西人的敌忾”。 ⁹⁵ 此后，内政外交都出现巨大挫折。就此而论，尽管可以说咸丰皇帝承继了一个烂摊子，但咸丰初政也有明显失误和很大责任。进言之，“国家政在枢府，道在师傅” ⁹⁶ ，“文宗初政，杜受田以师傅最被信任，赞画独多”，“虽未入枢廷，国家大政及进退大臣，上必咨而后行” ⁹⁷ ，故当时的帝师和帝师制度也有值得检讨之处。咸丰二年（1852）七月杜受田去世后，至迟到当年十月，内政就开始纠偏。此前备受咸丰皇帝信任的徐广缙等令人大失所望，而此前获罪罢斥的“穆党”要人琦善、文庆等均被委以重任，他们后来的表现也颇不俗。穆彰阿保举的宗室文彩在咸丰三年（1853）特旨补授通政使，不久就擢为左副都御史。但这时太平天国已经席卷半个中国了。

  最后，晚清政局虽动荡，但大的动荡常起于新帝初政之年。乾隆六十年（1795）九月，乾隆皇帝宣布立十四子永琰为太子，次年正月初一日内禅，为嘉庆元年（1796），二月白莲教起义爆发于湖北。 ⁹⁸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道光皇帝上台，不久张格尔叛乱发生。道光三十年正月，咸丰皇帝即位，太平天国运动随即爆发。这些完全是巧合吗？此外，光绪皇帝虽在光绪十五年（1889）亲政，但种种迹象表明，甲午年（1894）春，他的权力明显增大，也可视为光绪初政。 ⁹⁹ 光绪皇帝不信任旧军机及李鸿章，听信帝师翁同龢及志锐、张謇、文廷式等清流名士，轻率主战，客观上落入日本部分高层蓄谋开战的圈套，不能说与甲午战争的走向没有关系。摄政王载沣初政，驱逐袁世凯，以两个弟弟载涛、载洵分掌陆、海军，气死张之洞，种种举措乖张，不能说与辛亥革命的爆发没有关系。这些都提示着我们，可以从新旧交替、皇帝初政的角度去考虑晚清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注释

  1. 太平天国爆发前的社会问题，参见冯尔康：《述道光朝社会问题》，《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第1—32页；太平天国的特点，参见罗尔纲、简又文、王庆成、宫崎市定等学者的论著。新近的讨论，参见薛刚：《山川分布、区域性集体暴力与军事动员——从地理时间理解近代中国的战争与历史格局》，《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3期；关于萧朝贵的新近研究，参见刘晨：《萧朝贵与太平天国早期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海外研究太平天国的新趋向，See Xiaowei Zheng（郑小威），“The Literary Turn：An Introduction of the Special Issue on Ways of Writing the Taiping Civil War，”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vol. 13， no. 2 （August 2018）， pp.167-172.

  2. 比如，钦差大臣李星沅与广西巡抚周天爵两帅不和，周天爵与大将向荣文武不和，向荣与乌兰泰两将不和，统帅赛尚阿与大将向荣帅将不和，赛尚阿与广西巡抚邹鸣鹤两帅不和，两广总督徐广缙与广西巡抚不和，等等。李星沅、周天爵、赛尚阿、徐广缙都有不少乖张的举措。当日从广西前线产生的许多资料都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后来的研究也有很多说明。比如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7册《向荣奏稿》“卷前题记”第3—4页、第8册《乌兰泰函牍》“后记”第725页；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第283—289页；戴逸：《中国近代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59—164页；王庆成：《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5—126页；龙盛运：《湘军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47页；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42—249页；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丛考丙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514—526页；何汉威：《读李星沅日记：兼论李星沅其人》，《严耕望先生纪念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8年，第346—350页；欧阳跃峰：《夏燮〈粤氛纪事〉的史料价值》，夏燮：《粤氛纪事》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04—407页。

  3. 杨国桢：《林则徐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6—599页；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37—49页。

  4. 因为咸丰皇帝罢黜穆彰阿、耆英的朱谕中提及穆彰阿屡次阻挠林则徐的起用，所以朝内斗争和对外政策、广西问题的相关性是非常明显的，既有研究业已论及，但没有进一步检讨广西前线的选帅用人和镇压策略。参见杨国桢：《林则徐传》，第584—592、596—599页；詹姆斯·M.波拉切克：《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李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76—185页。值得注意的是，夏春涛已扼要指出太平天国战事初期清方官场的问题：“因循玩忽之风盛行，空话大话假话充斥”，“文武百官缺乏血性与自信，仓皇失措畏缩不前”，“官员队伍严重老化，且内部摩擦不断”，并将官场风气与战局联系起来观察。夏春涛：《咸丰朝官场乱象与社会危机：以太平天国初期战事为主线的考察》，《安徽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5.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5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675—1676页。

