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这段重要讲话在拯救民族危亡以及奋起反抗精神方面，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并将太平天国运动与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并列在一起，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地位有着重要意义。太平天国运动起源于广西桂平金田，“金田起义”是震惊世界的农民大起义，这场起义初期的核心领导人分别是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从人物领导力研究的角度，对“六王”的领导力进行探讨及推动一系列文旅精品力作策划，笔者认为对促进当前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一、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的重要体现
领导力的本质就是影响力。“领导能力是把握组织的使命及动员人们围绕这个使命奋斗的一种能力。”我们纵观中国历史朝代更迭，无不交织着“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的特点。“英雄”的力量，其实最核心和最鲜明的特征就是领导力，具体表现为深刻植根于人民群众当中的“英雄主义”及“英雄主义情怀”。从“六王”等人物分析来说，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研究的重要体现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领导力对于起义因素的主导性作用
我们透过历史上的许多重要起义，能够发现这些重要的起义都有领导力的影踪在其中，并且这些重要的起义事件都以核心人物命名。这是“事在人为”的一个重要佐证。比如发生在秦末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陈胜吴广起义，又称大泽乡起义，“陈胜吴广”即是两个主导起义人物名字。又比如唐末民变中历史最久、遍及最广、影响最深远的一场农民起义就是黄巢起义。再如，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起义——明朝广西壮瑶大藤峡起义，也以侯大苟起义为最具代表及最有影响。领导力对于起义因素的主导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领导力决定了时代背景及地理条件作用的发挥。在研究历代农民起义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在同一个朝代的治理体系下，其压迫程度都有一种大体相似的环境。因为，该朝代施行的政策和治理模式基本相同。当然，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同一朝代下各省区的人民群众生活承受压力指数有可能不同。比如，在经济发达的富裕地区，人民群众生活承受压力指数就可能偏小。用这一观点来看金田起义爆发在广西金田村，正好印证了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然而，是否广西桂平一带就是晚清时期最落后、最贫穷、最愚昧的区域？是否就具有了最好的起义地理条件？并不见得，晚清时期全国各处已经遍布危机，最显著的就是天地会等会党群起，这种环境下，“导火索”就需要具有一定领导力的团队来点燃。地理环境则起到了“应和”与“促进”的效应。我们从历代农民起义事件来看，起义地点的选择是由领导团队生长及可抵达的范围环境而产生的，这些团队在哪里，这些有影响力的领导力因素的人在哪里，就有可能与当地的地理环境形成有机的结合。由此，从这个时代背景及地理条件来看，金田起义的成功爆发，不得不谈到起义初期的领导力。正是由于有了“六王”等强大领导力的发挥，使得金田起义获得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由此揭幕一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时间持续最长、达到最高峰的农民起义。从领导力因素来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并列关系，而非递进关系。
二是领导力决定了群众作用的发挥。领导力在起义地位来说，是“关键少数”的作用，可是，也正是由于有了这“关键少数”，使得少数带动多数，少数影响了多数，并由多数占据主动，由主动形成规模。1930年，毛泽东为了激发处于低潮的红军将士革命信心与斗志，写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名篇。对于在起义前期的农民运动，领导力的作用就体现在“星星之火”上，没有“星星之火”，没有火种的传播，就不可能取得燎原之势。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的“星星之火”，集中体现在“六王”身上。比如，经过当时“六王”的充分努力，在动员群众参与金田团营，导致金田起义的爆发，这就取得了成功的第一步。金田起义的根基在于“团营”，中国近代史著作或太平天国史专著都基本确认这样的事实：1850年7月（道光三十年六月），洪秀全下达总动员（即团营）令，命令各地拜上帝会会众于11月4日（阴历十月初一日）赴金田团营。在强大领导力产生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下，“群众路线”发挥了作用，各地前来参与团营的人员入营时实行男女分营，各按军事编制组织，所携财务均上交“圣库”，全体衣食由圣库供给，同食同穿，一律平均，如有不遵者依例逐出。各地会众纷纷到金田集中团营，数月间人数达一万多人。这些，都建构于领导力对于群众作用的发挥，尽管这样的领导力带有强烈的“神权”因素，但不可否认，“神权”因素是由于领导团队人员的努力布道，这些，就为金田起义的成功打下了厚实的群众基础。
