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洪仁玕呈献《资政新篇》乃是为洪秀全提供治国方略，全篇构划了一幅具有太平天国特色的英美式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治理蓝图。在确立独尊上帝以振兴“天国”这个根本旨趣上，《资政新篇》和《天朝田亩制度》并不相悖，这是洪秀全允准刊布《资政新篇》的根源所在。《天朝田亩制度》自始至终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纲领，《资政新篇》虽是洪仁玕以“天国”首辅名义、以“諠谕”形式发布的一份重要文件，但尚不能把它视为太平天国后期事实上的纲领。因《资政新篇》，太平天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历史面相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太平天国；洪仁玕；洪秀全；《资政新篇》；上帝教
长期以来，很多研究者盛赞洪秀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人物。美国学者马森（M. G. Mason）认为洪秀全等人是近代中国的改革者，“掀起了通过介绍西方思想与改革来‘拯救’中国的第一次运动”。但严格来讲，太平天国时代向西方学习的代表性人物是洪秀全的同高祖族弟洪仁玕。1859年5月，洪仁玕封王伊始，即将流亡期间开眼看世界的所见所思所感总结成稿，命名《资政新篇》，呈献洪秀全，条陈治国方略。这是一篇站在时代最前沿的文献，虽然洪仁玕的实际作为远不及同时代及稍晚的洋务派，但其思想要比洋务派先进得多。洪仁玕也因这样一篇只有8600余字的文献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后世对太平天国和洪秀全持严厉批判态度的人，对洪仁玕的评价却以正面居多，争议相对较小，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洪仁玕的《资政新篇》明确提出了“向西方学习”的时代主旨。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研究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热点，既往研究多关注《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等问题。而洪仁玕的主要思想是什么？他有关世界知识的来源在哪里？出身农民小知识分子的洪秀全何以会赞赏并刊布这份被后世认为代表近代文明的方案？太平天国群臣如何看待《资政新篇》？对于这些重要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回归文本本身的辨析，或能就先前一些颇有争议的问题做出新的回应，并重新评价《资政新篇》以及在19世纪60年代初期就较早把“近代化”改革方案公之于世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一、 洪仁玕新思想的知识来源
洪仁玕早年与洪秀全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他自幼服膺儒学，热衷科考功名，但屡试不中，只好一面训蒙，一面应试。在洪秀全的影响下，洪仁玕最早皈依上帝，又随洪秀全至广州罗孝全（I. J. Roberts）的教堂问道，对洪秀全几乎亦步亦趋。洪仁玕因迫于家庭压力，中途返回官禄继续教书备考，没有随洪秀全离乡传道。金田起义后，清政府大肆搜捕洪氏宗族，洪仁玕这才不再犹豫，赴广西追赶太平军，却为时已晚，只得四处藏匿，开始了长达8年的流亡生活。在此期间，洪仁玕在新安布吉由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施洗，加入巴色会，又以巴色会派遣的形式在伦敦会供职，接受了系统正规的基督教训练，成为一名比较纯正的基督徒。除了曾在上海、广州这两处商埠游历外，洪仁玕在香港生活近5年，服务于教会，与传教士朝夕聚晤。他在《资政新篇》中列举了与之“相善”的23个洋人，其中除英国驻华外交官“米士”（密迪乐，T. T. Meadows）和“威大人”（威妥玛，T. F. Wade）外，其余21人都是传教士，以英、美籍为主。被伦敦会香港分会接纳后，洪仁玕起初任湛约翰（John Chalmers）的中文教师，后被任命为该会布道师，同时担任理雅各（James Legge）译注中国典籍的助理，开始广泛参与伦敦会的各种活动。洪仁玕在香港还结识了不少华人精英，包括近代中文报业的创始人之一黄胜、中国第一位留洋学医的毕业生黄宽、中国首位留美毕业生容闳、华人牧师何进善等。他还曾到监狱、医院布道，在英华书院教孩子学中国文史。全新的生活圈，使曾作为小知识分子的洪仁玕眼界大开。
洪仁玕所交往的传教士和香港华人精英，是晚清输入西学、传播新学的主体，他们传播的思想和知识包括基督教、西方文化和时兴的科学技术等内容，是洪仁玕了解和接受西学的一个重要渠道。洪仁玕自述，在上海“在夷馆学习天文历数”，在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学天文地理历数医道，尽皆通晓”。当时伦敦会在香港的英华书院和在上海的墨海书馆积极开展出版事业，出版有大量基督教布道书籍、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医学等知识的中文报刊书籍等。洪仁玕与藏书颇多又勤于著述的理雅各交好，两人建立起了一种亲密无间的私人友谊。理雅各说他拥有除洪仁玕之外，对其他人不可能有的好感和尊敬之情，洪仁玕很可能对理雅各及其他传教士或伦敦会所藏书刊有所阅览。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关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介绍、各项制度和政策的建议，大多在《遐迩贯珍》《六合丛谈》《美理哥合省国志略》等传教士著述中依稀可见。洪仁玕还亲眼目睹了香港的发展变化，耳濡目染了英国殖民者在香港移植的近代文明。对洪仁玕来说，香港社会就是近代世界文明的一个缩影。
