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口述 魏星记录整理
原文载《太平天国及晚清社会研究》2017年第1辑，限于篇幅有所删节，以纸质版或知网版本为准。
代序
前辈史学家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掌握“两根拐棍”——古汉语与外语。这是从“史学即考据学”角度提出来的。在现阶段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仅仅依靠这“两根拐棍”已经不够了；需要加上另外“两根拐棍”，即弘扬人文精神、弘扬进化认识论，才能、也一定能进一步提高太平天国史学术研究水平。
太平天国史研究至今，尤其是古汉语与英语资料搜集十分丰富，为后来学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尔纲教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南京图书馆颐和路“书库摸底”，共搜集整理了1656种、14799册的太平天国史资料。王庆成教授在英国讲学期间“沙里淘金”，搜找出珍贵的太平天国历史资料——《天父圣旨》（卷三）、《天兄圣旨》（卷一、卷二）。简又文教授在国外大学图书馆里坐了几年的“冷板凳”，潜心阅读全套英文报刊——《北华捷报》。此外，中外学者郭廷以、邓嗣禹、张仲礼、施友忠、濮友真、柯文南、小岛晋治、格里高内等也都整理了大量外文资料。古文、外文这“两根拐棍”在史料搜集和史实考据方面为太平天国史做出了大量有益的贡献，发挥了很大作用，取得很大成就。在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如何对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如何对历史分析做出实事求是的鉴定，这两根拐棍就不起作用了，需要另外两根拐棍：弘扬人文精神；弘扬进化认识论。
我个人主张弘扬人文精神有以下三条标准：尊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与人格尊严；尊重他人的人生价值与人格尊严；尊重人民群众的人生价值与人格尊严。在历史研究中应注重以此来衡量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功过是非。2015年5月18日，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从“弘扬人文精神”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的三位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秦始皇贪欲极度膨胀，大肆挥霍天下财富，压榨民脂民膏，民不堪命，结果二世而亡。汉武帝早期也贪欲膨胀，对外征伐“四夷”，“师出三十余年，天下户口减半”；对内又大兴土木，多次巡游，极大地增加了民众的负担。大臣徐乐向汉武帝指出，当时已出现“土崩”之势。汉武帝接受徐乐的建议，下诏罪己，改弦更张，出现了“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历史。唐太宗有高度的人文精神，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毙，其君亦亡。太平天国历史上忠王李秀成有较丰富的人文精神。李秀成在被俘后的《供词》中说：“南京城内，……求停刀勿杀，赦其死罪，给票给资放渠他行”。这正是李秀成心怀人文精神的体现。
太平天国缺少人文精神的例子也有很多。天父、天兄在起义伊始就争先下凡，与洪秀全争权夺利，很少考虑到人民群众的利益与诉求。天王洪秀全为首的诸王进了天京之后就沉迷享乐，在北伐这个关键战役中作为领导的“王”都没有领队参加。洪秀全等人也没有做出周密的部署，缺乏深思熟虑以及对战争全局的具体设想。
根据实践论的理论，“真理”是一条“长河”，学者在“真理的长河”中游泳，只能逐步向前，取得“相对真理”，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因此，学术论文完成并发表以后，也需要不断地修正错误，力求一步一步地向绝对真理靠近。因此，只能将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已经得出的初步结论视为一种“假说”，以待日后的检验及修正，使其逐步接近真理。
2017年第5期《历史教学》中发表了我写的一篇论文，以洪仁玕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作用为例阐述这个观点。我写道：
（根据）我个人研究，在中国近代史上，（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这个过程是从龚自珍开始，历经魏源、洪仁玕、严复、梁启超，直到陈独秀。
龚自珍的历史贡献在于揭开当时社会思想僵化、社会停滞的种种腐败现象，并指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源——没有“人才”。怎样出人才呢？他没有办法。他只得向老天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以后出了魏源。魏源的贡献是解决了龚自珍没有解决的问题：如何培养人才？他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先进的思想学习。这是魏源的启蒙作用。
接着的问题是：向外国学习先进知识，重点是什么？魏源没有说清楚。稍后洪仁玕发表《资政新篇》，提出一个较为全面的向外国学习的方案。可见，洪仁玕十分赞赏魏源的思想，并想在太平天国统治区推行。
稍后，我们要提到严复。他提出一个很响亮的口号：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如果说，魏源提出“师夷”，并没有说清楚向外国学习哪些东西。洪仁玕提出《资政新篇》，也没有指出“关键”——最重要的方面。严复则明白指出：主要的一点是“开民智”——提高人们认识论水平。继龚自珍之后，严复回答了如何培养人才问题——将培养人才的任务，从天公移到现实世界。
严复以后，梁启超提出《新民说》。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我以为梁启超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高度评价了笛卡儿的“怀疑论”学说，认为在认识论方面，在弘扬思辨精神，解放思想，追求真理方面，笛卡儿的理论观点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在开民智方面，亦即在启蒙方面，在严复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梁启超以后，陈独秀进一步提出“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从思想启蒙的角度看，“民主”首先是指“思想民主”，即思想解放，清除旧思想的束缚，寻求新的认识。“科学”首先是科学的思维方法，即是弘扬人的思辨精神，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和水平。
因此，我感到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方面，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思想启蒙有一个发展过程，而不是某一位学者个人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想活动的结果；第二，启蒙主要是人的思想的启蒙——思辨水平和能力的提高。因此，我认为，从中国近代历史来看，思想启蒙的过程，主要是由龚自珍、魏源、洪仁玕、严复、梁启超、陈独秀等学者共同努力、逐步完成的。这六位学者都作了贡献，当然，也不能忘记这六位以外的众多学者的贡献。
这样对洪仁玕这位太平天国历史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评价。因此学者既要肯定自己的工作，也要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提高学术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学者需要提高“进化认识论”的实践能力，这样，才能不断地在真理的长河中向“绝对真理”接近，不断地提高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术水平。
我个人以为，运用“四根拐棍”，太平天国历史研究可能出现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