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打江山，清政府全力保江山，双方势不两立。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战中，军饷供应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事关军心是否稳定、能否继续支撑战事，涉及社会经济政策、吏治、军纪等，对战局走势影响甚巨。关于太平天国筹饷问题，学界以往论著已有不同程度论述，但不够系统全面，某些史实未纳入研究视野，对一些具体史实的解读也存有争议，仍留有较大研究余地。本文尝试就太平天国筹饷的基本脉络及相关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和考察，希望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金田团营时，起义者一概实行军事编制，上缴所有私财，统一供应食物。随着汇集金田的人数越来越多，粮食逐渐不敷供应，只好概行食粥。张钊、田芳等天地会武装遂退出团营，又在浔江沿线劫掠钱财。一些上帝会成员也产生动摇，欲前去入伙。萧朝贵以天兄下凡名义及时出面制止，告诫众人修好练正，从而稳定了队伍。事见太平天国刊刻的《天情道理书》及《天兄圣旨》卷二。
面对清军的重兵围剿，太平军避实就虚流动作战，数次在接济断绝的险境下跳出包围圈。清广西按察使姚莹分析说: “窃谓人心齐，地理熟，胆气旺，此三者贼之所长而我之所短也；火器精，粮饷足，兵勇众，此三者我之所长而贼之所短也。”永安是太平军攻克的第一座城池，破城后缴获战利品自此成为补充给养的重要渠道。为整肃军纪，洪秀全在永安下令:“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天朝圣库，违者议罪。”进军湖南长沙时，他重申这一禁令，宣布“倘再私藏私带，一经察出，斩首示众”。武昌是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省城。据陈徽言《武昌纪事》记载，太平军在武昌起获约100万两库银； 一月后弃城蔽江而下时，谷米不能悉载而去，“犹余数百石”。另据佚名《武昌兵燹纪略》，太平军仅装载金银、缯布、器械、米盐的船只就多达百艘。
定都天京并攻占镇江、扬州后，太平军又相继发兵北伐、西征。西征的主要战略意图是奔袭毗连六省的清江南大营粮饷基地江西，并相机在上游筹措粮食接济天京。不久，太平天国将西征作为军事重点，着力开辟上游疆土以屏蔽天京，由翼王石达开亲赴安庆主持战事。筹措军饷依然主要靠攻陷城池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再就是绅民进贡。例如，太平军进占扬州后，“先至各衙署搜库币”，“嗣出伪示，令民进贡”。围攻南昌期间，南昌、新建两邑民人“以豕鸡鹅鸭银米进贡者不知凡几”；太平军军纪严明，“不淫杀，不剽劫，乡村进贡人迎接”。
可是，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是一次性的；民众进贡是表示归顺之举，也不可能保持常态。这使得太平军筹饷带有不稳定、不确定性。随着定都后结束流动作战状态、不断开拓疆域，特别是随着军队不断扩充，太平天国亟须拿出可靠、稳定的筹饷之策。
江南是清政府所倚重的财赋之区。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以及江北扬州都是商贸中心，店铺林立，百货云屯，工商辐辏； 以扬州为中心的两淮盐业虽积弊甚深呈现颓势，但利税仍较可观。太平军每至一地，辄规劝四民各安恒业。在攻克江宁前四天便颁布过一份安民告示，强调“士农工商各力其业”。从字面上看，太平天国是鼓励私人从事工商业的，其实不然。当时，双方交战主要表现为对城市的争夺。清政府为收复失地，调集重兵围攻天京、镇江、扬州三城便是例证。受战争状态所迫，太平天国在所占城市均实行军事化管理，取缔私人工商活动，严禁人员自由出入。以江宁即天京为例，该城始终处于戒严和战备状态，取消家庭，对全城军民按性别实行军事编制，以每馆 25 人为基本单位，逐月登记、清点人口，进出城须持印凭，稽查甚严，以防范清方奸细。人们日常所需实行供给制； 城内设有诸匠营和百工衙，分食品、日用品、服饰、兵器、火药、建筑、印刷等大类，“使被胁百工技艺各有所归，各效其职役，凡军中所需，咄嗟立办”。但随着逃者日众和物资减少，这些官营手工工场渐趋式微。后期在苏杭等城，同样实施戒严，导致商旅裹足。