可以说，在传教士身边作为基督教徒的经历，以及在当时中国接触西方信息最便利的香港和上海的学习、见闻，是洪仁玕获取新知识的主要信息源。通过栖身教会，洪仁玕涉猎了基督教以外的其他西学领域，由一名传统小知识分子转型为讲求实务、热衷西学的早期新型知识分子。洪仁玕甫至南京，迅即呈献《资政新篇》，自称“恭录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前古罕有者”正是该篇命名为“新”的寓意所在。倘若没有这段开眼看世界的流亡经历，洪仁玕绝对无法倡议《资政新篇》。
洪仁玕跋涉千里，蹉跎多日，历尽艰辛始抵天京。洪氏兄弟阔别重逢，洪秀全大喜过望，认定洪仁玕“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确乎爷爷生定家军师，板荡忠臣，可为万世法”。早在流亡时期，洪仁玕就抱定潜心学习以待日后辅佐天王的决心。后来他坦言栖身香港“本为避祸隐身，并用意在夷人风土，并不为名利计”，“我想学了本事将来辅佐他，就回广东到香港洋人馆内教书”。在《资政新篇》开篇諠谕中，洪仁玕说：“照得治国必先立政，而为政必有取资。本军师恭膺圣命，总理朝纲，爰综致治大略，编成资政新篇一则，恭献圣鉴。”可见撰此“大略”乃为“资政”，初衷即为洪秀全提供治国方略。
洪仁玕撰写《资政新篇》还有更深层次的意蕴。《资政新篇》“法法类”首先阐述立法的指导思想，即从世界发展大势和各国概况说明基督教的历史作用。洪仁玕指出英吉利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花旗邦“礼义富足，以其为最”，两国“皆以天父上帝、耶稣基督立教，而花旗之信行较实，英邦之智强颇著”；日耳曼邦“信奉天父上帝、耶稣基督尤慎”；瑞邦（瑞典）、丁邦（丹麦）、罗邦（挪威）“纯守耶稣基督之教”；佛兰西邦“亦是信上帝、耶稣基督之邦”。他还列举俄国彼得一世改革的例子，说明学习外国邦法、技艺使国家走上振兴之路的道理：“俄罗斯邦，其地最广”，“百余年前亦未信天兄，屡为英、佛、瑞、罗、日耳曼等国所迫，故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著，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暹罗邦“与英邦通商”，“今亦变为富智之邦”。日本邦“与花旗邦通商”，“将来亦必出于巧焉”。接着，洪仁玕列举了反面例子，土耳其邦“不知变通，故邦势不振”，波斯邦“亦信妖佛焉。今虽名为波斯人，其地实归于别邦”，马来邦、秘鲁邦、澳大利邦、新嘉波、天竺邦等“皆信佛教，拜偶像，故其邦多衰弱不振”。而谈到中国时，洪仁玕慨叹：“前之中国不如是焉，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不过中国从前不能为东洋之冠冕，暂为失色，良可慨已”，告诫国人中国并非“东洋之冠”，并语重心长地警告：“倘中邦人不自爱惜，自暴自弃，则鹬蚌相持，转为渔人之利，那时始悟兄弟不和外人欺，国人不和外邦欺，悔之晚矣。”后期太平天国党争内讧严重，这里的“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或是隐射当时人心冷淡，地方将领各自为政的涣散政局。
洪仁玕流亡期间开眼看世界的媒介是基督教，而基督教几乎无一例外地为西方国家所信奉。所以他认为各国兴衰与是否信奉（包括是否纯正信奉）基督教有着直接关联，提出学习并效法英美等先进的基督教国家。洪仁玕呼吁“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倡言“乘此有为之日，奋为中地倡”，渴望中国也能走上富强之路，跻身世界强国之列，“与番人并雄”。在字里行间都渗透着洪仁玕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说明他在近代中国衰败沉沦的屈辱记忆中萌生了朦胧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爱国”意识。这里他要效忠的“国”已不仅仅是指太平天国，而是整个“中国”“中邦”。
这种“爱国”意识的启蒙最早正源于洪仁玕在香港寄人篱下期间所受到的种种刺激，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的凌辱进一步增强了这种意识。1857年12月，英法联军侵占广州，理雅各携洪仁玕到广州开设医院和礼拜堂。对于英军的侵略，理雅各兴奋地称，“这是中国往日的悲哀，她无法抵御这些庞然大物”，“带着满足感四处奔走”，“有时我想象大英帝国站在山顶，自豪地鸟瞰这座由她的子孙建立起来的奢华城市”，并赞美指挥占领广州的额尔金（James B. Elgin）是“伟大杰出的人物”。传教士以英军的侵略为荣，这些言行为洪仁玕亲眼所见。尽管理雅各、湛约翰自称对洪仁玕十分尊重，理雅各甚至说洪仁玕是他唯一可以在散步时互相用手臂搂着对方脖子的中国人。但在洪仁玕面前，传教士们不时流露出的殖民主义者的傲慢心态，深深地伤害了洪仁玕的自尊心，加之洪仁玕亲眼目睹了列强在华的侵略行径和广州人民强烈的排外运动，这势必进一步刺激他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所以洪仁玕对英国人并不抱好感。他说英国人是“骄傲成性”，在自述中称“有两个夷长理雅各、詹马士二人在那里，名为叫人学好，其实为他国中办事”，可谓一语中的。