三是领导力决定了指向成功机率。“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历代以来的农民起义以及成功的改朝换代，无不指向于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团队。越是有坚强有力的领导团队，越是容易聚合力量，越是能够提高起义成功的机率。反之，如果领导力作用得不到体现，“乌合之众”肯定成不了大事，也肯定最终会坏事。从这一点来说，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金田起义初期太平军势如破竹，队伍不断壮大，不断取得起义的成功，而在后期为什么走向衰败，最终免不掉灭亡的下场。人心齐，则众山移，人心散，则树倒猢狲散，甚至树倒“猢狲亡”。在指向成功方面，金田起义初期的几次战斗均是最有力的事实说服依据。比如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军与清军在桂平和平南境内多次发生战斗，其中较为重大影响的有迎主之战、彩村江之战、牛排岭和屈甲洲之战、双髻山之战和新圩突围之战等。1850年12月25日，杨秀清自金田发兵经鹏化山小道袭杀隘卡守卒，12月27日向平南思旺发起突袭，此战斩秦川巡检张镛等，12月28日，杨秀清等人迎接洪秀全、冯云山和平南山人村的起义军回到桂平金田，史称“迎主之战”。“迎主之战”后，紧接着发生金田彩村江之战。1851年1月1日，驻守桂平的贵州镇远镇总兵周凤岐得知清兵于思旺战败后，派出贵州清江协副将（从二品武官）伊克坦布率兵向金田进发，此时金田团营的队伍还没有正式誓师起义，但是，彩村江之战中，萧朝贵作为先锋将领，率队伍斩杀包括副将伊克坦布在内的清朝将领8人，其他官兵共计300多人。周凤歧率兵来援后，又被萧朝贵率团营队伍强力“打援”，不得不退缩回浔州府城。这两次较大战斗的发生，加速了金田誓师起义的步伐。同时，在这两战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杨秀清、萧朝贵等人领导力作用的发挥。金田起义后的第一仗发生在毗邻金田的江口镇，1851年1月13日，太平军全体将士蓄发易服，头裹红巾，组成浩浩荡荡队伍向大湟江口进发，顺利抵达江口的太平军，马上就进入队伍的休整和扩充以及粮草补足。整整一个多月时间，清军都没有胆量进攻大湟江口，尝过败仗之后，他们发出增援军报，等待队伍的集结。太平军占领大湟江口后，将指挥部设于圩边的石头脚屯的陈家大屋。陈家大屋易主为太平军的指挥部，成为太平军临时“司令部”，也即是通过设立指挥部的形式，确立洪秀全、杨秀清等部署作战的领导地位，使面对生死抉择的太平军队伍有了“火车头”。随后，洪秀全、杨秀清等指挥了牛排岭之战和屈甲洲之战，其中，牛排岭之战中，洪秀全、杨秀清采取诱敌深入的伏击战法，利用向荣轻敌的狂妄之举，以2000死士分9路埋伏于牛排岭和石头脚屯附近的树林、竹林中，诱向荣所部进入伏击范围，此战使向荣所部死伤1000多人，最终向荣率残兵败将狼狈败走。屈甲洲之战中，杨秀清指挥的太平军迎头痛击进击至江口屈甲洲浔州知府刘继祖所率兵马。从这些重要战斗中，我们也从中发现杨秀清之所以很快得封“东王”，手掌节制诸王之权，这与他在金田起义初期的屡次重要战斗中发挥的领导力作用有关。
（二）领导力模式对于起义演进的决定性作用
有时势者，还须有引导与利用时势的英雄。领导力并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与领导者自身所具备的能力素质也有极大的关系。就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来说，其对于起义演进的决定性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模式。
一是循序渐进的领导力模式。梳理金田起义爆发前后的线索，我们可以发现其领导力模式体现为一种循序渐进的领导力模式。最初的领导力影响体现在冯云山身上。冯云山是拜上帝教的始创人之一，金田起义的主要领导人。1815年，冯云山出生于广东花县禾落地村（今广州花都区），与洪秀全的官禄村相邻。冯云山和洪秀全从小是同窗、老乡，是他最先独自一人来到广西，在广西桂平一带深山布道，发展拜上帝教的队伍，有论点提出“没有冯云山就没有太平天国。”足可见冯云山对于金田起义的重要性。事实上，作为具有发动、布道性质的领导人物，早在1843年，洪秀全与冯云山就在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会，最初他们是在家乡附近活动，1844年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1944年9月，冯云山转入桂平县紫荆山区活动，宣传组织会众。