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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石达开“蓄意远征不返”说考误(史式著)

时间: 2021-10-19   来源:   作者:羽翼天朝 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
  • 长期以来,在对石达开史事的研究中,有一件事几乎已为大家所公认。这就是:石达开在1857年5月底离开天京之时,即已蓄意远征不返,要到四川去别树一帜,另立一国。其实,这只是由许多片段的史料所造成的一种误会,而与史实不符。


    一、疑问已经产生





    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同志,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看法提出了种种疑问,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点:

    第一,石达开出征以后前两年的实际行动说明他并非蓄意远征不返。仔细回顾一下石达开远征的全过程,显然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从1857年5月至1859年2月,将近两年,他只在皖、赣、浙、闽等省活动,没有脱离太平天国的辖区。这一时期可以称为近征。从1859年2月至1863年6月,四年有余,他已在湘、桂、川、黔、滇等省活动,远离了太平天国的辖区,这一时期可以称为远征。在前一时期,他一直徘徊在太平天国的辖区之内,配合其他各部太平军作战,并未远走高飞。如果说他一离开天京就决心远征四川,缺少事实根据。四川在天京的正西,而石达开在这两年中,先是赴援江西,进攻浙江以配合天京解围,以后又经过福建到达赣南的南安府,接着又准备北攻赣州(没有实现)。其军锋所指,或向东,或向南,或向北,就是没有向西。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疑点。


    第二,石达开在离开天京进驻安庆之后,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人物。清廷上下对他的动向作了各式各样的猜测估计,有皖北说、湖北说与江西说,甚至说他将往福建、广东。但是没有任何一件史料中提到他将远征四川。这些说法如下:

    皖北说——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清廷《谕德兴阿等侦探石达开去向并扼剿诱擒事九“惟石逆素称骁悍,兼多诡诈,此时不据金陵,逃往江北,必系不附洪逆,意欲自成一队。现在江浦未复,霍、六、桐城、安庆、太平一带遍地贼踪,倘该逆裹胁贼党,乘间北窜,不可不防。”

    湖北说——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三日清廷《谕福兴等探明石达开踪迹并力截剿事》:“石达开系著名剧贼,且闻其善于要结人心,此次逃出金陵,必欲自成一队,非上窜湖北,即蔓延江西。广济、黄梅等处官文等已厚集官兵堵剿,又有李孟群在英霍交界地方驻扎,屡获胜仗,楚境当可无虞。'‘

    江西说——咸丰七年闰五月十五日《福济等奏石达开出走已往安徽尚无北上形迹折》:“江西乃石逆窜扰之方,党与甚多,一呼百应,且米粮充足,就近裹胁楚广悍匪,足以横行。故揣度贼情,必先窜回江右。”又云:“近日安庆来人传言,该逆到彼一过而去,或云将图回粤,或云欲入福建。”


    敌方估计石达开的进军方向虽有五个,但是最大的可能是重入江西。这种估计是不错的。石达开大军离开安庆之后,的确是先援江西,再攻浙江。这并不是敌人有先见之明,而是石达开在进军之前,必然要做一番准备工作,敌方的暗探必然也能探得一些蛛丝马迹。相反,石达开既然无远征四川的想法,自不会有任何相应的准备工作,敌方的暗探也就得不到与此有关的任何情报。


    第三,根据史实,直到石达开驻军江西南安府之时,才有人向他提出进图四川的建议。此时离开天京已近两年。如果他在离开天京之时已经决定远征四川,这一决策虽然不一定会让全军战士知道,他的高级干部必然知情,何以在两年之后才有人向他提出这个建议来?