为缓解物资匮乏问题，1854年间，天京一度在城内北门桥开设官营店铺，名曰“五市”，但未及两月俱闭歇。后来改在城外设立买卖街，“出入城门，俱有火烙印牌，无者即作奸细论……街内巡查极多”，仍实行严格控制。于是，包括县城在内的大小城市均变相成为军营，丧失了原先作为商贸中心的功能。当时到过太平天国控制区的不少西方人都指出了这一特征。这意味着太平天国尽管占据了国内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但城市自身在筹饷上几乎不起作用。由此引出的问题是: 庞大军队和行政系统的粮饷供应如何解决? 不外乎两个途径: 一是攻占新地盘开辟新饷源，二是依靠所掌控版图内的乡村。后期进军苏南新辟苏福省不久，幼主洪天贵福特意下诏，褒扬忠王李秀成“开疆裕国建奇功”、“又善筹谋库币充”，宣称“富庶之区首苏福，陪辅京都军用丰”。所谓“又善筹谋库币充”，除接收官库、剥夺官绅浮财外，主要指设立乡官着手征收田赋。相比而言，后者更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与以往单纯杀富济贫、攻城劫狱的旧式农民战争相比，太平天国有着具体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和政策。早年举兵出广西沿长江东进时，每以豁免钱粮号召民众归附。定都不久，太平天国颁布《待百姓条例》，其要点是“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每年所得米粒全行归于天王收去，每月大口给米一担、小口减半，以作养生之资……店铺买卖本利，皆系天王之本利，不许百姓使用，总归天王”。此令一出，民间哗然，无法推行。太平天国随后又颁布主旨相近的《天朝田亩制度》，提出按人口平分土地，实行财产公有、平均消费制度，即“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该文献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均匀饱暖的愿望，试图按照理想中的远古大同模式来重塑中国社会，有值得赞许的一面，但同时又将小农生活理想化、绝对化。今之学者一致认为该文献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细究起来，该文献的空想性首先表现在所提方案根本无助于解决筹饷问题，而筹饷是太平天国当务之急。1854年夏，天京城因上游米谷不继，被迫削减口粮配额，令人一概食粥。于是，太平天国不得不从理想或空想回归现实，急寻筹饷之策。
约在1854 年秋，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奏请在皖赣地区实行“照旧交粮纳税”，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获洪秀全首肯。“照旧交粮纳税”遂成为太平天国辖境贯彻始终的田赋政策，实际上是筹饷政策。在定都一年多后，太平天国终于确定以田赋作为固定饷源的政策。这便形成以农村供给城市、穷四方之力支撑城市特别是天京的格局； 早期粮饷主要依赖天京上游，后期则以新开辟的苏浙大片腹地作为依托。田赋征收由乡官具体承办。太平天国在县以下分设各级乡官，由民人充任。早期在皖赣鄂等地，后期在苏南、浙江地区，均推行乡官制度。与往昔充当官府职役的保甲长相比，太平天国乡官属正式行政序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围绕乡官的阶级成分展开过热烈讨论，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或认为各地乡官大多由地主阶级分子担任，或认为劳动人民始终占据多数。到七八十年代，又由此引申出关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讨论，且迄无定论。结合筹饷来分析，或许有助于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征收钱粮即筹饷是乡官的首要职责，尽管不是唯一的职责（还负责治安、诉讼、教化等）。 1860年6月16日，即占领苏州不到半月，李秀成颁布告示，敦促四乡从速举官造册，“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盖所举之人，必度其干事才能称职者充当其任”。不过，实际运作时，乡官通常并不是由乡民公举产生，而是由太平军指派。选人的标准很现实: 谁更有能力担负筹饷急务，就任命谁充当乡官。很难想象一个半世纪前的太平军能够掌握并运用阶级分析观点。于是，有名望有田产的乡绅，以及谙练公差的旧衙门胥吏和地保，便进入太平军视野。