11月时，洪秀全返回广东花县，从事拜上帝会教义的研究和创立工作。直至1847年，洪秀全重返广西紫荆山区时，拜上帝会已在冯云山一个人的布道下，拥有会众三千余人。当年8月，洪秀全、冯云山两人共同制定拜上帝会的各种仪式和《十款天条》，扩充组织，并带领会众捣毁庙宇和偶象。这些拜上帝会的活动，引起封建势力的敌视，地主阶级团练武装压制拜上帝会，双方斗争愈演愈烈，1848年1月，恶霸地主陈作新率领团练逮捕冯云山等人，加以“阳为拜会，阴图谋叛”的罪名，送往桂平县狱。洪秀全闻讯立即从贵县赶到紫荆山，随后赴广州设法营救。紫荆山会众通过贿赂贪官等办法，营救了冯云山出狱。1849年7月，洪秀全、冯云山重返紫荆山区，当时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整个拜上帝教的领导核心，并且全面准备起义事项。从领导力角度出发，冯云山是金田起义最初在浔郁大地上的一个闪光点，他为金田起义的成功爆发做了开拓性的贡献。在冯云山的“独木搭桥”作用下，金田起义初期形成了循序渐进的领导层级，并逐渐发挥作用。
二是交替出现并逐渐巩固的领导力模式。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的领导力模式架构首先是不可置疑地围绕着洪秀全进行的。比如，金田起义就是以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三十八岁生日作为起义日期的。而在起义之前，由于数年间冯云山在传教中，是以号召会众共尊教主洪秀全为宗教信仰的，所以，经过布道，洪秀全“斩邪留正”“共享太平”的人物主张及“神化形象”深入人心，会众将洪秀全称为“洪先生”，并且“奉之若神”。而洪秀全之外的领导力发生变化和逐渐巩固，与金田起义前冯云山的被捕有关。当时冯云山被捕后，拜上帝教一时无人主持，在这危急关头，杨秀清、萧朝贵挺身而出，假托天父、天兄“附身显圣”，以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身份发号施令，安定了人心，团结了广大会众，而这些，则使杨秀清、萧朝贵一跃而上，居于冯云山之上，在会众心目中取得更高层级的神权地位。
三是以“王”为主轴的领导力模式。真正体现金田起义领导地位强力确位，是以“王”为主轴的领导力模式。金田起义后，1951年1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登极”称天王，史称“东乡封王”。冯云山被封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1951年9月，太平军攻克永安。洪秀全健全领导体制，分封了诸王，史称“永安建制”。事实上，永安建制并不仅只是封王一事，这项建制包括了太平天国在永安城里建立的一整套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修改历法，制订天历；令人民群众蓄发；建立圣库制度，财产统一管理；确定官制；论功行赏，分封五军主将为王，凡此等等，是为制度层面的广而告之及稳定军心、民心。而分封五军主将为王，这一项对于新生农民起义政权来说，具有最根本的保障作用。天王及诸王的地位公开确立，使得太平天国初具建国规模，同时，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注西、南、北、翼四王俱受东王节制），这样的权力架构已经具备以“王”为主轴的领导力模式，促进了太平军队伍的凝聚力，使得太平军队伍的指挥核心力量得以固化。
二、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研究与文旅精品策划存在问题及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同时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还强调：“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表明历史大潮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但是，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二块浮雕是“金田起义”，作为“人民英雄”的象征意义，对“六王”等英雄群像进行深入研究，对其领导力与文旅精品策划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是，目前，对于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研究与文旅精品力作策划也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主要存在问题及原因有以下方面：
一是经费预算不足，投入不够。在投入金田起义文化研究方面，缺少专项的经费预算，投入力度不够大。缺少资金保障导致推进工作乏力。打造文旅精品必须保障充足的经费预算以及融合资金保障，既没有财政的强力投入，也没有引进有实力的运营机构进行策划与运营，必然导致良好资源的浪费。就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研究与文旅精品策划来说，还没有纳入金田起义文化经费预算，运作起来存在“没钱办事”“没人干事”的窘况，甚至没有根本的进展，更谈不上推动精品力作的产生。
