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载《太平天国及晚清社会研究》2017年第1辑，注释略，以纸质版或知网版本为主。
三、政权建设实态及其绩效
（一）前期：总体达成建设目标，绩效明显，但二元体制弊端缺乏有效化解机制，终至酿成血腥内讧，断送全盛局面
建都天京后，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建设目标总体达成。制度主体执掌最高决策和执行权力，其中，东王扮演了宗教和军政强人角色。他获得天王授权，总揽各大权力系统，东王府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枢，其他各王、京内外高级将帅、官员，均须听从东王差遣，秉承东王意旨办理具体军政事务，即便如北翼燕豫等王莫不如此。执行军政使命时，必须严格遵照东王诰谕行事，不得违令或擅自改变行事方略，执行过程必须向东王禀奏，接受检查和监督，并请求有关未来行动的指令。若有新的构想和计划，应及时禀奏东王，获得批准，才能实行。如1854年10月，太平军弃守武汉，西征战局逆转，东王即令正在奉命巡查长江航道的燕王秦日纲主持西征军事，“协力镇守田家镇”，并“攻取湖北汉阳等处”。而且，具体部署秦日纲在田家镇如何筑垒设防。燕王驶抵田家镇后，立即向东王禀奏武昌失守、田家镇防务等军情。接着，田家镇/半壁山战役败绩，又立即禀奏败退战况及将领牺牲情形。同时，提督军务、前线将领韦俊也专折向东王禀奏田家镇战况。此外，杨秀清还直接向韦俊、石凤魁、陈玉成等前线佐将发出诰谕，指挥军政，也会收到他们关于执行情况的禀奏。可见，杨秀清通过多种渠道掌握前线军情动态，指挥、监控和督查战役进程，包括具体部署和攻防战术。至于朝政，巨细事务，东王也是事必躬亲，与韦石联衔陈奏，取旨执行。
史实表明，杨秀清虽然出身贫苦，没有文化，但具有领袖禀赋和才干，多谋善断，擅长操弄权术，“天王顶而信用，一国之事，概交于他，军令严整，赏罚分明。”因此，太平天国前期改变了流动战略，注重战略发展，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基地，政权建设日臻完善，开创了起义以来的最好局面。太平天国方面的官私著述，都肯定杨秀清的卓越的领导和治理能力是前期发展的重要原因。可以预期，东王如果谦虚谨慎、认真反思，总结成功经验，增强治国治军能力，团结诸王，减少和避免失误，太平天国应该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亦有取得改朝换代胜利的机会。
但是，由于二元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洪杨共治的法理关系模糊不清，双方只能凭借相互信任、合作、理解和包容，推动这一体制的持续顺利运作，但体制对双方矛盾和冲突缺乏有效的化解机制。事实上，这种矛盾不时发生，有些事端已经引发权力冲突和误判，以致累积的互信不断流失，不安全感、猜忌和防范心态随之滋长，共治的政治和心理基础逐渐弱化。如果一方私欲发作，企图整合对方，根本改变共治局面，势必损毁二元体制可持续运作的基础和条件，从而引发恶性的权力斗争和重组。可悲的史实是，杨秀清挑衅于前，洪韦秦血腥诛杨于后，制度主体的集体错误断送了前期的大好局面，也终结了不稳定的二元体制。
地方政权基本按照制度文本建置，由驻军佐将出任郡县行政长官，各省行政长官由中央派遣，往往由诸王兼任，如石达开先后主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军政；韦昌辉先后主持江苏、江西军政；胡以晃主持安徽军政。