  6.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崔之清执笔，第3章。当时清方前线干将江忠源认为太平天国起事两年，“非贼众而我寡，贼强而我弱也。其弊在兵不用命，将不知兵，兵与将不相习，将与将又各不相下，遂至溃烂不可收拾”，主要从清方自身的失误上做检讨。江忠源：《答刘霞仙书》，咸丰二年，朱汉民、丁平一主编，梁小进、龚抗云点校：《湘军》第6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33页。清末汪荣宝也持类似见解。汪荣宝：《本朝史讲义》，刘开军编校：《京师大学堂历史讲义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310页。

  7. 1858年，普鲁士威廉亲王继位，任摄政王，随即改变前任腓特烈·威廉国王的外交政策。英国历史学家泰勒（A. J. P. Taylor）评论道：“一位储君的脾气总是要反对当今君王的政策的”。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沈苏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153页。雍正皇帝即位后矫正康熙皇帝的举措，乾隆皇帝上台后矫正雍正皇帝的举措，也为人熟知。戴逸：《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冯尔康：《乾隆初政与乾隆帝性格》，《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8. 朱维铮：《重读近代史》，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351—352页；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39页；张晓川：《遵循历史本身的脉络与节奏——对于中国近代史课程的一些思考》，《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5期。

  9. 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说：“大抵欧洲皆以道光末年为中国危险之时，苟易新君新政，略有缺失，即恐灾害并至，纵使幸而无事，终多变故之迭生。”黃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李吉奎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3页。

  10. 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1，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丁未；季芝昌：《丹魁堂自订年谱》，收入张剑、郑园整理：《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934页。

  11. 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781页。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5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2、144页。

  13.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67页。阎敬铭称丁彦俦（甪垞）“豪杰士也，惜未用而死”。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5卷，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第2162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5册，第127页。

  14. 此外，穆彰阿还保了江苏按察使联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5册，第241页。

  15. 杨国桢：《林则徐传》，第597页。詹姆斯·M.波拉切克：《清朝内争与鸦片战争》，第182—183页。

  16. 樊昕整理：《赵烈文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505页。

  17.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66页。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5册，第145页。

  19. 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2册，第796页。

  20.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65页。

  21. 祁寯藻集编委会编：《祁寯藻集》第1册，太原：三晋出版社，2011年，第402、403页。

  22.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72页。

  23.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72页。

  24.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73页。许祥光是广东进士，此前在广州带头反对英国人入城。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70页。王庆云关于洋人的许多信息都来自于他。

  25.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73页。

  26.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74页。

  27. 广东入城问题，参见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99—103页；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99—128页。

  28. 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页。

  29. 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21页。

  30.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74页。

  31.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81、185、186、187页。

  32.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75页“犹以为不足恃”之“犹”字，系据日记稿本校正。

  33.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74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5册，第386、415页。

  3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着将薛执中定为斩监候涉案大臣分别处分事上谕》，道光三十年七月二十六日，赵增越编选：《道光三十年道士薛执中在京“编造妖言”案档案》，《历史档案》2017年第1期。据说文庆“亦穆党，赞成大功”。聊备一说。黃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第199页。

  35. 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3，道光三十年五月初三日甲午。有人参刘韵珂，奉旨福建布政使庆裕、福建学政黄赞汤密查。

  36. 季芝昌：《感遇录》，收入张剑、郑园整理：《晚清军机大臣日记五种》上册，第454—455页。季芝昌为曾国藩的会试房师。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代季芝昌为穆彰阿的诗集写序，极尽恭维之能事。曾国藩后来为季芝昌撰写墓志铭，对杜受田等人颇有暗讽。他说：“当公在闽引疾，方怪宏才若彼，重任如此，何遽谦让勇退！及归田数载，而忧国乃更甚于当官之时。而当世之自以为能负荷非常者，覆辙相属，乃不忍闻。”《云桨山人诗序（代季师作）》《闽浙总督季公墓志铭》，《曾国藩全集》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2012年，第185—187、331—332页。

  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5册，第482—484页。

  38. 林则徐自九月二十八日接奉钦差大臣赴广西剿匪的上谕后，于十月初二日力疾登程，然不幸于十月十九日病故途中。福建巡抚徐继畬于十月二十五日奏报此情，十一月十二日咸丰皇帝据此重新部署。《徐继畬奏报钦差大臣林则徐赴粤途中病逝情形折》，道光三十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88—89页。

  39. 对于这一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47页）评论道：“反是穆彰阿言中了。”

  40.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204页。

  41. 《清史稿·李星沅等传》第3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759页。

  42. 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2册，第814页。

  43.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86页。

  44.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92页。“寄语台端”之“寄”字，据日记稿本添。

  45. 杨国桢：《林则徐传》，第588—592页。

  46.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88、192—193页。

  47.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86页。

  48.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87页。

  49. 《寄谕徐广缙迅赴广西会同郑祖琛等合力剿办》，道光三十年八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20页。