    1859年2月,石达开在江西南安府池江镇度岁之际,大会诸将,商讨今后的进军方向。军略萧发胜建议通过湘、鄂进取四川,认为四川是未经兵燹的完善之区,地广民富,据之作为根据地,可以居高临下,俯视中原。石达开采纳了这个建议,这才全军西进,进入湘南。李滨《中兴别记》卷四十二:“伪二旗军略萧发胜等计画由楚而鄂,进图西蜀,占上游之势,入完善之区。”


    无可怀疑的史实是:石达开从离开天京到攻克江西南安府的这一段时期,一直是在从事近征,配合其他各部太平军与敌人作战。他不仅没有远征四川的行动,连这种想法也没有。远征不返,西取四川,是在南安府时才决定的。



       二、一份奏片的启示






    有一件过去不大为人所注意的史料,可以为石达开作证。证明什么呢?证明石达开在1857年5月离开天京之时,并非负气出走,蓄意远征不返,而是有计划地在天京附近的战场上进行近征,继续指挥各部太平军打击敌人。正如他自己在《五言告示》中所说,他虽然不得已而离开天京,却并没有消极的想法,而是“用是自奋励,出师再表真,力酬上帝德,勉报主恩仁”。

    这件史料是咸丰七年九月德兴阿向清廷的奏片。咸丰帝朱批该片的日期为九月二十二日。片中说:

    ……又抄得石逆由安庆寄与洪逆伪章一纸,内有今贼党李寿成(李秀成)会合张洛行领数十万贼分扰下游,又调贼党陈玉成、洪仁常、洪春元、韦志俊、杨来清等各率贼数万及五六千不等概回金陵,并欲赴援江西,窜扰浙江等语。而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惟贼踪分合无常,总不容稍疏防范。


    通过这一史料,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我们从印象出发,一向认为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蓄意远征不返,自然就和洪秀全断绝了一切关系,他既不向洪秀全请示报告,洪秀全也无法对他作出任何指示。但是从这件史料中,却看出石达开在离开天京四个月之后,遇事仍然写本章向洪秀全报告,洪秀全也有批复,尽管德兴阿有“书中之意,似与洪逆各树党援,不相附丽。洪逆伪批,亦似外示羁縻,内怀猜忌”的看法,但事实上,历代王朝中君臣之间钩心斗角、貌合神离的情况是太多了,真正能够真诚相处的反而是少数,只要洪、石之间在形式上还能保持请示与批复的关系,就应该认为君臣的关系并未断绝,石达开并未别树一帜,另立一国。

    (二)我们从印象出发,一向认为石达开离开天京之后,就自动脱离了太平天国中央政府。从此,他既不管天京的防务,各部太平军也不再听他的指挥。但是从这一史料中,却看出石达开仍然关心天京的防务,并且能够继续行使他全军统帅(通军主将)的职权,调动李秀成等人率部回援天京。罗惇羸撰《太平天国战纪》造谣说:“(石达开)至安庆,得陈玉成、李秀成以所部偕行。玉成军已发,往告秀成。秀成曰‘吾侪弃乡井,捐生命,以图功业。中道易心,后世其谓我何?吾决不行,君自裁可也。'玉成曰:'非君言,吾几为所误’兵止不行。达开初谓二人必乐从,及皆谢绝,益失意。不能复还金陵,乃去皖,随行兵数十万,秀全闻而悔之。”这就给人们造成了一个印象,认为石达开不仅自己闹分裂,而且要把陈玉成、李秀成也都拉走。现在我们既已知道石达开在自率大军赴援江西的同时,已命令李秀成等人率部回援天京,说他拉陈、李同走的谣言,当然不攻自破。

    (三)我们从印象岀发,一向认为石达开离开天京以后,就完全是自由行动。他的赴援江西,也许是在计划之中,而转攻浙江,似乎是临时起意的无计划的做法。但是从这一史料中,却看出他本人的赴援江西,进军浙江,都是事先计划,而且得到洪秀全批准的行动。因此,他的进军浙江,就不是盲目的流窜,而是经过周密考虑,以进攻东南财富之区的办法来解天京之围。两年之后,洪仁耳、李秀成共议奇袭杭州,以解京围,正是师法石达开的故智。

    这一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前所未知的史实,也为石达开澄清了一些“百啄难分清”的误会。可是它的内容是否可靠?笔者认为是可靠的。因为:

    (一)这一史料本身来自清廷档案,不可能是伪造。
    (二)德兴阿奏片中说抄得石达开的“伪章”与洪秀全的“伪批”,都不是原文,只是大意。他是否真正看到了“伪章”与“伪批”,我们还不能轻信。但从奏片的内容与史实对照的情况看来,二者是符合的。