理雅各和湛约翰对洪仁玕去南京的动机均有观察。理雅各认为，在香港期间洪仁玕内心对叛乱者的感情一直没有觉醒。这份感情可能饱含爱国心，甚至比爱国心更高级，当1856年英国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时这种感情再次觉醒了，额尔金指挥占领广州的军事行动使这种感情更为炽烈。洪仁玕不止一次委托理雅各向额尔金转交请愿书，希望通过热心的请求使英国政府接受他的意见，不过理雅各并未帮忙。关于洪仁玕在信中表达的意见，湛约翰在报告中说洪仁玕想尽快说服南京的领袖和外国人合作。他还一再向湛约翰表示前往南京修正太平天国宗教错误的强烈愿望。湛约翰认为，去南京向朋友们传播自己获得的先进知识是洪仁玕多年的愿望，只要他到达太平天国领袖身边，就能从基督教和外国人的立场出发，纠正他们的许多谬误。向太平天国传播他多年来掌握的“先进知识”确是洪仁玕的夙愿。从他到达太平天国后所实行的改革看，纠正太平天国宗教谬误乃是其既有想法，实现太平天国和英美列强的友好往来也表现为他的外交新思维。但这种强烈表白背后，其实是希望港英当局和传教士能够“放行”。在这之前，列强相继派公使团去南京访问，但英国政府采取所谓的“中立”政策，在当时并不允许传教士等非正式使节单独前往南京。洪仁玕的远行确需资助，湛约翰开始坚决不同意。经过反复“表白”，湛约翰同意了洪仁玕的申请，并许诺今后10个月内每月发给他的家人7个鹰洋，背后的经济原因显而易见。不过湛约翰还是观察到，“他的宗教热情和爱国心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洪仁玕“爱国心”的觉醒，他才会在《资政新篇》中表达出对波斯那样“其地实归于别邦，亦恬不为耻”的国家的痛心和羞耻。这些最终促使他毅然投奔太平天国。
二、 太平天国版的
英美式基督教国家治理方略
《资政新篇》分为“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洪仁玕对此分别作了阐述。
“用人察失类”置于诸策之首，因为“奉行者”的素质是立法的保障。这里主要讲“禁朋党之弊”，防止君权下夺，所谏之策针对当时太平天国的现实政局。洪仁玕进一步指出世人失德的表现，强调立法在于尽快实现“兵强国富、俗厚风淳”，呼吁改变“习俗迷人”的流弊，“亲见太平景象，而成为千古英雄，复见新天、新地、新世界”。
“风风类”上接“用人察失类”所讲“习俗之迷人”，进一步阐发如何改变人心风俗。他提出“厚风俗之法”，包括民有美举，“主则亲临以隆其事，以奖其成，若无此举，则诏谕宣行”；对于恶俗流弊，“则立牧司教导官，亲身教化之，怜悯之，义怒之，务去其心之惑，以拯其迷也”。洪仁玕按不同的价值取向将世间之物划为三类：“夫所谓上宝者，以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圣神爷之风，三位一体为宝。一敬信间，声色不形，肃然有律，诚以此能格其邪心，宝其灵魂，化其愚蒙，宝其才德也。中宝者，以有用之物为宝，如火船、火车、钟镖（钟表）、电火表、寒暑表、风雨表、日晷表、千里镜、量天尺、连环枪、天球、地球等物，皆有探造化之巧，足以广闻见之精，此正正堂堂之技，非妇儿掩饰之文，永古可行者也。”相比之下，“中地素以骄奢之习为宝，或诗画美艳，金玉精奇，非一无可取，第是宝之下者也”。洪仁玕首先倡导弘扬上帝的教化功用（上宝），其次崇尚基督教国家的西学技艺（中宝），也就是畅想将骄奢蒙昧的中国社会改造为以上帝信仰为核心信仰的新社会。
与佛教、儒教相比，上帝信仰有着特殊优越的风俗教化功用，“皆不如福音真道有公义之罚，又有慈悲之赦，二者兼行，在于基督身上担当也。此理足以开人之蒙蔽以慰其心，又足以广人之智慧以善其行，人能深受其中之益，则理明欲去而万事理矣。非基督之弟徒，天父之肖子乎！究亦非人力所能强，必得上帝圣神感化而然也”。在洪仁玕看来，西方社会之所以开蒙蔽、广智慧、理万事，技艺先进，在于得到了上帝信仰的感化，信回回教或佛教的国家则“多衰弱不振而名不著”。换言之，淳厚风俗，改变当下陈旧落后的社会风习，尊崇和信仰上帝的价值观是最重要的。既然如此，太平天国过去宣扬的上帝避讳便不合时宜，“上帝之名，永不避讳”理所当然。从社会风习的角度来探寻救世之道，洪仁玕和洪秀全表达了比较一致的看法，他们都找到了上帝信仰这一切入点。但洪秀全止步于宗教，而洪仁玕以此来探寻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洪仁玕崇尚和倡言的正是以上帝信仰为核心的价值观，这集中体现在“风风类”的论说中。那么，如何推动形成并保障上帝信仰在移风易俗社会改造中的地位？这就须依靠立法，从而引入“法法类”来解答具体的实现方略。
“法法类”是《资政新篇》的主体，其内容约占全文一半篇幅以上。洪仁玕的法制思想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征，他认为立法服务于移风易俗，其目的是挽救世道人心，法治是手段，德治（纲常伦纪，教养大典）才是目的，人们有法可依，才不会走上歪路邪路。欲立法，有三个先行条件或原则。第一要“教法兼行”，将教育和立法结合起来，而不是单纯倚仗于法。教虽以西学西艺为手段，但“教法兼行”的思想源于儒家。他在后面提到“以刑辅教”“先德后刑”，也与董仲舒的说法基本一致。第二要慎“用人”，必须有“奉法执法行法之人有以主之，有以认真耳”，将法与德又一次联系起来。第三要善变通，律法“恐久而有差”，需“视乎时势之变通为律”，但“变”不是无原则的，“更当留一律以便随时损益小纪，彰明大纲也”，“盖法之质，在乎大纲，一定不易，法之文，在乎小纪，每多变迁”。“大纲”是宪法性法律，“小纪”是具体法例，“大纲”不可变，而“小纪”可变通。
