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百廿院庆之际，我院特推出历史学院历任系主任/院长、书记采访特辑，以他们的视角见证历史学系/院的变迁与发展。今天推出的专访人物是崔之清教授。他向我们介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学统与源流，分享了自己与师友之间的交游往事以及求知、工作经历。采访的最后，崔之清教授鼓励青年学子秉持知难而进的奋斗精神，在充分认识社会发展形势的前提下制定适时目标，努力谋求更大的发展。此次采访由2022级中国史硕士生党支部完成。
崔之清，1941年生，安徽宣城市人。曾任南京大学台湾研究所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进入南京大学历史学系，1979—1981年攻读南京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1995—2001年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主要致力于晚清史、太平天国史、国民党史、当代台湾史研究。主要学术与社会兼职：中共中央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兼职）研究员，江苏省台湾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曾任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会长、江苏省政府参事、江苏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著有《太平天国通史》（三卷）、《太平天国战争全史》（四卷）、《海峡两岸关系日志I（1949—1998）》《海峡两岸关系日志II（1999—2008）》《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与现实之实录》《洪秀全评传》《太平天国兴亡历史实录》《中国古代典籍精华——学林新篇》（二卷）、《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演变（1905—1949）》（三卷）、《国民党结构史论（1905-1949）》（三编）等专书十余种，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多年来，崔之清教授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研究项目11项，曾获第四届、第八届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教委第三届优秀教材一等奖、1998年度江苏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等奖励。
故事讲述
“ 担任系主任时的南大与历史学系往事 系里的点滴旧事 我于1995年担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当时的发展有有利的条件，也有不利因素。南京大学学术传统较为纯正，就历史学而言，其源流之一即中央大学。中央大学是当时亚洲位居前列的高等学府，也是一所文、理、工、医、农学都非常强势的综合性高校。南京大学主要承接了中央大学的文科和理科，所以基础厚重，既继承和坚守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又向国际社会开放，将“开放”与“守正”融合在一起，这也是学衡派的一大特色；从两江师范学堂国史科、东南大学文理科史学系到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科都是声誉卓著的。源流之二便是金陵大学史学系，这两大源流塑造了历史学优良的学风。其次，南大党政领导班子十分坚强、团结。改革开放以来，从匡亚明校长兼书记到曲钦岳、蒋树声校长，陆渝蓉、韩星臣、洪银兴书记，都是杰出的全心全意干事业的校领导。但我们也面临着很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其一，经济困难。当时南大虽然进入211重点建设高校，但经费短缺，远不及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经费宽裕，这也使得历史学科的发展受到不小的限制。南大教师生活清寒，能够实现温饱就已不易，想要添购设备、图书、基建校舍，甚至学生考察实习都是困难重重。其二，我们的体量较小。我担任系主任时，系内仅有五十余位教师，很多高校经过合并，体量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在规模、总量等评估指标下，我们缺少优势。其三，我们在学生教育方面也有着不小的挑战。当时本科招生仅30余人，学生鲜有填写第一志愿者，因此专业思想很不稳固，普遍存在厌学情绪；又因入学分数线偏低，与其他高分录取的热门院系比较时，在四级外语通过率、一级计算机等级考试、获得学士学位证书比率等硬指标上，历史学系本科生也难具竞争优势。 在担任历史学系系主任期间，如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成为我需要关切的问题，也为此付出了不少的精力。1993年秋，浦口校区第一届招生，那时办学环境较差，我是分管本科教学的副系主任，主动兼任历史、哲学两系新生的年级导师；开学两周，我便在浦口校区食宿，每天清晨7点去两系本科新生及历史学系专科班新生宿舍促请学生到操场集体做操，养成早起锻炼的良好习惯；每周一第1、2节，我为历史学系本科班开设劝学课，指导学生如何适应与安排大学学习、学术研究和校园生活、尽快促成从“中学生”向“大学生”的转型，进而加速化解厌学情绪，树立稳定的专业思想；同时，我又安排热爱教学事业、学养深、教学能力强效果好的教师到浦口上课，在工作量和津贴计算、教学业绩评估上有所倾斜，较快改变了被动局面，取得了可喜的业绩：浦口历届本科生四级英语、一级计算机考试通过率、取得学士学位的比率均超出学校的平均水平，这是相当令人欣喜的成果。