    德兴阿虽然可以在奏片中信口胡吹,但却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奏片在咸丰七年九月就已经送到了北京。石达开却在半年之后才向浙江进攻。清廷上下当时猜测石达开的进军方向,提到了皖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而进军浙江却在他们意料之外,德兴阿如果不是真正见到了石达开的本章,不会异想天开地说到“窜扰浙江”的话。李秀成会合张洛行的队伍开往长江下游一事,奏片中事先说到,日后也成了事实。可见这一史料的内容真实可信。

    通过这一史料,我们就不难澄清许多误会,让历史恢复本来面目。原来,石达开当时离开天京,并非蓄意远征不返,而是想在摆脱洪氏集团的牵制与暗害之后,能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为太平天国立功。作为全军统帅不一定要住在京城之中。如果移驻战略要地(例如安庆),或者亲临前线,可以更有效地指挥队伍作战。石达开未走之时,洪秀全对他心怀疑忌,指使洪仁发、洪仁达对他掣肘,甚至想暗害他。既走之后,又觉得朝中主政无人,一片混乱;清兵四面围攻,天京形势紧张,因而惶惶不可终日。再三派人请求他仍然回京辅政。为了表示诚意,削去洪仁发、洪仁达的王号,并铸义王金牌送往安庆,向他谢罪。

    如果石达开仅仅是和洪仁发、洪仁达有矛盾,在洪秀全公开谢罪之后,本可重新回京辅政。他和洪秀全在一段时期之内也可能相安无事。但是矛盾并不止此,他和洪秀全之间在战略思想上也存在很大的矛盾。洪秀全自入天京,迷恋帝王生活,只图保住京城,更无远略。石达开则主张争取上游,取得全面胜利。如果只保京城,就会陷于被动,最后必然失败。这一估计是不错的。后来李秀成屈从于洪秀全,不顾全局,只保京城,以致同归于尽,就是明证。石达开离京出征,除了摆脱洪仁发、洪仁达的牵制,必然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打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可以按自己的战略思想指挥作战。所以在洪秀全公开谢罪之时,他仍然不肯回京。

    尽管如此,他们之间在形式上还是维持君臣关系,遇事还得互相商量,并没有出现人们想象中的双方已经决裂那么严重的情况。石达开的出征,事前虽未得到洪秀全的准许,事后却得到追认。石达开在安庆仍然能够行使全军统帅的职权,洪秀全仍然承认他是通军主将。洪秀全因为天京军情紧急,对石达开“百计迎回”。石达开当时虽然不肯回京,但却提岀了一个为双方都能接受的兼顾上下游的进军办法,就是德兴阿奏片中所透露的这个军事计划。即在赴援江西,巩固上游根据地之后,再进军浙江,以进攻浙江腹地的行动配合天京解围之战。这样,洪秀全虽然心怀猜忌,却勉强同意。可以说,在进军浙江之前,石达开的军事行动已经得到洪秀金的批准(包括事先同意或事后追认),至少在形式上是合法的。

    石达开进军浙江之后,如果天京方面能够很好地和他配合,取得重大胜利,双方仍有合作的可能。可惜由于洪秀全另委他人为中军主将,事实上免掉了他通军主将的职务,并且拉拢杨辅清拆他的台,因而迫使他改变了进军计划。在离开江西南安府之后,他确已远征不返,不过那是后话,至少在进军浙江之前,他绝无远征不返的想法。





     三、问题应该澄清



    与史实不符的印象正如一部剪辑错了的影片。只要我们对造成错误印象的片段史料仔细进行比较,深入探讨,就不难让真相重现出来。

    《发逆初记》中说,石达开未出广西之前,已经主张进军四川,但是杨秀清不同意。《粤匪起手根由》却说,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三人都主张进军四川。且不说这些史料都是道听途说而来,内容自相矛盾,本来不甚可靠。就算全都可靠,我们也不能说,一个人曾经想过的事,以后就一定会做。想做,只说明有这种可能,而可能并不等于事实。我们与其去推论有无这种可能,倒不如去考查有无这种事实。石达开离京出征之时是否准备到四川去,我们应该认真考查史实,不能从印象出发,把可能与事实混为一谈。