二是“六王”精神承载缺乏硬件载体。“六王”作为金田起义的代表人物，作为太平天国的核心灵魂人物，作为主导一场伟大的农民起义的先锋，却缺乏必要的硬件载体完善。比如，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这些都浔郁大地涌现出来的农民英雄人物，他们在浔郁大地都有故居记载、生活地址等记载，要将这“四王”列为重点打造的硬件载体，将高规格建造他们的纪念故居或者活动地址建设纳入重要日程。但是，目前这些英雄人物的精神承载硬件建设还欠缺。
三是可视化作品相当匮乏，甚至呈现空白现象。精品力作少，没有一部代表作。对于金田起义的可视化作品，特别是“六王”英雄形象展示的作品，目前呈现空白状态。近年来，随着舞台剧、全息技术情景剧等兴起，各地呈现历史文化的可视化作品都具有强大的投入优势，用“钱”来打造，用“钱”来造势。比如，贺州推出了中国首台百家姓主题大型旅游演艺《寻根黄姚》，贵港推出了大型话剧《压舱石》等，这些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是专题文化创作的精品，能够为专题旅游提升人气，吸引各地关注，留住游客脚步，扩展地方文化影响力。但是，针对金田起义英雄群像的大型舞台剧还呈现空白状态，这急需打造一台高质量的英雄演绎作品。
四是普及读物少，英雄传说、故事以及专著没有主题化和系列化。金田起义作为一件世界性的大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建国初期等，曾经推出过不少的普及读物，比如小人书、英雄传说、故事等，但是，这些文化作品已经陈旧化了。目前，我们既没有持续推出新的文艺作品，也没有进行专著的主题化和系列化策划，这就形成了金田起义的文化“空缺地带”，这不利于对金田起义文化的普及和影响力提升。
五是专注研究金田起义英雄的机构、团队缺少，没有人才团队保障。目前，桂平作为金田起义策源地，尽管成立有金田起义研究会，但是，近几年基本没有活动开展，出版的相关文献书籍也是通过极少数人的投稿以及网上细碎作品的拼凑而少，质量和权威性都不足。缺少专注研究金田起义英雄的机构、团队，使得英雄文化得不到重视，打造不出高质量的英雄文化作品。
六是金田起义的英雄文化没有与时代结合，没有用好“金名片”。金田起义文化特别是英雄文化不是孤立于社会发展的，它的重要作用还是在于“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将金田起义文化、英雄文化割裂于社会发展之外研究，就会使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等受到极大的削弱，就会导致“金名片”被埋没和失去光泽。
三、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研究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研究，说到底是金田起义的英雄文化研究。英雄文化研究是千百年来中国根深蒂固的文化研究主题，也是对于人民群众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成果之一。我们已经踏上新时代新征程，英雄文化研究对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推动力，而且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的约束，得到了各地的实践和支持，打造了许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精品，实现了新时代的精神价值推送和引导。高质量的英雄文化研究对于一方历史文化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此，对于运用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研究，促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笔者有以下的对策与建议。
一是要坚持强化经费保障，确保资金链投入雄厚及效果。要高度重视金田起义英雄文化的打造，坚定不移地推动研究项目深化。要始终坚持花大钱、办大事、创精品的意识，每年度都要制订金田起义文化研究专项经费预算，确保解决资金瓶颈问题。要有统筹发展思维，坚持将打造金田起义英雄文化纳入地方整体文旅精品规划，通过保障充足的经费预算，或者以融合资金引进运营的保障方式，解决良好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不足等问题。结合金田起义初期领导力研究与文旅精品策划，要制订经费总体预算与保障方案，强化组织领导，强化资金使用监管，做到领导重视、资金充足、管理到位、运行有序、科学使用。走精品路线，走品牌路线，就必须在经费上舍得投入，只有舍得投入才有高产出与高回报。