在同期颁布的另一份告示中，忠王明确表示“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诚”，将绅董视为首要人选。这方面有一些具体事例可作佐证。坐镇浙江绍兴的绫天安周文嘉得知山阴县富绅何蕺民“为该县巨臂”，“曾为伪朝官宰，又系总理绍郡捐费”，认为他“才干有为”，延纳唯恐不及，表示“仰其出身办事，原为军饷大有裨益”，“以为民望”； 及至得知何氏死讯，又深表悯恤，下令对其家室不得“擅行滋扰”。嘉善县乡绅顾午花曾率乡勇抵抗太平军，太平军并不介意，仍请他出来做事，“逼之再三”。迨其进城后，佐将陶金会“敬之如上宾”，表示“久慕大名，出来甚好”，并当即采纳顾午花告示乡民赶紧砻米还租、然后 “业户”即地主取租办赋的建议。陶佐将还开导说: “你一则胆怯，二则恐妖朝复兴，然妖朝断不能兴矣，你到来正好了结。”在秀水县新塍镇，太平军专门发布一份针对“各地保及富户人等” 的告示，敦促他们“速即到局投册报名，输粮纳贡”。温州乐清县太平军甚至采用强硬手段，“不论贤，不论能，但呼富人强趋承，胁从不应系以绳”，以逼迫绅富就范。
正是出于筹饷的现实考虑，太平军主观上无心指派穷人出任乡官，特别是高级别乡官。以苏南常熟、昭文为例，太平军当局一心物色富户充乡官，“倘遇差徭，有财应抵； 亏缺粮饷，可使赔偿……军、师、旅帅三大伪职，非无资者所能营干……而无业者欲做伪官，争谋不易得手，盖患其亏空无偿、获财逃去耳”。在这一思想主导下，“军帅请当地有身价者充当，师帅以书役及土豪充当，旅帅、卒长以地保、正身伙计分当，惟两司马、伍长硬派地着中殷实者承值”。据载，1860年冬，“常熟伪军帅六人，昭文四人，两邑大小乡官约共二千有零。有自愿，有逼勒，有几人合做”。有些乡官出面辅佐郡县范围的民政，其职衔也就在军帅以上，甚至官至六爵。
太平天国要在战争背景下顺利筹饷，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 一是军事上处于主动或强势，对农村有足够控制力，城乡能连为一片；二是征收钱粮的额度在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 内，否则筹饷便难以为继。
“照旧交粮纳税”，意味着沿袭清朝旧制来征收钱粮，即不触动旧的地权关系，包括允许业户收租。但伴随着政权更迭，“照旧”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变化在所难免，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太平天国重视与清政府争夺民心。石达开在主持天京上游军政时便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且军纪严明，故而颇得民心。时人慨叹道: “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贼至犹可兵则殃。”后期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后，洪秀全随即下诏，对民众过去深受清朝官吏“厚敛重征”之苦表示同情，宣布体恤民艰，将应征钱漕正款酌减若干； 表示“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
苏浙地区的土地及租佃关系也有变化。随着太平军大兵压境，不少地主因拒绝归顺而被杀或逃匿。一些在乡地主的日子也不好过，面临佃户抗租这一棘手问题。常熟乡间甚至出现“业户二年无租，饿死不少，幸而降价鬻田佃户，十得二三”的情形。不少富室在动荡中家道中落。针对地主或死或逃以及有些在乡地主拒领田凭（土地证） 的现象，为避免田赋落空，太平天国允许佃户自行完粮，即“着佃交粮”。李秀成体恤民生，“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在吴江，“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同样出于筹饷考虑，鉴于地主收不到租就无法完粮，太平天国不支持佃农抗租。1861年征收下忙时，驻防杭州一带的恋天福董顺泰劝谕民人“完粮以济军饷”。他解释说，“同胞之将执戟之兵，虽有忠心，岂能枵腹? 业各有主未可屯田，民既受招又难掠野。凡在军籍，必须散粮，况守城垣，尤宜积粟”，强调“论产征粮”。