乡官也在占领区普遍推举，多数由郡县长官征求民意，加以甄选和保举，公推民选者鲜少。但并未机械套用文本规定的户数，规划各级行政区域，基本根据当地原有行政地域组建各级基层政权，更加符合当地自然和历史状况，顺应民意，减少折腾和麻烦，降低行政成本。但乡官建制时间匆忙，处在战争环境，很难按照居民推举、层层审批的程序实施，往往以行政命令限期完成。如前述繁昌荻港镇即是如此。癸好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因该镇“民人尚未齐来投册”，殿右八指挥杨某遂发布一纸“札谕”，严令：
限十一月初九日举齐旅帅、两司马等官，填名造册，赴安徽省呈报本指挥衙门，以便发给门牌。再敢延迟限期，定即尽行剿洗，决不宽待。
而且，杨某“已饬出〔卒〕长汪一元带附各款式督率尔等赶办”。“札谕”限期仅只12日，就得完成推举各级乡官、登记户口、填名造册、赴省呈报等事宜，否则，“尽行剿洗”。虽然繁昌进度落后，亟待加快办理进度，但如此紧迫，只能敷衍了事，往往推举有文化和办事能力的乡绅、士人出任乡官。张德顺对乡官成分做过专题实证分析，指出：
太平天国既然向传统社会寻求政权建设法宝，乡官人选之天平必然向地主士绅倾斜，乡官人员组成中士绅比例必然占据很大份额。太平天国在建都前及进军江南期间，政治宣传与动员的目标指向也与（争取）地主士绅密切相关……在乡官人选物色过程中，士绅及殷实者成为首选乃普遍性现象。
总体而言，前期，中央、地方和基层乡官政权形成垂直控御的强力运作，对民间社会动员颇具成效，较好承担了组织生产、组建乡兵、支援战事、维护治安、催缴粮税、处理民间纠纷等职能。清方承认：太平军“到处遍立乡官，是我民尽为贼助，凡用木竹锹锄一切器具，伪文一下，立即办齐，无敢违者。”可见，各级乡官行动迅速，办事效率较高，有助于前期战局和各项行政事务的顺利推展。
（二）后期：中央权力结构趋稳，但制度和人事变动较多，地方政制和政局紊乱，军政权力运作梗阻，绩效恶化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如愿以偿，建立天王专制体制，而且，成功地掌控皇权，中央权力企稳，但他多次变换中央官制，不断更换朝廷主政重臣，引起朝政出现乱象。如石达开未能封军师，遂以“通军主将”职衔指挥军事。石出走后，设置掌率制，蒙得恩出任正掌率，主理朝政，但缺乏军队，无力驾驭地方将帅。镇江失守后，天京再次被江南、江北大营围困，李秀成临危受命，一度主持天京军政，却只是“合天侯，任副掌率之权，提兵符之令。”显然是权职不符。枞阳会议时，重建五军主将制，蒙、陈分治京内外。洪仁玕辗转至天京后，迅即恢复军师制、封王。但1860年11月，洪秀全通过幼主出面下诏，免除干王统管官员本章之权，“单准东印盖本章，自今免盖玕叔印，恐人起议踵东王。”为此，“特诏和表兼赉奏，司本章传奏。”所有内外本章，“俱交正掌（箱）盖公议图记，正掌箱交赉奏，现赉奏箱封献，俟幼东王转献，永以为例。”将统管本章的权力转交年仅十几岁的幼东王和幼西王，借此分割洪仁玕的主政权。之后，1862年，洪仁玕失势，洪秀全重新启用洪仁发、洪仁达，而且自己不理政事，任其长次兄擅权，朝政因此败坏。天王还滥封王爵，推行“新制”，挑起洪李宗族斗争，导致中央权威流失，更难号令地方。地方将帅则与中央权贵相互勾连，谋取权位。如洪仁玕与陈玉成结好，李秀成与林绍璋串联。同时，地方势力也各寻盟友，相互依存。如李秀成兄弟与韦俊、李昭寿等联络，陈玉成与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赖文鸿、张洛行、龚德树等结盟，形成陈、李两大实力集团，暗中相互较劲。各王之间，还有为了历史恩怨，或争夺地盘，爆发武装冲突，造成严重内耗。更有不惜叛降投敌，为虎作伥者，如韦俊、李昭寿之流。由于韦俊是李秀成盟友，杨辅清攻击韦俊的池州地盘，陈玉成负责统率各军，却不愿调解促和，坐视韦俊孤守危城。韦俊弃城投奔李秀成，复遭陈玉成阻击，走投无路，遂投降湘军。