二是要坚持强化硬件保障，确保英雄文化硬件载体建设。“六王”精神承载硬件载体的建设必须摆上议事日程，纳入重点建设内容。“六王”是金田起义的代表人物，也是太平天国的核心灵魂人物，我们要认识到宣传、推介好主导一场伟大的农民起义的重要人物先锋，就必须加强硬件载体的完善，要让受众有“物化归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是以“内容为王”的，这些“内容”重点指向于硬件建设的投入。如果只是“软件”方面的提升，游客根本不需要出游，只需要点点手机屏幕就能够有较为直观的认识了。硬件是文化的直接而形象的反映，是精神文化最有力的投射体，是吸引游客和留住游客的体验要素。因此，要始终强化“内容为王”的发展理念，补强硬件“内容”。具体而言，当前，要投入资金建设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故居，以高质量的纪念故居等物化成果，使之与现在的金田起义博物馆、金田起义营盘遗址等形成一体化旅游景点。通过英雄人物领导力宣传的深化，使得游客加深对浔郁英雄文化的时代背景了解、加深对英雄人物事迹了解，加深对爱国主义情怀培植的重视。
三是要坚持精品力作保障，确保提升英雄文化影响力度。纵深当今各地的文化旅游可视化作品，都是坚持走精品力作路线的。文化旅游既是“双脚”与“双眼”的享受，也是“大脑”的享受过程。“大脑”的享受过程必须依靠可视化精品力作的推出。要组织专门机构和专门人才，专门就金田起义英雄文化进行一部代表作的创作。就政治效益、社会效益以及经济效益来说，应以大型的舞台剧演出为主。桂平作为金田起义的策源地，演出该剧目具有得天独厚的地方“归属感”优势，是广大游客的期许，在宣传推介上也容易使游客迅速接受。因此，要立足于金田起义可视化作品制作，从“六王”等英雄形象出发找突破口，高起点高质量谋划一台舞台剧，同时，要向全国各地先进的文旅舞台剧看齐，投入先进的全息技术等，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卖点。既要有人文作品的“第一”要素卖点，也要力争有“科技+”因素的卖点，要通过突破金田起义英雄群像大型舞台剧空白状态，盘活一系列的文化旅游节目，借助太平天国这个最亮的“点”，持续打造桂平其他红色文化资源亮点。
四是要坚持文化精品保障，确保主题化和系列化文创产品。要始终坚持做到“两手抓、两结合、双促进”。“两手抓”即一手抓已经完成的文创产品收集、整理、再利用，一手抓结合时代精神衍生作品的再创作、再推广。要对现有的涉及金田起义的普及读物、英雄传说、故事以及专著进行一次主题化和系列化的收集，把自家的“家底”摸清楚。特别是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建国初期等推出的普及读物，比如小人书、英雄传说、故事等，要列入“展窗”，另一方面，要抓引导、扶持、激励知名作家、本土作家进行金田起义英雄文化的作品，保持推出新的文艺作品的热度。特别是要围绕“六王”，与相关出版社进行联合策划、开发，定出符合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选题，进行专著的主题化和系列化策划、创作。比如，以同一种系列推出“六王”人物传说、人物专著、人物报告文学等，打造有深度、有影响力文创作品成果。“两结合”即坚持把金田起义英雄文化研究与时代精神结合、与时代重大题材精品文化结合，“双促进”即实现金田起义文化对历史文化研究的促进和对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
五是要坚持强化队伍保障，确保推动文化研究持续有力。要重视“后继有人”这个根本问题，强化人才培育特别是“领军人物”的扶持。要通过政府引导、民间主办的方式，建立健全金田起义英雄文化研究的机构，形成有研究实力的人才团队，给予这样的人才团队发展空间，做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力出力”等。要着力发挥金田起义研究会的作用，坚持将金田起义研究与桂平历史文化研究等结合起来。金田起义英雄文化既可以单独运行研究，又可以与作协、文艺评论、音乐家等文艺团队结合，围绕英雄文化进行文化研究，助推英雄文化研究的质量和权威性。特别是当前桂平市正在筹划建立桂平市历史文化研究会，要将金田起义文化研究特别是英雄文化研究纳入到历史文化研究中去，通过定期举办研讨会、专题化、考察活动等，积累宝贵的原始文化研究素材，为推出高质量的文化研究作品、成果作好准备。
六是要坚持与时代气息融合，确保最大程度擦亮“金名片”。金田起义的英雄文化与时代结合，这是发扬光大文化的需要，是传承文化的需要，也是对金田起义这张“金名片”的最大化利用。在与时代气息结合上，金田起义文化特别是英雄文化要为当前乡村振兴大局服务，要将该文化的研究、弘扬作为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则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金田起义的英雄文化与时代结合，还要有放长视野、扩展眼光的胸怀。不要仅盯着金田村这一片土地，要向周边延伸辐射，甚至向整个贵港地区延伸。比如，当前已经建设的桂平五月农军暴动遗址（昌家大院）、已经建设江口镇陈家祠（太平军行营指挥遗址）、正在建设的金田镇龙塘村知青文化城，桂平北区片南木和社的林凤祥故居遗址（尚未建设）等，要一体联系起来打造，打造成连片化、规模化、系列化的品牌，增加文化旅游的深度和“容量”。在桂平北区片成熟品牌效应推出的同时，还要上升到全市文化旅游资源综合运用的大格局，推出专题文化旅游线路、引导自驾游线路等，为全市文化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活力，呈现可持续、高效益发展的文旅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