其部属据此发布告示，申令“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兹值业户粮宜急征之候，正属该佃户租难拖欠之时。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太平军镇压佃农抗租事件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轻徭薄赋政策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和稳定民心。李秀成认真执行减征政策，“苏州百姓应征粮税并未足收”，从而减轻了包括自耕农在内的所有土地占有者的负担。地主在领取田凭的前提下向佃户收租，同时有些地区的太平军还实行减租、限租。以上举措兼顾到各方利益，产生较好反响。为称颂忠王减粮德政，苏州乡官特意在阊门外捐建一座牌坊，上题“民不能忘”四字； 常熟南门外也建有一座“报恩牌坊”，镌碑记述“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等惠民之举。这两块牌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真实情况尚可存疑，但至少说明当地确实推行了轻徭薄赋政策。
但是，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轻徭薄赋政策变得十分脆弱，未能切实持久推行。首要原因在于战局的变化。清政府虽丢失最为富庶的苏浙地区，筹措粮饷更形棘手，但湘军在上游打开局面，于1861年9月攻陷安庆，自此以建瓴之势进攻天京，并相继攻占庐州等皖北重要城池.1862年初，李秀成再次发兵攻打清方饷源重地上海，遭英法军队、洋枪队和清军堵击。随后数月，双方在上海外围互有攻守，战事呈胶着状态。至同年春夏之交，曾国荃部湘军攻至天京城下。不久，太平军皖南城池丢失殆尽； 浙东遭左宗棠进攻，也丢失不少地盘。至此，苏浙尚存地盘便成为太平军粮饷的唯一供应地。
与疆域缩小形成反差的是，太平天国的兵力急遽扩充。各路将帅为谋名位，热衷于广招兵马、抢占地盘，仅李秀成部据云就有百余万众。但这种扩充漫无节制，战败归降的清军兵勇和无业游民占很大比例，大多桀骜不驯漫无纪律，且非战斗人员增多。据镇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部残存名册统计，超过四分之三的官兵系1860年至1863年间入伍，其中打杂之人为数甚众，包括开店、官伺、看馆、看马、买菜、种菜、打柴、挑水、煮食、成衣等。再就是随着洪秀全大肆加官封爵，官员队伍迅速膨胀； 随之膨胀的还有为官者的腐化享乐意识，非分需索增多。
非军事开支在太平天国早期财政中便占据不小比重。据载，天王、东王的净桶、夜壶、碗箸均以金造，1853年秋冬间还准备打造金桌、金灯台，但金子已罄。大小官员纷纷效尤，严禁私藏私带金银的法令逐渐失去约束力，“贼臂必带镯，手必戒指。广西、湖南人鲜有不备者，无金则银”。后期官场风气愈益恶化，加之乡官推波助澜，遂使这一现象更加失控。
作为筹饷经办者，不少乡官沾染旧官场陋习，趁机巧取豪夺聚敛钱财，致使轻徭薄赋政策严重扭曲。浮收勒索是常见的一种伎俩。以嘉善监军顾午花为例，“平时包漕米，主词诉，豪横乡里。其收漕也，仍用故衙门吏胥，仍贪酷旧规，以零尖、插替浮收三石四石不等，百姓大怨”； “又有陶庄举人袁姓，承伪命于陶庄收漕，亦如此”。结果，顾、袁二人于 1860 年冬“皆为乡人所杀，而顾死尤酷，裂其尸为四五块”。借征收捐税中饱私囊的现象也很突出。据载，1862年秋，常熟乡官“借征下忙以助军饷，各户无租，仍复苛捐，知不归城主，均军、师帅取肥私囊”。
这方面还有一些具体事例可考。苏州桃花坞人汪心耕总理嘉兴粮饷，在盛泽镇设立筹饷总局，创设厘捐、卡捐、铺捐、房捐、军柴捐、红粉捐诸名目，专以强派勒罚为事； 另开设天章机捐局，凡绉纱绸缎湖丝在盛泽经过者，先抽佣钱三分，然后再行收捐，每匹丝绸俱要盖上天章机捐局图记始准销售； 又开公估钱庄，洋钱进出必先到钱庄用印，每洋捐钱70文，未曾用印者概不准用。在任职两年多的时间里，汪心耕“总办各处厘卡，每月包解军饷，议定银数，陆续解赴嘉兴，余下者悉饱私橐”，仅此一项便“获银数十万”。盛泽人沈枝珊分辖嘉兴境内厘卡，各卡每日征收税银四五百两，而汇解嘉兴军营者不过十之二三，其余悉归己有； 又借修建听王府、修筑嘉兴海塘之名，按田各摊派一次；凡有官员路过，必摊捐居民迎送各费。沈氏也由此成为暴发户，“积资至数十万之多”。