如若上述三条以达“法善”，洪仁玕认为中国还有可能兴盛。至于具体应立何法，洪仁玕提出了解世界各国的发展大势，“凡外邦人技艺精巧，邦法宏深”，所以应“柔远人之法”，学习西方先进。但学习西方不能无原则，洪仁玕一面批评“拘拘不与人交接”是“浅量者之所为”，鼓励对外交往，“宜先许其通商”，“惟许牧司等，并教技艺之人入内，教导我民”，但“不得擅入旱地，恐百姓罕见多奇，致生别事”，“不得毁谤国法”。这不同于以往的天朝式外交，是讲求主权和开放并重的外交新思维。通过介绍各国情势，洪仁玕的结论是：“以上略述各邦大势，足见纲常大典，教养大法，必先得贤人，创立大体，代有贤能继起而扩充其制，精巧其技，因时制宜，度势行法，必永远不替。”纲常、教养是德，大典、大法是法，洪仁玕又一次把德和法结合起来，呼应上文提到的“教法兼行”。在洪仁玕看来，学习西方就是“因时制宜，度势行法”，他根据了解到的先进事物，草拟了29条具体法例。
关于政府统治秩序的构划有9条。洪仁玕提出这些举措本意在于整饬吏治和强化中央集权，建立一个政令通达、信息畅通、廉洁高效稳定的行政体系。其政改方案也体现了中西合璧的思想特征。如“朝廷考察”和设新闻官，专设台谏官职司监察，延续了中国历代相承的监察制度。新闻官虽换以新谓，且新增“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篇有招牌图记者”的职责，但实际职权与性质并未超出传统台谏之官的范畴。至于新闻馆、新闻篇、邮亭、书信馆、丈量官等则是新事物。
洪仁玕还介绍了美国的总统选举、议会制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并没有移植英国本土的代议制，洪仁玕只能从传教士那里或“新闻篇”上了解到英美的一些政治制度，知之不深。出于对天王的忠诚，他也不可能建议太平天国实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或美国的总统制。于此本毋庸苛求。直到1875年，郑观应才在《易言》中提出，泰西列国“其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至甲午前后，此论方在士人群体中流行，具有代表性的是1894年的《新政论议》主张“行选举”“设议院”。相较而言，洪仁玕更加钦慕西方的物质文明。但他结合当时太平天国的政治情境，对其政治制度也作了一番设想。如主张学习美国的“暗柜”制，使“上下情通，中无壅塞弄弊者”。所谓“暗柜”，即投票箱、意见箱、检举箱之类。洪仁玕在全篇最后的一段话颇值得揣摩：“恳自今而后，可断则断，不宜断者付小弟掌率六部等议定再献，不致自负其咎，皆所以重尊严之圣体也。或更立一无情面之谏议在侧，以辅圣聪不逮。”其中建议集思广益，军师、掌率、六部可商讨国事呈报天王旨准，又立“无情面之谏议”监督君权，加上他一再提到设新闻官、新闻馆体察人心公议，对政权进行新闻舆论监督，这些治理方略虽有言犹未尽之感，但多少体现了一些朦胧的近代民主思想，甚至与英国议院制的行政模式有点相似。
关于地方经济秩序的构划有8条。这些措施涉及兴办近代交通运输、银行、采矿、保险等，鼓励科技发明和保护发明专利，立官司理工商税收，与传统中国社会“重农抑商”的政策和贬斥“奇技淫巧”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构划了一个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秩序，是《资政新篇》中最具时代气息的内容。
关于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划有12条。洪秀全提倡的社会改造，更多地侧重于破旧，即破除包括儒释道在内的偶像崇拜，洪仁玕的目光则兼顾立新。洪仁玕所倡导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旨在弘扬上帝教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他说兴士民公会、兴医院都是“仰体天父天兄好生圣心”“仰体天父天兄圣心者题缘而成其举”；太平天国原来就厉行的“禁庙宇寺观”“禁演戏修斋建醮”“革阴阳八煞之谬”等措施被洪仁玕继承，目的也是为破除偶像迷信，确立独尊上帝的局面；“除九流”也以“此天父之罚始祖，使汗颜而食者”为依据。关于地方治理的建议，洪仁玕均认为是上帝教伦理要义的体现，与前述兴乡官、兴乡兵、立丈量官、兴市镇公司等政府统治、经济秩序建议，共同构划了太平天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体系。由此，确立上帝教的信仰，既有助于实现政治上的“权归于一”和“上下情通”，也有益于为发展工商经济而提供充足的社会资源和劳力。
在“法法类”最后，洪仁玕对这一部分作了总结：“一上所议，是‘以法法之’之法，多是尊五美、屏四恶之法。诚能上下凛遵，则刑具可免矣。”也就是说，前述社会治理的立法建议，均是法治的具体方法，目的是为了弘扬上帝教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洪仁玕认为，若如此则“刑具可免”，不用刑而国家大治，因此法治是为德治服务。
“刑刑类”是针对“不鲜顽民”的不得不用之法。宽刑、摒除酷刑、改良死刑、以刑辅教、避免不教而诛，以及“法法类”之“罪人不拿”（禁止株连）等，均是对“教法兼行”论的进一步阐述，体现了“上帝有好生之德”的“德治”色彩。受西方法制思想影响，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将“法法类”和“刑刑类”并列，“法法类”的29条法例涉及社会治理的多个领域。
从《资政新篇》的结构看，其主体部分“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分别代表了德、法、刑，洪仁玕的论说主要围绕三者关系展开。他在全篇最后得出结论：“大率法外辅之以法而入于德，刑外化之以德而省于刑。”大致即“以法入德”“以德省刑”，说明在三者中居核心地位的是德。于是我们便能理解洪仁玕在开篇奏陈“奏为条陈款列，善铺国政，以新民德”这一旨趣了。他细致入微地条陈款列、善铺国政，根本目的是“以新民德”。所以他才一再强调要建设的国家是一个“俗厚风淳”“风俗日厚”“尊五美屏四恶”的“新天新地新世界”。《资政新篇》提出的社会治理方略具有浓厚的宗教彩色，正是基于洪仁玕扎根于基督教来尝试构划太平天国社会治理的新方略。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洪仁玕也希望在太平天国弘扬上帝的宗教伦理，于是倡议以上帝教信仰为核心的新道德治理太平天国，这成为《资政新篇》一以贯之的主旨。