但黄文金、刘官芳、赖文鸿等不愿追随韦俊叛降，遂倒戈攻韦，得到杨辅清、陈玉成支持。二破江北大营会战时，陈玉成认定李昭寿已经投敌，主张立即解决李氏，占领滁州，但李秀成却宽容李昭寿，劝告陈玉成，缓行剿灭计划，李昭寿得以度过危机。李叛降后，一直与李秀成保持联系，甚至被洪秀全差使截获。安庆危急，洪仁玕统率诸王援救，李氏兄弟、林绍璋结盟，消极误期，杨辅清、黄文金、刘官芳、赖文鸿等积极援救，终因援军未能全部克期参战而功败垂成。至于李秀成主持天京保卫战，却遭到洪氏兄弟和亲贵的监控与掣肘，“让城别走”的运动战略被天王否决，只得在持续政治干扰下，困守孤城，坐以待毙；洪仁玕出京催促割据各地的列王援京，却无回应，显见天国权力体系趋于解构状态。因此，后期地方割据愈演愈烈，制度变动不居，难以理清，政局也愈益紊乱，军政运作绩效更形恶化，终至酿成全盘皆失的恶果。
至于基层乡官，皖北比较稳定，苏南、浙江等新占领区则仓促建制，难免良莠不齐。李秀成占领苏州后，立即发出谕令称：“凡乡邻熟识之人，举为乡官，办理民务。”“盖所举之人，必度其才干能称职者充其任。”而且，时间急促，“兹并将册式粘后，限五日内照样造齐，呈送阊门外总局查核，以便发给门牌。”“倘敢违延，定行发兵问罪剿洗，以为抗违者戒。”可以设想，5日内若能完成“举官造册”、呈送总局的政务，只有按照原有基层都保甲等建置，酌加变通，才能克期完成。
所以，在后期，士绅被推举出任乡官比前期更加普遍，几乎成了太平天国基层政权建设的政策导向。其实，李秀成占领苏南、浙北后，为了迅速重建秩序，大批招降、延纳、留用投诚的清方官员、绅士及团练首领，并安置郡县任职。这些旧的本土势力借此参与天国地方政权建设，对当地驻守太平军佐将施加影响，乘机将本土势力延伸到基层政权。于是，除了承接前期推举士绅担任乡官的做法，还将原有基层政权改制为乡官，士绅或者继续执政，或者操控乡官推举，由此可以尽快达成建立乡官制度的目标。李世贤在浙江也如法炮制。李氏兄弟这种换标签的改制，虽然减少了重建成本，较快安定了社会秩序，但这些地方及基层政权具有两面性。不少进入天国政权为官的士绅，为了保存、扩展自身及群体利益，不惜向敌对双方两面下注，进行投机，参与博弈。而且，从政治倾向、经济利益。宗法社会传统和儒学文化考量，他们更亲近清方，对太平天国则更多疏离、轻贱与敌视，往往怀有无奈和投机心态。当清军进犯、形势逆转时，这些地方及基层官员便会成批带枪投敌，重新参与镇压太平军。史实表明，这是造成苏南、浙江迅速沦丧的重要原因。当然，后期乡官处在战争环境，在驻军佐将的重压和督责下，必须承担各种繁重的战勤任务，其中，催缴粮税、征发劳役、筹集军资等事宜，负担十分沉重，往往转嫁于民众，造成较多民怨。而且，地方割据，太平军纪律涣散，滋扰民间事件不时发生，团练和匪患交集，维护地方治安更属艰难。因为处于战乱，有些佃户抗租，或拖延不交，地主也无力完纳粮税，郡县遂设立收租局，集镇设立分局，官方出面维护地主利益，强制佃户如期交租，否则，收租局有权关押佃户，追逼地租。从官方文书中，有关居民控告太平军扰民、催缴粮税、征发军资、匪患、拒交地租等案件较多，可见后期乡官的主要精力基本放在应对突发事件上，至于发展生产、战时经济建设在文献中缺乏案例，显示乡官无暇关注民生，却不断增加民众负担。这也是太平天国难以取得民众支持的重要因素。
四、政权建设之学理思考
就传统农民战争而言，太平天国政权建设具有自身特色，但也存在颇多弊端，关乎天国的成败兴亡，值得学界深思和探究。
（一）文化错位：权力结构的反智化倾向