乡官就职或升迁时饮“开印酒”、做生日等陋习也风行一时。据载，汪心耕因筹饷有功，被封为九门御林听殿刑部尚书、耕天福，遂开贺演戏，遍请官员赴宴； “又为其母做生日，舁以彩舆，游行街市，鼓吹旗帜，后拥前导； 铺户、居民各摆香案迎接。镇中大小各户派敛银洋为寿分”，“饮宴连日”。常熟归家庄地保出身的汪万被任命为军帅后，“设局于何市，开印大张筵宴，先期遍发请帖”，接帖者“不得不趋贺”。浙西桐乡县濮院镇师帅董春圃也在镇上分发请帖，“各店口及人家均送开印贺份，共收份五十余千。大张筵席，日中用奏演曲，夜以影戏娱宾客”。这股歪风也在太平军中蔓延开来，开印时摊派费用几成惯例，官越大，征敛的钱越多。
例如，1862年夏，浙江诸暨县许军帅吩咐三十七都师帅徐君连，称“现在义大人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派费钱三十千”。仅隔6天，许军帅又指示徐，称“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为此飞札，仰弟于即日亲自携带来局，面听铺派，勿迟为祷”； 同时不忘催讨上次摊派的义大人开印费: “再: 领令箭印凭费十五元，又派买办货物费钱三十千，一同带来。”透过诸暨这一个案，可以想见乡民额外负担之沉重。再如，常熟守军为庆贺忠王40岁生日，在乡间征收贺钱，每师摊银1500两。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仅嘉兴王店镇就摊银3000两。开印费、生日费以及建造王府、官场应酬均不属于正常的军政开支，无形中加重了民众负担，从中折射出一种文恬武嬉、颓废奢靡、漠视民生的官场风气。
由于单靠田赋无法支撑各项庞大开支，各地遂不时向民间摊派银两、物资，同时开征各种名目的捐税，并征派徭役。这必然导致民众实际负担远超出田赋正额。时人就1861年夏常熟东乡的情形描述道: “六月，常城贼目慷天福饬军、师、旅帅派捐，每旅捐米三十石、银一百两，勒限交解。里中又挨户逼迫，虽罄其所有，仍不敷所欲。乡官有挈家而逃矣。其贼目大小甚多，彼可以催钱粮，此可以催捐款； 彼可以着办衣料，此可以着办食物。”次年催讨更急: “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师、旅帅亦无可奈何，虽鸡犬不宁也……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荡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磬……而贼目催粮愈加严酷，勒乡官，具限状，非捆锁即杖枷，乡里日夜不宁。农家典质无路，告贷无门，田地又无卖处，什物未能变偿，甚有情极自尽。”税卡则越设越多，“各处商贾往来要津，无不设立卡局尽力征税，贾人无路可避。所最要者如上海至盛泽二百里间，约有七八路关津，无怪货物之昂贵也”。
筹饷问题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战略思想的片面性，尤其是在乡村治理上的失策。为了推翻清政府，太平天国贯彻军事优先原则，实行战时体制，以攻占和守护城池为主要目标，在战略指导思想上重军事、轻建设，重城市、轻农村。问题在于，乡村是城市的军事依托和粮饷供应地，而太平天国集重兵于城市，乡镇间有驻军也以设税卡为主，所设乡官主要从事征办粮饷，在乡村政权建设、重建秩序方面明显认识不足，用力不够。这使得太平天国对乡村控制不力，枪匪、土匪（俗称“短毛”） 、乡勇（俗呼“白头”） 利用水乡泽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不时伺机劫掠，社会秩序迟迟不能稳定，便是例证。太平天国在民间推行的一些政策法令，诸如严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留发易服、推行天历、废止婚丧旧俗等，与民俗激烈冲突，而近乎竭泽而渔式的强制征敛使减征政策严重变形，完全背离洪秀全体恤民生的初衷，更是大失人心，加剧了乡村的经济衰落、社会动荡，使民生状况更加恶化。柳兆薰是吴江芦墟镇拥地三四千亩的大地主，1861年收租1300余石，慨叹乡官局“赋上有加无已，其横暴视胥吏凶十倍，田之为累，恐无穷也”，加之局面纷扰，于次年秋撇下田产逃到上海。寻常农户更是难以度日，上文引述的常熟东乡情形正说明了这一点。