洪秀全创立了一个具有太平天国特色的“上帝之国”，洪仁玕则希望以英美式基督教国家为模板，将太平天国改造成一个先进富强的“上帝之国”。当然效法西方并不是无区别的学习，洪仁玕学习和接受的基督教知识属于英美新教，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必定会取法英美。但与佛兰西（法国）“道不同也”。尽管正统基督教教义和上帝教格格不入，洪仁玕认为这无关紧要，共同的天父天兄信仰才是关节。英美既是新教国家，师法英美，学习和引进其精神和物质文明，以实现“天国”强盛，又何乐而不为呢？洪仁玕设计的这个国度的未来，既能对外开放，“柔远人之法”，允许外人通商、传教，“与番人并雄”；又能对内改革，兵强国富，风俗淳厚，拥有先进的社会治理体系。因此，《资政新篇》充分展现了洪仁玕向英美等“同道”之国学习、向其看齐的治国理念，构划了一幅具有太平天国特色的英美式基督教国家的社会治理蓝图。洪秀全实现了拜上帝思想的第一次本土化、中国化，洪仁玕主张建立另外一种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在基督教神学范畴之内，又不舍弃太平天国和上帝教的正统性，即实现拜上帝思想的第二次本土化、中国化。
虽然彼此在宗教上有分歧，《资政新篇》的构划也杂糅了某些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教士们仍然认为这是几百年来传播基督教文明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他们所传播的基督教国家治理方案在中国的一个翻版。洪仁玕曾把《资政新篇》的手抄本寄给与之相熟的传教士，湛约翰、晏玛太（Matthew. T. Yates）、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等传教士均看过该书，理雅各、艾约瑟（Joseph Edkins）、杨笃信（杨格非，Griffith John）等传教士还迅速将其内容或全译或摘译为英文，向世界各国展示。
三、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高层的态度
传教士阅读的是《资政新篇》的手抄本，按他们的介绍或翻译，在刊行本《资政新篇》关于社会治理问题的建议书之前，另有7篇文章：《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新历序文》《用兵之道》《罪之教义》《诱惑之道》《赞美歌》《关于上帝》《祈祷文》。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新历》不存。艾约瑟和理雅各介绍说，序文批判占卜吉凶，主张沿用西方历法。1861年刊行的洪仁玕所作《钦定英杰归真》，引用了《天历序》，对中国历代历法的差误、迷信进行驳斥，但未见沿用欧洲历法的文字，或被洪秀全删除。根据传教士记述，序文末还列举了“天历六节”和礼拜的九项原则。“天历六节”在1859年11月以“天王诏旨”的形式公布，具有法定意义，无需在《天历序》中赘述，关于礼拜的内容也被删除。《用兵之道》（理雅各称为“军队四原则”），即《兵要四则》，专门论兵，不涉宗教，得以保留，改附于刊行本《资政新篇》正文之后，又收录于《干王洪宝制》。《罪之教义》《诱惑之道》《祈祷文》，均是宗教小论，对照英文版，即收录于《干王洪宝制》中的三篇文章，其中《诱惑之道》原标题为《克敌诱惑论》。这三篇文章主要讲基督教的“原罪”说和基督赎罪说，与上帝教“神人同形”“天父天兄下凡”的核心教义并不相悖，得以保留。可见，《干王洪宝制》所载五篇文章，除开篇《颁新政諠谕》是即时新作，其他四篇都曾收录于手抄本《资政新篇》。艾约瑟提及《资政新篇》收入的数篇《赞美诗》来源于麦都思翻译为中文的《养心神诗》，1856年经王韬、洪仁玕修订改译为《宗主诗篇》。《赞美诗》在刊行本中被洪秀全删除，但《钦定军次实录》中有《赞颂诗章》一首和《諠谕民众》二首，经查均出自《宗主诗篇》。《关于上帝》论及“三位一体”“上帝纯灵”和上帝是否可称“真神”的称谓问题，因违背上帝教教义，被洪秀全完全删除。洪仁玕告诉艾约瑟“天王已亲自修订了此书，并批准将它付印。他所修改的主要是论及上帝无形的段落。凡是提到上帝无形的文字都已被天王删除”，而且“天王不同意改变他已经习惯了的一直在天朝书籍和文件中沿用的措辞”。由手抄本比较刊行本，可知手抄本《资政新篇》同《干王洪宝制》一样，是单篇文章的结集，关于基督教的内容约占半数篇幅，宗教色彩非常浓厚。这些宗教内容在刊行本中几乎全被删除，或另行收录于《干王洪宝制》。目前所见《干王洪宝制》，藏剑桥大学图书馆，封面无纹饰、无刊刻年份，无“钦定”字样，无“旨准颁行”朱印，可能并没有得到天王的正式认可，仅是作为洪仁玕的个人作品刊行。洪秀全删改后的《资政新篇》成了以介绍西方新知识和政策建言为主要内容的意见书。刊行本《资政新篇》之基督教色彩虽较手抄本被较大地弱化，但据前述，其仍能彰显建立以上帝信仰为核心价值观的旨趣，恰恰印证了《资政新篇》的这一宗教面相。