政权建设的重要环节在于甄选优秀人才担任各级军政官员，理应为各类社会精英参与新朝的政治进程营造有利的环境，提供便捷的政策和条件。太平天国对此有所体认，各级政权经常张贴招贤榜，招徕各类人才。并且举办密集的科举考试，希望选拔知识精英进入各级政权机构。但是，多种征才举措绩效不彰，主要症结在天国的文化错位。太平天国推行拜上帝教，批孔非儒，严禁偶像和祖先崇拜，否定和废弃了中国传统文化，显然是严重的文化错位，因而招致社会精英和大众的抵拒，削弱了天国政权的社会基础。知识精英普遍抗拒和抵制拜上帝教，坚持崇信儒学及传统信仰，故而对新朝招贤、科举消极冷漠，公开诋毁攻击的事件也多次发生。这样，文化错位造成知识精英对太平天国产生疏离和敌对心理，恶化和破坏了吸引精英群体参与天国政权建设的文化与社会环境，由此构筑了天国各级权力结构精英化的心理和意识形态障碍。同时，由于知识精英普遍具有拥戴清朝、反对新朝的情结，天国颇多军政官员也对投靠效力的士人存在政治偏见，缺乏信任和亲近，因此，在任用时，一般不会担任军政要职，较多士人在军政机构充当书手，为不通文墨的长官抄写文件、处理文案。虽然得到礼遇和日常生活照顾，但不会参与军政机要。更多被举为乡官，在基层为天国效力，也是怀有疏离心态。即使科举入仕，升迁远比军中将士迟缓。于是，各级权力结构的主要官员文化素质普遍低下。据张德顺实证分析结果称：
我们所能罗列的天国系统识字之王侯将相共20余人，这也是整个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决策指挥系统的基本家底，这与其据守江南时期对文化人才的需求相距甚远。以数量而言，20余识字者与湘幕乃至湘军指挥系统文人充盈盛况已是天壤之别……后期领导中枢虽发生变化，但领导集团整体文化素质仍很低下……（洪仁玕）满腔热情与抱负却无用武之地，文化人在天国如此冷遇在决策层已可见一斑，更遑论江南士人在天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了。
至于地方军政官员文化素质更低，基本是军事将领兼理行政，显示以军领政的特征。战功成为升迁擢拔的主要依据，军人缺少文化，却以战功迅速擢升，知识精英则升职艰难，只能担任将领的属官或书手。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存续14年间，中央和地方权力结构文化素质偏低的状况始终未能改善，甚至每况愈下。这些身居权位、缺乏文化素养的军政官员呼朋引类，排拒文化和知识精英，导致权力结构呈现严重的反智化倾向。长此以往，对政权建设的负面影响愈益增强，各级军政官员普遍缺乏理性思维，洪秀全沉溺神权政治，其家族亲贵擅权乱政，地方将帅则追求割据封王，造成制度多变，政局紊乱，各自为政，终至加速天国的覆亡。
（二）军人主政：政权武化之路径选择失误
太平天国属于战时政权，军人在政权建设中承担关键性角色，也是建构和维护各级政权存续的支柱。军事将领主导各级政权建设，出任主要军政长官，打造以军领政、军政合一的权力结构，故而天国政权的武化倾向相当强烈，并贯串于政权建设的全过程。前期杨秀清统率全军，总理朝政，地方政权则托付军人组建和运作，建构军人主政的战时政权。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上，出于经验和感性思维，往往按照治军模式变通施政。如城市治理，推行拆散家庭，举家入营，没收私人家产，缴交圣库，城市居民纳入军营化生活和治理。地方和基层政权建设也搬用军中编制，并以军令处理政事，决策和执行迅疾，运作流畅，不易梗阻，施政效率普遍较高。但军人主政，且缺乏文化，施政讲求快捷高效，但轻忽依法行政和程序公正。尤其在处理内部矛盾和冲突时，经常采用简单粗暴的方式，甚至不当使用武力，以致造成杀戮惨剧。如太平军攻取城镇后，按照常规都会张贴安民告示，号召居民输诚进贡、推举乡官、造册呈报，但文告经常以武力胁迫，抗命则剿灭屠戮，缺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化工作。在审讯量刑中普遍使用酷刑，而且株连亲属部众。如杨秀清借天父权威，公然责打洪秀全及诸王权贵，粗暴伤害和践踏天国高层的集体尊严，必然激化领导集体的内部矛盾，最后酿成血腥内讧，大批无辜将士惨遭屠杀。