  50. 《徐广缙奏报出省堵剿日期并请特简大员专驻督办折》，道光三十年八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25—26页。八月二十四日，王庆云称：“余意徐制军（徐广缙）非畏葸者，如平乐有警报到东，早应带兵赴援，岂俟寄信而后行耶。”实在有些乐观。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188页。

  51. 《徐广缙奏报广西每多不靖抚臣不能和衷协力等情片》，道光三十年八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26—27页。

  52. 《寄谕徐广缙等和衷商榷通盘筹画严饬所属合力兜擒》，道光三十年九月初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42页。

  53. 祁寯藻集编委会编：《祁寯藻集》第1册，第406页。

  54. 《袁甲三奏参郑祖琛酿乱欺饰请严核功罪以肃军政折》《寄谕徐广缙着查核郑祖琛及闵正凤欺罔畏葸等情据实奏参》，均道光三十年九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45—47页。

  55. 张穆：《与徐仲升制军书》，道光二十九年，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第320页。

  56. 《罗惇衍请简大员专剿粤西土匪由》，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录副奏折03-2996-0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57. 《徐广缙奏复遵查郑祖琛酿乱欺饰等情折》，道光三十年十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67—68页。

  58. 《劳崇光奏报接护抚篆日期及筹办剿捕情形折》，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107—108页。

  59. 《郑祖琛等奏报捕获钟亚春等并进剿金田等处情形折》，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初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97页。

  60. 崔岷：《广西“匪患”与金田起事——基于清方军事部署的考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90页。

  61. 茅家琦主编：《太平天国通史》上册，第219—220页。此部分由崔之清执笔。

  62. 崔岷：《广西“匪患”与金田起事——基于清方军事部署的考察》，第90页。

  63. 《劳崇光奏报接护抚篆日期及筹办剿捕情形折》，道光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108页。

  64. 张剑整理：《翁心存日记》第2册，第799页。

  65.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上册、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58、771、775、782页。

  66. 李星沅卒于广西军中，虽经予谥，但咸丰皇帝对他甚为不满。曾国藩说：“李石梧身后，恩典甚厚。乃七月末翰林院撰祭文、碑文进呈，朱批竟加严饬。谓其夸奖过当，词藻太多，且贬其调度乖方，功过难掩，历任封疆，尤不足称云云。”（《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曾国藩全集》第20册，第196页）同样误事的周天爵则安然无恙，全身而退。

  67. 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42—45、61—62、67—70、72页。

  68. 周天爵奏论中英关系及海防时说：“英夷之和不可恃……宜先讲求克敌之炮……惟于海崖避风之地、巨艘下碇之所，先为石炮，其内膛如火筒状，用石灰涂泥光华，容药千斤。此炮一燃，不恃炮子所中，而恃炮风所吹，凡舟大小，无不掀翻者。现澳门大西洋有赤铜炮一尊，用铜三十万斤，其炮初成试之，海水分裂见底。……夫一炮而英夷畏之，肝胆俱裂，奈何不处处仿效为之。变而为石为土为木，其烈比此愈甚，而逆夷之船坚炮猛，无能为矣。”（中华书局编辑部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1册，第43—44页）。倘若此语出自普通士人也罢，但出自一个曾任湖广总督和漕运总督的大员之口，则匪夷所思。倘若1840年鸦片战争时如此传言，自然情有可原，但1850年仍是如此见解，说明周天爵识见太陋。

  6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5册，第203页。

  7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55册，第481、496—497页。

  71.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205页。

  72. 周天爵：《致周二南书》，咸丰元年，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8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6页。当日批评周天爵的也不少。王家璧：《出自敌对营垒的太平天国资料——曾国藩幕僚鄂城王家璧文稿辑录》，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7页；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卷3，北京：京华印书局，1926年，第5页。

  73. 《向荣奏报剿匪管见并请饬琦善赴粤西会同商办剿抚事》，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录副奏折03-2973-05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4. 《寄谕向荣所请饬琦善赴广西会剿着不准行务与李星沅等协力剿捕》，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128页。

  75. “两湖战场的一败涂地，使咸丰帝的目光不再注视那些位尊名高的重臣，开始寻找那些有实战经验和统兵能力的战将。”此前受压制和惩处的向荣、琦善，分别被授为钦差大臣。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73页。