    敌方探得石达开离京的消息之后,奏谕交驰,都在猜测他的动向。从继续斗争到投降敌人、削发为僧,各种说法无奇不有,连敌人自己也承认“传说不一”,“此等道途传说,原难尽信为真”,“尚须探实,方敢上闻”。说法虽多,不能落实。至于说石达开已“别树一帜”,却说不出所树何帜。福兴的奏报中居然说石达开已经“另立一国说是金柱关发现“伪示”,“示尾署太平安国丁巳元年字样”。试想:石达开所贴的《五言告示》,福济、何桂清等人在奏报中均已抄录附呈。如有“太平安国”的告示,自比《五言告示》更为重要,为何未见抄录附呈?在使用清方这些史料之时,我们只要记得咸丰七年闰五月初三日清廷《谕德兴阿等侦探石达开去向并扼剿诱擒事》中所说的“设法离间”一语,就知道谣言之来并非偶然。

    被清方缴获的《六安州总制掌书陈凤曹上六安州总制陈敬禀》中有“翼王私自出京,誓不回去”一语,常常被人引来作为石达开蓄意远征不返的证据。其实,根据当时情况,这句话是很好理解的。所谓“私自出京”,就是并未奉诏出征。这一点,石达开在《五言告示》中已经坦率承认,至于“誓不回去”,是指不愿再回京辅政,以避免和洪氏集团纠缠不清,并不等于要脱离或者背叛太平天国。石达开不回天京,在外指挥作战,仍然是太平天国的通军主将。

    石达开最后确实是到了四川。我们不能因为有此事实,就含含糊糊地说他从来就想进取四川,把他决定进取四川的时间随意上推。既可以推到1857年5月离开天京之时,也可以推到1852年未出广西之日。如果这样,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确凿可考的史实,石达开决定进取四川是1859年2月驻军江西南安府时的事。奏稿本《石达开自述》中的“达开久想占踞四川省”一语常常引起误会,就因为其中的“久”字并无明确的上限。所谓“想占踞四川省”,应该说是有了这种行动计划而非空想。这样,就是1859年2月以后的事。从这时起到大渡河覆军为止,已经四年有余,是够得上说“久”字的。《洪仁玕自述》中说“翼王见大局如此不满意,乃决意远征,一去不回”,也常常引起误会。有的同志认为:太平天国自己人已经承认石达开离京之时就决定远征不返,我们又有什么办法为之辩护。其实,洪仁玕是1859年4月才到达天京的,这时石达开确已远征,此后也确实未返,洪仁玕与石达开从未谋面,对于往事不甚了了,他在事后说这种话,也并没有说错,不过不能以他的话来推断石达开过去的想法。

    看来,以上这些片段史料都不足以作为石达开一离天京就蓄意远征不返的证据。我们如果认真探讨史实,就会了解,石达开离京之时还不可能产生远征四川一去不返的想法,原因有二:


    (一) 他于1857年5月离开天京,随行队伍不过数千人。以后究竟有多少人来追随他,未可逆料。就凭这几千人,岂能远征万里进取四川?他若真想远征不返,就会不择手段地拉人跟他出走以壮声势。可是他并未如此。当时驻守句容一带的队伍是他的部下,为了顾全天京防务,他并未带走这些队伍。在遍告广大军民的《五言告示》中,他首先劝大家“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其次才是“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主次分明,人所共见。既然同样是为太平天国出力,这些队伍随便放在哪个战斗岗位都是—样。

    (二) 从情理上说,石达开对于自己流血流汗亲手创建的太平天国与神圣的天京自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不可能一下就弃之若遗。他虽与洪氏集团有矛盾,不等于就能忘情于太平天国。一年以后,他在围攻浙江衢州之时,还在出力配合天京作战,就很能说明问题。

    治史有如办案,必须事事落实,不可“想当然耳”。如果张三扬言要杀李四,不久李四果然被杀,不可认定杀人者就是张三,因为最大的可能也不等于事实。也许还有个王五想杀李四,在张三扬言之后,他杀了李四正好嫁祸于张三,这就造成了冤案。糊涂官办糊涂案,糊里糊涂说了算是不行的,一定要拿出证据来。石达开后来确实远征不返了,但那是1859年2月以后的事,是由客观、主观各种因素在将近两年中逐渐促成的。石达开在初离天京之时并非蓄意不返,这才是真实的历史。问题应该澄清,误会应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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