后期地方将帅处理利益冲突，也经常诉诸武力，如陈玉成与李秀成部属为争夺苏南城镇控制权而相互交手，杨辅清与韦俊为延续内讧而火并等等，至于城镇村庄守军之间的争抢财物粮秣发生的武装冲突更是常态，将士滋扰和欺压城乡居民也成了乡官协调处置的日常政务。当然，组织和发展生产，建设战时经济，改善民生，却是军人的弱项，文治更属短板，原来的平均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的理想渐趋淡化，军人政权逐渐蜕变为谋取各个集团私利的政治工具。
其实，在战争年代，建构战时政权应属常态，武化成了不二选择。但是，政权武化存在两种路径选择：一是文化素质较低的军人垄断军政权力，歧视和排斥知识精英参与政治进程，此类战时政权势必成为刚性的武化政权，难以向文治政权转型，也无力领导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重建，遑论推动现代化变革。二是军人政权向知识精英开放，招徕、吸纳和任用士人参政，利用其文化知识、社会网络和政治经验，为战时政权服务，领导军人不善承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由此构建所谓军绅政权，如朱元璋就是成功例证。朱氏原来参加白莲教反元起义，攻取南京，自称吴王后，便有意与白莲教拉开距离，甚至秘密溺毙韩林儿，反诬白莲教为“邪教”，并严厉镇压和取缔。同时，他大力提倡儒学，礼聘和任用士绅，倾听建言，付诸政策和行动，获得知识精英的认同和支持，藉以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构建淮西勋贵与江南士绅联合主政的新型军绅政权，人才集聚效应得以彰显。因此，朱氏政权由弱变强，在反元群雄中脱颖而出，终至实现推翻元朝，统一中国的政治目标，武化政权也成功完成向文治政权的转型。史实表明，太平天国始终未能改变刚性武化政权的畸形结构，其敌手湘淮集团却迅速形成军绅集团架构，不仅武装镇压了太平天国等起义，而且积极参与晚清政治进程，启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同时，也开启了近代军绅政权之先河。不同的路径选择，武化政权会出现相异的政治前景。
（三）政权广西化和本土化之悖论
太平天国自广西转战两湖、三江，在江南开疆拓土，建立各级政权。如何获得江南社会精英和大众的认同与支持，关乎天国政权的建设和稳定。最可行的选择是推进政权本土化进程，积极向江南地方精英开放权力资源，提升本地民众参与政治的程度，打造广西勋贵和江南精英紧密结合的政治共同体，才能争取本土精英和大众的倾力支持，拓宽和巩固政权的社会基础，增强各级政权的合法性，才能动员和利用江南丰裕的人才和财赋资源，达成改朝换代的政治目标。因为广西将士人数极少，虽然英勇善战，但缺乏文化素质，影响和制约了治理军政能力的提升。江南人文荟萃，治国理政人才密集，比湘淮地区更具人才优势，而且与广西勋贵形成人才互补格局。如果广西勋贵能够仿效朱元璋的成功经验，努力吸纳本地精英分享权力资源，就会构建融汇各方人才的军绅政权，通过政权本土化进程化解外来政权的困境，天国政权就会在江南社会扎根成长，转化为江南民众接受和支持的本土政权，实现国家与社会整合和一体化进程。这样，即使湘淮军也不具人才和社会支持的优势，显然难以战胜获得江南民意强烈支持的太平天国。