洪仁玕离港之际，曾向传教士许诺纠正太平天国宗教的错误，彻底实行与外国修好的政策。因此，在主政之初，洪仁玕对上帝教教义的修订和补充是新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洪仁玕曾试图直接和洪秀全讨论宗教问题。如关于东王异象，洪秀全不允许对之提出质疑，当洪仁玕不相信东王异象并表示反对时，洪秀全便大为不快。再如关于基督的“神性”，洪仁玕的观点与正统基督徒一致，并认为洪秀全是错误的，其看法是有缺陷的。但宗教毕竟是太平天国的精神支柱和立国之本，洪秀全视之为禁脔，绝不允许他人改弦易辙。出于对洪秀全的“臣道弟道”，洪仁玕在大多数时候只能以温和曲折的方式、谨慎暧昧的态度，尝试淡化、缩小上帝教与基督教的歧异。在与《资政新篇》几乎同时期撰写的《己未九年会试题》和大约在稍后的1861年刊行的《钦定英杰归真》《钦定军次实录》《钦定士阶条例》中，洪仁玕仍委婉、隐晦地保留了一些与洪秀全宗教思想相异的表述。可知他始终没有放弃上帝纯灵、三位一体、基督赎罪等基督教的中心教义。他虽然承认洪秀全所见幻象是上帝的启示，承认天父天兄天王下凡和《真约》的权威，但他对洪秀全的幻象的解释持保留意见，多次表述天王“魂见天父”“魂尚高天”“魂游天堂”而非肉体，他没有把杨秀清作圣灵的直接表述，从未承认存在“天母”“天嫂”和“上帝小家庭”。这是洪仁玕与天王关系相处的一种折中之道。
为了获得他那位脾气暴烈的族兄天王的认可和接受，洪仁玕只能向天王婉转地讲述这一切。洪仁玕的目的是在不触及太平天国正统性合法性的框架内实现基督教和上帝教的普遍价值观并存。在《干王洪宝制》以及日后洪仁玕创作的文章中，再也没有出现手抄本《资政新篇》那样长篇大论“三位一体”的文字。刊行本《资政新篇》“风风类”最后有这样一段话：“上帝是实有，自天地万有而观，及基督降生而论，是实有也。盖上帝为爷，以示包涵万象；基督为子，以示显身，指点圣神上帝之风亦为子，则合父子一脉之至亲，盖子亦是由父身中出也，岂不是一体一脉哉！总之谓为上帝者，能形形，能象象，能天天，能地地，能始终万物，而自无始终，造化庶类，而自无造化，转运四时，而不为时所转，变通万方，而不为方所变。可以名指之曰：‘自有者’，即大主宰之天父上帝、救世主如一也。盖子由父出也，视子如父也。”洪仁玕先是承认上帝与基督、圣神上帝之风为“实有”以及彼此间的父子关系，然后指出子由父出、视子如父、父子一脉。这已是比较委婉地解释“上宝”“三位一体”论。至于上帝是否有具体形象，洪仁玕没有明说，但他言上帝“始终万物”“转运四时”“变通万方”，似暗指上帝纯灵。这段论说相对隐晦，且是为了说明“若讳此名，则此理不能彰矣”，试图纠正“上帝避讳”论，还未触及洪秀全的思想禁区，所以未被删除。至于明确讲出“三位一体为宝”一句则很可能是漏网之鱼。而“上帝之名永不避讳”这段话原在抄本“法法类”，送洪秀全审阅时，被移置于“风风类”末，显然是洪秀全为将《资政新篇》塑造为一篇比较纯粹的方略书而作的调整。过去有论者批判《资政新篇》的宗教色彩，既忽略了洪仁玕以宗教为媒介睁眼看世界的特殊经历，也对太平天国以宗教起家和立国的历史实际缺乏认识，不了解《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新政改革的构划书同时承担着改造上帝教教义的重任。
洪秀全对《资政新篇》的手稿逐字审阅，加批阅31条。尔后下诏“此篇付镌刻官遵刻颁行”。对《资政新篇》的批阅、刊行反映了洪秀全思想的些许变化。其中，洪秀全表示认可的有27条，暂缓实行的2条，表示反对的2条。对洪仁玕所拟写的大部分建议表示赞同，说明后期的洪秀全并非一味的抱残守缺，故步自封。洪仁玕曾对艾约瑟说：“引进欧洲的先进东西（如铁路、蒸汽机之类）的主张，尤其博得了天王的极大赞同。”而且对之有所弃取，说明洪秀全经过了认真思索。针对洪仁玕的“勿杀”论，洪秀全反驳说：“爷令圣旨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爷诫勿杀是诫人不好谋害妄杀，非谓天法之杀人也”。针对洪仁玕提议设新闻官和准卖新闻篇（不别上下的使用新闻报道）或暗柜，洪秀全认为：“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这几条提议明显与当时残酷的战争形势不相协调，反映了两人认识上的差异。在借鉴西方的态度上，洪秀全比清朝皇帝相对开放和包容，太平天国“用夷之道，还施于彼”的实践也几乎与清方阵营同步。但对世界大势和西学潮流的认知和兴趣，洪秀全还远不能和洪仁玕相比。他几乎逐条批阅了“以法法之”的29条建议，或赞同，或表示暂缓，其中只对“朝廷考察”“兴保人物之例”“准富者雇工并禁买卖人口”“立丈量官”4条不置可否，说明洪秀全对这些内容缺少足够的认识，并没有考虑清楚。对表示认可的内容，洪秀全也只是批示“钦定此策是也”“此策是也”“是也”“是”，而绝大多数批“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秀全对这些内容还比较陌生。我们只能说洪秀全通过《资政新篇》学习了解到这些反映时代潮流的新事物、新思想，对它们有所认可、不排斥，持包容开放的态度，但和发生思想转型尚不能同日而语。洪秀全在阅读时对一些提议萌生了可以施行或将来可以施行的想法，与立即引进或作为施政纲领，还不能对等起来。我们不宜过高估计洪秀全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反映了洪仁玕和洪秀全对未来社会具体治理方略的不同取向。《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的纲领。他设计的是一个理想化的古代大同模式的农本社会，取消一切私有财产和商业活动，“天下人人不受私”，“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而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精心描绘的是一幅开放的工商社会的治理蓝图，在经济上提倡发展私有经济，学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允许贫富差别的存在。这两者在经济制度和经济生活方面的构划是对立的。但洪秀全似乎没有意识到，更可能是不在意两份文件彼此间在具体构划上的歧异。1860年以后，太平军夺取苏南和浙江大部分地区，洪秀全几乎在同期重新刊刻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天朝田亩制度》仅据后期官制作了一些技术性修订，《资政新篇》仅据避讳制度以及宗教思想和对外观念变化作了个别字词的订正，在内容上基本没有变动。太平天国与传统农民起义不同的地方主要是它鲜明的拜上帝宗教意识，洪秀全更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以他手创的上帝教控制国家的方方面面，即确立独尊上帝的一元意识形态。
