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百廿院庆之际，我院特推出历史学院历任系主任/院长、书记采访特辑，以他们的视角见证历史学系/院的变迁与发展。今天推出的专访人物是茅家琦教授，他回顾了自己来历史学系工作的前前后后，包括如何顶住压力“敢”于研究太平天国历史，如何在改革开放后狠抓学科建设并开辟台湾历史研究等新的研究方向。此次采访由2021级中国史硕士生党支部完成。
茅家琦，1927年生，江苏镇江人，国际知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终生成就奖获得者。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195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历任南大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务。现任《中国思想家丛书》副主编兼终审组召集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社会兼职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理事、江苏省历史学会会长、江苏省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会副会长等。从上个世纪50年代伊始，茅家琦就师从罗尔纲、陈恭禄等前辈史家研究太平天国史。80年代开始研究晚清及1949年以后台湾的历史。
从经济系到历史系
1947年，我考取了国立中央大学（1949年8月8日, 国立中央大学更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1950年10月后, 直称南京大学）。起初我考的并非历史系，而是经济系。在当时的大环境里，读经济系更有出路，毕业之后相对更好找工作，如果读了历史系，可能就不太容易找工作了。当时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的所在地是现在的南京工业大学。
毕业之后，我就留校工作。当时候留校做什么工作，不是凭着自己的兴趣决定，而是要看学校和领导的意见。当时学校里好几个单位都要我去工作。我刚毕业那会儿是在学校图书馆工作的。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被调到教务处工作。时任副校长孙叔平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就把我调到校务机关工作。后来教务处和校长办公室也都想要我去他们那工作，这使我感到左右为难，于是便主动提出调到历史系工作。
我大学时学的不是历史，我对经济史很感兴趣，课余时间也读了很多经济史的书。介于当时南京大学历史系需要人、需要教师，亦需要工作人员，学校很快便同意我的请求。于是，在1956年12月我如愿从教务处调到了历史系，由此开始了我的史学研究之路。“文革”开始前，我就已经在历史系担任副主任。我当时办事很公平，老教师们也普遍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因而我的口碑整体上比较好。
在历史研究中，我一直秉持着“敢”的理念，并始终坚持学术创新。
“ 敢字当头 1964年，太平天国研究乃是热门显学，史学界对“忠王”李秀成晚节不保而乞降的真正用意尚存争议。但从来没有研究过太平天国史的戚本禹却在康生的“授意”下，发动了一场批判李秀成的政治运动。我认为作为历史研究者，应当实事求是地评价李秀成，肯定他在历史上的一些积极作用。1964年8月7日，我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论文《论李秀成》，以确凿的史实，提出了与戚、康完全相左的观点。这在全国史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也招致了一场对我的“大批判”，我成了“江苏省第一号叛徒辩护士”。《光明日报》、南京《新华日报》等报刊相继登文批判我。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评、被批判和扣帽子的感觉，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难受的。但我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做该做的事情，并未因这些批判而改变自己的立场。 1964年9月，因“美化叛徒李秀成”，江苏全省都在对我进行大批判，批判我鼓吹“叛徒哲学”。有一次系里开大会批判我，匡亚明老校长也来参加这个会。在批判大会召开前，我在系办公室门口遇到了匡校长。我叫了一声“校长”，并对他苦笑了一下。匡校长当时对我说了两句话、八个字：“不要紧张，再写文章！”我起初觉得这不过是一句安慰的话，在心里想：明明当时大家都在批判我，能不紧张嘛；如果继续写文章，人家可能会说我“不知悔改”，我还会继续受到批判嘛。实际上，校长对一个被批驳的教师讲这样的话，是很感动人的。我也因此十分感激匡校长。
创新为先
我很重视历史系的学科建设。我们南京大学是最早一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校，不仅在时间上“早”，而且还敢于研究一些新的问题。南京大学近代史方向当时有两个著名教授，一个是陈恭禄，一个是王栻，他们两位是“真的”教授，其中，陈恭禄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可谓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史著述。
经过十年“文革”的摧残，南京大学的文科被破坏的很严重。在“文革”结束时，我们整体的文科实力非常弱，加之“文革”造成了年轻一代的“人才断代”，这使得我校文科师资力量更为孱弱。
改革开放后，南京大学的文科建设迎来了春天，匡校长竭力重建南大文科，加强文科师资力量的建设，其中尤为注重挖掘其他学校年龄较大的资深教师。在匡校长的影响下，我继续发掘系里的老教师，并在学科建设等工作中优先发挥他们的作用。我带领全系师生，排除干扰、化解矛盾，把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上，促进全系工作步入正轨。
1980年春天，我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前往美国访问、讲学。此次访学期间，我接触了不少有关台湾和台湾学者的资料，并深感大陆过去对台湾1950年以后的历史知之甚少。因而在回国后，我便与其他老师商讨一起研究台湾史。但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过于敏感，故大都心存顾虑，惮于涉足。但我坚持认为台湾史研究是学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我研究的是台湾历史，不是台湾现状。当然，做现状研究也不要紧，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我不怕，我有信心这不会出问题，也不应该有问题，因为历史研究和政治是应该分开的。
1985年春，在与几位研究所老师的一次闲谈中，我提到关于研究近30年台湾历史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既可增加大陆同胞对台湾同胞的了解，又可促使台湾同胞了解大陆同胞对他们的关心。他们均赞同我的看法，并自愿组织了一个台湾近30年史研究小组，推我当顾问。以此为契机，我带领9名硕士研究生编写了《台湾三十年（1949-1979）》，并在1988年出版，我还特邀匡校长为这本书撰写了序言。《台湾三十年（1949-1979》是1949年以后大陆研究台湾历史的第一本著作，其激起海内外学界的强烈反响。1991年我在南京大学创办了台湾研究所，这是大陆地区最早招收当代台湾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学科点。
历史学院要创新，要有新课题，老是墨守成规是不好的。学术问题的关键是创新，要敢于提出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现在历史研究在资料获取等方面都比以往要开放许多，研究条件比过去要好很多，学生应该在老师的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我相信，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一定会继续朝着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