中国历代王朝都实行中央集权统治，对地方权力的控御体系十分严密，严防出现割据局面。但是，中央又不能包揽地方政事，必须适度向地方释放权力，旨在争取地方社会精英的支持和参与，维持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从秦朝伊始，中央直接委任郡县官员，县以下乡镇村里均由地方士绅进行宗法治理，辅以官绅合作共建的保甲组织。为了防杜地方官员与豪强勾结形成割据势力，朝廷对地方官员实行原籍回避制和任期制，禁止他们在原籍或长期在某地任官，借此维持朝廷对地方的垂直控御。这种制度安排颇具成效，既维护了中央集权的有效运作，又能够将各地绅士吸纳进入王朝体制，或者通过科举入仕，异地任官；或者在籍参与地方政治，与当地官府实行共治，保一方平安，更能利用政府权力维护自身利益，实现官绅合作，互利双赢。
可是，洪秀全等对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不善学习和借鉴，惟知论功行赏，将官爵俸禄作为酬庸，奖励广西首义将士，而且，推行分封制、世袭制、宗族共享爵位制等陈旧制度，造成广西勋贵世代掌控各级权力资源，其他省籍及江南本土将士的升迁则受到歧视和排斥，处于边缘化状态。中央权力前期被广西诸王把持，后期广西化格局未变，只是人事更新，第二代如幼主、幼东王、幼西王、天王驸马都集体接班，位阶竟高于陈玉成、李秀成等异姓列王。至于陈、李等也如法炮制，其第二代也顺势进入封地高层。于是，政权广西化势头持续发展，本土化受到多方遏阻，除了前述的文化错位、军人主政等因素，世袭世禄制成为确保广西勋贵世代垄断中央和地方权力的重要因素。笔者认为，政权广西化的负面后果严重。江南士绅及非广西籍官员对广西勋贵强烈不满，屡屡引起省籍矛盾和权力冲突。如苏州10位非广西籍将领杀戮广西籍的慕王谭绍光，投降李鸿章；皖籍康王汪海洋杀戮广西籍侍王李世贤等都是例证。故而清朝宣布，可以宽赦非广西籍将领，但绝不宽赦广西籍将领，藉以分化和挑动太平军内讧。在广西化的趋势下，少数江南士人虽然通过科举入仕，或被举为乡官，但仕途受阻，难以进入各级权力中心，还是陷入边缘化的困境。因此，多数江南精英，以及受其影响的民众，基本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在他们看来，太平天国是广西人的政权，属于外来政权，剥夺了江南人的参与政治的机会，而且向江南绅民征收粮税，征发劳役，过着奢侈享乐的生活，因此，这个政权严重缺乏江南民意，合法性和正当性应该受到质疑。当太平军占领苏南后，冯桂芬等江南士绅仿效申包胥乞师，赴安庆军营，祈求曾国藩派遣湘军进犯苏南。而且，苏、浙士绅纷纷组织团练，招募乡勇，武装反抗天国政权。至于颇多投效天国的士绅则首鼠两端，随时准备叛降，构成天国政权的隐患。
（四）民族主义话语：反满和“从番”之悖论
一般而言，本土精英和大众对外来政权的接受与认同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民族国家认同、文化宗教认同、分享权力和利益等因素。太平天国在文化宗教、与江南绅民分享中央和地方重要权力等方面，已经做出错误选择。惟有在民族国家认同上，洪秀全等利用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遂将反满民族主义宣传作为社会动员的利器。因受天地会的影响，洪秀全接过该会的“反清”话语，但废弃了“复明”目标，主张“开创新朝”。于是，他编造了清朝皇帝是阎罗妖在人间的代表、天王则奉皇上帝之命下凡诛杀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的故事，并将满清统治视为中国一切灾祸苦难的根源。据洪仁玕回忆：
（洪秀全）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中土十八省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