在这个根本旨趣上，《资政新篇》和《天朝田亩制度》是一致的。第一，洪仁玕提出强化中央集权的制度设想，从“禁朋党之弊”到“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包括颁布《立法制諠谕》，这和洪秀全毕生致力追求的权定于一尊的专制政体相吻合。第二，洪仁玕并没有提到西方政教分离的体制，也没有反对太平天国政教合一的制度。尽管他曾建议允许外国牧司入境传教，但这也是为使国人尽快独尊上帝，皈依上帝教，服从上帝统治。当洪秀全和洪仁玕意识到传教士来太平天国传播基督教教义可能对他们自己的拜上帝信仰造成危害时，便立即中止了之前的友好许诺。正因为认识不到西方基督教国家将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剥离的现实，洪仁玕才会认为只要太平天国调整对外政策、改变对外态度就可以获得列强的好感和支持。第三，洪仁玕与洪秀全均秉持摧毁传统宗教、反对偶像崇拜的思想，不容许其他宗教宗派的存在。但在具体行为上，洪仁玕远不如洪秀全的态度激进暴力。洪仁玕建议，对庙宇寺观，不是或烧或毁了事，而是用之为医院、四民院、学馆、礼拜堂等公益事业，对僧道、九流，迫其归于正业，使之有益于民生实事。在对待儒学上，洪仁玕明确反对焚禁古书。第四，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通过介绍世界大势和比较各国历史，构建了拜上帝的世界历史观，而洪秀全在《三字经》等著作中塑造了拜上帝的中国历史观，他们在论证拜上帝与否和国家兴衰的关系上结论一致。
总之，《资政新篇》与《天朝田亩制度》在设计太平天国的根本制度方面有着脉络相承的关系，如中央集权、政教合一、独尊上帝。洪仁玕和洪秀全都设想建立一个以上帝教为核心信仰的富强国家，实现“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以顶天父、天兄纲常，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制度因素是洪秀全完全允许的。这也是一位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太平天国最高领袖何以会赞同洪仁玕那份崭新方案的根源。
过去有学者认为《资政新篇》丝毫不触及农民最关切的土地问题，故而不能得到农民阶级的支持。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结语部分特意表明，他所条陈的诸项建议是“古所无者”“前古罕有者”，所以称之为“新”篇，以符“开新朝必颁新政”。为了突出这个特点，洪仁玕只能对天国大政有所取舍。《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发行量很少，是少数上层人士才得见的内部文件，但它以“诏书”形式旨准颁行，以“制度”冠名，文末有“钦此”二字，表明乃是洪秀全的旨意，具有法定意义。此纲领从未废行，又一再刊刻（至少有天历癸好三年、甲寅四年、庚申十年以后刊行的三个版本）。此后不久，太平天国颁发《制度则例集编》，列入“旨准颁行诏书总目”，其中包括田赋之制，“男子十六岁以上，每丁耕田十亩”。这仍是平均分配土地的方案，基本精神与《天朝田亩制度》一致。土地制度既为《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洪仁玕自无复提之必要。其实，在洪仁玕设想效仿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农村、农民和土地已不是社会的核心要素，但在像中国这样的农本大国，解决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及土地问题，是实现社会转型的前提。
有学者认为《资政新篇》是洪秀全授意洪仁玕所作，洪秀全的批示表明他基本接受了近代先进的思潮，《资政新篇》是继《天朝田亩制度》后太平天国的第二个纲领性文献，而且还准备付诸实施。甚至有人预言，如果太平天国不失败，将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类判断不符合洪秀全的思想实际。洪秀全并不完全赞同《资政新篇》的方略，特别是在宗教要义上有令他反感的内容。洪仁玕在结语中说：“因又揣知圣心图治大急，得策则行，小弟诚恐前后致有不符之迹，故恭录己所窥见之治法，为前古罕有者，汇成小卷，以资圣治，以广圣闻。”可见，洪仁玕虽是按制定“为邦大略”“政治大略”（治国纲领）的初衷进行撰写，但乃因揣知天王图治之急情而作，“急欲载阳献曝”，或“有不符之迹”，仍需“恭献圣鉴”，由天王裁定。他对洪秀全能否认同他的建议比较担心。因此他将这份文件定性为“方策”（建议书），也就是治国纲领的雏形。一份文献，具有纲领性，和成为“纲领”或“纲领性文献”性质不同。还不能将这份并不被洪秀全完全认同的建议书、参考文献上升到纲领或纲领性文献的地位。
结合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膨胀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偏执的宗教思想，他在经国理政方面很难有革故鼎新的大作为。而《天朝田亩制度》宣扬的“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经济原则和“天王主断”的专制体制才符合洪秀全的兴趣。面对日益加剧的危机，洪秀全寄希望于曾在起兵之初宣传的患难与共的精神，以激励将士团结战斗，改变人心离散的危局。《天朝田亩制度》的“老药方”或许更有效，其中规定的“功勋等臣世食天禄”曾对天国官员士兵产生激励效应，“田产均耕”的宣传曾对农民起到动员作用。洪秀全重刻《天朝田亩制度》，立意是向新附民众表明该制度仍是太平天国的施政纲领。重印《资政新篇》也无法表明洪秀全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资政新篇》学习英美的变革建议不可能引起以农民为主体的太平天国高层的足够兴趣和重视。