回首往事，我深切感谢在浦口的一线师生的共同努力，我们战胜了各种困难，不负家长的重托，没有误人子弟，为国家培养了合格的专业人才。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组文科组长、厦大郑学檬副校长向我表达对南大历史学系的本科教学的高度肯定。他转述浦口历史学系学生座谈会的概况说，所有随机抽取参会的学生发言都认为历史学系对本科教学认真负责，配置优秀教师，强化专业思想教育，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取得实效，他们表示满意，并向老师的辛勤教学致敬致谢。 除了学生教育，我做系主任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有两件，其一，南大成功评选为985高校，历史学系也得以有充裕的经费添购图书、电脑，明显改进了教学和科研条件，改善了教职工的生活待遇；师生的教学活动丰富多彩，教师研究成果丰硕，干事业的自信和活力也有所增强。其二，历史学系首批建设博士后流动站，连续3年招收了10多位优秀博士进站；国家适度提供985项目经费，在这一支持下他们全程专职科研，遂成为科研生力军和优秀教师资源，历史学系也连续4年在武书连团队、网大评估排名第一，获得科研、人才双丰收，增强了发展后劲，振奋了全系人心。
当时与我合作的工作伙伴都很好，朱瀛泉老师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他是老党员，来南京大学求学前在安徽阜南的县委办公室工作，熟悉和擅长党政工作；其二，他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专业基础厚实，学风端正，学问勤敏严谨、务实求真；其三，他有着君子风度，为人处世正直诚信，作风清正，不盲目跟风听信，凡事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和原则，不会因私废公。我处事比较急躁粗疏，习惯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而他心思缜密，善于观照和思考很多细节，处事周延稳慎，补长了我的短板。因此，我们之间互补性较强。最重要的是，我们都有干好事业和不谋私利的共识。历史学系经费拮据时，我们节俭做事，在市内基本乘坐公交出行，也不请客送礼，党政班子更不聚餐。后来，985项目经费充裕，我们仍坚持过清贫节俭的日子。经费使用必须投向教学、科研和师生员工生活的改善。我们班子的颜世安、陈晓律等老师，都很正派清廉，勤于教学、科研，深受师生赞誉，促成行政团队形成合力，与师生员工同心协力办好历史学系。先后与我共事的三位党总支书记马俊南、朱宝琴、朱瀛泉老师，都倾力引领、支持、帮助行政工作，为历史学系的建设和发展奉献至大、居功至伟。
贵在坚持，惠及一生 工作之余，除了研读专业文献、论著，我喜欢阅读人物传记类的书籍，或看一些人文和自然科学类的纪录片。因童年时期家境贫寒，不易温饱，体弱多病，17岁工作后，我开始锻炼身体；进南大后长期坚持，养成了锻炼的习惯，列入每天生活流程。退休后，因时间充裕，我每天居家锻炼两个多小时，项目多样，活动全身，讲求实效。老人希望长寿，但衰老多病是自然规律，不可逆转。因此，长寿往往伴随着各种病痛，成了并不健康和幸福的长寿；惟有坚持适度的运动才能增强体质和免疫力，有助于延缓器官衰老和预防病痛，可以带来比较健康和幸福的长寿。所以，我也建议年轻人及早坚持锻炼，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强毅力、韧性和自律，贵在坚持，惠及一生。
结缘历史学系 我1958年高中毕业，因当时正值建设高潮，理工科招生多，前景看好，遂报考理工科，第一志愿是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基本有机合成专业，想成为化学工程师。因家庭出身不好，我接到了“不予录取通知书”，大学梦想破灭。经历人生最大挫折后，我决定就业，解决温饱，随即去一个县营的锰矿做管理干部，后来调到安徽省冶金局803地质队做技术工作，半年后转正定级为助理技术员，又考上了北京地质学院在职本科函授生，但也仅函授了半年；1962年4月，因精简下放政策，我被下放返乡失业，遂选择再次报考大学，身份是“社会青年”。这已是4年之后二进考场。因复习时间只有两个多月，我选择了文科，第一志愿填报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为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因古文翻译成绩未达标，遂录取了南大历史学系，从此与历史学系长期结缘。 我与恩师茅先生 我印象最深的前辈是恩师茅家琦先生。1962年进校时，茅先生是历史学系讲师、担任副系主任兼党总支副书记，参与负责教学、科研工作。茅先生是经济学出身，毕业后留校在图书馆工作，后调任全校政治经济学教师，再调至历史学系任教，教授中国近代史，并师从罗尔纲、陈恭禄等大家研究太平天国史。入学时，茅先生曾给新生致辞，教导我们务必刻苦攻克古汉语和外语难关，掌握学习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主要语言工具，才能进入学术研究的殿堂。我们闻声而动，迅速兴起外语热。当年深秋，我们班在尧化门劳动15天，我和几位同学在夜晚自学外语。我们小组劳动总结会时，茅先生也来参加；有同学批评道，夜晚学外语会影响白天劳动，茅先生当时没有说话，到了全系做劳动总结时，还表扬我们劳动不忘学习，这件事令我印象深刻。二年级时，茅先生教授中国近代史，我担任课代表，与他有了更多交集。1979年，我考取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正式成为茅门弟子。