  76.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204页。

  77. 裕泰对向荣之子向继雄在镇压李沅发起义中的表现也颇赞赏，特予保荐。《裕泰奏为湖南提督向荣之子向继雄才具尚堪造就请量予鼓励或送部引见事》，道光三十年六月初七日，朱批奏片04-01-12-0475-0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78. 杜受田在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的上奏中称：“向来粤西凡遇抢劫重案，贼首大半粤东匪徒”。道光三十年七月间修仁、荔浦县城失守，即广东英德、清远一带会匪窜扰至此所致，南宁匪首张家祥也是从广东来的。《杜受田奏陈两广起事情形并剿捕方略单》，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206页；夏燮：《粤氛纪事》，欧阳跃峰点校，第2—5页；宫崎市定：《关于太平天国的性质》，《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下册，张学锋、马云超等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77—1280页；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第142—144页。

  79. 徐广缙：《思补斋自订年谱》，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第156—157页；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上册，上海书店影印本，1986年，第68—69页；S. Y. Teng（邓嗣禹）， 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A Comprehensive Survey， Taipei：Yee Wen Publishing Co. Ltd.， 1977， p.57.

  80. 半窝居士的《粤寇起事纪实》则为郑祖琛辩白，归罪于徐广缙见死不救，称广西盗匪多来自广东，但广东和广西有矛盾，而广东急于切割，不出力援助。参见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12页。关于广东与广西不和，参见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45—46页。

  81. 《罗惇衍奏陈广东会众横行请严饬速剿片》，道光三十年九月十三日，《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49-50页。

  82. 《上某公书》，道光三十年；《上梅伯言先生书》，咸丰四年，吕斌编著：《龙启瑞诗文集校笺》，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第424、491—492页。

  83.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205页。金安清（《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1—32页）也称：“粤西之坏，如林文忠道卒，即以徐督往，而以叶摄督篆，则羊城洋务，不致无人；而以本省总督亲往，上下一气，调兵调饷，一无阻挠，虽徐才不必过人，而视客官孤寄，动辄掣肘胜矣。”

  84. 曾国藩湘军的例子即是。此外，侍郎廉兆纶奏请“责成督抚办贼，略曰：‘今于督抚外另设统兵大员，其本省督抚虽有会剿之名，其实专为筹饷之事。统兵者往往以呼应不灵，饷糈不给，渐至迁延；而督抚又往往以事权不一，供亿不赀，各生意见。及至城池失守，统兵者无地方之责，或邀宽大之恩，而并未带兵之督抚，转受其咎。名实不符，事多掣肘，贼氛之炽，职此之由’。”《清史稿·廉兆纶传》第40册，第12189页。

  85. 王庆云：《荆花馆日记》上册，第205页。

  86. 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6，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戊午。

  87. 《李星沅奏报勇练及张家祥情况并密陈通筹剿办对策片》，道光三十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136页。

  88. 《劳辛陔中丞》，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六、二十一、二十二日，李星沅：《李星沅集》第2册，王继平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13年，第1132、1137、1138页。

  89. 袁昶：《袁昶日记》下册，孙之梅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1170页。

  90. 《杜受田奏陈两广起事情形并剿捕方略单》，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206—212页。

  91. 《寄谕李星沅等着按杜受田单内所陈详加采择认真妥办》，咸丰元年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第212—213页。

  92. 王先谦：《东华续录》（咸丰朝）卷7，咸丰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己酉。

  93.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62、66页。

  94. 咸丰宠信赛尚阿及任用赛尚阿出任统帅的失误，参见谢兴尧：《论洪大全、赛尚阿、丁守存》，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学刊》第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48—255页。严正基私下称赛尚阿“之不知兵、不善将将，由于喜谀恶直（纳贿者有之，不晓事者有之，必善事左右者方能永不□□。揆帅两袖清风，始终如一），左右乏贤，胸无主宰，又鲜劻勷，是以不能成功。朝廷以其供职清慎，素著贤声，倾心委任，尚冀收效桑榆。”《严正基来函》，咸丰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杜春和、耿来金编：《胡林翼未刊往来函稿》，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342页。

  95. 关于咸丰和道光的不同，杨国强的看法也对我们有所启发：“咸丰帝君临天下的时候还不足19岁，同他父亲相比，十年前的中英之战以及发生在那个过程里的议剿、议抚、议款全都在他个人阅历之知的范围之外。他没有承当过战败的压力，所以他精神上的夷夏之见更完整，也更本色、更固执。”杨国强：《衰世与西法：晚清中国的旧邦新命和社会脱榫》，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2—25页。

  96. 鲁一同：《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太保衔头品顶戴致仕光禄寺卿汤文端公神道碑》，缪荃孙编、王兴康等整理：《续碑传集》第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94页。

  97. 《清史稿·杜受田传》第38册，第11674、11684页。

  98. 尽管嘉庆四年（1899）正月乾隆皇帝去世后，嘉庆皇帝才真正掌权，但民间未必清楚此中内情。而乾隆六十年公开宣布禅位及次年嘉庆即位改元，在民间看来，就是一个新旧交替和皇帝初政的到来。

  99. 《翁同龢日记》《李鸿章全集》和《文廷式集》均有相关记载，已另文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