起义后，太平天国立即由杨秀清、萧朝贵联衔发出3篇檄文，突出反满主题，以民族主义话语包装反清战争，冀望以此广泛动员汉族精英和民众，“同心戮力，扫荡胡尘”，“廓清中夏”，“同享太平之乐”。后期，洪仁玕发布檄文，宣示“天王降凡御世，用夏变夷，斩邪留正，誓扫胡尘，拓开疆土，”劝谕清军汉族官兵应当体认，“凡我中华之人，皆鞑妖之世仇，所宜共奋义怒，歼此丑夷。”“天朝廓达大度，胞与为怀，不分新旧兄弟，皆是视同一体。大功大封，小功小赏。”至于其他将领发布文告，也都突出反满民族主义话语。可见，反满民族主义是太平天国官方话语，旨在利用满汉民族矛盾，号召汉族精英和大众奋起反清，教化清营汉族官兵反戈一击，从而产生扰乱和瓦解清军之政治效应。
可是，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强制推行的拜上帝教却非中国传统宗教，而是西方基督教的中国版。西方列强连续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武装侵略中国，逼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基督教也趁此深入中国城乡传播，引起国人强烈反对与抵拒。清廷也高度警惕和提防基督教传播，各级官府称其为“邪教”，暗中动员士绅和民众拒教。在反侵略反洋教的话语环境里，拜上帝教显然不合时宜，也被清廷指为邪教，曾国藩高举卫道大旗，发布《讨粤匪檄》称：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于是，清方通过对拜上帝教“从番”、灭绝民族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指控，占领了民族主义和中华文化的双重话语制高点，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和淡化了太平天国发动的反满民族主义话语攻势。况且，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宣传和过激城市政策、对汉族精英的心理和政策排拒，已经严重挫伤和损害了汉族精英的既得利益，使得反满民族主义话语无法转化为汉族精英的现实政治和物质利益。相反，清朝却在反清起义的危机中，迅速动员和武装汉族精英，将他们的现实利益和朝廷利益捆绑一体，形成利益共同体，藉以化解反满民族主义的话语冲击。胡林翼表示：“盗贼充斥之时，非比叛国叛籓，可以栖隐。非我杀贼，即贼杀我。”左宗棠家境并不富裕，但在贫困的农村，就有“独富之家处众贫之地”的恐惧心理，因此，他预感，一旦农民起义，左家即“先为祸首”。至于湘军将领“率多守耕读旧业”，属于集镇或乡村的中小地主阶层。当曾国藩奉咸丰帝上谕组织湖南团练时，这些从事耕读的汉族地方精英立即聚集于湘军旗下，充当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鹰犬。可见，他们并未接受和认同反满民族主义话语，而是笃信曾国藩的蛊惑，自觉将自身利益与清廷命运联成一体，终于成为扑灭反清运动的主力军。结果，清朝统治得以延续，他们则从此改变边缘地位，进入权力中心，家族也因此俱荣，实现了双赢的期盼。
尽管洪秀全对“从番”的舆论攻击做过辩解和澄清，但在主流话语为清廷朝野掌控的情势下，这些辩诬并未获致预期功效。由于太平天国对于民族主义话语的表述陷入悖论：反满与“从番”相互扞格。而且，正值列强、洋教入侵中华，民族危机凸显之际，“从番”显然有悖民族利益和舆情。相形之下，满汉矛盾并非主要社会矛盾，尤其面对清廷提倡儒学、满族接受儒学文化、满汉上层形成利益共同体的现实，反满话语难以号召汉族士绅群体参与反清起义。整体而论，太平天国民族主义的话语悖论，对动员汉族精英和大众投身反清运动产生了双向效应，相互冲撞和抵消，没有明显的加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