茅先生接任系主任，主持行政工作，主导历史学系学科建设、教学与科研，而且坚持在教学一线岗位，为本科新生开设《史学概论》，为研究生开设《史学理论与方法》《太平天国史专题》《专业外语》等课程，撰写出版了《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尽管工作繁忙，他仍精心指导和培养研究生，除了上课，还布置文献阅读、课题研究任务，针对不同类型学生，一对一指导，一人一方案，耳提面命，诲人不倦，至今我记忆犹新，受益终生！茅先生退休之后一直坚持学术研究，甚至在85岁高龄学会使用电脑，推出多部新著，惠及后学。为人方面，茅先生宽厚包容，从不背后议论别人缺失，即使受到误解和冤屈，也不申辩不争论，而是集中精力做学问干事业，抵制内耗，增进团结。对学生理解、亲和、真实，尊重学生不同的学术见解。茅先生的人品学问获得史学界的普遍赞誉和崇敬，是海内外同行公认的南大历史学的品牌和大先生。感恩致谢茅先生的殷切教诲，引领我教书育人做学问；学生愚钝，虽有所长进，但不及先生万一。如今我年逾八旬，居家养老，远离学问，深觉惶恐惭愧，愧对师长！也借此机会恭祝茅先生健康长寿、阖府幸福安康！
我与老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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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语青年学子 为学贵在“诚朴敦淳” 我觉得，社会经验与人际交往关系不能功利地求取，而是生发于亲友、同窗、师生之间的情谊，自然而然地发展。南大学生贵在“诚朴敦淳”。大学生是成年人，世界观、价值观、是非观已经基本定型，对前人的知识、学术和言行，逐渐学会鉴别和取舍。大学老师，其实更是学生的朋友和亲人；他们不是圣贤和超人，而是读书教书的凡人，是先行的学生，积累了一些治学和为人处世的经验教训，但也存在某些缺失、弱项和短板。我以为，学生要充分学鉴老师学品、人品中优点和长处，同时不受老师缺失的影响，而且能够补强老师的弱项和短板，这样自己才能越来越丰满、完美，才能超越前辈，创造更加宏伟的业绩，推动社会的持续进步。同学相处，也要弘扬正气，踏实做人、做事、做学问，共同抵制和祛除负面影响，完善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导正人生道路的走向和人格的发展。 近期年轻人存在就业艰难的情况，这是大环境所致。高等教育发展迅速，加上新冠肺炎、国际局势不稳定等因素，我国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冲击和影响；国家、学校想了不少办法，但就业情势严峻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学生，面对困难，需要秉持理性和智慧。第一，我们应该意识到就业困难是暂时的、阶段性现象，而且是国际社会普遍遭遇的困难。年轻人不宜因此消极悲观，看淡人生前途，进而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第二，面对暂时的困难，需要将未来目标与现实的目标进行适宜的调适和变易：如果家里条件支持，可以尝试读博；如果实在困难，可以先尝试就业，谋求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拿我来说，1962年我下放回家，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考上大学。等待录取通知书期间，我和一个老同学曾商定做小生意，自找饭碗，求生图存；我本科毕业后，分配到泗洪县一个农村中学教书，后来调回家乡师范学校任教，先后11年，而且都是教语文、政治，却没教历史，但我仍然坚持阅读史学书籍，也复习俄语，没有离开专业。1979年秋，我带职考取研究生，重返历史学系读书；1981年底，留系任教，终于回到专业。人生之路难免出现曲折坎坷，只能主动积极面对。必须首先解决生存温饱，没有生存，哪里有发展呢？没有现时的温饱，怎么能有未来的小康呢？所以，只要是合法工作，身体能够承担的，我们可以暂时放下原来的高期望，放低身段，自力更生，解决生存温饱。但在努力图存的过程中不能忘却初心和理想，必须不懈努力，积极准备，谋求新的发展。就像跳高运动员一样，俯身蹬下是为了聚集动能、更好地出发和跃升。
人需要和环境相适应，认清和顺应大势，设计、制定现实的目标，但不能放弃理想和未来愿景。当下的困难情势总是暂时的，我们渡过了暂时的困难，在求生存过程中关注和筹谋发展，便能够统筹兼顾现实和未来，人生之路才能行稳致远。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实现绝对的公平公正很难。对于我们这些平民子弟，在人生奋斗过程中，奋斗一次或许不能成功，但我们不能气馁和退却，需要接续奋斗，不畏艰难，愈挫愈奋，力争实现愿景。即使未能如愿，也尽了自己的心力，无怨无悔。
人生要致力于“磨炼”，经得起折腾。我们不希望经历人生磨难，但是当磨难来临时，需要展现和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坚韧，想办法走出当下的困境，积极升级、储备实力和能力，为实现新的目标而努力奋进。
你们生活在充满希望的美好时代，而我已年逾八旬，属于风烛残年。但是我并不消极悲观，仍须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锻炼身心，自立自理，安度晚年。年轻人是国家、民族未来的希望，一代当比一代强，比我们发展前景更好是必然规律和大势。况且，年轻一辈成长环境比我们优越，相信只要你们努力度过当下的难关，未来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和建树。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愿与大家相互期勉，走正走好走实人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