乡官队伍原本不稳定。太平天国苏浙地盘与清军控制区犬牙交错，在战局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少人系在逼勒之下或抱着投机目的出任乡官，与太平军貌合神离。1862 年夏，官至侯爵的乡绅王梦兰拟将家眷从嘉兴城迁至濮院镇。他解释说: “去年看来，长毛正在上锋，尽可做得； 今年看来，长毛日衰，做不得也。”这种心态较有代表性。太平军则总体上对乡官缺乏信任和尊重，时人笔记中有不少关于乡官因筹饷不力而被锁拿拷 打甚至被迫逃亡或自杀的记载，从而加速了乡官队伍的解体。正因为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兴衰主要以城市得失为标志，缺乏稳固的乡村作为依托和回旋之地，所以一旦大小城市相继失守，苏浙版图便随即丧失殆尽。随后战事的发展正印证了这一点。
筹饷问题还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内部存在的拥兵自重、各争雄长、人心涣散等严重问题。争地盘的实质是争饷源。太平军有主兵、客兵之分，前者为当地驻军，后者为过境部队。主兵与客兵不时发生利益冲突。顾汝钰《海虞贼乱志》记述了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为争夺常熟控制权互相斗气一事； 沈梓《避寇日记》卷四记嘉兴主客兵为争馆子引发火并； 佚名《寇难琐记》记石门、德清守将为争夺新市镇税收发生火并，导致“市人罢肆”。又如，吴江夹浦关由苏州城驻军派兵把守，日收税银几千两，“时值新丝既登，湖州丝商至上海卖与洋人必经此路，又米艘来往亦多……停船二百余艘”。1861年夏某夜，“吴江贼垂涎，截杀掳掠，死三百余人，船货银钱数百万。苏酋索取为首者，几相斗，久之无所问，而过关之船寥寥矣”。
战火纷扰造成的创伤更是暴风骤雨式和毁灭性的。太平军对组织团练抵抗者严惩不贷，其安民告示常有此类表述，申明倘顽梗不化，将“尽行剿洗，鸡犬不留”、“剿洗尽净”、“玉石俱焚”等。于是，这些人群或地方便成为太平军打击的目标，“凡经过市镇村坊，掳掠焚杀，名打先锋，贼中以为公事美差”。太平军败退苏南前夕，“打先锋”次数增多，“贼愈乱窜，乡 官逃避，钱粮愈无济解； 贼愈穷蹙，四野掳掠，民愈逃避，贼愈打先锋”。不少市镇因此沦为废墟。
粮饷不继导致战局愈益恶化，战局恶化则导致筹饷愈发艰难，形成恶性循环。1863年末，天京陷入缺兵断粮的绝境，而京外远近不一的城池仍屯扎数十万大军，“无如各处援兵苦京外无粮，按兵不动”。干王洪仁玕亲自出城催兵解围，但无一应命。次年孟夏，干王辗转至浙江湖州与堵王黄文金会合，拟等到秋收时分再领兵回救天京。但尚未等到这一刻，天京便已被湘军攻陷。
对太平天国来说，筹饷属军事、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既反映了其战略思想、战局演变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又折射出军队精神面貌、官场风气以及军民、官民关系。
清政府同样面临筹饷这一棘手问题，财政窘迫、入不敷出。为此百方罗掘，包括劝谕绅民捐输助饷，甚至通过捐纳公开卖官鬻爵； 滥发钱币，主要是铸大钱、发宝钞、发银票，导致通货膨胀、币制混乱；厘金系江北大营以自行筹饷名义开征的新税种，自扬州仙女庙推及全国，成为各路清军所依赖的重要饷源，但病商病民，且导致清廷财权下移地方。面对空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也有心整饬吏治，但雷声大雨点小，官场贪渎玩泄之风依旧，1859年扯出的官商勾结侵吞巨款的户部宝钞案便是例证。
不过，清朝立国已逾 200 年，其辖境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大。这使得清政府能够调动全国资源来应对危机。尤其是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代表的两湖官绅及湘军的兴起，给清政府注入强心剂，得以抵挡住太平天国潮水般的攻势，避免了湘鄂赣皖四省及相邻省份战局的迅速崩溃，并为日后大举反攻打下基础。在筹饷方面，左宗棠在湖南从吏治入手整顿漕政，革冗费、禁浮收，并通过减漕以纾民力，使湖南岁增银20余万两，绅民减赋数百万两。此举嗣后为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江西仿行，收到显著成效，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有效缓解了军饷匮乏的压力。由于治理有方，两湖地区成为湘军稳固的后方基地，源源不断地为前线提供军饷、兵员。双方对后方经营情况的好坏，包括筹饷是否得力，直接关乎各自力量之消长，对战局走势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