至于太平天国群臣，后期太平天国权力下移，渐成内轻外重之势。一些手握兵权的高级将领拥兵自重，各自为政，不时掣肘中央，成为推行新政的阻力。洪仁玕曾对容闳表示：他是孤立的，没有人支持他来付诸实施。诸王都出征在外，任何一项措施，都必须经过多数人同意后才能实行。在其他人回来以前，一切不能决定。而洪仁玕根底浅、声望低，又缺乏杨秀清的铁腕手段和权谋之术，不足以使上下一心，翕然从风。而且他是天王族弟，迅速擢拔，遭到朝内军中勋旧的嫉妒。洪仁玕对来访的英国领事官富礼赐（Robert J. Forrest）说，一般有军功的王对他常待在天京都非常嫉妒，他甚至要被迫带兵出征，各王不尊重其权威，他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像李秀成对洪仁玕“所编各书”，“皆不屑看”，遑论会支持洪仁玕推行新政了。李秀成在供词中对洪仁玕明显流露出不屑：“封过后未见一谋”，“初来封长，又冇（没有）才情”。洪仁玕失去了拥有军队和地盘的地方实力派支持，其新政的推行便力不从心。上海之役失败后，洪仁玕在朝中的地位下跌，洪秀全对他也不再信赖，1861年2月5日洪仁玕被剥夺了首辅职位，几天后又被排挤出朝，奉诏出京催兵救援安庆。后来在激烈的朝内党争中，洪仁玕出于对洪氏的忠诚和血缘亲情，一味迁就、服从天王，偏袒王长兄、次兄，与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地方实力派矛盾愈深，派系斗争成了他后来政治生涯的主旋律。洪仁玕的新旧思想此消彼长，原先的闪光思想逐渐被忠君、迂阔、保守的思想所取代，那些切中时弊、富有时代气息的政见逐渐被洪秀全的政治和宗教主张所同化。面对积重难返的太平天国，洪仁玕主政之初那种革故鼎新的壮志豪情逐渐消散，《资政新篇》设计的美好蓝图被束之高阁成为必然。
结 语
19世纪中叶，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寰志略》、姚莹的《康輶纪行》、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主要是从史地人文的角度介绍世界大势。这些早期的先进人物、代表作品、进步思潮，揭开了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序幕。然而在解答学习西方什么、学习西方哪些国家、为什么学习西方、怎样学习西方等问题上，早期的经世派没有作出系统回答。后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兴办的洋务事业，以“自强”相标榜，其视野则局限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命题范畴。
比较而言，《资政新篇》倡言除旧布新、顺应时势，深刻系统全面地揭示了向西方（向英美等“同道”之邦）学习、看齐的时代命题，所涉内容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堪称当时国内最为先进完整的社会治理方略。毋庸置疑，《资政新篇》标志着将近代国人向西方学习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最高水准。容闳到过天京，他盛赞洪仁玕“见闻稍广，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见识，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富礼赐认为“在南京诸王之中，干王是独一无二的人物”。1861年，曾国藩的机密幕僚赵烈文读过《资政新篇》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志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有志之士尚无忽诸。”无论是“西体西用”，还是“中体西用”，都说明学习和借鉴西方，使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积弊，是敌对阵营内有识之士的共识，是一种因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思潮。
即使是19世纪70年代之后的早期改良派，其思想之系统和深度也未必全然超越洪仁玕。直到1898年，洋务派张之洞的《劝学篇》，维新派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铨》还在讨论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的问题。当洋务派倡议修铁路、开矿藏时，顽固守旧者纷纷指责其破坏风水龙脉，而洪仁玕早就表达过“勿得执信风水”“动言风煞”的意见。容闳评价太平天国：“太平军一役……其可称为良好结果者惟有一事，即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所谓“新国家之思想”，主要是指《资政新篇》提出了全面系统地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治理方略，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